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交流论文范文资料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往往出现文化语用失误(pragmaticfailure),原因是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双方对彼此的社会文化传统缺乏了解。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跨文化交际方向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跨国公司的建立、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都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可能。未来世界将更加开放，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也将更加频繁。

关键词：国际贸易;跨文化交际;新趋势

引言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就是跨国公司的建立、国际贸易不断发展，使得各国人民因为交易的原因不得不频繁来往。但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往往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熏陶影响，使得交流起来难免因为各种原因而困难重重。在国际贸易中，各项活动都涉及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问题，而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导致的交流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发展。为了解决各国人民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而导致的交流障碍，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变得越发必要。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在国际贸易背景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的实际内容就是来自不同国家，受不同文化熏陶的人之间的交流合作的活动。在国际贸易交流中往往会因为语言差异而导致谈判失败。非语言交际是指除了语言之外的方式表达或传递的信息，如情感、肢体动作等。因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从小受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信仰的影响，情感表达方式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差异。跨文化交际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跨文化交际对开拓国际市场的影响

因为跨国公司将分支公司设立在国外，这就需要在不同的国家开拓市场。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开拓市场的要求也不同。这时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便派上了用场。只有充分了解不同国家的国情、国民生活习惯和需求，才能有针对性的对每个国家的市场进行调查，有利于跨国公司市场的开拓。相反，如果因为国情的不同，盲目按照本国国情进行市场开拓，往往会造成公司亏损的情况。例如，一家女装生产企业想要在阿拉伯建立分公司，该企业不仅需要在服装设计上下工夫，设计出样式新颖、适合大部分女性接受的样式之外，还要考虑阿拉伯地区女性的地位较低，在阿拉伯地区女性穿衣打扮不能太过暴露。如果在该地区销售比基尼等暴露的女装，那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跨文化交际在国际贸易市场开拓方面的影响。

2.跨文化交际对国际贸易合作的影响

(1)在语言交际上，任何商谈都需要通过语言才能进行。但是各国语言之间的差异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巨大的语言差异导致合同签订失败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在商务会谈过程中，第一次见面自我介绍时，应连名带姓一起介绍。如在美国，一个叫“MarryWhite”的人，如果在国际贸易中，所有贸易成员在第一见面时相互介绍，其他人不熟悉的时候应称呼她(他)“Miss.White”或“Mr.White”，等到熟悉了之后才能直接叫名字“Marry”。而这些名字的组成对每个国家的人习惯往往不同。中国人就很少有人只称呼姓而不称呼名字。

(2)在行为习惯上，每个国家的人由于从小受到本国文化背景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行为习惯。例如，对德国人来说，严谨是他们做事必须遵循的法则。而对天生浪漫的法国人来说，及时行乐是他们的追求。曾经有一个德国人和法国人在餐桌上谈生意，德国人坚持认为应先谈完生意再吃饭，而法国人却认为应先吃完饭再谈生意。

(3)在肢体动作上，不同国家的人在初次见面相互介绍时，表现出不同的习惯。例如，中国人通过握手表示友好，日本人用鞠躬表示友好。仅仅知道握手或鞠躬所表示的意思是不够的，握手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例如，美国人在握手时力道较大，而英国的绅士行为决定了其握手是温柔的，中国人握手讲究眼睛要正视对方，持续几秒钟，然后手要象征性的晃动几下。

3.跨文化交际对跨国公司管理的影响

不同国家的人都有着不同的生活和工作习惯，而这些小的习惯往往会影响整个公司的管理问题。例如，西方人对头衔社会等级的在意程度较低，在日常交往或介绍时，西方人一般只介绍自己的姓名，别人对其称呼也只需要称呼姓名即可。而东方人恰恰相反，等级制度森严。与东方人打交道时，除了介绍姓名之外，还要介绍职位头衔，如总经理、董事长等，以示尊重。另外，在平时的称呼中一般也要加上头衔，否则可能会导致不愉快的情况发生。因此，在跨国公司里要制定一套让全体员工都遵守的管理方法，并且不让每个人觉得为难，必须要对来自每个国家的员工进行深入了解，这就涉及跨文化交际的研究。

