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钱币发展研究论文摘要

揭开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版银币之谜

关于这枚钱，钱币学者孙浩介绍说：浙江地处沿海，通行洋银甚早，清季虽已设厂造币惟大量产制银元是民国以后的事。由于筹建较迟，光绪二十五年浙局开铸后即奉旨停工，机器拆迁他处；营运期间所出银币数额不多，因正面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碑文的书法，俗称“魏碑”。然而存世另有一种铭文为楷体之“浙江楷书”，极罕见。惜国内文献记载欠缺，故早年藏界对其出处及年代的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楷书”版在多数钱币书籍之记载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如大陆出版之钱屿《金银货币鉴定》、董文超《中国历代金银币通览》、李晓萍《中国近代金银币图典》、台港之张惠信《中国货币图录》、林国明《中国金银币目录》等，包括由杭州市钱币学会编辑出版之《浙江钱币》一书皆如是说。

浙江首座正式的造币厂是在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朝廷准设浙江银元局后，自德国购置机器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开铸。而后来清廷却以各省设局过多，成色重量参差、不便商民使用，荼靡经费，于该年四月下令除特许外均停铸银元，因此其即于是年七月奉旨停工，设备拆运至北京，作为筹办“京局”之用，后京局造币厂在次年毁于八国联军战火。浙江当局因此也没有再继续生产银币。因此“浙江省造光绪元宝”银币实际流传下来的数量相当稀少。

本人三十年前有缘得到一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缶宝）七钱二分银币，当时不知其价值，近来从网上查询得知其珍稀。该币从网上查询之档案完全吻合，该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国内湖北银元局（背面英文证明）代铸样币。该币楷书端庄秀丽、铸工精良，龙图及楷体字口深峻，镜面版底精铸，均匀淡彩银光，精美绝伦。从实物痕迹中可看出当时同批铸品可能销毁（流通过程中无法形成此痕迹），因浙江银元局正式开铸（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没有采用楷体（采用“魏碑”字体）。从实物中看出该币银色滋润，光泽柔软，声音脆而洪亮，柔和悦耳，余音悠长，淡淡墨色呈油汗状物包浆，层次色泽十分丰富，流通磨损痕迹自然，边齿规整均匀，齿内包浆十分明显，币面币背机铸纹（特别是“江”字周围机铸纹理）清晰可见。该币正面整体金黄色（镜面版底精铸）呈样币形式，而反面色泽并不匀称则以普通流通币形式出现，因浙江银元局当时只需正面币模（样币正面即可，后面来历说明）。该币因何原因流落民间不得而知。直径39.7mm，厚度2.4mm，重量26.87克。

结论：由于筹建较迟，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委托湖北银元局试铸了该款（楷体）样币，浙江银元局打破了各省千篇一律、千钱一面（楷书体）样式，选择了“魏碑”字体。注“魏碑”版的由来（即浙江光绪银币由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浙江巡抚廖寿丰请准后向德国购置机器，订购设备时包括样币和模具（二十三年浙江省造，来自德国奥图·拜赫厂档案揭露），由于交付时（奥图·拜赫厂档案记录：1898年2月16日即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交付）正面币面上所标示的“光绪二十三年造”与实际年份不符，故正面币模弃用。浙江银元局需要正面币模（背面币模随德国设备而来），只好委托当时国内铸模工艺比较成熟的湖北银元局设计，而湖北银元局只是将自己的正面币模去掉“湖北”加“浙江”并铸成样品呈浙江审核（即：背面无作用，只是镶配上去才能铸成正面样品），浙江银元局审批未通过，重新要求湖北设计另外一种款式（“魏碑”字体，见：2015-07-19，新浪博客深谈『1899年浙江省造魏碑体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试铸样币』的特征及防伪设计）。最终正面采用湖北“魏碑”模具，反面采用德国“二十三年造背面”模具。（见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

(本图片本人实物拍摄并填补了百度百科“浙江省造光绪元宝缶宝七钱二分”空白)

摘自网上各位专家对该款国产样币的评论：这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整体呈金黄色，熠熠发光的钱币造型给人一种贵族之气，也同时展现出它距今年代的久远。钱币的设计非常精致，不仅图案保存完整，刻字还异常的清晰，这在当今的钱币市场中已经变得并不多见，小而精的造型更是让众人大开眼界。楷体字磅礴大气、镌刻细腻、分布匀称、字体清秀挺拔、笔画刚劲有力，端庄秀丽、犹如石碑。整个币面的造型非常和谐美观。背面中央精刻着全身舞动的飞龙，神龙目光炯炯有神、身姿娇健、霸气威武、纹路清晰、如刀刻所成。整器历史留来的沧桑感清晰可见，品相完好、币面干净、字迹清晰、色泽温润、包浆纯正、小巧别致、异常精美，具有非常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

