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反垄断问题法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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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BAT等巨头崛起后，我国互联网行业鲜有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上能够独立发展壮大的企业，即便有一些独角兽企业，如滴滴、大众点评等，其背后均有BAT的资本力量。（图源：网络）

一、互联网领域反垄断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

伴随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互联网行业出现了以阿里巴巴、腾讯、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等为代表的一批经营双边甚至多边市场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大数据时代，此类互联网寡头主导的平台经济模式正在使市场竞争在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等不同维度上呈现出“加速竞争”和“固化板结”的反向发展态势。[1]

在当前的环境下，传统反垄断法是否依然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 科技 巨头对平台数据垄断会对市场竞争造成怎样的损害，以及如何保持互联网行业长期、 健康 和稳定的发展，已经成为超越单个国家和单一法律部分迫切需要解决的 社会 问题。

其中，曾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的伊丽莎白·沃伦曾表示，如果她当选美国总统，她将拆分亚马逊、谷歌和脸书公司，以促进 科技 行业的竞争。目前她已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此外，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通过撤销企业近期不断合并小企业的方式，来拆分大 科技 公司，比如撤销Facebook对Instagram的收购，希望借此来确保未来能够有更充分的竞争。

在欧洲，自2007年成功坐实微软的垄断行为以来，欧盟正持续加大对大型 科技 企业的监管力度，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大型互联网平台所开展的调查，已经对谷歌公司做出了三项共计90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2020年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公布《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方案》两项提案，正是欧盟在数字反垄断领域和数字经济发展上对 科技 巨头的精准打击。

在中国，过去十年间，奇虎360和腾讯互不兼容的“二选一”案件、顺丰速运与阿里巴巴在客户物流信息控制权上存有争议、腾讯微信与华为的数据权利争议等数据纠纷案例一再表明，各大平台的数据争夺战已呈愈演愈烈之势。

对此，我国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也将加强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工作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后疫情时代，随着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深入，“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是未来发展趋势，我国的互联网反垄断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2020年1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线上业务及其对数据和算法的使用为重点，对互联网平台公司做了诸多规范，其中， 令许多用户苦恼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捆绑交易，以及低价倾销、拒绝交易等现象都被定义为垄断。

二、互联网垄断的形成机理及其造成的竞争损害

与传统行业垄断不同的是，互联网行业本身具备一定的自然垄断属性，它们的“规模效应”非常强大，互联网巨头展示的这种超级规模效应也被称为“网络效应”，是互联网行业快速成长及盈利的关键。例如，消费者热衷于从淘宝上购物是由于淘宝天猫平台的商家很多，而商家们也愿意在用户多的平台上开店，平台用户多则会吸引更多的商家入驻，以此类推。因此，随着平台规模的变大，从买家和卖家免费获得的数据会沉淀到平台上，让平台能够更精准地把买家和卖家撮合起来，这样平台就会有更大的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数据的积累会对平台的消费者产生很强的黏性，在互联网行业中，当消费者习惯了接受某项互联网产品或服务，在价格及便捷性没有太大差异的情况下，就不会轻易从一个系统转换到另一个系统[2]，因为用户使用新产品需要付出转移成本，例如学习新的操作方式等，只有当新的产品带给消费者的价值大于转移成本时用户才会转向新的产品。

因此，这种互联网现象也被称为“锁定效应”，是网络消费者基于设备成本、更新成本的考虑，而对前期互联网产品的路径依赖，也即“用户黏度”。更可怕的是，这种先发优势一旦获得确立，便会促使马太效应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现象的出现，让更小的竞争对手没有插足的空隙。

实际上，前文所提到的互联网企业规模的大小与互联网垄断对消费者的伤害和垄断违法并无直接，但有间接的关系。如果互联网巨头运用其“规模大”的优势抑制竞争、扼杀创新，它们的作用就是负面的。具体来看，互联网巨头垄断导致的竞争损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互联网巨头利用大数据技术优势，实施不正当定价行为减损了消费者福利。 首先，从平台竞争方面考察，通过各种数字定价算法的交叉运用，优势平台可以在竞争对手价格变化发生之前就对价格威胁进行预警并做出反应，使其能够以数据为依托在市场中形成关于价格竞争的结构优势[3]，从而精准地实施以打击竞争对手为目的的掠夺性定价，迫使竞争对手退出市场。

