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毕业论文是

陶行知教学思想——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说来倒很奇怪，我 在本校从来没有演讲过这个题目，同志们也从没有一个人对这五个字发生过疑问，大家都好像觉得这是我们晓庄的家常便饭，用不着多嘴饶舌了。可是我近来遇了两件事，使我觉得同志中实在还有不明了了校训的意义的。一是看见一位指导员的教学做草案里面把活动分成三方面，叫做教的方面，学的方面，做的方面。这是教学做分家，不是教学做合一。二是看见一位同学在《乡教丛刊》上发表一篇关于晓庄小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晓庄小学的课外作业就是农事教学做。”在教学做合一的学校的辞典里并没有“课外作业”。课外作业是生活与课程离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学做离婚的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创办电影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上有采用“教”“学”“做”办法字样，当时我一见这张广告，就觉得洪先生没有十分了解教学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写“教学做”办法，决不会写作“教”“学”“做”办法。他的误解和我上述的两个误解是相类的。我接受了两次刺激，觉得非彻底的、原原本本的和大家讨论明白，怕要闹出绝大的误解。思想上发生误解则实行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这个题目来演讲一次是万不可少的。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席上辩论二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为名义。八年，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干蒋梦麟先生之征，撰《教学做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但是教学做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前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时，我仍用教学做合一之题，张伯苓行政管理拟改为学做合一。我于是豁然费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去年我撰《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之原理作有系统之叙述。我现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组织起来作进一步之叙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比如种田这件事是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泳也是如此，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再进一步说，关于种稻的讲解，不是为讲解而讲解，乃是为种稻而讲解；关于种稻而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想把种稻教得好，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们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敢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学做都要如此，方为一贯。否则教自教，学自学，连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做”既占如此重要的位置，宝山县立师范学校竟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这是格外有意思的。 创新教育需要“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身体力行予以倡导的新的教学法，他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教学做合一”正确地反映了教学的客观规律，其基本精神是手脑并用，学用结合。只有“在用脑的时候，同时用手去实验；用手的时候，同时用脑去想”，即“劳力上劳心”，才有可能进行创造和发明。这就启示我们教师在创新教学过程中应做到：(1)把发展学生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变严格守纪的课堂气氛为生动活泼、主动探索的课堂气氛，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法；(2)鼓励创造性的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使学生人人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在学习中发掘自己内在的潜力，不断提高创造能力；(3)重视学法指导，加强学生学习自控能力的培养；(4)重视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个人简介[编辑本段]出生日期：1891年10月18日（农历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 病逝日期：1946年7月25日 籍贯地：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家人：父，陶位朝；母，曹翠仂；妹，陶文之；妻，汪纯宜，汪病逝后又娶妻吴树琴；长子，陶宏生；次子，陶晓光；三子，陶刚 陶行知， 中国人民教育家 ，民主革命家。原名文硙，后改名知行，又改名行知。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很可惜。

陶行知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体系。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生活”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而是“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体讲，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学做合一 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傅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这些见解在认识论上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因而“教学做合一”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从保重中学”就有了区别。但是陶行知所说的“行”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实践还不同，他所说的“行”还只是个人狭隘的琐碎的活动。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山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