关于揭开“浙江楷书版银币”谜底的来由：浙江“楷书”如此，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近来看到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的文章，才解开谜底，而此币图册2018年5月30日之前已上百度（6月17日更正为1898年）。

关于“浙江楷书版银币”改刻问题的释疑： 改刻必有痕迹，流通币与样币不同（样币版底为镜面Proof），还可用高倍放大镜检测或用超声检测字体内部结构，再说改刻者也不可能改刻如此无隐蔽、离谱的东西。而该币正面版底为镜面Proof、“江”字周围机铸纹理、包浆、秀丽字体都证明是原币无疑。

古钱的面、背、幕、穿、廓、肉古钱的正面称为面，一般铸有文字，叫做面文或者钱文。面有竖线称竖文，横线称横文。钱的背面简称背，背有文字称背文，如果既没有文字又没有纹饰的，就叫光背，一般钱背称幕。钱的方孔或者圆孔叫做穿，也可叫做好、函。穿孔大的叫做广穿，小的称为狭穿，又有花穿。穿外的钱体叫做肉。肉的外缘叫做边，或者叫做廓；内缘形成边框的叫做内廓，或称做好廓、函廓；内廓细的叫细廓，非常细的就叫做瘦廓。汉代以前圆钱背无内外廓，我们称它平背，从汉武帝铸五铢钱开始，钱币就有了内外廓。外廓双重叫做重轮或重廓；内廓双重就叫做重孔或重穿。内廓比外廓低些，我们就成为阴廓。 古钱的钱文与形制钱文即铸在钱面上的文字。钱文自上、右、下、左而读的，叫做回读或旋读，钱文自上而下，自右而左来读，叫直读或顺读。钱文的书体有篆、隶、真、草、行、瘦金和宋体等，即使是同一字体，手法也是变化多端的。形制即是古钱的铸造工艺、币材、造型结构。各个时代的钱币，都有其特征，出于需要也要规定出同前朝钱币的差异。比如方孔圆钱有的有廓，有的就没有廓；有的穿孔大，有的穿孔小；钱文有的直读，有的旋读。因而各个时代的钱币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鉴定古钱真伪时这种方法也是很科学的。象齐的刀布为了使钱文不易磨损，就把币的轮廓铸得较高，背中间有一高点，如果没有这些特征，那么就应判断是伪品。即使是同一币制的刀币，由于时间的先后关系也有变化。这就需要钱币爱好者熟记常在钱文中出现的字及时代特征，以免上伪币之当。 雕母和铁母雕母又叫祖钱。用铜块或锡、铅块直接雕刻成钱模，铸钱时用祖钱做模，翻铸母钱。这些母钱颁发到各地，各地则用母钱制范铸币。祖钱的雕制是很精良的，目前所见雕母都是金黄色的铜质，是质地优良的铜材。铜雕母的钱文很精美，字口深峻。雕母钱不见刀痕迹象，比同版流通的钱稍大些、厚重些。雕母钱被制成钱模后取走，工匠用融化了的铜液浇铸在钱模上，待铸币冷却后开模，取出铸币加工打磨光洁即成。 宋、元、明、清时期，冶金技术和采矿技术的发展，带动了铸币业的发展。明清时期黄铜铸币盛行起来。黄铜是铜锌合金。以前鉴定钱币含铜量的多少，就将币掷于地上，听声断其成色，成色高的铜币，掷于地上有金声。除黄铜外，还有白铜钱，这是铜锡合金中锡的比例大的缘故，也有一种白铜钱是镍铜。 雕母钱体积比母钱和流通钱大，母钱又比流通钱稍大，铜质也较好。只是因为母钱是由祖钱翻砂铸成的，所以钱的外缘轮廓、字口都没有雕母深峻，各方面都比雕母逊些。母钱除了铜质的外,也还有铁质的。铁材料翻砂制的铁母钱比同级的铜钱要大些、厚重些。古钱币爱好者应当把铁母和铁范铜钱区别开来，铁母钱是为铸造铁钱翻砂制成的母钱，再由母钱铸成流通钱，它和铜币实际上只是铸币材料的不同。而铁范铜钱，是在大批铸铁钱之前，现将融化的铜液注入，以检查钱模的效果，因而这些铜钱称为试铸品，这是与铁钱形制完全相同的铜钱。这种钱流传极少。 不论是打造铸币还是范畴，都是一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由此造成钱币品质的良莠不齐和铸造费的高昂。中国历代的铜钱，在形式上常有错范和流铜等现象，使钱币不整齐美观，在重量和成色上也是千差万别的，就是同一炉所铸的钱，重量也不一定相同，在成色上更是难以辨别。中国铸币史上的一次革命，是清时采用了机器铸币，新铸铜元制币整齐精巧，大受人民欢迎，而政府也获大利。 