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文5000字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

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

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

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

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

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

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

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与道德观念，是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粹。本文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入手,深入地剖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与大学生德育的缺失原因，并提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道德素养;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指那些经过实践及时间检验和社会择优继承检验而保留下来文化，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气魄之所在，不仅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历程中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丰富内涵及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行仁爱原则，注重“礼”节，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仁爱”思想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孔子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正是由于孔子的提倡，才使得“仁”位于“五常”之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孔子的仁爱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文观念。如果说“仁”是内隐的，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那么“礼”则是外显的，是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能够侧面映射出了一个人的仁德。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孟子云:“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这些思想均与现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相一致，它提倡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尊重、自省孝亲、感恩社会，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2.主张正确的“义利”观,强调恰当处理义和利之间的关系。义者，宜也,在传统文化中，指道德、精神的原则，而利指个人的私欲。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为上，提倡“见利思义”精神。以义为上的理念涵盖了以下几方面的内涵：首先，求利务必要以受义为前提，先义后利。其次，求利的同时还需遵循义的标准。。恰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生利”、“舍生取义”，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义后利、以义为上的优秀品质，才使得“义”成为众所周知的基本道德准则。

3.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信者，诚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常”之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代表着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诚信是人立身处世之本，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的桥梁与纽带。《论语》云：“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民无信不立”，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

4.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利于树立尊重、崇尚、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天人合一”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同小可的地位，它蕴涵着朴素的唯物辨证法的思想。从哲学的视角看，“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人”皆有德，宇宙不仅是一个物质领域，更是一个生命领域、精神领域和道德的领域。天，即大自然;人，即人类。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它指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和谐统一的关系，指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归本于自然,要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能够不断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天人相融、天人共乐的理想境界。这种理念在当今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极其严重、生态危机成为全球隐患的当下，何等意义，不言而喻。

二、当前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及缺失原因

当前，尽管各高校已经加强了对大学生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可是我国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还不尽令人满意，譬如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意识淡薄、兴趣不浓、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系统性不足、大学生价值观扭曲、传统道德观念淡薄等。

分析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大学生自身的因素。当今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充分，学习动机不足。在应试教育机制的影响下，他们往往更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往往只是敷衍了事。而且他们心理发育尚未成熟，是非分辨能力还有待提高，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稳定，好奇心重，易受到外界新奇环境的干扰。尤其是在当今，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理念冲击的影响下，他们易受到各种消极文化思潮的影响，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抵触情绪。其次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不停地受到西方文化的的强势入侵，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急剧下降。而且对于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的合力。再次是由于高校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影响。由于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高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高校往往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片面地强调成绩与分数，轻视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此外，由于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现了浓厚的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重视工科等实用学科，注重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传统文化教育则受到了一定的忽视。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1.更新教育理念，合理设置课程计划。俗话说，理念要先行。要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首先要更新教育理念。要让学生、家长、学校及全社会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转变智育至上、唯实用主义的倾向，重视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如今，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大多隶属于通识课程，以选修课程方式来进行，由于许多大学的教学管理机构及大学生本身对于通识课程、选修课程的认识不足。相关课程往往缺乏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出现了教学流于形式、随意性大、效果无法评估等问题。因此，高校还需合理设置课程计划，建立一套完善的传统文化教育教育教学体系与良好的教育教学手段。

2.创设优雅的校园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氛围。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依赖于课堂教学这一途径，还需通过各种方法与形式来帮助大学生亲近、了解传统文化，而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众所周知，校园环境是承载文化精神的载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离不开高雅的校园环境，因此，高校要以创建优雅的人文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良好氛围着手，以创建优雅的校园文化环境为载体，将传统文化元素尽可能地带入到校园环境建设中去，让大学生充分认识、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当代大学生置身于一个有着浓郁中国文化风情与韵味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优雅校园，时刻感受优秀传统文化软环境的滋养，从而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培养健康的人格。

3.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注重寓教于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以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力求专精结合、循序渐进，注重寓教于乐、引导启发。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多为文言典籍，可能会使初学者产生枯燥无味之感。古人云，“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因此，高校应通过开展各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主题教育活动，以贴近学生生活的形式，寓教于乐，把传统文化的魅力尽可能的展示出来，努力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传统文化教学变得兴趣盎然。

参考文献：

[1]窦坤,刘新科.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115-119.

[2]李佑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管窥[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2):82-84.

[3]张载.《张子全书》(卷六),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页2.