其次，从消费者角度来分析，定价算法能够基于消费者的 历史 浏览记录、消费支付能力、浏览终端类别，甚至是性别年龄、所属行业等进行多维度的综合判断后，可能会针对相同的商品或者服务，向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不同的价格，有可能形成价格歧视，即通俗意义上讲的“大数据杀熟”。例如，Orbitz对苹果OSX用户进行了“操纵”，使之订购更贵的酒店，因为算法认为苹果用户比普通PC用户更加富有。[4]

由此可见，互联网巨头基于其算法的设定，限制了行业间正常的价格竞争，并且直接减损了消费者福利。

二是互联网巨头没有新创企业构成的竞争压力，将会扼杀互联网行业内创新发展的能力。 自从BAT等巨头崛起后，我国互联网行业鲜有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上能够独立发展壮大的企业，即便有一些独角兽企业，如滴滴、大众点评等，其背后均有BAT的资本力量。[5]据统计，2018年全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分别在传媒文化领域投资11亿、556亿和152亿元，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约15%、43%和17%。

BAT的文娱投资版图共覆盖132家公司，涵盖传媒、影视、漫画、视频、文学、出版等各个领域，构建起“大文娱”生态，几乎全方位掌控了信息内容领域的产出渠道。腾讯视频、百度爱奇艺、阿里优酷作为国内前三的视频平台，几乎垄断了网络电视剧、网络大电影、网络综艺的生产和传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一些小企业为了获得生存便生产出一系列色情、低俗的内容吸引流量。由此可见，互联网垄断导致的创新文化不正对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贻害无穷。

三是互联网巨头的市场挤出行为，降低了整体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 从目前平台市场竞争的表现形式看，优势平台不仅能够迅速锁定新业务市场的主导地位，还会以数据断流为手段，试图将竞争者挤出竞争市场。近年来，一些具有先发优势的电商平台要求平台用户进行“二选一”强制不兼容行为，以达到其对消费者用户数据进行垄断控制的目的。

此外，互联网平台限制合作商户与竞争对手从事交易。谷歌因为在线搜索广告代理领域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在与第三方网站的合同中强加了限制性条款，阻止竞争对手将搜索广告投放在这些第三方网站上，于2019年3月被欧盟罚款约14.9亿欧元。[6]苹果在IOS移动操作系统阻碍用户从苹果应用商店以外的任何来源下载应用程序，也已经被美国纳入反垄断调查对象。

三、应对互联网巨头垄断的可行路径

1. 重点从执法层面加强监管，制定数字化时代务实的反垄断执法策略

目前，我国BAT等互联网企业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实力，已经纵向渗透到各项商业服务中，破坏市场正常竞争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滥用垄断行为屡屡发生，对此，我国的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需要积极作为，及时回应各方反映的问题并主动地对重要的垄断风险问题进行调查，从而维护反垄断执法的渠道畅通和必要的震慑力，并通过调查了解市场上的竞争状态、消费者福利水平、行业壁垒情况等方面的实证证据。

事实上，欧盟已经提出，目前的反垄断法框架足以为执法工作提供灵活的依据，但是这些法律中的既定概念、学说和方法论，需要加强市场执法调查才能进行解释和完善。[7]

2. 在反垄断体系中设定消费者举报程序，同时增强创新型企业在反垄断调查中的话语权

首先，我国应当建立消费者举报机制，普及反垄断必要性的宣传，并教育消费者如何对垄断行为进行举报和维权，提高消费者诉商家反垄断案件的成功概率。 我国可以进一步完善统一的举报接收渠道，使互联网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短信等各种渠道举报，其中网上举报窗口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建设，消费者通过点击设置在国家发改委门户网站的相关链接，即可向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

其次，由于占据垄断地位的互联网巨头们可能会利用自身构建的传媒优势，在公共舆论场以及专家研讨会上发出有利于自身垄断地位的言论，左右甚至干涉相关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调查。因此， 未来我国应当增强对中小型互联网企业的意见听取，特别是要增强受到垄断危害的创新型企业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调查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以更好地计量互联网巨头市场垄断的危害程度。