跨文化交际的未来发展变化和趋势

1.跨文化交际的方式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化文明的发展，各国的开放程度日益加深，这就促进了跨文化交际的发展。未来跨文化交际的方式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1)跨国公司仍然是是跨文化交流最有利的环境，未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建立起来，使得跨文化交际越来越深入。

(2)跨文化交际也不仅仅只限于跨国公司的环境下。随着现代化文明程度的提高，各国学者相互交流也成了跨文化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以前闭关锁国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落后了很多。自从我国加入WTO后，改革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更多的学者出国留学，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前来我国学习。

(3)随着科技的进步，跨文化交际已不仅仅局限于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视频电话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方便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视频进行商务会谈，对世界贸易也有逐渐倾向于通过网络视频的形式进行交流合作。这也是跨文化交际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这种方式的跨文化交际方便了交易双方，节约了在会见的在途时间。

2.跨文化交际的范围更广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交际应用范围最广的就是国际贸易商务合作。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贸易发展的前提下，商务合作将仍然是跨文化交际最为重要的场合之一。但是，随着各项科技的发展和需要，跨文化交际也将在更多方面产生需要。

(1)学术交流方面。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每一种文化都有着深远的研究意义。随着社会化进程的推进，世界各国发展交流生的现象也日渐频繁。为了学术交流的需要，学者们愿意不远千里去异国他乡求取真知，为跨文化交际拓宽了发展范围。

(2)医学帮助。医学是现代人们十分重要的一种科学文化。随着各项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各国的医学水平也不断提高，各项医学实验的成功为人们的健康生活带来了福音。随着各国医学的发展，跨文化交际在医学领域的发展是必然趋势。各国的专家可以因为一项手术而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合作。

3.跨文化交际的内容更深

目前，各国人民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还处于较浅的层次，跨文化交际的内容不够深入。但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各国之间往来日益密切，各国人民的跨文化交际内容也将更加深入。来自异国的人可更深程度地接触到本国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等，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语言交流层面。

结论

跨国公司的建立、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都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可能。未来世界将更加开放，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也将更加频繁。为了减少因为文化背景和语言差异而导致的各国人民之间交流不顺的情况发生，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了重中之重。目前，因语言差异而导致国际贸易难以进行的案例仍然存在。我们通过分析跨文化交际的发展现状和在国际贸易背景下跨文化交际产生的影响，预测了未来跨文化交际发展的新趋势，以期为跨文化交际的发展指明道路。

参考文献：

[1]谭盛凤，白志武.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在科技史上的应用———从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谈起[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197-200.

[2]胡文仲.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J].外国语，2010(6)：28-32.

[3]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5(5)：323-327.

[4]冯焕红.跨文化交际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影响[J].中外企业家，2014(9Z)：142-143.

[5]韩晓蕙.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现状与思考———以高校英语教师为考察维度[J].外语学刊，2014(3)：106-110

摘要：

实践中大学英语教学要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目标，一方面，让学生融入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帮助学生开拓学生的视野，开拓思路，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一方面应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沟通态度，以适应跨文化交际潮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学英语教学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的必要性

2004年教育部正式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英语语言知识和应用技能，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并设置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因此，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有多种，能够开发跨文化交际必然成为外语教学界当前主题的中心。

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是分不开的。这是因为外语教学不仅要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特别是外语的应用和发展自己的能力，跨文化的沟通。跨文化的外语教学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8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制定统一的课程，编写了系统的教材。 1987年9月，全国举行了第一次CET。在此基础上，1989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大学英语考试。这对全国大学英语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改革的深入和开放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外交流逐步扩大和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学毕业生的英语水平要求较高。对于中国学生，词汇和语法可以读，可以应付考试，但在跨文化沟通的问题上经常发生。这些必须通过大学英语教学方法提高，以解决和改善。