生坑品和熟坑品古钱带有出土锈色称生坑，所以出土不久称新生坑；出土时间较久，尚带锈片残迹称老生坑，或称熟坑。生坑品也有伪品，那时后代人伪造前代的古钱，我们鉴别生坑钱的真伪主要是观察钱币的文字、锈色。因为钱币上的字多为著名书法家所写，而伪造者学些的字有其形而无其神，有时文字与钱币形制也不同，虽然铜锈是真的，钱币也是假的。 铜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金属，在常温、常湿的情况下也不容易生锈。入土后的钱币经过几十百把年甚至上千年，钱币的表面便起了化学变化，生成了铜锈，这种铜锈是不会脱落的。一些伪品的锈是经过特殊处理过装饰而成的，虽很逼真，但在沸水中浸泡后，锈就会脱落。 通宝、元宝和重宝通宝是中国自唐至清末铜币的一种名称，唐高祖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开元意思为开创新纪元，以后历代沿用，并常在“通宝”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从唐朝起，钱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了，而改称宝。如“大唐通宝",“唐国通宝”、“太平通宝”、“永乐通宝”、“康熙通宝”等等。货币称宝是有其社会意义的，这就是货币的威力增大了。 专家总结了历代钱币中钱文称为通宝的有“宋元、太平、天禧、皇宋、至和、嘉佑、治平、熙宁、元丰、元佑、元符、建国、圣宋、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靖康”等等。 “元宝”这一名称最早是用于唐肃宗时史思明在洛阳铸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顺天元宝是由得壹元宝改制的。这两种钱可以说是一种占领货币。大历年间曾铸有大历元宝，制作不精。当时钱价很低，铜价却很高。因此官铸也不精良。以后还有天福元宝、淳化元宝、圣宋元宝、宣和元宝、靖康元宝等。 “重宝” 也是铜币的一种名称，这一名称最早是用于唐乾元元年铸的“乾元重宝”。乾元钱法定有两种：一种是乾元重宝当十钱；另一种是当五十的乾元重宝，这种钱的背面的外廓是双圈，所以称为重轮乾元钱。乾元重宝流传下来的很多，特别是小平钱，仅次于开元钱。朝鲜曾铸造乾元重宝，背面有“东国”二字，这是朝鲜最早的钱币。乾元钱有光背，有背面穿下俯或飞鸟或云朵，也有云朵在穿上的。以后有南汉“钱亨重宝”，北宋“庆历重宝”，“崇宁重宝”，清“咸丰重宝”、“光绪重宝”等等。 记号钱、蚁鼻钱与鬼脸钱记号钱，就是面、背部有特殊记号的钱币。比如钱面钱背有星纹、月纹等等。象乾元重宝，有瑞雀纹的价值990元。宋咸淳元宝，有小平和折二两种，背文从元字到八字，这表示铸币的年代，八年的咸淳钱是宋最后一次铸币，九年、十年大概都没有铸币，以后的前幼帝、端宗和后幼帝也没有铸币。 朱元璋早期铸造多种大中通宝钱，即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五、当十，并在各省分设宝泉局鼓铸,这次铸的钱,背面有各省的局名,计有北平、豫、济、京、浙、福、鄂、广、桂等，小钱背面多只有局名。凡发现当三以上的大钱背文有北平、鄂、京、桂等字样的古币，就要留神鉴别，真币每枚价值千元以上，皆属珍品。 世俗所称的蚁鼻钱，是铜贝的高级形态。钱币学家认为蚁鼻钱是楚国的货币，因为大多出土于南方，而且文字是阴文，和中原的货币不同。蚁鼻钱的形状是正面凸起，背面平。按照钱上的文字可以分为许多种。最普通的是所谓鬼脸钱，因为钱身为椭圆形，而且上面有的阴文，看起来的确象人的脸。其次是各六朱，因为上面的文字好像是各六朱三字的连写，同时又象一只蚂蚁，加上鬼脸上的高鼻子，于是就有了蚁鼻钱这个名称。这两种钱最多见。 其余几种蚁鼻钱，即铜贝铭文作“全”字者，均很少见。解放后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鲁南都不断发现蚁鼻钱。普通鼻钱传世较多，几乎没有伪品，但出土少的“全”字币，就应留神有否做伪痕迹。