美国反垄断机构就非常注重听取遭受垄断危害的企业的意见，2019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已向多家可能受到 科技 巨头损害的公司发出提供信息的请求，委员会将根据有多少公司自愿回应请求，来决定是否要发出传票。

3. 优化数据流动分享机制，以“数据可携带权”撬动企业之间数据流动

反垄断法对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属于事后审查，通常会有滞后性，因此，我国可以借鉴欧盟国家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简称GDPR）中对数据资源进行干预和监管的相关规定。欧盟GDPR认为，“数据可携带权”是平台数据运用管理的重要规则。可携带权的设计初衷是对当前平台的“先发优势”形成削弱，通过增强数据可移植性来为新进入平台增加竞争砝码，使优秀的新进平台有机会获得顾客的青睐，对市场竞争有一定的驱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语境下借鉴与运用数据可携带权，需要结合具体场景，对企业与公共部门施加不同类型与程度的数据携带权。 因为数据可携带权的实现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确立通用的数据传输格式，如果一刀切地在整个行业实行，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合规成本较高，可能仍然导致其处于竞争劣势地位。[8]因此，事先调研相关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情况，依此推行数据可携带原则才可能真正有利于公民权益与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3] 袁昊． 新兴权利视域下互联网平台数据垄断的法律规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 科学版），2020（5）：81-91.

[2]王贺. 互联网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规制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6)：77-83.

[4] OTA上买的机票酒店就一定便宜吗？[EB/OL]. ，2017-4-10.

[5]方兴东, 严峰. 中国互联网行业垄断行为复杂性、危害性和对策研究[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 科学版），2017（3）：49-54.

[6] Ioannis Kokkoris. The Google Case in the EU: Is There a Case，The Antitrust Bulletin，Vol. 62，No. 2，May 2017，pp.313-333.

[7]周围. 算法共谋的反垄断法规制[J].法学,2020 (1):40-59.

