城市未婚青年论文研究

《青少年的性教育及同伴教育》

【摘 要】 青少年性健康状况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青少年时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青少年如果没能通过正确的方法得到性健康知识,而是从网络、色情书刊等获悉相关错误的性信息,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本文主要讲述了青少年性教育的必要性、性教育目前的状况以及性教育的方式等方面介绍了青少年性教育,并具体介绍了目前应用最广泛、最有效的一种性教育方式―同伴教育,分别从同伴教育的概念、发展史、优点、特征、进展情况以及具体实施方法进行阐述。

【关键词】 青少年; 大学生; 性教育; 同伴教育

青少年人群的性健康问题已成为国内外非常重视的问题之一。但国内近年来多次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的性健康现状仍令人担心。处于性活跃年龄的青少年,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交往范围和性行为等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生理需求、观念转变、经济考虑和知识缺乏等因素使他们更容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1]。我国青少年性发育成熟年龄明显提前,每年有上千万的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性观念开放、性知识极度缺乏、对性好奇心强以及性心理发育相对滞后是他们的主要特点。青少年需面对性早熟与性教育滞后的矛盾和媒体性泛化与青少年性辨别力低的两个矛盾[2]。有资料表明,初高中学生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来源和途径包括电脑网络、书报杂志、影视作品以及同伴之间的交流等方式,而从课堂上及家长获取的性知识却极其有限。这使得处于生长期、不成熟期的青少年很容易投入到性的探索和实践中,做出不正确的行为。目前,专家呼吁应开展和加强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对青少年开展富有针对性、指导性的性教育活动是重中之重。下面就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状况以及教育方法等方面加以详细地论述。

1 青少年性教育的现状及教育方式

1.1 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迫在眉睫

许多研究表明,国内青少年普遍存在着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缺乏与不准确的状况,婚前性行为比例增加,性病、艾滋病发病人数、未婚人工流产数上升等问题随即出现。由于以性成熟为主的一系列变化,包括身高、体重、体型、内分泌等生理变化,使青少年在心理上感到困惑、焦躁、恐慌,甚至陷入无端的痛苦中。他们会产生对性发育的疑惑、神秘感、压抑感、罪恶感,以及手淫困惑、性意识困扰和性行为失当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目前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缺乏或低效果问题上。上海地区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初中生中开展青春期教育,但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教育内容不适合、形式欠佳。一些调查发现[3],我国中学生性行为发生率在1%～9%。而且由于性知识的缺乏,未成年少女怀孕的数量正逐年增加,全球每年至少有1500万少女非意愿妊娠,每年有1亿以上青少年患性病,大约1200万名青少年人生活在HIV/AIDS中,其中24岁以下青少年感染HIV者约260万[4]。每年,世界上大约超过半数重新感染HIV(艾滋病病毒)的人年龄在15～24岁之间。每天,全世界大约6000名年龄在15～24岁之间的青年人感染HIV。近年来,中国艾滋病传播正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并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在青少年中的流行态势已引起广泛关注[5]。王欣等人对北京市西城区5所中学的学生调查发现,HIV传染途径、AIDS的预防知识普及率较高;但对日常生活接触不传染AIDS的途径回答正确率偏低;其他几项调查也支持上述结果。AIDS相关的态度调查发现,反对婚前性行为的学生比例只有60%左右,仅28.0%的学生愿意和AIDS/HIV感染者同班学习。调查还发现在中学生中存在一定比例的性病感染者,对中专生的调查显示,在性交时采用避孕措施的学生比例为77.8%[6]。少管所80%以上的少年犯在“犯事”前都接触过含有暴力和色情内容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女少年犯中,卖淫、性犯罪的占45%。近几年来,我国女性人流的比例不断攀升。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全国每年有将500万例的未婚流产。而且,未婚先孕者越来越多地集中在青少年人群。以上数据足以证明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性教育迫在眉睫。

