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投资与融资论文题目

在较长时期内，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将会是我国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主阵地，主要投资方式未来可能从信用借款转向PPP等项目融资方式。2006年以来，中国保监会发布了一系列保险资金运用政策，支持保险机构通过债权、股权等多种形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目前，保险资金主要采用间接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由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管理机构作为受托人，发起设立信托型投资计划，向保险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项目。截至目前，保险机构通过发起设立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投资计划，投资各类基础设施项目超过万亿元，主要投资项目有中石油西气东输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京沪高铁等国家重大工程及城市轨道交通、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项目等重大民生工程。债权投资计划已经发展成为企业年金、银行理财资金等保险业外资金争相配置的重要金融产品，成为部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业务和重要收入利润来源。未来一段较长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积极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巨大，均对中长期投资资金的需求很大。与银行、证券、信托等其他金融部门相比，保险业可以提供期限更长、供应更加稳定、资金成本较为合理的巨额资本，有条件成为经济新常态下长期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外部环境挑战从外部投资环境看，保险机构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还存在一些挑战因素：一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凸显。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投融资主体，以平台债务融资为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不可持续。大部分平台主要从事投资回收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和园区建设等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难以依靠项目及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偿还贷款，维持资金链条主要依托土地财政。地方财政提供的各种显性或隐性担保是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各类社会资金向平台提供融资的主要动因。从长期看，地方财政收入有下滑趋势，地方政府还款能力可能进一步下降。部分地方政府契约精神和信用意识较为淡薄，还款意愿较低，甚至存在“新官不认旧账”、“管借不管还”以及通过行政手段逃废平台债务的现象。在部分区域，地方政府通过多个融资平台集中举借巨额债务，借新还旧、平台相互担保等情况比较严重，部分城市需偿还的债务本息已经远超过其可支配总财力。近年二、三线城市土地出让净收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区域性投资风险逐步显现。二是股权投资权益保障机制难以落实。例如，2007年平安资产发起设立股权投资计划募集保险资金，成为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并委派了董事和监事。由于京沪高铁存在治理结构、关联交易、核心资产划分等问题，影响了京沪高铁的发展质量和运营效率，京沪高铁作为优质资产会计报表连年亏损，极大损害了保险等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三是缺乏配套支持政策。例如，保险资金股权投资计划取得的收益为目标公司的税后分配收益，应免征企业所得税。但目前税收法规存在滞后性，实务中保险公司面临重复征税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和投资积极性。又如，不动产投资计划的资产抵质押登记制度尚未明确，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无法办理不动产抵质押登记，严重限制了投资计划的风险管控和权益保障能力。监管政策制约从监管政策层面看，2012年10月发布的系列监管政策大幅度拓宽了险资投资计划的运作空间，政策效应已经显现。从市场主体反映的情况看，还需要进一步修订监管政策。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一是监管政策立法层级过低。目前投资计划主要依据是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还有一些非正式的监管口径，缺乏上位法支持。监管政策对微观具体事项规定过细过严，修订不及时，缺乏制度弹性，限制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创新空间。二是投资行业范围较窄。监管政策限定了交通、通讯、能源、市政、环境保护等5个可投资行业，与实体经济的重点投资行业并不匹配。现有投资计划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和不动产3个行业，合计占比超过90%。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中，投资额占比前五名的行业依次是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用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是高度依赖外部信用增级。符合监管政策免于信用增级要求的偿债主体较少。按2013年中国500强公司排行榜，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亿元的公司不到100家，其中还有部分公司净资产低于300亿元，不满足监管要求。如此，绝大多数债权投资计划都需要有非常强的外部信用增级，显著增加了融资主体的融资成本，造成对信用资质好的融资主体的挤出效应。一方面，降低了专业管理机构选择优质偿债主体的空间，降低了投资计划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债权投资计划的第一还款来源普遍较弱，形成风险隐患。市场主体问题从市场主体层面看，保险机构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行业文化的制约。保险业长期存在重视前端销售、强调当期激励、忽视能力建设的文化缺陷，对保险资产管理产品领域的负面影响表现为：低价竞争与同业抢夺项目，投资协议不规范而存在法律风险，以高当期激励争夺行业内有限的专业人员，普遍忽视后续管理与风险管控，急于拓展业务而忽视能力建设、风险控制和投后管理等。二是投资管理能力普遍不足。目前，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投资模式单一、投资期限较短、创新意识不强、专业团队相对分散、投资风险管控能力较弱。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量较大，投资期限较长，涉及较多的法律问题和投资风险，协调管理成本较高，投资风险难以控制，需要积聚行业力量来对接重大项目，提升专业管理机构的投资能力。三是保险资金负债成本逐年走高。近年，保险与券商、基金、信托、银行理财等金融机构和产品的竞争加剧，推高了保险产品的渠道销售费用和负债成本。保险资金对投资计划的收益率要求超过企业年金和银行理财产品，制约了保险资金通过投资计划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由于投资计划的收益率不能覆盖其负债成本，部分中小保险公司大量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信托计划，潜伏了较大风险。