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文范文200字

如何看待““酒文化””问题 ？时事评论背景：近日，湖北凤县一名年轻干部又因陪酒过度死亡。官场“酒文化”又一次浮现在公众眼前。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在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非正常死亡的54名官员中，有9名官员直接因饮酒死亡，排名“官员杀手”第二。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酒是重要的饮食文化，国人从酒中发掘出了许多有趣的“酒文化”。诗人以酒助文，“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乐者以酒成欢，“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忧者以酒忘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就连居家生活，也有“会亲酒”、“回门酒”、“交杯酒”等诸多“酒讲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古人坚信“唯酒无量，不及乱”，“不为酒困”，坚持“好酒宜在半醉中”，防止大醉伤身、酒后败德，所以中国古代，历来有禁酒的习惯。从夏禹禁酒开始，西周发布了《酒诰》，西汉实行“禁群饮”制度，规范饮酒。今天我们虽然保持了节庆饮酒的传统习俗，但与以前的“酒文化”又发生了许多改变。一些人叫嚣“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用男子汉的气概激发人们饮酒的豪情；一些人鼓励“男人不喝酒，交不到好朋友”，劝解“ 酒肉穿肠过，朋友心中留”，用豪饮、快饮表示对友人热情。“酒逢知己千杯少”，宁愿伤身体不伤感情，酒越喝越多，伤人越来越深。这类“酒文化”越来越向官场转移，形成了官场特有的“酒文化”。一些干部形成“酒瓶看水平、酒量看胆量、酒品看人品”的“酒理论”，发展出了“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铁、喝出血”的“酒感情”，形成了“一喝就倒，官位难保；一半就跑，升官还早；全程领跑，未来领导”的“酒准则”。“官场酒文化”成为干部“纵酒”的心理支点，有的为了取悦上级，大搞“接待文化”；有的为了办成事情，推行“接待就是生产力”；有的为了沟通感情，坚持“宁可胃上烂个洞，不叫感情裂条缝”，更有甚者坚信不喝酒融不进“圈子”。一些干部基于各色认识，鲸吞豪饮，过着“革命小酒天天醉” 饕餮酒徒生活。

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统佩雷斯3月8日表示，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前，以色列不需要进行“公开辩论”。据媒体报道称，佩雷斯在美国洛杉矶发表演讲称，经济制裁是向伊朗施压逼其放弃核计划的第一个办法，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他说：“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尝试制裁，然后再观察事情的发展。”在被问及有关空袭伊朗的可能性时，佩雷斯说：“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在（行动）之前进行一场公开辩论。”【时事点评】在东方评论员看来，不论是基于“绝对实力”还是“相对实力”的层面，所谓“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前，以色列不需要进行‘公开辩论’”、“本质”上都是我们“曾经多次说过的”：这根本就是在“搞笑”！

《南方都市报》8月27日发表了宋石男先生的评论《“国学天才”只是一个神话》。我认为，宋先生在并未细读该报道的情况下，匆匆下笔千言，加以评论，所述之词不负责任，有诸多不妥之处。笔者希望就此事，进行简单回应。《中国青年报》报道提及孙见坤“熟读2000多本经史典籍”一说，引起某些方面的质疑，实际上，这出自记者在孙见坤书房与其交流时，他言及：“从8岁开始，四书五经、各类经史典籍，均每日触碰，及至今日，达到2000余册。”无独有偶，在8月28日中午中央一台《新闻30分》中报道孙见坤事件时，新闻报道同样提及“阅读2000余本经史典籍”。“熟读2000多本经史典籍”一说并非报道失实，可能存在理解上的谬误。此外，笔者从未提及8教授称孙见坤为“国学天才”，更未将这个孩子贴上“国学天才”的标签。因此，复旦大学方面对“个别媒体”的指责，有不合理之嫌。实际上，为显慎重，《八名复旦教授招不进一个国学“天才”》一文提到“国学天才”四个字，都加注引号。而这个称号，正是来自于几年来孙见坤在舆论、学校中的外号，是人们对他的一种称呼，并非笔者的报道的主观臆造。在澄清以上两点误会之外，笔者需要指出宋先生评论中的一个错误。他将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解读为“八教授之一”，并对其进行相关评论，这实在十分可笑。康震教授并非复旦八教授之一，他只是与孙见坤在某次国学比赛中有过一面之缘。康震教授通过一名处于教学一线的教授之眼，探讨当今教育制度的缺陷，并且说出他思考已久的困惑。宋先生还指责媒体利用陈寅恪之女、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陈美延对于孙见坤的“赞誉”，称陈美延并非“国学专家”，不能作为论证“国学天才”的论据。这纯属误读，在新闻专业报道中，记者有的只是对于客观事实的阐述。在采访、写作过程中，笔者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希望孙见坤、复旦大学、陕西省招办，均能发出声音。由于客观原因所限，陕西省招办一直抗拒媒体采访，新闻发言人将手机转移至留言状态。在陕西省招办方面，笔者并未进行宋先生所言的“缺席审判”，只是记录了实际状况。8月20日晚7时45分左右，笔者对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老师进行了电话采访。丁老师就孙见坤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介绍，同时他强调，这是在自主招生制度下，一所大学与地方招办进行的“磨合”。笔者报道中注明，这是一场复旦大学自主招生的内部审议。教授们建议对孙见坤进行破格录取，签署了一封“联名书信”，在本报道中称为“请愿书”。这几位教授分别来自历史、哲学、中文、考古4个文科院系。在信里，教授们强调，孙见坤对《山海经》有较深的钻研，具有“培养的潜力”，复旦作为百年名校，理应将这样的孩子破格录取。这封“联名书信”通过招生委员会呈递，由复旦大学的领导小组开会讨论通过。几个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对记者轮番说明了这个程序，“8教授建议破格录取”存在文字书信，这是不容置疑的。同时，笔者向孙见坤等当事人进行了求证，答案是肯定的。至于根据这封联名书信的内容和目的来判断，报道中称之为“请愿书”是否妥当，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结论。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我不希望众人将一个在“国学方面存在培养潜力”的年轻学生，置于大众严苛的道德审判之下。希望各大媒体，不要“捧杀”人才，更不要“棒杀”人才。笔者最初良好的心愿，实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个例，通过客观、严肃的新闻报道，探讨当今普遍适用的教育制度下，另一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可能性，并期待如何建立一种理想型的制度，来保障在某方面有特长的特殊人才的利益。□周凯莉，《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八名复旦教授招不进一个国学“天才”》作者。此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