1.2 青少年的性教育方式

1949年以来,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历史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性教育的禁闭阶段(1949～1977年)、性教育的萌动阶段(1978～1987年)和性教育的发展阶段(1988年至今)[7]。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要求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且应该以性生理、性心理为基础,以性道德、性法律作为重点。只有采用多种方式同步开展,才可能获得可喜的效果。现阶段,我国采用的性教育方式主要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以及同伴教育。一些专家还建议,通过专业的青少年性教育网站或性教育动漫作品,向青少年传播科学的性知识。除此之外,性专题讲座、心理咨询,设置答疑信箱、热线电话等,都是开展青少年性教育的有效途径。目前,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对青少年性教育重视程度的不足,部分学校和家长仍没有对青少年进行系统、全面的性教育。

1.2.1 家庭教育

家庭是性教育的基本场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活动场所,父母是子女的性启蒙老师。青少年性教育有两个关键期,即0~4岁的早期教育和青春期教育,对于青少年早期性教育,家长只须让孩子能够自然的面对性问题即可,无须讲过多的大道理。但进入青春期后,家长就应该用“朋友-朋友”的轻松方式与孩子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其目的在于及时解决孩子对性方面的疑惑,以免他们通过不正确的途径获取错误的性信息。

1.2.2 学校教育

学校是性教育的主要承担者。通过学习、社交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等渠道,让学生宣泄由于对性的过度注意所造成的紧张和压力,使其生物能量得到疏解和释放。但深圳市教育科“十五”重点课题《深圳市中小学性健康教育研究》先后用两年多时间,以问卷方式就性教育问题对近3000名学生、700名家长进行了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深圳市小学生基本上未开展性健康教育,65.5%的初中生与52.1%的高中生表示学校很少开展性教育。22%的初中生与42.5%的高中生表示没有接受过学校的性教育。调查同时显示,仅有少部分中学生对目前学校性健康教育表示满意,大部分学生表示一般或不满意。

1.2.3 同伴教育

同伴教育是一种青少年乐于接受而又有确切效果的健康教育方式。在提高青少年对性病、艾滋病的认识,正确对待艾滋病病人,在自我保护及安全性行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HIV预防和性健康教育领域。WHO已经确认同伴教育项目是改变行为的有效方式[8]。林虹[3]提出,同伴教育是青少年性教育的有效抓手,值得大力推广。王克利[9]等用实验的方法探讨了同伴教育方法对初中学生性健康教育的有效性,认为同伴教育在形式、流程、控制、场所和时间等方面具有优势,受到青少年的欢迎。

1.2.4 网络或录像教育

网络或录像在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信息传播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宣传预防和控制性病艾滋病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10]。对于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Internet凭借其易于检索、信息易于保存等优点,已逐渐被教育工作者用于青少年性健康教育领域。

2 青少年的同伴教育

2.1 青少年同伴教育的概念

同伴教育是指具有相同年龄、性别、生活环境和经历、文化和社会地位或由于某些原因使其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的教育形式。人们通常愿意听取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相近的同伴、朋友的意见和建议,青少年尤其如此。特别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青少年往往能够听取或采纳同伴的意见和建议。因此采用该种性教育方法效果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可以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讨论内心感兴趣的性问题,交流彼此了解的内容与技能,唤起同伴们的共鸣。同伴教育正是利用彼此之间的相同点或相似点,通过榜样的带头作用,使同伴接受正确的信息,信息传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可以发生角色转换,是更为平等的信息交流过程。Fennell和Rhodes的研究表明,同伴和社会标准是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社会的认同和同伴的支持是性行为改变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同伴教育是进行青少年性教育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

2.2 同伴教育的发展历史

据Wagner考证,同伴教育的历史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历史上众多的同伴教育事例中,值得一提的有:18世纪初在伦敦由Lancaster创立的“班长制度”:老师先教育“班长”,然后由“班长”教育其他学生;1957年美国Nebraska大学学生流感免疫的教学,后来,它被应用于减少青少年吸烟和药物滥用的健康项目,1988年澳大利亚生殖健康专家Short教授首先将其应用于医学生安全性行为的教育,现在它已被广泛应用于HIV预防和性健康教育领域;1991年,WHO启动了一项全球预防HIV同伴教育的评价工作;1998年在第12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澳大利亚、美国等国介绍了同伴教育在预防艾滋病方面的研究经验。我国起初在一些中学校园里采用同伴教育的方法进行性健康教育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目前,同伴教育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预防艾滋病、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等领域。