文/樊荣强 几年前就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关于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的介绍，就有了一定要去参观一次的念头。2018年3月21日下午，初春阳光正好，我专程跑去一探究竟。 由重庆主城往北40余公里一小时的车程，从G75高速公路草街出口下道，再开车三四公里，就来到合川区草街街道的古圣寺村。育才学校的旧址就在古圣寺村的凤凰山这个地方。以它现在的建设状况来看，依然属于比较偏僻的乡下地方，当初陶行知先生把育才学校设在这里，颇不可思议。 从一条很窄的乡村公路开车往前走，首先来到了育才小学，正是孩子们课间休息时间，看着那些新修的校舍，心想这哪里有几十年历史？不经意看到旁边有一堵石头的围墙，像一个寨子模样，估计可能是走错了地方。从新的育才小学门口往寨子方向走几十米，才来到一个寺院的山门前，哦一一这才是真正的育才学校旧址。后来发现，其实附近有一条几百米长的专用公路，将省道与陶行知纪念馆和育才学校旧址相连。 踏着五六步石梯穿过山门，就进入古圣寺。寺院依凤凰山势逐层修建，呈四合院布局，初建于明代隆庆年间( 1567-1572年)，现存建筑为清代重建。而今的功用为育才学校旧址文物，非参禅礼佛之所。 陶行知1891年生于安徽省徽州歙县潭源村。从小家境贫寒，4岁开始从父识字，7岁入私塾给别人做伴读，19岁考入金陵大学，23岁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他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因此，当他考入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专业不久，即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17年学成回国，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1946年7月25日，不幸突发脑溢血在上海溘然长逝，享年56岁。 陶行知原名文濬，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改名陶知行。43岁时，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复改名陶行知。 古圣寺是陶行知一生办学时间最长，理论和实践集大成的地方。看了墙上的介绍，才解开了育才学校选址于此疑惑。原来，1939年初，卢作孚在古圣寺训练抗日武装，邀陶行知到北碚推广小先生制，同时到古圣寺作抗日演讲，陶行知遂与古圣寺结缘。育才学校1939年7月刚在北温泉开学，8月初就迁入古圣寺。直至1946年，育才学校分批迁入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现今育才学校的旧址保留了当年的房屋分配与设置，破旧的房屋、桌椅及教学设备，虽然可能不是原物，但对比现在各种高大上的学校模样，我依稀回到当年艰难的岁月，想象如此破旧落后的课堂上学生刻苦学习的景象，真令人感慨万千。但教育需要硬件投入，但硬件投入不足就培养不出人才了吗？非也，非也！ 虽然条件相当艰苦，陶行知先生办学却是非常认真的。当年的育才学校设有音乐、舞蹈、文学、绘画、自然、社会、戏剧等班组，注重因材施教而并不以年级划分，更邀请到音乐家贺绿汀、任光和马思聪，舞蹈家戴爱莲，诗人艾青，画家丰子恺和华君武等名流来学校任教。郭沫若、茅盾、冯雪峰、夏衍、聂绀弩、翦伯赞、邵荃麟、胡风、何其芳、田汉、吴玉章、周谷城、秦邦宪、萨空了、徐迟、姚雪垠等都曾来学校兼课或举办讲座。一个乡村小学有此史上最强大的师资阵容，甚是让人惊讶，足见陶行知先生的人格魅力。但大师们在这偏僻乡村的清苦生活，真难想象。 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理论可以浓缩为三句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说：“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的向前向上而进行的教育，才是真正的生活教育。”育才学校特别注重生活能力的培养，一个合格的育才学生不但要具备烧饭、种园等十六种初级常能，还应具备开车、打字、速记、接电、翻译、演讲、领导等七种高级常能。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几十年后，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依然没有在国民教育中落实。现在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应试教育，让学生犹如陷入牢狱被囚禁，失去欢乐，造成个性的、独立的人格缺失，更难于获得独立生存、生活的能力。 陶行知先生不仅善于提出理论，也善于对理论进行简明的概括提炼，以便于传播记忆。因为我在口才与写作培训课程中特别强调概括提炼，所以游览过程中对此印象尤其深刻。除了上述“十六种初级常能”与“七种高级常能”之外，再记述以下几例： 育才三方针：1、迷。根据孩子们不断的着迷于某种特殊活动的天性，透过特殊的环境、设备和方法，我们培养并引导他们成长，踏进未知之门。2、悟。根据孩子们一般的智力，透过启发性的普通教育，我们培养和指导他们对特殊活动取得更深的了解，对人生各方面的关系和宇宙人类历史的发展取得更广的认识。3、爱。根据孩子们的愿意帮助别人的倾向，透过集体生活，我们培养和引导他们对民族人类产生更高的自觉之爱。 校徽的注释：这是我们的校徽，圈有三种德性：一是虚心，代表学习；二是不断，代表工作；三是精诚团结，代表最后胜利。第一个圈表示全校一体，第二个圈表示全国一体，第三个圈表示宇宙一体。而且学校、国家、宇宙是相互联系，息息相关，决不可能把它们彼此孤立起来意识。 每日四问：第一问：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们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们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们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育才十二要：一要诚实远欺；二、要谦和有礼；三、要自觉纪律；四、要手脑并用；五、要整洁卫生；六、要正确敏捷；七、要力求进步；八、要负责做事；九、要自助助人；十、要勇于为公；十一、要坚韧沉着；十二、要有始有终。 最后我想以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先生的话来结束本文：“陶博士致力于中国大众教育建设的功勋与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后死者必定永远纪念他，并贯彻他的事业。”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出自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名句。还有一种解释为”学深为师，品正为范。“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徽州歙县人，祖籍绍兴。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摘要]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1917年留美回国后，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认为以此可“推定国家的命运”，持“教育救国”论的思想。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1936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推行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原名文睿，安徽人。1910年秋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改名“知行”。1914年赴美国留学，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后，成了杜威的关门弟子。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22年初，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2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他任教育科主任。1923年，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任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运动。这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幻想利用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贵贱的关系，从而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种主张，无疑是一种“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他还经常在《新教育》上发表文章，批判旧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并在1927年春，与赵叔愚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他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并且在“晓庄”加以试验。1930年4月13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学校，陶行知因受到通缉而逃亡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上海，从事科学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了“自然科学园”。1932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主张把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陶行知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改名为“行知”，以表示他坚信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1917年到1935年，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鼓吹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毋庸讳言，这是由于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还在于他当时就看到了中国革命要靠农民，喊出了“唤醒锄头来革命”、“革命成功靠锄头”的口号。为了唤醒农民起来革命，所以要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可以说，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这对陶行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圣地”和“沙漠里的绿洲”，蜚声中外。育才的教育实践，大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6年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进入了后期的发展阶段，由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家。在政治实践上，他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斗争直至1946年7月25日去世。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

