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拜登执政一周年的论文文献

【新智元导读】 他被称为「反垄断设计师」，力主分拆 科技 巨头，拜登把他直接招进了白宫，可以预见，未来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将会更强势，硅谷的 科技 巨头们要颤抖了！

拜登刚刚完成了幕僚团队的组建，有6名成员进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Tim Wu)，他将担任 科技 和市场竞争政策特别助理。

去年12月，在拜登组建过渡团队时， 科技 巨头们想方设法「志愿」加入了很多人， 科技 公司高管人数超过了 科技 垄断批评者。而且这些高管都是以个人名义加入，目的是为了在未来加强其商业行为的发言权。

当时的 科技 巨头们既希望赶快跟川普道一声「good riddance」，又希望未来手中可以有更多砝码对抗美国日益收紧的反垄断大环境。

但是他来了，带着反垄断和分拆巨头的铁腕来了。

他应该是 科技 巨头们最不愿意看见的人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吴修铭，48岁，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法律与 科技 Julius Silver讲席教授，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而大学则是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生物化学，后来改为生物物理学作为主修。

专业研究包括通信法与政策、反垄断、版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兼并、媒体行业、电信。

他曾提出「网络中立性」。

在2003年发布的论文《网络中立性：宽带歧视性》（Network Neutrality， Broadband Discrimination），他认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应当被视为公用设施，不应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与内容。

当时吴修铭提议政府应当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2010年联邦网络中立性规则通过。

他的《总开关：信息帝国的衰亡》（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mation Empires）在2010年出版，是当年多家媒体杂志评选出的最佳书籍，书中描述了一个很长的「循环」，其中开放资讯系统随着时间变得僵化且封闭，仅在破坏性创新后才会重新开放。

另一本著作《庞然大物的诅咒：新镀金时代的反垄断》（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书中表述了极端的经济集中会导致不平等，并为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出现创造条件。

另外，他还定期为《纽约客》等主流媒体撰文。

吴修铭为《纽约客》所写的部分文章

作为互联网企业「反垄断」的旗帜人物，他的著作都集中呼吁「加强对 科技 巨头的反垄断监管」。

反垄断设计师

2019年，在接受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采访时，吴修铭曾直言，包括互联网巨头在内的企业「体量过大」本身就是对经济的「诅咒」，允许他们并购竞争对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过分巨大」的企业会倾向于维护市场的垄断地位，通过高售价、压低工人工资以及取得巨大的影响力，从而最终对国家造成损害。

虽然经济本身的规模效应依旧成立，但目前的规则对于这些公司掌握垄断地位的监管实在是太宽松了。

这一现象其实存在于各行各业，但人们显然「更喜欢」谈论互联网公司的是是非非。

以Facebook为例，虽然因为用户隐私保护不力和数据安全保护措施不充分，扎克伯格多次被传唤国会听证，但这其实并没有对其产生足够的挑战和冲击，同时不断的收购使其规模实力不断增强，更加有恃无恐。

佛罗里达大学公共事业研究中心主任Mark Jamison教授将吴修铭等呼吁拆分大企业的学者统称为「反垄断设计师」。

分拆 科技 巨头

哈佛毕业之后，吴修铭曾在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1999年至2000年，他曾在美国最高法院担任史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大法官的助理。此外还曾担任过纽约州总检察长。

史蒂芬·布雷耶，美国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之一

此前，拜登赢得大选之后，外界就曾猜测吴修铭可能「重返」美国反垄断主管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奥巴马时期他曾担任FTC高级顾问（2011-2012），不过拜登却把他直接招进了白宫，离自己更近。

不过，拜登在FTC关键职位也安排了狠角色：Lina Khan.

耶鲁法学院时期的Khan曾发表过一篇论文《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文中既批评了亚马逊的反竞争行为，也对反垄断机构进行了强烈批评，这篇论文让Khan一夜成名。

Wired评论：Khan和吴修铭的加入，拜登政府的「全明星反垄断团队」组建完成！

过去几年，吴修铭与民主党内的激进派力量有着诸多共识： 科技 巨头在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遏制平台虚假信息、公平对待小竞争对手等方面都令人失望，更在言论表达、信息获取和购物消费等领域控制着民众。

他多次公开呼吁美国政府采取立法和监管措施，并在去年「公开呼吁强行分拆Facebook」。

2019年，吴修铭在Aspen Ideas Festival接受采访

在川普时期，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四大互联网巨头（谷歌、亚马逊、苹果和Facebook）进行了一年半的反垄断调查，并在去年先后对谷歌和Facebook提起反垄断诉讼。

当时就有专家预测，两届政府的执政风格和政策方向或许不会如外界想象的「截然不同」，甚至可能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

比如，在反对硅谷垄断地位的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就目标一致，这对拜登的 科技 政策将有决定性影响。

接下来，拜登政府不仅会继续推进已经提出的两起诉讼，还将继续推进对亚马逊和苹果进行反垄断调查乃至提起诉讼。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为总统提供经济政策，他们在白宫内工作，隶属于总统办公室。委员会成员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他们的立场主张会「直接影响」到总统的经济政策。

对于任命吴修铭为总统高级助理，白宫表示，吴修铭将帮助拜登推进的工作包括「解决垄断和市场影响力问题」。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吴修铭的任命显示了拜登政府准备拿亚马逊、苹果、脸书、谷歌等 科技 巨头的规模和影响力「开刀」，未来可能会与国会合作强化「反垄断法」。

吴修铭父亲吴明达来自中国台湾，母亲吉莲·吴（Gillian Wu）是英裔加拿大人，二人都是免疫学家。他的父亲42岁那年死于脑瘤，吴修铭与弟弟由母亲扶养长大。

他的中文是成年后自学的，说得很流利，这也曾经在2014年参加纽约州副州长民主党初选时帮他拉票，那次竞选他败给了现任纽约州长库莫。

他还非常喜欢饺子，有一次他甚至因为美国的饺子太难吃而在餐馆当众暴怒，后来专门写文（中文）大赞中国的饺子，还希望在美国重建饺子被玷污的名誉。

据悉，拜登把吴修铭直招进白宫而非此前外界预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或许也考虑到了他在反垄断以及其他问题上的激进立场，而且白宫这一职位无需参议院表决，不用担心共和党的反对，也可以更加直接参与反垄断的政策制定。

面对这样一个铁腕角色，颤抖吧，Big Tech！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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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