2.3 同伴教育的主要特征

同伴教育具有文化适宜性、可接受性、经济性等特征。

2.3.1 文化适宜性

即它能提供符合某一人群文化特征的信息。因为同伴教育是在年龄相仿的人之间进行的,所以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所处时代、生活方式以及爱好观点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性,一般容易答成共识。如大多数同学在青少年时期都会经历喜欢,讨厌和好奇等心理波动,同伴教育者就可结合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与伙伴们进行沟通交流,提供较为正确的指导和可行性的建议。

2.3.2 可接受性

即同伴间容易沟通,交流更为自然,彼此之间有安全感。同学之间彼此熟悉,能够以诚相待,彼此沟通时不会刻意有所保留,通常会敞开心扉,这样促进了同伴教育者与同学间的关系,使同学之间产生亲近和真实的感觉。归根到底,大多数同学选择同伴教育,无非是看重其同伴间的平等关系,没有代沟,谈话过程也比较轻松。例如上海市徐汇区三所初中的初一年级中抽取本班同伴组和学长同伴组各145和133人进行性同伴教育。结果与课堂讲授相比,分别有46.5%和33.3%学生认为小组活动“好很多”和“稍好"。

2.3.3 经济性

即投资少,效果显著。同伴教育不需要特殊的场所,可以在任何场所进行,而且每次交流的时间可以灵活掌握。同伴教育活动更多地被结合到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之中,所以需要的经费很有限,只需花费少量的培训教材印刷费等即可。

3 我国现阶段开展同伴教育的相关情况

3.1 针对中小学生的同伴教育

中小学生是身体发育和性教育的关键时期。美国一些专家认为开展性教育,初中阶段是一个成功的,最好的开端。美国93%的公立学校中,教授7~12年级的生物老师以相同形式提供性教育或艾滋病教育。45个州要求或鼓励在公立学校中讲授性教育,在十大学校行政区中有九个支持性教育。在对其性教育中,为了让他们接受更具吸引力、亲和力更强、更易接受、效果更好的教育形式。同伴教育是很棒的性教育方式,它有助于减少青少年危险性行为。在加纳(Ghana)和尼日利亚(Nigeria)的学校及校外实施同伴教育课程后,发现同伴教育显著增加了在校青年人安全套的使用,使用现代的避孕方法的青年人的比例从47%上升到56%,显著增加。上海市某中学初一年级某班共34位同学,男、女生各l7人,将男、女生各随机分为2组,每组8或9人,共计4组。2组男生随机确定为本班同学作为同伴教育者组(以下简称本班组)和对照组,2组女生随机确定为本班组和外班组(为外班同学作为同伴教育者组)。培训同伴教育者3名(本班男女生各1名,外班女生1名),进行同性教育,分别承担2组女生和1组男生的同伴教育,另一组男生作为对照。在教育现场,学生表现出了很高的参与热情,一改课堂、讲座等教育形式的沉闷和单调,学生畅所欲言,提出了一些羞于对老师或家长讲的敏感问题以及切身攸关的问题,对一些焦点问题也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受教学生反映与传统的老师讲课的方式相比,他们更喜欢同伴教育,因为它与自己很贴近,感到很亲切、友好,在谈论青春期话题时感到很自然、随意,不必有很多忌讳。来自外班的女同伴教育者,还强烈要求找机会对她班同学教进行教育。

