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

《文心雕龙》研究中，有些结论尚可以做进一步斟酌。比如，全书的文体论20篇与后半部谈文理共性问题的25篇，究竟在刘勰看来何者更加重要?《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思想是宗经，还是“执正”加“驭奇”?《文心雕龙》宗经文学思想有什么新的特点?这些问题关涉如何认识和评价刘勰及《文心雕龙》之大者、要者。本文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论文叙笔”与“剖情析采”何者更加重要

有人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也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写作指导书，当然双方都承认文学理论与写作指导互相有联系，所以这两种看法不属于根本不同。问题是，主张《文心雕龙》是写作指导书的学者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原本似乎是将全书的内容区别为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两部分，重要的部分是最前面5篇和紧接着的文体论20篇，相对不重要的部分则是后面谈论文理共性等内容的25篇，以此为理由，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确实是以具体帮助和指导人们写好当时通用的各类文体为目的，因而是一部写作指导书。这种理解的根据是以为刘勰在《序志》篇中将前面25篇归为“纲领”，将后面25篇归为“毛目”，据称，“纲领”、“毛目”两个词语的含义已经实际表示作者对所指的两部分内容做出了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区判。固然，刘勰自己称《文心雕龙》前5篇为“文之枢纽”，可见在刘勰意识里这5篇在全书中最为重要，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文心雕龙》的文体论20篇是否比后面论文理共性等内容的25篇作品更加重要，“纲领”、“毛目”二词在文中所指能否为这样的理解提供支持，这还是存有疑问的。

且看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原文：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①

这一段介绍《文心雕龙》的篇目和内容。古人往往将序置于书的最后且列全书篇目于其中，由于骈文须求字句整齐，无法如散文那般将目录完全地列出来，便更多采取概括或举例的方式予以说明，而且会对篇目的文字重新组织，以形成骈体句式。刘勰称《文心雕龙》前25篇为“上篇”，后25篇为“下篇”，可能《文心雕龙》原来结构就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载“《文心雕龙》十卷”，卷数或许是后人所分。②刘勰介绍上篇由“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组成，枢纽部分肯定写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论文叙笔”部分(即文体论)则介绍每篇统一的写作程式，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些介绍重点突出，简洁明确，所以称“纲领明矣”，其中“纲领”一词是指刘勰对“上篇”各文特点所作的上述概括。刘勰将下篇论述的内容统称之为“剖情析采”，③介绍时分别列举了《神思》《体性》《风骨》《定势》《附会》《通变》《声律》《练字》《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序志》等13篇，对其他12篇没有具体提及。他所以这么介绍《文心雕龙》下篇，是因为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很多，各篇内容差别甚大，写法上也难求统一的格式，这样就导致此处的介绍只能限于罗列一部分具体篇目，没法概括，显得繁杂而零散，所以称“毛目显矣”，其中“毛目”一词是指刘勰列举的(甚至还包括未列举的)《文心雕龙》后半部各篇。所以，将刘勰“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和“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两句话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就是：《文心雕龙》“前面25篇，其要义特点由此可知”，“后面二十五篇，其具体篇目也得以清楚”。显然，“纲领”并不等同于形容“上篇”重要，“毛目”也并不等同于形容“下篇”相对不重要。严格地说，这里的“纲领”和“毛目”只是在语词形式上构成一种对举关系，它们之间实质性的“纲目”关系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刘勰用“纲领”指他集中加以概括的《文心雕龙》枢纽部分的主要观点，以及文体论部分的主要写作程式，都是他从这些作品中归纳出来的一些要点，不是指《文心雕龙》前面25篇作品本身，而“毛目”则是指《文心雕龙》后半部25篇作品，甚至具体指向这些作品的篇目，两者指向的对象互相构不成统属关系。这与指向对象存在密切的从属关系，因而用“纲领”与“毛目”对举以显示和突出两者具有主次、轻重之别，并不一样。