[8]杨东.个人数据该归谁所有？[EB/OL].https://bigdat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laMc，2019-6-27.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姬煜彤，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本期的关键词是 反垄断 反垄断是禁止垄断和贸易限制的行为。是当一个公司的营销呈现垄断或有垄断趋势的时候，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所采取的一种干预手段。 在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反垄断就成为了各国规制的对象，各国均采取严厉的立法来进行反垄断的法律规制。 中国自加入WTO以后也积极担负反垄断的责任。近日推出的互联网反垄断政策就是中国政府防止资本垄断互联网行业的有效举措。 本期分别从法律、行政、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体育等多个领域，遴选代表性选题若干篇。让大家通过大家、名家的选题，对“反垄断”这一选题方向有明确的了解，供自己开展学术研究作参考。1.经济方向 消费者隐私管理与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福利效应 摘 要 消费者隐私管理对算法个人化定价的福利效应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在消费者具有隐私管理能力且隐私管理成本适度的情况下,个人化定价会实现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提高。 因此,对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不应一刀切地加以禁止,而应采用合理推定原则进行个案分析。政府需谨慎直接介入平台个人化定价,赋能消费者的隐私管理能力是最佳的反垄断政策。 同时,应通过立法强化消费者隐私权保护,赋予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自主决策权,并鼓励增强消费者隐私管理的技术开发和应用。 [1]唐要家.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J].消费者隐私管理与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福利效应，产经评论. 2021,12(04)：5-212.新闻传播学方向 基于反垄断规制视角的互联网闭合生态发展与路径研究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迭代发展和平台垄断广度和深度上的持续演进,互联网生态逐渐从开放转向闭合,并最终形塑为当下互联网的一种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 闭合生态与互联网"双轮垄断"的这种耦合共轭在提升经济效率和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互联网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双重挑战。 本研究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规制的理论建构需求,通过对闭合概念、互联网"双轮垄断"与闭合生态的耦合轨迹、动力的分析和研究,展现了互联网底层闭合形态和应用闭环形态的当下面貌及其逻辑体系,并揭示了该生态轻微化、协同化和竞合化的发展路径。 [2]许俊义.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J].基于反垄断规制视角的互联网闭合生态发展与路径研究，编辑之友. 2021,(10)：56-623.法律方向 平台反垄断的法律标准 ——美国“运通案”的反思与互联网市场界定 摘 要 美国"运通案"是近年来美国和全球作出的关于平台反垄断的最重要案件之一。对美国"运通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案件的争议集中在合理规则的适用、双边市场的界定以及反转向规则的竞争效应。美国"运通案"给我们带来若干启示:首先,应注重反垄断中的举证责任与诉讼程序设置,以提高反垄断执法的准确性,降低认知错误成本。 其次,平台反垄断应引入双边市场理论,将双边市场视为同一市场对待,但应降低原告证明存在平台垄断或危害竞争的责任,要求平台承担更高的反证与说明责任。 再次,对于双边市场理论在互联网市场中的界定,应当结合具体商业场景进行分析。最后,平台与互联网企业不仅具有市场主体的性质,而且具有组织市场与重构市场的性质,而传统反垄断法则假设了企业的市场主体身份与市场本身的完善性。简单套用传统反垄断法进行执法,可能会产生平台的反垄断悖论。 [3]丁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J].平台反垄断的法律标准——美国“运通案”的反思与互联网市场界定.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1,39(04)：77-924.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企业竞争理论与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 摘 要 马克思的企业竞争理论是我们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竞争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对企业竞争策略的考察和市场竞争趋势的判断揭示了企业竞争的一般规律,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也凸显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企业竞争理论发展的必要性。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品创新竞争和注意力时间竞争成为企业间争夺剩余价值最重要的两种方式,而"多重竞争结构"的出现也改变了市场从竞争趋于垄断的发生机制。 为了解决当下面临的一些关键性的竞争与垄断问题,必须立足于市场竞争结构的新变化,为企业竞争与市场运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4]刘皓琰.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J].马克思企业竞争理论与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10)：83-925.管理学 数字平台垄断趋势的博弈分析及应对 摘 要 针对大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已成为当下急需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建博弈论模型,模拟数字平台垄断形成的特征,揭示出数字平台自我发展有走向垄断、实现资本无序扩张的趋势;同时,与传统工业时代的垄断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垄断的危害除了损害消费者福利外,还包括抑制创新、侵犯个人隐私甚至威胁国家政治安全,因此数字平台领域反垄断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重点并不在于遏制平台发展,而在于引导其回归推动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本原。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需要兼顾多元价值目标及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综合协调各部门从多维度对数字平台的运营进行规范,同时对反垄断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进一步修订完善并构建数据产权制度,实现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规制。 [5]胡继晔、杜牧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J].数字平台垄断趋势的博弈分析及应对，管理学刊. 2021,34(02)：38-546.出版方向 数字时代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规则:困境与解决 摘 要 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出现了适用上的困境,有必要予以完善。 许多国家已经明确地将文化遗产机构的保存行为纳入其版权例外的范畴,并应数字时代的要求而对受益主体和使用对象、使用的目的和方式、合同条款和技术措施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值得借鉴。 为了使我国文化遗产机构的资源保存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应扩大目前著作权法中文化遗产保存例外各要件的范围,并完善文化遗产机构保存例外的其他相关制度。 [6]王文敏.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J].数字时代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规则:困境与解决，国家图书馆学刊. 2021,30(04)：39-487.行政学方向 基于加强国有经济视阈的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改革研究 摘 要 企业的垄断行为一直为西方经济理论所诟病,但纵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反垄断监管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发现,政府监管并没有完全按照经济理论进行实践,而是依据不同的经济环境、经济主体展开"双重标准"。 伴随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国际资本与跨国公司占据我国的市场份额日益增多,对我国反垄断监管机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要保证中国企业守住阵地,实现"走出去"的政策目标,必须辩证地认识反垄断监管的"双重标准",以实现经济效率为反垄断监管的目标,通过相机抉择保证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的适度性与灵活性。 [7]唐永军.吉林大学经济学院[J].基于加强国有经济视阈的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改革研究，当代经济研究. 2017,(07)：90-968.体育方向 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及应对策略 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专家访谈、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体育赛事转播过程中主要存在使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集中销售与联合购买,使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主要原因为我国特殊国情、体育赛事转播的经济性、赛事媒体转播机制以及反垄断法律法规的缺失等;提出健全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反垄断法律法规,重构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收益分配制度,规范中国体育赛事转播相关市场行为等应对策略。 [8]刘亚云.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J].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及应对策略，体育学刊. 2021,28(02)：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