3.2 同伴教育在大学校园中预防艾滋病的应用

澳大利亚经验证实,由高年级医学生向低年级大学生传播艾滋病/性传播疾病/安全性行为知识和技能,可有效地增强学生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疾病的意识和能力20世纪末的中国,艾滋病已呈加速流行趋势。2007年,全球携带艾滋病病毒者有3300万人,新增感染者270万,中国的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数量出现了上升[11]。到2008年的9月末,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 302例,其中艾滋病病人77 753例,死亡�34 864例,性传播已成为我国艾滋病流行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12]。今年,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对中国2009年艾滋病疫情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底,估计我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74万,全人群感染率为0.057%,其中艾滋病病人10.5万,当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8万,当年因艾滋病死亡2.6万,估计现存的74万感染者和病人中经异性性接触传播44.3%,静脉注射吸毒传播占32.2%,同性性传播占14.7%。性传播逐渐取代了毒品的注射成为主要的传播渠道,我国艾滋病形势越来越严峻。大学生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所以在大学生中开展性健康教育,已经成为预防艾滋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叶利贞[13]等研究表明,同伴教育对提高大学生防治性病艾滋病的知识水平效果显著,对树立大学生防治性病艾滋病正确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对大学生防治艾滋病相关行为的正向转变具有一定作用。我国几所大学相继开展了针对大学生性知识学习的同伴教育,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学生认识到性健康教育的必要性。例如在北京市的某所大学的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同学之间进行的同伴教育的前后,同学们对艾滋病和性病有了正确的认识。大学生的生殖避孕知识、AIDS/STD知识知晓率均增加,对AIDS的传播途径(血液、性、垂直传播)知晓率亦均较高;对AIDS的非传播途径的知晓率较低,对感染STD者同情的比例、不回避AIDS者的比例明显提高;同伴教育对提高大学生防治AIDS/STDS的认识水平效果显著,对大学生防治艾滋病也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蔡泳、施榕等[14]采用随机数字表法,从上海市虹口区的高级中学中随机抽取3所学校作为样本学校。对干预组学生实施6个学时的艾滋病同伴教育,于同伴教育实施前及实施后1周和1年时,分别进行内容一致的问卷调查,内容涉及生殖健康、艾滋病和性病知识。结果表明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能显著提高高中生的相关知识水平,且具有长效性的特点。因此,在大学校园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同伴教育是大学生防治艾滋病的有效措施。明中强认为[15]许多国家和地区HIV感染率下降的关键在于同伴教育项目的有效实施。

4 我校性教育及同伴教育近况

2002年重庆医科大学率先在生殖医学专业本科生中开设性医学课程,编写了我们自己的“性医学教学讲义”,并对性医学教学进行了一些探索。采用学导式、讨论式、表现式、启发式、问题式、演讲式、座谈式、参与式等各种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手段及教学方式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并将被动学习转为了主动学习。我校学生还自发成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以“性”为研究和宣讲对象的大学生社团。2006年重医大学生杨罗等人率先调查了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工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科技学院、重庆教育学院等8所高校的720名在读大学生,耗时4个月完成了《当代大学生性观念、性行为调查》问卷设计了36道敏感问题,最大限度涉及了大学生所能遇到的性状况。2009年�4月,徐晓阳老师指导07级生殖医学夏显等同学成立了“同伴教育讲师团”。通过前期专业知识准备,讲师团具备了向非医学院校同学开展各类活动宣传相关知识的能力后,于4月23日在涪陵区涪陵中学高一学生中进行了一次“懵懂的青春、青涩的花季”主题性教育活动。在5月31日到重庆大学开展了月经保健、性生理与性病、大学生交往、性骚扰与防范共四场讲座。2009年暑假,“同伴教育讲师团”到重庆市涪陵区城市社区、城乡结合部、农村进行医疗知识宣传普及,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涪陵区卫生局领导、涪陵区荔枝街道办事处团委的肯定。“同伴教育讲师团”被推荐参加2009年重庆市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徐晓阳老师被评为2009年重庆市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评选表彰活动先进工作者。2009年徐晓阳老师还指导06级学生郑雨薇等完成了“重庆地区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性教育、艾滋病防治知识调查”。据估计,未来10年内,全国农村每年新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将有1000万~1500万人,其中农民工留守子女约700万。本课题通过对大量流动人口流出的重庆农村地区中学生进行性健康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艾滋病预防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使流动人口在流动之前就能充分认识到艾滋病的威胁和预防方法。这项工作对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课题成果及调查报告参加全国第十一届“挑战杯”,并获重庆市二等奖。

总之,加强以大学生为主进行的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治疗与关怀为核心的性教育,有利于促进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深入发展,有利于政策规划、资源统筹和协调动员能力,进一步完善由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体系,更有利于全社会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 吴静,熊光练,石淑华.青少年性知识、性态度和性行为现状研究[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7,15(2):120-124.

2 曾燕波,青春期的性问题和我国的性教育[J].中国青年研究,2008,12.

3 林虹.青少年性教育的有效抓手:同伴性教育[J].当代青年研究,2005(7).

4 贺英勤,唐宝林,性健康教育与人口安全问题[J].中国性科学杂志,2005,14(8):35-36.

