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量化研究论文

新闻传播学硕士论文怎么写

2、如何确定研究思路？

在研究中到底是问题重要还是概念重要呢？我认为，问题是研究的价值基点，概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所以首先要找一个真问题，好问题，以及抵达问题的方法路径要合理和科学，这个非常重要。我有两点值得注意：

（1）关注现实（问题/现象），但必须思考理论问题，而不是套一个理论，经常有同学说我得找个什么理论，千万别被理论绑架了，是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上，只有从理论上才能很好地诠释和概括，所以才要思考理论。

（2）对策性研究要用数据和方法支撑，拍脑袋谈对策是不行的。不仅要“自圆其说”，还要有足够的说服力。

研究思路要求：

（1）要交代研究命题成立的合法性，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研究问题成立，问题性到底在哪儿，不要到最后答辩的时候，老师说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

（2）研究思路不是说你要分几部分来论述，然后每一部分研究什么，而是要说明白我为什么从这几个部分来谈，每一部分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这个要交代清楚。

（3）研究思路即论文框架设计，在开题时应完成总体设计，在写作过程可以进行局部设计，但最好不要进行大的修改。如果推翻重来也就说明原定思路有问题，开题工作没做好。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原来的思路是对的，但写着写着就走歪了，那就是写作的问题了。

创新性要求：

明确指出你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创新，这个一般要结合前文文献综述中的结论来谈，一般需要一二三明确指出来，哪些方面创新了。

如何思考整个研究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变换自己的思路。我觉得专家与学者的区别是学者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专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二者结合起来就比较好。既能化繁为简，也能深入浅出。站起来可以看清一群蚂蚁，蹲下来才能看清每只蚂蚁。研究视角沿着宏观——微观——宏观不断变换，形成一个“葫芦式”的研究思路。

3、论文写作

研究生论文主要有三类：课程论文、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课程论文主要是作学术训练，目的是培养研究意识和学术规范；学位论文分描述性与论述性两种，用于研究生的综合训练和学术评价，论述性论文有可能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则是体现最新研究成果，是呈现新观点新发现的.理论创新。

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工作者以理论的形式表述自己科学研究的创新成果，公开发表或宣读。学术论文与一般杂文、理论文章的不同点就在于科学和创新。学位论文是要通过答辩和专家评审并授予相应学位的学术论文。研究生学位论文首先是写给老师看的，要经得起学者的审阅和检验。学位论文的核心在创新，尽可能用自己的话、自己的材料来充分论证自己的创新观点。当然，现今的硕士研究生一般都是科研新手，要求他们的学位论文都达到以上的创新程度，一般很难，但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学位论文完成初稿后，最好冷处理一段时间。一方面交给导师看，提出指导修改意见；一方面利用这段时间考博、找工作、继续读书研究，还可将学位论文拆成小论文发表。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又有新的思考和收获。到最后正式提交论文前，或者在预答辩之后，静下心来认真修改论文，这样才能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势，将论文修改好，精益求精，不留遗憾，顺利通过答辩并力争取得好成绩，为读研划上一个准备通过圆满的句号。

此外，写论文要从看论文开始，要多读论文读好论文。还要会读论文，研读论文的三种方式：学习知识型、批评讨论型、启发研究型。

4、学术规范

20世纪英国哲学家布朗在一篇题为《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学术共同体”这个概念。学术共同体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一个群体。新闻传播学尽管尚未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但是需要学术规范已形成共识。所谓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关各方共同遵守的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学术规范的内容涵盖以下三个层面：

逻辑层面，主要规范逻辑思维与创造性等方面的内容；论文各章节之间要有一个递进的逻辑关系，形成一条问题链，不要采用教科书的写法，前后章节只是并列关系。

方法层面，主要规范研究的路径、边界与方法等；问题决定思路，思路决定方法，而不是反过来。同时要注意问题的边界，把问题讨论限定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形式层面，主要指文本规范，包括文献索引、引证出处、参考书目、注释体例等。

研究要讲学术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就是科学性。但任何一种极致离荒谬只一步之遥，任何东西强调过头了也会有问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不能代替原创。有的一万多字的论文可以有100条以上的引文。不妨做个试验：将文中的引文全部抽去，还剩下什么？再将转述的话删除，还只剩下什么？

论文要有学术性，那么什么是学术性呢？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你的核心概念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是你的标题里面最起码应该有个学术概念。有人说我要研究电视台做的活动，这只是一个研究范畴，如果聚焦到电视台活动中的仪式传播，仪式传播就是一个学术概念，这样学术性就上来了。

