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经济发展论文

昭通特殊的地理位置 第一，独特的区位优势，要求昭通在重协区与第三亚欧大陆桥的对接中有所作为。昭通素有“咽喉西蜀、锁钥南滇”之誉，处于国家规划的“樊西-----六盘水经济开发区”腹心地带，是滇、川、黔、渝三省一市经济文化的交汇地区。随着昭通机场、内昆铁路和水麻、昭待高等级公路的建成通车，长江第一港--水富港升级改造进度加快，立体交通网络逐步形成，独特的区位优势使昭通正在成为云南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成渝经济区的重要门户，是内地入滇乃至南下东南亚、南亚的便捷通道，也是长江经济带对接东盟的重要桥梁。作为昆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区和金沙江下游经济圈的交汇地带，昭通应该在第三亚欧大陆桥的战略构建和重协区的建设发展中，找准定位、夯实基础、有所作为，真正成为滇、川、渝、黔经济合作和融入第三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门户和通道。第二，赶超的发展态势，夯实了昭通在重协区与第三亚欧大陆桥的对接中的桥头堡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昭通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经济建设持续发展，各项事业繁荣进步，城乡面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2001年8月撤地设市以来，昭通各级各部门围绕加快发展这一主题，致力于夯实发展基础，实现了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综合实力逐步有序推进。2007年，全市生产总值增长11.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25.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7%，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以来，昭通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克服了严重雪凌、地震、洪涝灾害等困难，上半年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尤其是深入实施行政问责、首问负责、限时办结、服务承诺“四项制度”，积极打造“今日昭通效率”，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到昭通洽谈投资的客商络绎不绝，赶超式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可以说，昭通已初步具备了服务重协区、服务周边大中城市的发展理念和实践基础，具备了在构建第三亚欧大陆桥中承载产业转移和建设大物流中心的基本条件。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熏1995：78-79.

[2][3][5][1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5，15，5.

[4][7][1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14，15.

[6]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

[8]高清海等著：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3-184.

[9][12](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51，333.

[10](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50.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发展的新战略[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4.

[13]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9-250，367.

[14]江泽民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4.

[15]江泽民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

[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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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古称“朱提”、“乌蒙”，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后，便成为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古“南丝绸之路”之要冲，早期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有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已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项，省级11项，市级34项，县区级206项，馆藏文物1.75万件。1935年2月，中央工农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中共中央在威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为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篇章。”的要冲。近现代以来，这里曾诞生和哺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昭通，中共中央在威信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昭通这块古朴神奇的土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1982年，昭通市北郊过山洞出土了一枚人牙化石，经鉴定为“早期智人化石”，距今约10万年，称作“昭通人”，填补了云南省猿人阶段到晚期智人阶段之间的空白，说明昭通市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至距今四千年的约六千年时间里，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已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了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了邑居和定居生活。西周末至春秋初期时的杜宇部落，入蜀，“教民务农”，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得到了蜀民的拥戴，当了蜀王，号“望帝”。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以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焚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进一步经略云南，派常颔将李冰开凿的焚道延伸至建宁(今曲靖)，史称“五尺道”。中原文化的南渐，今昭通地处“五尺道”枢纽，得风气之先，是云南最早、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 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改变汉初“闭蜀故徼”的封闭政策，重开“南夷道”，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扩大中原与西南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汉王朝在今昭通市设朱提县(郡)，昭通首次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管理之下。商品自由运销，汉文化影响蔚然成风，昭通社会经济文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自西汉建元六年至唐天宝年间，今昭通以“朱提”冠名，或为县治，或为郡治，或为犍为南部、犍为属国都尉治所，前后达800余年。其间，汉晋两代，发达的农业经济、灿烂的青铜文化特别是白铜的发明、闻名全国的朱提银、儒学的兴起和传播，表明朱提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这从汉孟孝琚碑和晋霍承嗣壁画墓等的出土发掘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尤其是汉孟孝琚碑，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之美誉，著名学者梁启超、罗振玉、袁嘉谷、黄膺、赵藩、方树梅、谢饮涧等学者对此碑纷纷进行过考证，该碑是迄今为止云南所发现的唯一一块汉碑，其碑图、碑石、碑文为研究云南古代文化史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证。霍承嗣壁画中的“夷汉部曲”的写实画像，是现存晋代壁画的唯一，对研究古代民族史及汉晋时期云南民族关系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朱提文化受滇、夜郎、巴蜀、荆楚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其表现的主要文化特征仍然属于成熟的汉文化体系。也就是说，朱提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同时包容了多种周边文化因素的复合型、地域性文化。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先后称雄于云南地区，昭通既与中原文化疏离，也未能充分接受南诏、大理文化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唐豆沙关袁滋题纪摩崖，是作为封建统一国家的唐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中一项重要的实证文物，又是唐贞元间中原、巴蜀与云南交通史的真实记录。学术界认为袁滋题纪摩崖有“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阙，正载籍之误、留袁书之迹”六大历史价值。已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在今盐津县豆沙镇境内，刻石高约60厘米，宽约25厘米，全文八行，直下左行，计一百二十二字，释文为：“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严，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宋封乌蒙。元置乌蒙路。明代置乌蒙府。清雍正九年在完成改土归流后，改乌蒙为昭通。上溯唐、宋两代行羁縻之治时中断中央政权建置的近五百年，今昭通称“乌蒙”(阿猛)前后千余年。土司制度的形成和逐渐完备，因用兵、屯田、民族迁徙而形成的土著文化、移民文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值得关注，同样是昭通历史文化资源中极为宝贵的财富。 清雍正五年(1727年)实行改土归流，“诏改乌蒙府为昭通府”。历雍正、乾隆、嘉庆三代，实施了一系列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繁荣文化的方针政策，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又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以兴修水利和高产农作物引进种植为代表的农业开发；朱提银铜的再度辉煌；因大规模铜运而推进的水陆交通建设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儒学的日渐复苏；非本土宗教文化的进入等等，昭通历史文化仿佛又走进了繁荣的朱提文化的又一个轮回。可惜，匆匆而来的晚清咸同年间的动乱，又一次断送了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好前程。 民国时期的昭通，成为云、贵、川三省边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时有“小昆明”之美誉。昭通涌现出了中共早期云南地方组织领导人刘平楷、李国柱，中国中央军委确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位军事家之一的罗炳辉；昭通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