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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康  21民本  2021410067 “萨玛节”是南部侗族现存最古老而盛大的传统节日，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萨玛系侗语，“萨 ”即祖母，“玛” 即大,萨玛汉译过来就是大祖母的意思。萨玛是侗族人民信奉、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女神,她代表了整个侗族共同的祖先神灵的化身,是侗族唯一共同祭祀的、 本民族自己的神。同时萨玛又是古代侗族女英雄，在侗族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侗家人认为萨玛能赋予他们力量去战胜敌人、战胜自然、战胜灾难，赢得村寨安乐、人畜兴旺。-般是农历十月、二月，但有时也根据生产、生活或其他重大活动情况改为其它月份举行。平时每月初一、十五由管理萨堂的人打扫萨堂，敬供香茶。而一年一度的重大萨玛节祭萨活动，各村都请专门的祭师来主持祭祀仪式。我收集了从2002年至今为止有关侗族萨玛文化的论文（文章）四篇，下面以这些论文（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来进行综述。 2010年杨先民、杨宗有、张实裕等人的《镇远侗族“萨玛之歌”》，主要是关于萨玛文化由来和作用，讲述了一位名叫贝芬的侗族少女带领侗族人民反抗封建地主统治的故事，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少女便把她的故事口口相传下来，以激励侗族人民们吃苦耐劳、勇斗邪恶,敢于自我牺牲,奋发向上。“萨玛之歌”中的十一个小标题展示了贝芬带领侗族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所付出的艰苦代价。以我找到的资料来看对于萨玛文化由来的准确消息并没有过多的准确消息，更多的是在人们口口相传中流传下来。张泽忠《萨玛神的“元信息”解读——侗族大神母研究系列之一“》表明了张泽忠先生的观点：以文化自觉的责任意识重新审视萨玛神的意义信息，有助于认知和理解这一具有人类文明标识意义的”大神母“神话遗存的实际意义。张泽忠先生认为侗语词语中称女性长者为”玛“，与希腊神话中称”大地女神“为”玛“皆源于对”大神母“的尊称。但我找寻资料后发现萨玛神对于侗族人民来说她的原型却是一位女首领，并没有被神化。萨玛神对于侗族人民来说是有血有肉的一位带领者。 2016年刘畅在《论侗族”萨玛节“的功能》中指出萨玛节的功能主要有几点：1：文化传承功能；2：社会教化功能：3：民族认同功能；4：群体凝聚功能；通过举行“萨玛节”，祭祀了逝去的先人们的灵魂，向族魂进行了祷告，表达了心愿，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财两发、富贵双全的期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这一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也成为侗家人共同的选择和合理的诉求。刘畅先生表明如今的“萨玛节”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对侗族“萨玛节”功能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侗族社会历史发展，了解侗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了解侗族同胞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对侗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我查阅资料后中所发现举办萨玛节对于侗族人民的意义有些夸大了，萨玛节的举办参与者只有寨老和已婚的妇女，他所覆盖的人员并没有很大，受到影响的人并没有很多，刘畅先生对于萨玛文化的作用我认为是有一些的夸大了 2017年粟文清、吴文君的《论古州侗族萨玛文化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指出人们对萨玛节存在着两个重要误区:1、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先验地认定萨玛节为侗族“原生态文化”，并以榕江县萨玛节最为典型。2、普遍认为萨玛节是侗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风俗的遗存。吴文君、粟文清在对三宝地区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资料，和黎平侗族进行比较，重新审视了三宝地区的萨玛文化，提出了下面的观点：1、在湘黔桂交界的广大侗族地区，三宝侗族的萨玛文化与众不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2、地处迅速城镇化榕江县城，当下三宝侗族的文化正在急剧.变迁，但变迁并不是刚刚开始，而是自古就有,变迁也不仅仅源于现代化对古老侗族文化的冲击的单一向度，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最后粟文清和吴文君根据在三宝侗寨的考察期间获得的有关村寨的民俗生活的材料，特别是口头传说中有萨玛的故事和传说等，质疑了三宝萨玛节的”母系氏族遗存“和”原生态“等普遍说法，并且提出了在侗汉民族居住交界处文化”多维度变迁“的新的分析思路。萨玛文化在经过长时间的演变甚至是发展下来，已经极具现代化因素，但对于萨玛文化的由来到底是如何来的我觉得这并没有很重要了，但不可否认是萨玛文化对于侗族文化来说还是极具特色的，这不是意味着萨玛文化可以作为侗族地区的一个特色旅游节目而得到更多的人认识呢？还可以带动侗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不是萨玛文化所能带来的效应呢？值得思考。 综上所述，侗族萨玛文化的由来是一位侗族女首领带领侗族人民跟地主的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侗族首领而举办的节日，萨玛节寄托着侗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但萨玛文化也跟希腊的神的文化有着相同之处，但在人们口口相传的信息中却能深究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于萨玛文化的由来又有着另一种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萨玛文化已经是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跟侗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已经成为了侗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对于萨玛文化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并传承起来，赋予它经济的理念在现代社会是不是更能有助于萨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参考文献 杨先民、杨宗有、张实裕等《镇远侗族“萨玛之歌”》2010年衫乡文学第六期 张泽忠《萨玛神的“元信息”解读——侗族大神母研究系列之一》2010年百色学院学报第五期 刘畅《论侗族“萨玛节”的功能》2016年凯里学院学报第五期 粟文清、吴文君《论古州侗族萨玛文化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2017年贵州民族研究第三期