《文心雕龙》其他篇提到“纲领”“纲要”(两词意思相同)的例子，也同样有助于对上面问题的说明。《明诗》：“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议对》：“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隠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此两处“纲领”都是指刘勰在文中概括得出的要点和结论，而不是指其所讨论的诗歌和议体文本身的重要性。《诸子》：“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此“纲要”指诸子之书的主要方面。这些与《序志》使用的“纲领”一词表达的意思相一致。《熔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纲领”与“芜秽”对举，这同《序志》“纲领”与“毛目”对举情形相似，都是指精要与繁杂，惟“毛目”是中性词，不含“芜秽”的贬义指向。像《文心雕龙》的《序志》《明诗》《议对》《诸子》《熔裁》“纲领”、“纲要”的这种用法，前人也有。如《春秋谷梁传注疏》(僖公二年)：“达心则其言略。”晋人范宁《集解》：“明达之人，言则举纲领要。”④“略”、“举纲领要”是指说话概括性强，突出要义，并非指该人说的话本身重要。

总之，从《序志》“纲领”、“毛目”的用语实难推导出刘勰认为《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比谈文理共性等内容的部分相对重要的结论。刘勰肯定《文心雕龙》前五篇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如前面所述这是因为他自己称它们为“文之枢纽”，而不是因为它们被称为“纲领”。刘勰用心血写出《文心雕龙》，他自己对此书异常珍视，认为全书都关乎“文用”，将它视为载心、寄心的一部传世之作(《序志》)，除了不得不突出前五篇论述根本的写作观念和原则的“文之枢纽”外，刘勰对其他45篇作品再依其重要性区分甲乙。以为《文心雕龙》后半部25篇论述的是相对不重要的问题，对于指导写作的重要性比诸文体论相对要低，度之以情理，这种可能性应当不大。

现在再来清理《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部分的关系就简便容易了。“文之枢纽”表述的是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在全书中最为根本，因而也最为重要，它决定“论文叙笔”和“剖情析采”两部分的观点和判断。“论文叙笔”是文体论，主要关乎文学知识。“剖情析采”论述写作中“情、采”相融而形成作品，以及对作品的认识，主要关乎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可以合称为文学理论。文学知识和文学理论两者的重要性在刘勰的文学意识中难分轩轾。《文心雕龙》因包含根本的文学思想、广泛的文学知识和丰富的文学理论而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在文学批评史上，批评家只要偏擅其中一个方面就足以使自己成为领域中的佼佼者;刘勰集合三长于一身，是一个全面、成熟的文学批评家。

二、是宗经，还是“执正”加“驭奇”

《文心雕龙》前五篇“文之枢纽”，研究者一般将它们分成两组：《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肯定以儒家经典“正”为指导;《正纬》《辨骚》为另一组，肯定以纬书、《楚辞》(主要是《楚辞》)“奇”为辅助，认为这是刘勰“执正驭奇”的基本文学思想。照这种理解，两组文章互相之间构成了基本并列的结构关系，“执正驭奇”的意思其实是“执正”加“驭奇”。

从“文之枢纽”5篇文章看，它们确实论述了以上归纳所涉的一些重要内容，以及刘勰对写作的总体要求和认识。不过，刘勰写“文之枢纽”5篇文章原本是不是要使它们形成这种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执正”与“驭奇”是不是一种基本并列的关系，这些还可以商榷。

使我产生疑问的原因是，刘勰在《原道》《征圣》《宗经》指出文以道为本源，圣人以文明道，圣人作品成为不刊之经典，这些都是从正面肯定儒家经典的'特点为“正”，为一切文章的典范。如果《正纬》《辨骚》两文重点确实是论述“奇”之于文学的意义，在结构上与前三篇文章基本并列，构成相辅相成，赞“奇”辅“正”的关系，则它应当像前三篇文章论述“正”那样，对纬书、《楚辞》的“奇”加以独立论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勰在这两篇文章中具体分析纬书、《楚辞》哪些符合经典，哪些不符合经典，在做如此辨析后，才提出纬书“事丰奇伟”、《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才绝艳”，“奇”的特点对于文学发展形成积极和有利的影响，故可以而且需要加以酌取。显然，刘勰在这么讨论问题时，“奇”并不是《正纬》《辨骚》两文予以单独阐述的文学概念，而只是他站在宗经的立场上评衡纬、骚而顺便为之做出的一点辩护。这与《原道》《征圣》《宗经》着重论述“正”以及“正”之于文学写作的指导意义并不相同。