摘要： 本论文以高校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为中心展开研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把握时代内涵，通过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应用研究，探索新时期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空间。

关键词： 传统文化；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日益驳杂的新媒介环境，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相较以前发生了剧烈变化，受西方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向，集体认同感削弱，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教育缺失，使得青少年文明素养的教育模式出现了困境。关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文明素养的关系，近年来国内研究大多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资源及育人载体等进行论述，传统文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手段，成为辅助性的教学工具。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文化性符号在承担其文化表象作用的同时，也肩负着育人功用，在传统文化视域下探究青少年文明素养教育新模式，对当前高校所面临的九零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困局的突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价值和影响

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升个体的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而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积淀的精华，在建构中华民族价值观、道德伦理体系、提升个体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的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教育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高等教育则是当代肩负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承载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以时代的要求为依据，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渗透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中去，将传统文化与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大学生自强自立的精神境界、完善大学生人格修养等融合，实现并发挥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具有时代内涵的育人功用。

二、探寻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

文化是一种文明所造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人们在创造文明过程中创造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广义上讲，文化与文明相伴而生，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机制具有互通性，“没有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是从真空状态突然发展起来的，传统是整个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本大源。”2传统文化作为整个民族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凝华，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传统文化中所彰显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等，与大学生文明素养中的国家责任意识相映射；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点，与大学生正确的诚信观相联结；传统文化中谦恭礼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与大学生文明的交往观相关照。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可以说传统文化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时代意义。传统文化资源与文明素养教育内涵互为映射，也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反思，九零后主体生长于新媒介环境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意识倾向，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缺失造成的历史虚无主义，使得九零后大学生的道德文化生态呈现出断裂现象，探讨传统文化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寻求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困局的新途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传统文化视域下开拓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新模式。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充分关照大学生文明素养培育的现实环境与精神特质，开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合，在教育形态中，不拘泥于思想道德修养等理论课的单一平台教育模式，不断拓展大学生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文明素养教育的多渠道发展。

1.整合经典传统文化资源，发挥文明素养教育时效性。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复杂，新思想的产生带来了教育管理的真空状态，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负载新时期大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的重任。而“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可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产生巨大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多元思想，具有潜在的美育功用。传统文化中儒家提倡“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以及“恭、宽、信、敏、惠”五德与当代的文明体系构建也有互通之意，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发挥其德育、美育功用的时效性，是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亟待开辟的新途径。

2.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相融合，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新语境。九零后大学生在新媒介传播影响下，对于价值观导向等教育手段、教育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文化的内涵教育受到了图片化、快餐化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与解构，如何利用网络媒体资源承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用，开辟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多元空间，即时有效地解决大学生价值观认知目标模糊、自我管理意识单薄、自我约束能力较弱，成为完善新时期传统文化视域下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重要课题。在新媒体形势下探讨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深度发展，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的融合与发展，对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新语境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新时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传统文化现代性式微、九零后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复杂性等现象，明确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价值影响及作用等，探讨传统文化现代性过程中对青少年道德进程的新要求及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思路，以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联系，对实际工作中大学生文明素养的科学化、规范化等教育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范英.社会公德概论[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1.39.

3.李大伟.基于传统文化维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究[J].德育天地,2012,(2).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勤劳的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素质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不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前的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困境，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对策

一、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1、教育手段的局限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应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由教师不断讲解和学生课后自学来不断获取的，但是从课堂上所接受的知识毕竟还是十分有限的。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可以看出，大多数课文是古代文学名篇，但数量少，有的还是阅读课文，教师一般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述，学生掌握自然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其在编排上存在着衔接的问题，很多篇目比如《蜀道难》和《将进酒》等名篇在中学阶段已经出现过，大学教材中还会继续出现。很多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文学名篇篇名的认知之上，在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考核之时，很多大学生采取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其缺乏程度令人堪忧。

2、教育定位的不科学性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关注的是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与学生今后的就业情况，并没有重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这导致很多大学生除了将主要的时间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还要抽出时间去考各种证件，比如四六级外语证、计算机等级证书等，这种实际情况导致很多大学生即使想去看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也没有时间，长此以往，很多大学生不仅是淡忘传统文化知识，甚至会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在当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的鸿沟，将传统与现代分割开来。

二、 提高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1、多管齐下抓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材编写工作，编写适合大学阶段使用的大学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其次，教师要鼓励大学生多读书。教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引路人，需要不失时机地向大学生推荐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大学生自己去选择感兴趣的读，并通过网络、电话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与大学生开展交流，让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加深了解。最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考查，要从实际出发。教学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去，并能为以后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持，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考核之时，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时下文化连接，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能在当代发出光彩，重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2、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

一所好大学看的是其文化的底蕴，这一文化底蕴，是在不断地继承与创新之间形成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时，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等还没有定型，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学生去形成自身的“三观”，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教育了无数大学生不断去积极进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髓，其形成的过程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同的时代已经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所包含的文化范畴方面，其内容则因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不存在一个大的鸿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连接的关键点就在于古为今用，不断去发展创新，在传统文化之中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教育手段的不科学性与教育定位的不明确等不足，面对现实之中存在的困境，应采取多管齐下抓传统教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等措施，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当作学校的重要事情来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让全体大学生树立传统文化方面的意识，肩负起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使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苏宝梅.论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2] 陈晓芸.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现状综述及原因分析[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规范日常教育，重视契机教育，引领大学生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学说