不是学术概念或尚未形成学术概念者难道就没有研究的价值吗？例如“新闻立台”、“网络问政”，是不是学术概念？研究民生新闻、传媒产业到底有多少学术性？处于急剧发展的新闻学和转型中的传媒，有太多的现象需要关注，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难道因为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学术概念我们就不去研究它吗？我们完全可以用学术的方法来研究这些现实问题、中国问题。

三、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研究方法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找到合适自身的方法和路径。这里说的方法有三个层面，狭义的层面是作为分析工具的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广义的方法包括什么是可以研究的问题，怎样设计一个回答问题的研究计划，用什么方法搜集和分析资料，怎样从资料中提出对问题的解释，怎样阐明自己的发现并把它表述出来等。最高层次的就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它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在此我着重谈后两个层面的方法。

1、方法论

“方法论的自觉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研究新闻传播用什么方法呢？科学的结论通常用两种方法来保证其有效性：要么由经验事实（尤其是数据）予以支撑，要么由逻辑推理予以保证。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受美国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加强实证研究，这是好事，但也会走进另一个极端。我参加一次传播学硕士论文答辩时发现，有的同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做了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但却感觉他是认真真地去做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简单生硬地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来讨论和分析某一问题往往是力不从心的。人文科学回答“为什么？”，社会科学回答“是什么？”，应该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新闻传播学方法论的演变：人文学科方法论——社会学科方法论——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结合的方法论。1987年，祝建华教授发表的论文《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可能是最早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规判别——已不能适应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需要借鉴“科学方法论”。文章指出了科学方法论的要义：科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结论是什么，而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合乎科学原理。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质量较高的文章，通常是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相结合，新闻学话题与传播学方法相结合。陈力丹教授认为：“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①

“当代学术发展，正面临着两个基本现实：一是没有哪一个学科，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社会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实现学科进步，越来越多地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也就是说，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依存度在加强。正是这两个现实，是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②因此，跨学科研究和系统研究的方法日益显得重要。

2、研究方法

时常有些同学还在尚未确定选题时就跟我讨论研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方法的优势而确保论文的品质，这是一种为方法而方法的做法。研究方法的选取应该是为研究选题度身定做的。不要过分关心方法，重要的是某研究有没有意思，逻辑是否成立，经验根据是否充分可靠，结论是否有助于社会变革的思考和对策。

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主张研究真实的世界，有别于语词构成的概念世界或由信条构成的理论世界。实证研究用可经验感受和验证的方式，有别于概念界定和演绎的方法，运用特定研究所必备的多学科知识，努力追求功能性和因果性，理解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而有助于人们审慎但有效地改造世界。实证研究也完全可能做得不好，同样可能毫无学术意义，同样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研究假问题，仅仅是把概念或意识形态争论演绎成所谓实证研究。因此，所谓的实证研究，不是以方法来界定，或者是以概念来界定，而是要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要以为实证研究只有定量分析，它包括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主要是回答“是什么”，而质化研究主要回答“为什么”。当然，质化研究对于样品的选取十分严格，如果能够辅助其他研究方法，可以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差与片面。量化研究同样面临挑战，一是假设和取样，二是对数据的解读，对结果的解释。长期以来，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没有引起新闻传播学者足够的重视，少有学者把新闻实践和传媒业务作为调查研究的“田野”。为此，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质化研究：新闻传播被忽视的分析工具》，之后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作了更详尽的介绍和讨论。

个案研究

在国内外学界，问卷调查成为主流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方法则备受批评。在各种批评意见中，代表性问题成为个案研究方法遭受最多批评的问题。例如，人们常常发出疑问：对单个个案的研究，能有代表性吗？能有多大的代表性？个案研究的结论怎么能推论到总体？可以说，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是国内外社会学界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其实所谓“代表性”属于统计调查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指在概率意义上“样本”能否估测“总体”的特征（谢宇，2006；彭玉生，2011）。因为没有涉及“大数”现象，个案研究无从谈及这一问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个案研究的意义就限于其本身，研究者都试图“走出个案”（卢晖临、李雪，2007）。

像统计调查研究一样，个案研究最终呈现的结果也是一项知识，这一知识是否有意义在于它能否增加新的认识，即能否促进知识的增长。知识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相应地，知识增长也包括两个方面：扩充对经验事实的认知与提出新的理论见解。个案研究如何能获得对更大范围事实的认知？如何能获得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即基于个案研究能否获得超过个案适用范围的知识？这是个案研究始终要面临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超越性问题，也是个案研究的典型意义所在。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脉络中，三种研究取向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深具影响，它们分别是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格尔茨的“深描说”和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对超越性问题的处理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将个案视为“整体”中的“部分”，探寻事实层面上通过“部分”认识“整体”的途径；一是着眼于个案研究的理论意义，试图通过个案进行理论启发或检验。