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五次重大的演变：1、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2、由杂乱形状向统一形状的演变。3、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4、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5、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一、纸币出现在北宋年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其后陆续出现有别的纸币：会子和关子，且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此外，对子钱、记监钱、记炉钱、记年钱亦应运而生。宋徽宗赵佶瘦金体御书钱堪称一绝。辽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国家，起初使用中原地区的货币，后来自铸币，以汉文作为为钱文，所铸的钱币多为不精。西夏曾铸行过两种文字货币，一种是西夏文，叫“屋驮钱”；一种是汉文钱，形制大小与宋钱相似。西夏的钱币铸制精整，文字秀丽。由女真族所建，曾统治过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其所铸钱币种类繁多，除用铜钱外，亦用纸币，均以汉文为币文。金国的钱币受南宋的影响较大。在元代，纸币已成为基本流通货币，铜钱已不占有主要的地位，与此同时白银的流通量占有很大的比例。元朝的统治者信奉佛教，因此铸行一些小型的供养钱、庙宇钱供寺观供佛之用。明代大力推行纸币——钞，明初只用钞不用钱，后来改为钱钞兼用，但明代只发行了一种纸币——大明宝钞。二、白银流通白银在明代成为了法定的流通货币，大额交易多用银，小交易用钞或钱。由于明朝初朱元璋推行纸币政策，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并用。但大明宝钞不定发行限额，也没准备金，很快就导致通货膨胀，故明中叶嘉靖年后，宝钞已不能通行，民间主要用白银和铜钱。如明朝“班匠”以银代役、雇工工资，富豪积家产等都主要用银量了。银量被铸为一定标准的银锭从元朝开始，从元朝至元年间开始，银锭自名“元宝”，这是中国称银锭为“元宝”的开始。同时民间流行铜制钱，质材由青铜转黄铜，铸行以年号为号的通宝钱。明代共有十个皇帝铸过年号钱，因避讳皇帝朱元璋之“元”字，明代所有钱币统称“通宝”，忌用“元宝”。清朝主要以白银为主，小额交易往往用钱。清初铸钱沿袭两千多年前的传统，采用模具制钱，后期则仿效国外，用机器制钱。清末，太平天国攻进南京后，亦铸铜钱，其钱币受宗教影响较大，称为“圣宝”。

