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科学杂志

蒋春暄自1973年开始研究费马大定理。在此过程中，其推广了三角函数Si，建立超复数理论，后又以此基本工具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但其所著研究论文在投稿过程中常遇权威阻碍。早在1978年，在科学院前院长方毅的关心下，科学院数学所就曾组织过蒋春暄费马大定理证明的研讨会，蒋春暄的证明被否定。 时至1992年1月，蒋春暄将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论文分别寄往了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名校。1992年和1993年又将600多份预印本邮寄发给中国大学和中科院与世界数学家。但是，发表蒋春暄该论文的只有中国的《潜科学》杂志（2.17-20；6.18-20.1992年）和美国《代数·群·几何》杂志（11.371-377.1994年）。 经周折论文寄美国，立即引起美国强子理论创始人、数学家、《代数·群·几何》杂志主编桑蒂利教授的高度重视，该杂志不仅连续发表了他的论文，还破例为他出了数论专集。 1998年9月该杂志还刊登了蒋春暄“费马大定理”6种证明方法和Iso“费马大定理”中的12个定理。 然而，该些学术论文并没有得到国内和世界权威数学科研机构的认可。1994年，美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被认为解决了费马大定理这一难题，成为轰动全球的大新闻。 安德鲁·怀尔斯因此获得了1997年德国专门为“费马大定理”证明而设立的沃尔夫斯克尔奖与2005年中国香港邵逸夫数学奖。自此，关于蒋春暄“1992年发表费马大定理证明”与怀尔斯“1995年发表费马大定理证明”之争就一直在持续。其间对蒋的讨论和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9年6月，蒋春暄荣获欧洲“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2009年度金奖”，颁奖理由主要是其对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贡献。 其在颁奖感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说我是大数学家没有必要，说我是垃圾也可以。给我一个证明吧！” 1859年黎曼提出黎曼假设：黎曼Zeta-函数的非平凡零点的实部都是1/2。100年非平凡零点计算到10的22次方个零点认为黎曼假设是正确的，但没有给出证明和否定, 因此黎曼假设是21世纪第一个数学问题。2000年5月24日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宣布黎曼假设奖金100万美元。蒋春暄研究黎曼Zeta-函数实部1/2和1计算数据, 发现它们变化规律, 所有非平凡零点计算都是错的。蒋春暄否定黎曼假设的结论在数学界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对黎曼假设的否定使一大批以此假设为基础进行的数学研究顷刻间失去意义。黎曼假设被否定，替代品是“蒋函数”。“蒋函数”的称谓是来自于桑蒂利教授的提议。蒋春暄发现了函数Jn(ω)，该函数能够更本质地揭示素数分布规律，从而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因此被提议称为“蒋函数”。 美国强子理论创始人桑蒂利称蒋春暄为“新理论的领袖”。 《代数·群·几何》杂志编辑部主任乔治·韦斯则在接受中国《科技日报》采访时强调：“蒋的研究工作是极富创新和极有价值的。” 《科技日报》2001年10月25日发表了题为《他是想蹬自行车上月球吗？》一文报道了蒋春暄的成就和在国内所受到的不公正遭遇，一时学术界哗然，蒋春暄及其数论成果成了争论的热点。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则花两月余时间整理收录蒋春暄论文文献，后发表《蒋春暄教授工作的里程碑、证据与反映》，表示支持中国“民科”原始创新事业的发展。 “天地人学术讲座”于2001年11月10日举办了第429讲，就“蒋春暄现象”进行了专题讨论。为把该场争论引向深入，“讲座”又于同年12月5日举办了第439讲，主题是“‘蒋春暄现象’质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浩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宋正海在《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第1012期中发表评论性文章“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文章指出：国内数学界这种不应有的内耗“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从深层次折射出我国缺少应有的推动科学原始创新的机制和保证学术成果得到公正评审的健全体制。 2005年2月21日《瞭望》发表短评“‘蒋春暄现象’暴露人才环境欠佳”。 SOHO网“方舟子学术打假”专栏第1期即瞄准蒋春暄，方舟子在《“蒋春暄现象”究竟暴露出什么致命弱点？》一文中指出，现代科学研究是高度专业化的，业余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的发现，更不可能做出革命性的贡献。《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发表的《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一文是试图拿国际学术界来打压中国学术界。蒋春暄学术论文所发表的媒体《代数·群·几何》杂志是“野鸡”机构“基础研究院”创办的，是连SCI（科学引文索引）都不收录的刊物，无权威性可言，在该杂志上面发表论文在中国甚至不能用来评定职称。而挺蒋的桑蒂利教授更不是专业的数学家，而是物理学家、科学狂人，其物理方面的学术地位也并没有获得学术界主流的承认。方舟子回应《南方周末》文章：从所谓“蒋春暄现象”并没有暴露出来中国数学界有什么致命弱点，倒是暴露出了许多中国人文学者的致命弱点：不学无术，信口开河，却又自命不凡。 后续方舟子又在专栏第37期发表《反学术打假也切忌无知和野蛮》一文回应宋正海批驳方舟子文章《学术打假切忌无知和野蛮》。2009年6月蒋春暄获欧洲“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2009年度金奖”，方舟子于同年7月2日在博客中发表批露文章《评“中国科学家获国际金奖”》，文章中指出“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Telesio-Galilei Academy of Science），原来叫“桑蒂利—伽利略科学真理协会”，是国外搞伪科学的人士在2007年成立的民间机构，2008年改叫这个名称。而桑蒂利就是一直在支持蒋春暄的“强子理论创建者”。这个“国际金奖”的含金量，连“愚人金”都不如，也就蒙蒙国内的记者。同时方舟子还指出“天地人学术讲座”为伪科学大本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利华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李宏也联名发表文章《对科技日报报道的“蒋春暄重大发现”的质疑》，称《代数·群·几何》未得到SCI权威收录，且桑蒂利只是一个物理学家。而桑蒂利所在的美国基础研究所则主要是由一家房地产公司资助的私人研究所。媒体记者在报道中偏颇误导，未能全面了解事件背景。 司马南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也发表论文《论民间科学爱好者为什么不能取得科学意义上的成功？》指称媒体的记者判断及辩护不成立，蒋春暄也并没有遭到中国数学界的不公正待遇。