5 王庆彬,姜宝法,方乐,等.我国中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的Meta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10):703-705.

6 刘燕,喻达,刘民,北京市居民和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及行为调查综述[J].中国健康教育2008,24(1):44-45.

7 王雁,刘艳虹.智力落后学生的青春期性教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2.

8 Aggleton P,Davies P,HartG,eds.AIDS:foundations for the future[M].London:Taylor and Francis,1994.48-64.

9 王克利,王作振,钱序.性与生殖健康同伴教育实施的方法学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05(2).

10 林明环.青少年预防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研究现状[J].中国热带医学,2008,8(6).

11 钱伯建,耿柳娜.同伴教育在艾滋病预防中的应用[J].社会心理科学,2009,24(3):284.

12 蔡泳,施榕.上海市高中生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随访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09,29(3).

13 叶利贞,徐秀芝.师范类大学生性病/艾滋病同伴教育近期效果评价[J].中国学校卫生,2004,25(4):450-452.

14 蔡泳,施榕.上海市高中生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随访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09,129(3):288-290.

15 明中强.艾滋病预防与控制的成功经验[J].国外医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1999,26(5):193-197.

总体来说，人们所能体验到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物质条件或客观环境等同的情况下，心理健康程度高的人比程度低甚至不健康的人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目的：探究人口学变数、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对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对广州市 *** 、企事业单位340名青年白领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广州青年白领积极人格特质处于中上水平，生活满意度处于中下水平。2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3阶层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压力知觉、社会支援和乐观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变数，而心理健康的显著预测变数是乐观和社会支援。结论：广州青年白领对生活状况不甚满意，但对自我评价积极、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希望，并且情景性因素和特质因素对广州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关键词：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2-0175-04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水平飞速提升，在此发展过程中白领青年作为国家人力资本的中坚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著财富，但是，物质上的丰富并不能等同于主观上的幸福。相关调查显示，诸如公务员、高校教师、外企职员等白领青年的幸福感相较于其他人群并不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时常受到负面情绪的困扰，紧张、失眠、无意义感常常充斥着他们的生活谈杰，2008;田振敏，2010。该研究把青年白领定义为：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大专包含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依靠知识和技术谋生，月薪4000元以上，有较稳定经济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的工薪阶层。 产生于20世纪末美国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当代心理学的一股重要力量，它反对传统心理学过分关注人类心理问题、心理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消极取向，它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包括积极个人体验、积极人格特质和积极组织系统。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和核心自我评价这一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多以学生群体、教师群体、老人群体等为研究物件，涉及青年白领群体的研究也更多的是偏向于社会学、人口学等视角，并且多以理论上的描述性研究为主，鲜有实证研究去探讨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与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而作为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量的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如何?他们对自我的评价状况又如何?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核心自我评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到底存在哪些影响机制?当了解了这些关系之后，又该如何改善他们的自我评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状况呢?这些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学术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正是提出该研究的理由所在。因此本文将以广州青年白领为研究物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在调查基础上考察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分析核心自我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 主观幸福感及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众多，可以分为人口学变数、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压力和社会支援作为情景性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已经得到了诸多证明严标宾，郑雪，2006;Schiffrin&Nelson，2008。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积极人格特质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Shimai等人2006对1099名美国和308名日本青少年的研究表明，热情、希望、好奇心和感恩等性格优点与人们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Peterson及其同事2006通过网路取样所进行的一项回溯研究也表明，积极特质有助于帮助个体从生理和心理疾病中恢复过来。而目前对于白领青年心理健康或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仍缺乏整合研究，因此该研究拟从人口学变数性别、年龄、情景因素社会支援、压力知觉和积极人格特质核心自我评价CSE、希望、乐观三个层面探究白领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期能客观揭示白领青年群体心理状况及其内外部影响因素，为白领青年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提供理论支援。 2 研究物件与方法 2.1 研究物件 研究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广州市越秀区 *** 单位集中和天河区商业中心的 *** 、企事业单位的青年白领作为研究物件。共发放3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40份，有效回收率为89.5%。其中，男性213人，占63.0%，女性127人，占37.0%;未婚51人，占15.0%，已婚210人，占61.8%，其他79人，占23.2%;一般员工202人，占59.4%，基层管理者77人，占22.6%，中高层管理者61人，占18%;被试年龄22～35岁，平均为28.