文章摘要：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经历了三次演变，先后形成了铜币时期，纸币时期和白银货币时期，这三个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阶段。由于中国古代货币的特殊关系，铜币，纸币和白银货币之间长期处于不断变化着的主币与辅币的关系。而三种货币形式在货币史上的地位也不是平等的，纸币更多的被作为了中国主导货币由铜币向白银货币转化的一种过渡形式，这一情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与中国纸币的固有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关键词：中国古代货币体系 铜币时期 纸币时期 白银货币时期 中国主导货币 主币 辅币 钱荒 银荒 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经历了近三千年的发展与演变，可谓源远流长。单就其发展来看，笔者认为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中国古代货币体系，先后经历了铜币时期，纸币时期和白银货币时期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着的。由于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中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本位货币制度，常以一种货币形式为主币，多种货币形式为辅币，而这种主币与辅币的关系也并非绝对的,它们遵循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这里的主币与辅币之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主导与从属关系。更进一步而言，古代货币体系中的纸币时期只是一个相对的阶段，从某种程度来看，甚至可以把中国古代纸币作为中国古代主导货币由铜制货币向白银货币转化的一种过渡形式，这也是纸币没有成为中国古代主流货币的原因之一。在中国没有进入铜币时期以前，中国古代货币从无到有已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根据已知资料，人们通常认为：“和许多国家一样，贝币是中国以知的最早的货币。而贝币的使用基本上贯穿了整个夏商西周时期”（此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求证）。在考古发掘中，天然贝，骨贝，石贝，金属贝都有相当数量的发现。如：“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中,人们除发现了（作为货币使用的）天然贝外，还发现了经过加工制作的骨贝和石贝”①。此外，在《尚书》，《诗经》等历史文献中也都有关于贝币的记载，如在《诗经》便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②的描写。但鉴于今人（特别是我个人）对贝币所知有限，这里只把它作为货币的起源，而非独立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归类。作为中国古代货币的第一个阶段——铜币时期，自春秋时期正式确立，到隋唐五代时期结束，前后共历经了一千七百多年，可说是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中最为漫长的一个时期。在铜币时期，铜之所以成为早期的主要货币材料，得宜于它是我国发现较早，使用也比较广泛的金属之一，同时，这也得宜于铜的开采和冶炼都相对地比较容易。近代以来，大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出土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关于铜币的产生，受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在西方农耕地区，农具——布，划演变成布，钱，发展成为了布币区；在东方渔猎地区，渔猎工具——削，演变成为刀币，发展成为刀货区。后来在商业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纺轮和车轮演变成为圜钱，在刀货区直接发展成了圆形方孔钱，在布币区，首先出现了圆形圆孔钱，后来发展成为圆形方孔钱。”③ 除此之外，由于楚国的经济、文化较中原各国特殊和相对落后，从仿制贝转化而来的蚁鼻钱（这可能是最接近贝币的货币形式，或者说是贝币在某种形式的变形。）成为了江淮流域楚国流通的主要货币。但其制作粗陋，与同时期的刀币、布币相差甚远。经过秦汉时期的多次货币改革，圆形方孔的五铢钱逐渐成为铜币的主要形式，其他各种类型的铜币渐次被禁止使用。直到唐初，通宝钱才取代以重量单位命名的五铢钱，开始了铜币的符号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之后的纸币时期可以看作是铜币符号化进程的继续。） 在此期间，金银，谷帛都曾起过重要作用，在一些特殊时期甚至被作为主币使用。例如：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就曾经只用谷帛，不用钱币。另外，金银作为贵金属辅币，在大宗贸易，军费开支，赏赐臣下过程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货币形式，特别是黄金一直到秦汉时期都被作为“上币”（或“中币”）而与作为“下币”的铜币共同担起了货币的职能，《九章算术》中曾有大量关于黄金与铜币比价的记载，如：金一斤值钱“六千二百五十”，④“金价九千八百” ⑤。后来因为黄金储量和开采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政府与民间豪富的争相私藏，才使得黄金从古代货币体系中淡出。到了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日渐繁荣，铜制货币的需求量大为增加；在海外贸易和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边境贸易中，铜币又大量外流；加之，该时期铸造铜制品比铸币的利润更大，民间私铸铜器现象日渐严重；而相应的，铜矿的分布不均，储量有限，开采技术较低等等多方面的问题，铜币的补充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社会上用于流通的铜币的数量严重不足，铜币的供需矛盾加剧，出现了钱荒（据史料记载唐朝中叶便已出现了“钱荒”）。与此同时，北宋政府还要防止铜钱外流，应付沉重的岁币和过大的军费开支给中央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当政府看到宋初蜀中豪商发行交子不仅方便了交易而且获利巨大之后，便于太宗初年把发行交子改为官督商办。到了仁宗天圣二年，更进一步的设立了益州交子务，由政府正式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至此，中国最早的纸币正式产生（对此种观点尚存争议）。北宋政府制定了相应的钞法，这以后纸币遂逐渐取代了铜币地位，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货币形式。而铜币则相应的退到了辅币的地位上。之后历朝历代先后发行了钱引，关子，会子，交钞，宝券等各种形式的纸币，纸币正式兴起。（其实，在唐后期纸币的雏形便已出现, 当时因流通中的货币不足，政府颁行了禁铜出境的法令，各地纷纷效仿，为了继续获利，富商大贾不得已采用汇兑方式进行贸易。据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⑥）尽管两宋的纸币发行制度日渐完善，但真正把它推向顶峰的却是元朝。元世祖入主中原之后，统一币制，专用纸币，实行不兑换纸币，禁止金银，铜钱的流通，设平准库，买卖金银以维持钞价，在国库集中大量现银作为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元代制定的钞法成为了世界上最早而由最完备的纸币流通制度。通过种种努力，元代初步实现了纸币的全面流通。以至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以后，看见一张普通纸券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也不禁惊叹不矣。