1980年，北京诞生了一家《潜科学》杂志，专门刊登在科学研究中虽不成熟但有创意的学术论文。它的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争议纷纷。杂志陷入困境之时，当时任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的田夫发出掷地有声的话：“对四个现代化有利，就应当支持。”多年来，这本杂志发表的论文，多次被国外专业刊物转载。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上，创立“生物全息律”的张颖清教授受到国际学界的好评；而他关于“生物全息律”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无处发表之时被《潜科学》首家刊载的，这使他成为世界全息生物学的创始人。又是这个田夫，被一个叫赵红州的教授在其很有影响的专著《大科学观》的序言中提到：“我要深深地感谢科学‘忠厚的公仆’———田夫同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最及时而有效的帮助。”赵红州教授所进行的“科学家最佳年龄公式”等研究，在世界科学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科学研究的道路寂寞而坎坷，每一种新事物的产生一开始总是不被人们理解，而科学没有创新就不成其为科学，做了多年“科学的公仆”的田夫对此深有体会。当29岁的田夫迈着矫健的步伐踏进中国科学院的大门。科学院对于这个14岁就参加八路军、一直在革命队伍中滚爬摸打、刚刚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而神秘的。作为中科院的机关党委副书记，从此就要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打交道，虽然他心里有些打鼓，但还是很认真地投入了工作。这一干，他在科技战线上干了40多年领导工作，先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市科协、中国科协留下辛勤耕耘的足迹。“做科学领导工作，要研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尊重科学家，向他们学习，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为他们创造条件。”自称是“热心科学事业的老布尔什维克”的田夫心里这么想，也一直这样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人类科学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个人的知识结构也必须不断更新，作为科学界领导更要不断地学习，使视线超前。翻开田夫所著的《领导与管理的实践和思考》一书，作者的眼界之宽，知识面之广，观念之新令人叹服，这是他多年学习、思考和实践的结晶。在人们提倡继续教育的今天，田夫特别推崇“领导要继续学习”，他认为领导干部应懂得领导科学，要具有战略的眼光，系统的观念，综合的能力，创新的精神。田夫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早在1983年，身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的田夫创办了中国科协现代管理知识讲师团，对干部进行继续教育。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初，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许多问题，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无不带有综合性、边缘性和交叉性，无不需要交叉科学的运用。1985年4月，在田夫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一个交叉科学领域的盛会———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盛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交叉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田夫和参加交叉科学大会的科研工作者们敏锐地意识到：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都离不开管理科学，尽快地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他们萌发了创办一所新型的、适应科技发展潮流的科研实体的念头。田夫请示中央，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经过两年多的筹建工作，田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新型的科研机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终于在1987年7月5日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民办科研机构，办院宗旨非常明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促进交叉科学与软科学的发展，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领导、管理经验，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科学，为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决策科学化服务。”田夫广招天下人才，“借天下人头脑为我所用”。他创办的这个研究院是“小实体，大弹性”，只有几间办公室，20几个专职工作人员，但却拥有各学科专、兼职专家学者2000余人，下设若干个研究所，研究领域横跨30多门学科，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一研究课题组，都是随课题的建立而设，随课题的解决而散。它第一次真正突破了我国单一全民所有制科研生产关系，为中国科研体制深入改革闯出一条新路。该院成立伊始，就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症结问题之一———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生产经营困境，专门成立课题研究组，于1990年初，向中央呈交《关于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报告和提议》，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受到有关部门的赏识；海南开放之初，该院组织专家学者深入海南，调查研究，写出《海南战略新思考》的研究报告，又引起中央有关部门重视；该院1992年结合对企业案例的研究，针对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企业软着陆”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该院和其它合作单位共同发起组织的“金融发展论坛”，被海外报刊和国内经济理论界评价为首都最有社会影响的论坛之一……十几年来，该院的许多研究成果为有关部门和地区领导干部的战略规划和决策工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可行的建议，被决策层所采纳，有的已达到国际水准。该院汪培庄教授创立的“模糊落影理论”等成果的运用，使我国第一次跻身于日、美领先的研制新一代计算机的竞争行列；前面提到的产生国际影响的赵红州教授也是该院的成员……正如一位美国著名学者所说：“这里是中国人才荟萃的地方，中国管理科学的希望。”田夫创办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时已年过花甲，在别人安度晚年的时候他却挥了一次大手笔，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就像许多新事物一样，研究院的创办有很多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作为该院院长的田夫，如一位沉着坚定的船长，驾驶着他的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为了这个研究院，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