毫无疑问，从长期的教学实践来看，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主要障碍除了语言本身，还要从文化背景入手，因为许多语言现象的解释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合理选择教学材料，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学生学习由被动的学习语言知识转变为主动的应用语言知识。因此，在相应的大学英语运用灵活的方法和手段，可以更好的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以及语言交际能力。

二、跨文化性大学英语教学的方法和策略

英语教学应包括以下内容：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他们运用语言的能力，通过运用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我们在从事英语教学活动中，无论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中心”或“学习为中心”，不仅是语言学习，掌握教学规律，而是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及语言交际能力。

1、词汇解释的含义为基础，与词的文化内涵相结合

词汇是用来解释语言的基本单位，国家文化的概念是一种参考，它是最脆弱的文化渗透。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往往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为了让学生灵活地运用英语，在英语教学和文化方面的指导方面，应通过文化差异的比较，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西方文化的差异，逐步培养文化意识。例如，在一些常识的语言文字是一种恭维，但在另一种语言可能是贬义。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集体主义，相互依存，因此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西方，是负面，消极的意义。相反资产阶级，野心，在中国人有一定的负面内涵，但它对于西方人是一种恭维。关于“宣传”,英语词典定义为“政治团体影响的信息公开传播，往往夸大甚至虚假信息。”然而，这两个不同的字有不同的文化环境和贬义的赞美，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色。所以，当我们说，促销产品，使用产品的推广，而非产品的宣传。

2、课文讲解，以语篇分析为主，语言点讲解为辅

日常教学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教师讲解课文时，如果不知道语法，不讲语言点(通常是复杂的，难以理解的句子)，翻译不是造句，学生经常难以理解。心理语言学家通过调查发现，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与儿童学习母语是不同的。成人环境，认知等因素在学习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可以破坏，成人总是下意识地学会了更多的语言和母语。成年学生，他们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模式早已定型。关键不在于是否适应中国学生的习惯，而是在于要帮助和引导学生了解和掌握新的认知方式(学习第二语言)。因此，教学中要解释的文字以及话语分析，应根据文本体裁(叙事，描述，说明，议论等)，作者是如何开始的文章(通过什么手段，在附着力的章节和收敛)，文章的中心思想(即主要思想),为目的所使用的文字和语气等等。这些对学生理解文章内容，作者写作方法，和思维习惯,以及讲英语是很有帮助的。至于语言点讲解，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向教师提供一些帮助。我相信，如果不以课文讲解，以语篇分析为主，即使老师可以说明一个简单的句子或到相应的翻译几个句子，也达不到让学生理解的要求。

3、注重中西文化差异的讲解

由于在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自身特点的影响下，这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在寒暄上的差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熟人,会说“吃了吗”，西方人往往以为中国朋友要邀请他吃饭。而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中这句话只是一个普通的寒暄语，相当于在英文“How are you”。社会语言学家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什么样的话，并正式邀请的口头语言的使用，有什么区别。他们发现，正式邀请要远远超过具体的客气话。一般情况下需要邀请时的交谈包括时间，地点，如：“星期六晚上在某餐厅吃饭”，这是一个明确的邀请。再次，在沟通不同主题的选择。年龄，收入，婚姻状况，体重等问题，在西方的隐私，似乎谈论这些问题是不适当的，将被视为个人隐私的冒犯。在中国文化，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互相关心。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语音，语法和句子结构的错误，如第三人不带S动词，单数和复数名词误用，甚至不完整的句子结构等，往往不影响沟通的行为。但文化错误，非母语在不适当的言语行为的无意识实施下，往往产生误导，甚至伤害对方的感情，尊严等等。因此，教师应穿插在教学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些解释，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和习俗，更要尽量减少或避免文化差异和沟通失败的结果。

实践中大学英语教学要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目标，一方面，让学生融入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帮助学生开拓学生的视野，开拓思路，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一方面应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沟通态度，以适应跨文化交际潮流。

参考文献

1、中西习俗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实例分析吴锋针绥化师专学报2003-03-30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