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攻坚期，这是一个破旧出新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一句话，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现代化的铺开，各种外来价值体系的冲击及本土道德价值体系依托的本体即儒家文化的弱化，造成部分人价值观扭曲、精神失落，甚至道德败坏。青年大学生作为易感人群，容易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重要课题。

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

1.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是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沉淀在历史中的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积淀有效地调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引导着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协调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一副良剂。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学说的精华思想中包含不少优秀传统文化，它是内圣外王、以仁为内在要求，以礼为外在规范的思想体系。虽然儒家学说集糟粕与精华于一身，但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内心道德层面的自身约束，强调由己达人的社会实现模式。这种道德层面的约束，内修“仁”，外靠“礼”，通过“仁”、“礼”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给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现实要求。根据抽样调查显示，93%的学生是热爱祖国，奋发向上，进德修业，拼搏进取的。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他们勇于拼搏，重视能力的提升和品德的锤炼；他们积极活泼、思想开放、富于创新意识。然而，随着全球化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化转型、社会格局的急剧变革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价值观的影响，出现责任感不强、自我意识突出、自我约束能力弱、意志品质薄弱、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显得尤为重要。

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一定要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有用的养分，重新构造适应新时代的价值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规范日常教育，引领学生从读书交流中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磨炼坚忍的意志品质为重点，制定《实施方案》、《管理规定》和《学生行为规范》，对学生日常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活动提出具体要求。积极开展励志读书活动，要求每人在大学期间阅读30至40本课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每月至少上交一篇读后感，参加一次读书心得交流活动；积极开展专题讨论活动，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当前时事政策、社会热点问题和大学生成长成才普遍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要求每人参加一次讨论活动。通过健全管理机制，推进阅读活动常规化、机制化，化被动为主动，激发学生阅读交流的兴趣，引导学生自主、自觉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

2.重视契机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修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学经典、励志成语、名言警句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承载着中华儿女的美好希望，传递着催人奋进的正能量。可以定期开展“国学经典知识大赛”、“励志成语大赛”等教育实践活动，引领青年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进而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注释：

①鲍鹏山.论语新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3]曾程,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研究[J].人文论坛,2014.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即“厚德载物”，“大象无形”的胸襟和气质，但也存在着种种不足，最主要的就是作为一种价值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不合理所带来的封闭性、保守性、落后性、及儒家伦理发展中的非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有其发展的历史，就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延续下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愈悠久其传统文化也就愈雄厚。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上的文化，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形式是多样的，但核心系统是思想,即以儒家思想为主，通过融汇吸收各家思想和外来思想文化而形成的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自古以来造就了的特有的、优越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气质，这种精神和气质的集中表现，用古人的话来说，在于“厚德载物”、“大象无形”的胸襟和气概。“厚德载物”一语出自《周易•易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这句话的前面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主张国人君子要学习天地之势，掌握阴阳之理。天属阳，代表刚健、有为、进取,所以君子要学习“天行健”，永远自强不息；地属阴，代表诚厚、宽容、顺达，所以君子也要效法“地势坤”，有大地一样的胸怀，以“厚德载物”，能够包容和负载多种多样的世事、人生、物类,使之相互和谐，生长繁息。显而易见，在社会生活中，以博大的气势，造就“厚德载物”的环境和条件，是造成勃勃生机和万千气象的前提。“大象无形”一语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说法，意思是：“宏大的方正(形象)一般看不出棱角，宏大的(人)材(物)器一般成熟较晚，宏大的音律听上去往往声响稀薄，宏大的气势景象似乎没有一定之形”。“大象无形”可以理解为：世界上最伟大恢宏、崇高壮丽的气派和境界，往往并不拘泥于一定的事物和格局，而是表现出“气象万千”的面貌和场景。“厚德载物”、“大象无形”，从不同的角度讲出了共同的道理和意向。以“厚德”载万物，兼容天下，故总体上似无“定形”；由于“固无定形”而能容纳“多形”，时时吞吐吸纳外来之物，壮大丰富自己，故能看似“无形”之上，而成其泱泱“大象”……。用“大象无形”来形容中华文化的特点，概括其泱泱大度、不拘一格、包罗万象、生机无限的伟大精神气质，是非常贴切的。可以说，“厚德载物”和“大象无形”，正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所特有的景象、特有的气派，是一个有志于肩负人类历史重任的伟大民族共同体所需要、所应有、所能以自持的文化风格和整体面貌。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