起源是指事物的来自何处，即事物的来源。关于侗款的来源，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战争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侗族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私有制的产生，氏族社会部落内部或部落间出现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引起的利益纷争或战争，为了维护本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共同利益而款就出现了。潘盛之认为，侗族原始社会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原始社会后期，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开始在侗族地区出现，社会上财富分配不平等，出现纷争以及不停的战争，为了维护本民族利益，必然依靠整个房族的集体力量或联合其他房族的力量，以共同对付自己的对方。这样，款组织就应运而生了（潘盛之，“侗款”三题[C].//侗学研究会.侗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141.）。石玉昌也持此观点（石玉昌.侗乡和谐之宝:侗款[J].凯里学院学报,2007,25(5)）。此种观点在现存侗款文本中得到证实，侗款具有军事联防性质，同时侗族历史上多次人民起义中款组织作用也论证这种观点。

第二观点是婚姻论。这种观点认为，款是起源侗族原始的婚姻制度，在侗族原始社会里，部落间往来于部落间男女的交往的恋爱需要，将种恋爱往来的约定成俗化，就是部落间婚姻联结，在婚姻联结基础上逐步发展为村寨或地域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盟。邓敏文和吴浩认为款源于原始的婚姻制度，产生于族外群婚制这个历史阶段中。一个氏族和另一个氏族的男女之间，仍然保持着群体性的性爱交往。这种既是交朋友又是结情人的古代婚姻制度，很可能就是款的前身，也是款组织名称的来源。其原始形态就是村寨与村寨或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婚姻联结，后来才逐步发展成为村寨与村寨或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无论是婚姻联结还是政治或军事联盟，都有真诚结交的含义，这就是“款”（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5.）。有人认为也可以从当今侗族社区仍然盛行的“为也”、“为赫”、“为款”活动（交朋友活动）中找到依据（粟丹.传统侗款的法文化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8,228(12):106.）。

第三观点是管理论。这种观点认为，侗款应起源氏族社会内的管理需要而产生的，氏族社会中氏族原是有氏族家族不断发展并不断分离而形成一个个新的氏族家族，这些氏族家族之间会因为内部家族事务或管辖范围内的资源而不断发生一些纠纷，为了协调这些事务或解决这些纠纷而进行联合或结盟，这种结盟或联合是以氏族血缘关系为核心而相互联系。这可从侗族习惯法中找到依据。冯祖贻和胡世蓉等人认为,从这些侗款法律制度中可以看出，侗款产生也可能来源于管理侗族社会事务和维护侗族社会秩序。侗款组织，是原始氏族社会晚期的产物，其最初之目的，在于调解由于生产力发展之后社会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纠纷，但后来在氏族之间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因而具有军事联盟的性质。但对于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来说，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的军事联盟功能并不明显，其更多的功能则是维护地方秩序，实现地方的民主自治（冯祖贻,胡世蓉等.侗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17-118.）。廖君湘和王传旗等（廖君湘,王传旗.浅析侗款制度与侗族传统社会的“款约”习惯法[J].甘肃民族研究,2005(1).）人也持这种观点。

关于侗款起源争论的上述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可在侗族传统社会的历史中去寻找到某些证据作支撑。实际上，侗款的产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是受制于侗族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条件所制约。侗款的产生与婚姻制度、管理内部事务和抵抗外敌等因素都相关，不是单一的因素起作用。我们可以推测，婚姻行为关系是侗款产生的一个的内部条件，不是根本性的条件，可看成是一个内在的诱因；侗族氏族内部事务管理的需要是侗款产生的一个基础性条件，没有内部矛盾及关系的处理需要，侗族社会传统组织没有必要成立，因而侗族氏族内部事务管理的需要是侗款产生的最为深层的社会基础；抵抗外敌是强化侗款组织发展和完善，以及促使其发展壮大的外部条件。因此，侗款的产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它的产生对侗族传统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性作用。随着侗族传统社会的发展演变，侗款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适应侗族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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