研究方法是为研究服务的，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可以轻而易举取得效果。思辨推理需要很强的理论功底，实证研究不仅要求数据采集和分析的严谨，还要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往往单一的研究方法难以解决问题，可以采用多种分析工具相结合的方法，如定量研究加深度访谈，个案研究为主，比较研究为辅。但一般不宜超过三种研究方法。我们要充分认识各种研究方法所能和所不能，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才能把它用对用好。此外，除了史学研究之外，文献分析一般不能算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是研究前必须做的文献综述。

①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第29页

②卷首语：《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版，第24页

还是自己写吧 当你写完之后会发现自己长进了不少。。。。。

现在“创新”作为一个提倡的概念，变得流行了，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看，它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具有推进意义的，因为我国处于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许多思想观念需要创新。如果说新闻学和传播学也要创新，那主要应表现在总体观念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化上，要防止将“创新”解释为添加几个新名词、添加几个“新闻××学或××新闻学”、“传播××学或××传播学”，这种庸俗化的现象现在有所抬头，我们不能为此捧常现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原有范畴的研究发展很缓慢，而许多边缘领域却在不断地扩张，如果能够研究出扎实的成果也好，但真正有创新的不多。凡是打着“最新”、“高级”、“核心”名义的论著，几乎都是不新也不高级的东西，无法读下去。这种风气研究生中也有所表现，本来有一点思想火花，但一炒作就成了完全的泡沫。最近几年关于网络的研究，一轰而起，虽然有所成绩，但泡沫也太多了，惊人的预见、过分完美的想象、IT产业的广告宣传替代了严肃的研究，普及知识被抬高到学术研究的份上。鉴于这种情形，我认为深化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就是我们学科的创新。创新就在于深化研究，而不在于统计又增添了几个“学”和几个新名词。就新闻学而言，原来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例如新闻、新闻价值、客观性、新闻真实、新闻媒介的职能、新闻法、新闻职业道德等等，虽然还有些论文谈到，但这方面的文章逐年减少，好象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即使是世纪之交出版的新的新闻理论的教材，虽然努力想加些新东西，但新的毕竟不多。原因在于我们对传统新闻理论的系统研究跟不上。有些新的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成绩，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这方面的“研究”，能否成立都成问题，但是“新就是好”的观念（这个话并没有说出来）走红，管它呢！结果，出来的东西不过就是把新闻学常识重新组装一遍。深化新闻学，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和新现象外，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应该重新赋予较重要的地位，近年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减少了，但是从已发表的看，多数是有深度的，由于文章较为分散，发表的时间也不集中，尚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如果一个一个地做全面的考察，能够提出许多深入的思考。例如新闻真实，业界把它概括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样一句比喻，现在它几乎成了套话。如果学界也停留在用比喻做学问的水平上，那是不能原谅的。如果学界将新闻真实停留在“报道人物、事件、思想观点，不仅言语和细节上要准确可靠，而且发生事实的原因和对事实的解释也必须以事实为准绳”等等这样的要求上，这不是研究。新闻真实与时效相关，与记者的认识能力和个人观点相关，与媒体制度和新闻运作模式相关，与即时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氛围、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联系，与新闻源和受众接受时的误读也有关，对真假的判断与价值判断、利益关系也紧密相关，这些绝不是使用一二个比喻，例如正面的“生命”比喻或负面的“妖魔化”比喻就能说清楚的。如果每个新闻学的基本范畴都能有几本确实深入研究的专著，那么我们的新闻理论教材在“新闻真实”的章节上，才能真地说出几条让人看了感到若有所悟的认识。我们现在是把新闻理论的地犁了多遍，但缺少的是在地里的一个点上挖下去，掘一口井，涌出水来，然后再向四面扩散。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学科进步的一个标志。把我们司空见惯的新闻现象看透，这才是创新。例如新闻为什么同质化、礼仪化，研究一下不断变化的新闻内容和基本不变的报道模式，仔细想想，原来它给予人们的主要不是新鲜的东西，其实质是不断加固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既定看法。这是现代新闻生产组织的标准化造成的。而这种标准化在不同的国家和意识形态下，表现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这方面，只有个别文章谈到，深化研究也没提上日程。《文汇报》去年7月18日发表一篇文章《“势利眼新闻”》（张金铃），从尊重人权的角度，批评媒体只用几十个字报道一堵墙倒下砸死三个民工，而却用半个版报道一个海归博士在深圳遭毒打。8月24日该报另一篇文章《新闻眼并非势利眼》（周靖竹），则用新闻价值的基本理念为媒体的正常报道作了辩护。