说：“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以取其货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简直是中国皇帝的“点金术”。⑦当然纸币的发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纸币这种）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币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 ⑧。由于两宋的纸币发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故常因军需而大肆滥发，导致宋末纸币的一文不值。而金人以发行不兑换纸币来搜刮民财，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经常更换新钞，导致民生凋敝，终致亡国。元朝纸币的发行，最后也由于大肆滥发，导致通货膨胀，使得元纸币随着政权的覆灭而消失。从北宋到元代的400多年中，之所以形成了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中的纸币阶段，其主要源于铜币的不足和铜币在大宗贸易中的交易不便，以及政府的财政危机，如果不考虑最后一条原因，只从前两方面来看，使用贵金属作为主流货币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就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各个国家都觉得用银计算比用铜计算方便，用金计算又比用银计算方便。随着国家日益富裕，国家就使价值较低的金属变成辅币，使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 ⑨可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局面呢？宋太宗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西汉赐予，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 ⑩这句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北宋时期黄金稀有的事实，这或许可以看作该时期黄金没有成为主流货币的原因。那么白银呢？货币史方面的专家发表过这样的言论：“白银在宋代比黄金重要。它不但具备黄金所具备的各种职能，而且在每一种职能方面，比黄金运用得更为广泛。在作为支付手段方面，帝王的赏赐，常常是金银并提，而用白银的次数更多。政府的开支，人民的税捐以及其他付款、对官吏的贿赂等也是这样。” ⑾其实两宋时期政府便正式规定白银为租税和官俸的法定货币，并在政府收支中占重要地位，如：“北宋真宗天禧末年（1021年），政府岁收中白银为八十八万余两，岁支中白银为五十八万余两。” ⑿“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中，左藏库对政府禁军百官俸给岁支中白银为二百九十三万余两。” ⒀后来虽然元、明两朝建国初期都曾经明令禁止民间交易中使用白银，以推行纸币。但这种禁令收效甚微，无力阻止白银的流通。可见，白银的主导货币化已是大势所趋。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可以把宋元时期的白银的广泛使用看作白银成为流通界主导货币的“前夜”。明代初年，由于元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国内各种战事不断，导致政府财政不足，禁止白银和铜币的流通，一度恢复了纸币制度。初期也得到了人民的接受。后来由于大量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纸币贬值，使得白银和铜钱在商业贸易和生活中大行其道，政府屡禁不止。最后明朝政府被迫废除了纸币制度，改用白银作为主导货币。随着宋元以来商品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白银的积累和充分供给，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和重要保障。加之纸币制度的严重败坏，总之，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白银在明代中叶获得了正式货币的地位。并发展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开始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货币时期。白银货币时期经历了从明朝中叶到清朝末年400多年，在此期间，铜币和纸币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辅币的作用，成了白银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领域对白银的需求量扩大，以及政府和私人对白银的大量贮藏，而白银的开采量有限，导致了从明朝后期到康熙中叶大范围银荒，直到后来取消海禁，中国从海外贸易中补充了一定数量的白银，才逐渐摆脱了银荒，但中国白银货币的数量并没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乾隆末年到嘉靖朝，伴随中国本土产银渐渐减少，赵翼曾指出：“银本出内地……今内地诸山有银矿处，俱取尽，故采至滇徼。然滇中为乐马厂，岁出银数万而已，他皆恃外番来。粤闽二省用银钱，悉海南诸番载来贸易者。” ⒁这一状况持续至道光朝，魏源提到《军储篇》：“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得之？是则中国自古开场，采铜多而采银少。今则云贵之铜矿多竭，而银矿正旺。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⒂又据日本学者研究：“……到十七、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初期，中国自外国接受了巨额白银的供给。在此依据上述考察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流入总额进行概算，通过广东由欧洲诸国流入约三亿元，由美国流入一亿数千万元，再加上通过菲律宾以及通过南洋流入的，大概超过五亿元。”⒃不过，这也并未能动摇该时期白银的主导货币地位，当然铜币和纸币也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在中国近代的前夜，货币体系中出现了相对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不久便被随之而来的西方列强的入侵所打破。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也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时开始了它们的近代化之路。参考资料： 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 ②《诗经·小雅·菁菁者莪》③ 摘自《中国货币发展简史》④《九章算术》卷6⑤《九章算术》卷7⑥《新唐书·食货志四》⑦ 马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⑧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⑩《宋史.杜镐列传》⑾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财赋》⒀《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财赋四·左藏库》⒁ 赵翼《粤滇杂记》⒂ 魏源《军储篇》⒃（日）百濑弘．清代西班牙元的流通[A]．南炳文，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C]．北京：中华书局，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