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廉文化为主题的论文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过去的历史，对于人才，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才、德、学。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但没有才能。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好得很；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冲出去，那他办不到，他没有这个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没有开创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那就是学，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 讲到学问，就须两件事，一是要学，一是要问。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接受前人的经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便是学问。但“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有学问，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就是迂阔疏远，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了，没有用处。如此可以作学者，像我们一样——教书，吹吹牛，不但学术界如此，别的圈子也是一样，有学识，但没有真思想，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学则殆”。他们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结果陷于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击，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其实童稚无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人间，宛如一张白纸，染之朱则赤，染之墨则黑，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涂涂抹抹，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烂污一片，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还不是真的太保。我经常说，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无论是做父母的，当教师的，或者领导人的，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领导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据我的研究，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学问、事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个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说历史文化，无论中外，永远年轻，永远只有三十岁，没有五千年，为什么呢？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岁以后，就难得有新的发明，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累积起来，就变成文化历史。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正在五六十岁，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样，就此落地了。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的阶段作接力赛，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生究竟如何？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还要力学。上面所说，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罔”，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很危险了。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但在宋儒以后，“异端”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 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所谓“训诂”，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所谓博士，就是专家。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 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 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 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由养士到考试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他两百万字不成问题。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维系统治（“家国同构”，混淆群己权界，公私互犯）的最根本的礼教准则，是汉民族家庭美德与传统文化罪恶糟粕极具争议和威力的混合体。需要明辨的是，理论上及现实中的儒家孝道体系是中国特色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历史的产物，并非人类的“普世伦理”或客观的普遍真理。儒家所主张的依靠暴力实行的“慈-孝”（倒设前提）（无条件的奴隶主义：所谓“亲憎我，孝方贤”，舜就是以此起家的政治阴谋家，开了扭曲人性、高压伦治、孝廉腐败的恶例。此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世有无数“以〔特定关系〕人为神主圣王”的儒家邪教造成的社格人格畸变良知理智沦丧的案例。附: 参考资料2）、“权力-责任”严重不对等，制度倒挂设计的孝道是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公约》的根本原则与具体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契约伦理与责任伦理、生物界的“责任伦理”和自然法的“道德金律”的。儒家礼教——孝道推行的实质包含着不平等自由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伦理特殊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上位霸权主义及主观唯心主义。（参见：自我中心 内圣外王 权力意志）没有平等——公平正义，就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对真理和人权、人类尊严的尊重，也就没有真爱和博爱。封建孝道在中国根深蒂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自古以来严重威胁着中国人特别是弱势儿童的生存权（儒家传统认为包括身体发肤在内的整个人格的主权属于父母，通过国家暴力和群氓暴力维护这种贿赂人心、婆媳循环、轮流坐庄、一盘散沙的反动统治秩序，却从不愿正视并防止父母侵害其法定被代理人的身体发肤等等）、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获得救助权、表达权、参与权、发展权、婚姻自由权、不作伪证权……以至年长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妨害社会进步，只能养儿防老——现在有的人都不需要“养儿防老”了，更容易暴露人性中的罪恶与孝道之本质）。中国的家庭暴力与社会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淫情暴孝，从小训练；有礼有众，无法无天。）问题形势依然严峻。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和孟子的成长过程都没有正常的父爱（包括教育）和家庭结构。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这样看待“礼教圣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指出：“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儒家孝道思想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立健全民主法治，才能最终根除封建礼教的社会基础。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鲁迅先生曾撰文批判，揭露礼教的吃人本质和孝道对国民性的巨大危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二十四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这4章内容相关，故一并解释。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之后，樊迟为孔子驾车时，孔子告诉他这件事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要违背。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时，要依礼来侍奉他们；当他们去世之后，又要依礼来安葬及祭祀他们）。 此章的“无违”由孔子自己后面的说明看来，应是不违背礼的意思。 至于为何孔子在此要分两段解释无违呢？有学者以为孟懿子的父亲孟僖子贤而好礼，所以孔子只要他能做到不违其父之志向行为就可以算是孝了。但是一般人的父亲言行未必一定合礼，此时子女就不应以不违背父亲为孝，而应该以不违背礼为孝了。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让做父母的只因为子女的疾病而忧愁烦恼）。 此章有三种解释分述如下：1.使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2.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子女须小心保重自己；3.子女应只担心父母的疾病，其它则不宜过分担心，否则反而会使父母不安。 小弟以为第一解涵意较广，故详细说明如下： 此章言外之意乃是因为疾病并非人力所能控制，其它各方面则人的主控力较强，所以作子女的必须在其它各方面勤勉努力表现良好，使父母不会因为除了疾病之外的事情，为子女担心操烦。 事实上以今日医学的角度而言，疾病仍有一部份的成因或程度可以操之在己。例如有些传染性疾病有其地域性，能不去这些地方就应该尽量避免（泰伯篇的“危邦不入”或也与此有部份相同之意）。如果一定得去，有些预防措施就一定不该省略，如疟疾可以藉行前开始服药预防。另外也有些传染病与个人的行为有关系，当然也能且该禁力避免危险的行为，如性病。还有些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自己也应定时按医师指示使用药物，因为这与病情的控制相当有关；适当的饮食和运动也同样重要，同时也是可以操之在己的。还有一些健康行为，如：均衡的饮食、体重的维持等也与健康息息相关，这些应该也属自己可以注意的。 由此观之，孔子此章之真意也许可以理解为：子女须尽全力做好每一件可以做好的事，以期使父母不因为子女多担操烦。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今日所谓的孝是指能够供养照顾父母。但是家中的狗和马也一样也有人供养照顾啊！假若心中少了敬意，那又如何可以分辨这两者呢）？ 此章的“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有两解：1.狗和马也一样有人供养；2.狗和马也一样可以侍奉人；但若依第二种解释似乎就不须“有”字了。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晚辈长保恭敬和悦的神色是最难做到的。当有事时，年轻人去做；有丰盛美食时，由长辈吃；这样就可以算是孝了吗）？ 此章的“色难”亦有两解：1.晚辈的神色（详解如上）；2.长辈之神色：是指能够在父母神色未变之前，先得知父母的心意。 “孝”字在论语中，一共见于14章。其中为孔子所言，且与孝的定义有关者，共有6(5+1，一章重出)章，即为政篇这四章加上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6（5）章皆属“两端四角”启发式教学。 综合这6（5）章之意如下：父母在世时，与父母相处自己要秉持恭敬的心意；保有和悦的神色；行为要合义合礼；另外也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以尽量减少父母为自己担忧；父母过世之后，丧祭亦应合义合礼；且必须时常缅怀他们，并效法他们合义合礼的言行，如此都能做到，才算是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