其实，这个问题就可以成为深化新闻价值研究的一个起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除了及时引进最新的研究成果外，重点也在于研究已有的传播学基本范畴。有两方面我觉得应该深化：第一，深化研究人家能够得出这论那论、这模式或那模式的方法和视角。我们太不看重研究过程，这方面的译著也很少，倒是教材性的书出了一大堆。这种书当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一种意料外的不好的后果，这就是人们接触到的全是结论，如何得出的结论不清楚，当然也就会看轻研究过程了，大学生知道结论就够了，但仅仅知道结论不利于研究生养成理论思维的习惯。现在正在组织翻译一批传播学经典著作，我想，这对于改变人们重结论轻过程，可能会产生作用。第二，侧重研究已经被西方传播学界的多数承认的各种假设，何种程度上能运用到我国的环境中。真理多迈出一步就是谬误，何况各种传播学的“模式”和“论”均是理论假设，谈不上真理不真理的。我们现在的文章，相当多的结构是：传播学的某“论”说了什么，然后就作为依据论述中国大众传播方面有一个怎样的问题和应该怎样，较少考虑这这些理论假设提出的环境、时代背景与中国的差异。例如我们常用的“议程设置论”，其环境背景是各种新闻媒体可以自由报道任何话题，自行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所报道的事实，因而媒体的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结果，公众也有较多的横向信息的比较。如果媒体的议程设置很大程度上是非自然的，公众只能看到某一类信息源而另一类信息源被封锁，那么根据人家在那种环境下得出的某些论点，分析这种情况下的媒体议程设置，就要对结论作出许多条件的限制。如果一种客观的观察媒体活动特点的假设，被用于主观的宣传目的，颇有些悲剧的意味。再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它确实说明了某种大众传播中的舆论现象，依据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用于什么目的，存在着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传观的差别。提出这一理论的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参加过纳粹党的活动，她的理论带有对纳粹经验总结的成份。作者的这一背景被揭露后，曾引起传播学界的很大震动。应当承认，她对传播学－舆论学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但也要指出她的理论中含有驱逐少数人意见的成份。对于有过纳粹宣传经验的德国和有过“文革”宣传经验的中国，需要特别提醒人们警惕，防止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对人民进行戈培尔式的宣传。引导舆论存在着引导伦理问题，愚弄舆论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就眼前要做的事情而言，我感到较新的传播学研究成果需要尽快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在我国的环境中借鉴，例如“第三人传播效果理论”、“议程融合论”等等。就具体的研究课题而言，诸如“健康传播”，在我国刚刚起步，目前我只看到一篇文章，希望能够成为新形势下传播学的一个多少被人关注的课题。健康传播、大众传播与儿童、大众传播与性别等等研究课题，具有全球的共通性，现在后两个课题在我国有已有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并没有得到传播学界的普遍关注。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人类的贡献可能很大，得到世界关注的可能性也很大。而基础理论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尚无法与别人在世界上竞争。鉴于这种情况，传播学研究我想得分为两个活动空间，一个是加强国内的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提高我们总体研究水平的基础；一个是加强能够与世界对话的具体课题的研究，诸如刚才提到的几个全球共同关心的课题。传播学研究在中国能否研究出几个“论”或“模式”，这是人们很早就企盼的。但是学术研究不是生产工业产品，研究需要一定的相对纯粹的实验环境，而我们缺乏这种环境，因而可能总结出一些尽可能尊重新闻工作特点的传播经验，可以通过具体的量化调查得出某些我国体制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和受众特点，但研究出多少带有普遍性的传播现象的理论假设是较为困难的。现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批判学派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这是可喜的事情。我只是提醒一下，欧美批判学派深刻思考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过于成熟而面临的问题；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处于起步阶段，他们的思考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但不宜直接用来批判这批判那。我国大众媒介的发展，总体上不是市场经济成份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立足于大众传播业的市场化建设（包括法治和职业道德建设），辅以批判，侧重点不要发生偏差。但是，批判学派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方法，现在对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来说是缺乏的，我们现在简单的逻辑推理式的文章较多，给人以深刻思想的东西较少。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思维现在很有市场，我们确实需要一些这方面的分析性文章，但不能都是这些东西。特别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多一些批判学派的思维方法加以平衡。看一下 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