二、提倡为大众服务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最大的心愿，是要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把文化科学知识从少数人手里拿来交给大众，使“整个民族现代化”。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开办了暑期学校，亲自教居民、车夫、小商贩读书识字。在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时，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并到机关、工厂、商店、家庭、和尚庙乃至监狱里去教平民识字。1926年后，他又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5%，爱中华民族，就得爱“中华民族中最多而最不幸之农人”。

1931至1935年间，他又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他说：“反动派在那里提倡生产教育，我们今天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使生产的劳苦大众受教育，不是生产教育而是生产者受教育。”他说，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于众生，人人都得呼吸，人人不可少。普及教育要城市与乡村同时并进，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打成一片”。他明确地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更可贵的是，他还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他主张普及教育必须“劝导与强迫并行”，把普及教育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主张。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的。旧中国，文盲占了总人口的90%以上，而在经费、师资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能把普及教育的计划“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要在学校之外，创造出一种较为自然的组织来补救，学校是文化的“旅馆”，只能暂住而不可久留。自学团、共学团、普及教育团、生活教育团、工学团“才是文化之活细胞”。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把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联系起来。

2.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

3.把普及教育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劝导与强迫并行”。

4.普及教育应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5.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探索、创造、前进、发展的过程。从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而进入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等阶段，每一次的新探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发展，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前进。

三、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和劳动

陶行知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认为传统的“老八股”教育是为教育而办教育，用“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的办法，把读书人引入“伪知识的圈套”，而成为废人。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传统教育是“叫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为教育而教育。他指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后来他进一步主张“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同时，他也反对“仪型他国”、全盘西化的“洋八股”教育。

陶行知的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的主张，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企图用教育的力量来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农民生活。后来由于他不断地和工农大众接触，特别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后，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就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单纯地为提高农民的生活，教农民读书识字，而是主张“把一般无用的知识分子变成参加生产的集团之成员，更进一步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虽然他这一主张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和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是要通过生产劳动教育来完成的，从而缓和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陶行知的这一主张，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四、“生活教育”论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主体，它包括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自身又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创立“生活教育”论的原意，是由于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失败，“所找出来的新路”。同时也是出于对传统教育的憎恨，试图从“根本上”来改造传统教育。“生活教育”论主要内容有：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生活教育最初多侧重日常生活，遇到什么事，就受什么教育，但“生活”范围很大，处处有生活，处处要进行教育，便降低了教育的特殊职能，所以以后他把生活的范围概括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五种。生活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它与生活同步，“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论的另一个重要主张。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他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从而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关在鸟笼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是要把鸟笼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的范围。他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传统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社会即学校”就是为了冲破这堵“高墙”，从而把学校伸张到整个社会，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但他主张把“社会”和“学校”划上等号，抹煞了学校的特殊性。不过，以后在理论上又有所修正。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论的教学方法论。他认为，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而“做”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即“做(既)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由于片面强调直接经验和感性知识，把做的过程和教学过程等同起来，这就抹煞了教学过程的独特意义，使系统知识的传授降到次要的地位，这种思想在晓庄办学时得到充分体现，到1939年以后在办育才学校过程中才有所改变，重新重视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可见，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针对注入式的“教授法”的。传统的教授法是以“教”为中心，完全没有学生的“学”。陶行知的教学实践就是从“教授法”到“教学法”，由“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这一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种重大的贡献。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许多有益的主张和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后期教育思想变化后，“生活教育”论也随之发展变化。后来他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从而把“生活教育”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论教师

陶行知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都要有理想的安排。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运用教育力量去改变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进来。教师应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应当亲自动手去干的。那些高谈阔论，妄自尊大，不屑与三百六十行为伍的都不是真教师。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教师是虚心的，好观察和尝试，教师对于科学和科学上其他的新发明，都应感到有浓厚的兴趣。

要热爱学生。教师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共事共学共修养;对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他讲，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他还认为，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的。“后生可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的蓬蓬勃勃的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提出的警告。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免掉这样的恐怖。作为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爱满天下”。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他认为，在共同生活中，教师必须力求长进。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正是此意。我们极愿意学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前头，这是我们对于后辈应有之希望。学术的进化在此。但我们确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所以我们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学习，教师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他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求真，学做真人，方是教师职业之真、人性之真。

主要参考文献：

1.《什么是生活教育》

2.《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

3.《陶行知教育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