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主观幸福感量表 Diener等人1995编制，共19个专案，7点评分。包括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分量表。该研究中主观幸福感及其三个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4、0.83、0.83、0.80。 2.2.2 心理健康量表 李虹等2002修订，共20个专案，采用“是”和“否”计分。包括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3个分量表，总量表的Cronbach仪系数为0，88，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9、0.76和0.85。 2.2.3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杨晓峰等2009修订，12个专案，5点评分，单一维度，其Cronbach α系数为0.76。 2.2.4 乐观量表 袁立新等2007编制，共11个专案，5点计分。 3.2 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者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数，人口学变数、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为自变数进行阶层回归分析。首先，性别和年龄组成第一阶层进入回归方程，其次，可能会因人口学变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特质因素CSE、乐观和希望作为第二阶层进入回归方程，最后情景性因素压力知觉和社会支援作为第三阶层进入回归方程。结果发现，三个阶层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41%的变异量F9，168=14.738，p=0.000。以同样的方法对心理健康进行回归，结果发现三个阶层可以解释心理健康43%的变异量F9，185=14.738，p 4 讨论 4.1 广州青年白领积极人格特质处于中上水平，生活满意度处于中下水平 对广州青年白领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描述，得知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题均得分分别为3.99、2.75、3.48，情景性因素压力知觉和社会支援的题均得分分别为1.82、5.00，特质性因素CSE、乐观和希望的题均得分分别为3.30、3.62、2.79，结合量表专案的评定等级，可以发现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情感、希望、乐观和CSE等积极因素都在中等以上水平，而广州青年白领的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则低于量表的理论中值。研究者发现，青年白领所向往和憧憬的幸福生活与其现实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络，价值期望过高和现实中的需求缺位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从而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比如：理想中期待拥有自己的产业，而现实中却处处受制于公司和领导;理想中期待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而现实中却是繁忙的工作和单调的休闲活动等等。 4.2 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阶层回归的结果表明，乐观和社会支援均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显著预测变数。研究表明，社会支援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有两种作用机制董增云，2007：一是主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援对个体身心健康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能够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身心状况，从而有益于身心健康;二是缓冲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援在压力条件下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生联络，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和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领悟社会支援是指个体对社会支援的期望和评价，是对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援的信念，也是主观支援的一种。相对于实际社会支援，领悟社会支援对于了解和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领悟社会支援更可能表现出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增益性功能。广州青年白领在平时社会或者面对应 *** 景时，感知到较多社会支援的个体拥有更多的应对资源，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去化解压力，从而能够拥有较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或者缓解压力的负面效应，因此领悟社会支援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乐观是指对事情的结果持积极的态度，更多看到生活中好的一面，认为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乐观主义者对未来抱有良好的期待，这种期待能鼓励个体为解决问题不断做出努力，因此更有可能顺利解决问题，并由此带来更好的结果。与悲观主义者相比，乐观主义者通常会看到现实生活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好的一面，有利的或有建设性的一面，并且这种态度能够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会有较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 4.3 阶层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压力知觉、社会支援和乐观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变数 该研究发现性别和压力知觉也是预测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变数。研究表明，性别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即女性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高于男性，而压力知觉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压力水平以促使个体的心理机能和行为状态达到最佳程度，但是如果压力水平过高或压力持续时间过长，个体应对压力的身体资源就会减少，能量消耗、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引起身心紧张，从而降低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广州青年白领的压力主要来自工作和家庭，尤其是工作前景不明升职无望、跳槽困难等和生活开支过大供房、供车、物价飞涨等等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无疑对广州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中国社会，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对男性的角色期望普遍都会更高，这种高标准会导致其感受到的压力会更大，男性的幸福感水平会低于女性可能源于这一社会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研究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提高广州青年白领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水平：一是 *** 部门、工作单位和家庭朋友等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工具性或情感性支援，良好和谐的社会，家人、朋友、同事的理解和关心可以排解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及时宣泄自己的压力和紧张等不良情绪;二是开发和加强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心理力量，它们是：勇气、关注未来、乐观主义、人际技巧、信仰、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和洞察力等等，这些积极品质是他们应对生活情景的重要心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