创新路径思考首先，保险机构需要加强能力建设。保险资金作为保险公司的负债，是保证其履行保险赔偿或给付义务的准备金，是中产阶级的风险储备金和养命钱。与信托、私人银行、私募基金等针对高净值客户的金融产品相比，保险资金更加强调投资安全性。由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资产流动性差，信息透明度较低，存在较大投资风险，因而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对投资管理能力的要求远高于股票、债券等公开交易品种。为有效管理投资风险，专业管理机构应当在项目储备、尽职调查、信用评级、项目评估、交易结构设计、决策审批、组织实施、产品销售、后续管理等重点业务环节具有较强的专业水平，建立具有项目投资、法律、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信用评级、风险管理等方面从业经验的专业团队，建立相互制衡的运作机制，减少对个人专业能力和业务资源的过度依赖。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需要实现专业化运作，搭建合理的组织架构，设计专业化运作流程，积聚专业人才和资源，有效提升投资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其次，保险机构需要加强业务创新。最近几年，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大力开发准标准化的债权投资计划金融产品，锻炼了队伍，积累了业务资源，建立了销售渠道。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管理，地方政府隐形担保及刚性兑付逐步打破，地方融资平台面临转型与分化。财政部与发改委等部门正在积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可以预计，符合价格调整机制相对灵活、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投资规模相对较大、需求长期稳定等特点的经营性及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未来可能主要通过PPP方式进行融资运作。保险资金要顺应这种变化，适时将投资计划的发展重心从公司融资或平台融资转变为项目融资，创新交易结构和产品形态，以项目本身的经营性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减轻对银行担保等外部信用增级的依赖。通过投资计划直接对接优质投资项目，投资期限与项目投资回收期相匹配，偿债安排与项目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相匹配。由此减少偿债主体的再融资风险及保险资金的再投资风险，充分发挥保险资金提供中长期稳定性投资资金的比较优势。再次，保险行业需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行业协会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已经成立，债权投资计划等金融产品注册查验工作将主要由行业协会承担，监管部门将更多关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防范。行业协会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好维权、服务、创新和自律的功能作用，积极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发展。二是尽快建设投资计划交易清算平台。由于投资计划个性化特征较强、信息披露不足，目前流动性较低，缺乏市场化定价估值机制，亟须建立相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建立或选择资产交易场所，让资产流动起来，盘活存量；要有专门机构进行产品登记和确权，建立登记中心和行业管理平台；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对相关利益主体的约束力，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时效性、连续性、全面性。三是建立行业性母基金。保险业通过成立行业母基金的方式开展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可以构建行业平台和公司平台两级专业投资管理平台，统筹行业力量，提升行业整体投资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同时还能有效实现投资分散度，平滑投资风险。最后，进一步改进监管方式与机制。按照“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总体要求，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一是完善监管政策。尊重市场主体，鼓励行业创新，根据市场情况及发展需要及时修订、整合及简化监管政策，提高监管效率和弹性。在政策层面支持保险机构扩大投资空间，丰富投资工具，加强风险管控，确保投资风险可控。二是完善配套政策。主动加强与国土、住建、财政、税收、环保等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推动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配套支持政策。三是加强风险管控。持续监测保险资金投资风险，确保保险资金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中小企业融资是指金融机构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定制化融资解决方案，由现有企业筹集资金并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无论项目建成之前或之后，都不出现新的独立法人。贷款和其他债务资金实际上是用于项目投资，但是债务方是公司而不是项目，整个公司的现金流量和资产都可用于偿还债务、提供担保；也就是说债权人对债务有完全的追索权，即使项目失败也必须由公司还贷，因而贷款的风险程度相对较低。现学术堂归纳整理好了15个关于中小企业融资论文题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1、 吉林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与对策2、 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对策研究——基于台湾经验和启示3、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分析4、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5、 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新思路——从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的角度6、 中小企业融资相关问题研究7、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及对策8、 《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创新实践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影响研究9、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融资路径分析10、 绿色金融、公司治理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11、 新常态下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融资方式研究12、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分析及对策研究13、 剖析中小企业融资难题14、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探讨及创新运营模式分析15、 基于金融错配框架下山东省中小企业融资困境问题研究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