而且，前三篇文章的题目都是使用肯定性动词“原”(溯源、源本)、“征”(征信、引征)、“宗”(宗尚、取法)，后面两篇则使用带有强弱不等的批评意图的动词“正”(判断、纠正)、“辨”(判别、分析)，这显然也不符合一组基本为并列结构的文章所应有的特征。人们用刘勰在《序志》介绍“文之枢纽”的话来为自己的理解做辩护。确实，《序志》介绍5篇文章所使用的动词与文章题目的遣词有所不同，有的词异义同，有的词异义也似乎不同。《序志》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而《文心雕龙》前五篇的题目则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两相对照，“本”与“原”、“师”与“征”、“体”与“宗”，含义相近，一目了然，可以不表。而“酌”与“正”、“变”与“辨”文字表面的意思似乎相差明显，特别是“酌乎纬”与“正纬”，似乎一则强调酌取，一则强调纠正，适成相反。其实，酌字不仅有酌取义，还有斟酌、衡量、考量义，《文心雕龙·神思》：“酌理以富才。”《熔裁》：“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酌理”、“酌事”谓斟酌或商略道理和事情。刘勰“酌乎纬”所取当是后一种意思，就是指斟酌、考量、评衡纬书，与“正纬”意思相近。至于“变乎骚”和“辨骚”，变、辨两字本来就相通，如《商君书·禁使》：“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⑤蒋礼鸿解释：“变辨字通。”⑥所以“变乎骚”与“辨骚”的意思也相同。这说明《序志》对“文之枢纽”5篇文章的介绍与它们的题目含义是互相一致的，人们不能用自己对《序志》有关表述不够准确的理解来说明“正纬”、“辨骚”就是肯定酌取纬书和《楚辞》新变的“奇”，为“文之枢纽”两组文章基本并列结构之说做辩护。

从“文之枢纽”5篇文章看，前三篇确立批评标准，后两篇则运用其确立的标准对纬书、《楚辞》分辨正误，进行择汰，如前所述，这5篇文章题目使用的动词也说明了这一点。刘勰在后面两文提出具体批评时，又从其批评对象中择取一部分符合“正”的要求的文学新质“奇”予以吸收，将其确立为次级的文学要素，以配合和补充前面三篇所提出的主要标准。显然，前面三篇是主体，后面两篇是附庸;前面三篇肯定“正”，后面两篇用“正”鉴别“奇”，并对鉴别得出的正值的“奇”积极吸收;前面三篇是本义，从正面论证，后面两篇是衬托本义，从旁侧佐证。所以，5篇文章虽然分成两组，主旨却一脉贯穿，都可以归入原道、征圣、宗经体系中，而将纬书、《楚辞》具有正值的“奇”纳入其中。此体系以《宗经》篇为核心，它既集中了《原道》《征圣》论述的精粹，又成为《正纬》《辨骚》的立论依据。所以，两组文章并不存在基本的平列结构，它们是一体化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刘勰根本的文学思想是“宗经”，而不是“执正”加“驭奇”。

刘勰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把纬书、《楚辞》的“奇”分为两类，一类乖伪、荒诞、诡异，需要裁汰;一类事伟、辞富、华美，可以吸收。这也就是他所说“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或者如他所总结“执正以驭奇”(《定势》)。依我理解，“执正以驭奇”的意思就是以正驭奇，以正用奇，它实际上是刘勰对宗经文学思想的具体说明。驭奇包括裁汰负值义之奇和吸取正值义之奇两个方面，而这正是刘勰《正纬》《辨骚》两篇使用“正、辨”二词的用心所在，人们一般只将驭奇解释为吸收正值之奇，不谈裁汰负值之奇，这样理解不仅不够完整，而且也容易导致对“文之枢纽”两组文章的关系发生偏误性解读，将“执正”与“驭奇”看作基本并列的关系，而忽略了刘勰表达的文学思想实质是宗经，也就是“执正”。

那么，又如何看待刘勰将《正纬》《辨骚》列为“文之枢纽”呢?《正纬》如此安排容易理解，因为纬书本来就被认为是配合经书而作，故置于《宗经》后辨其真伪，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刘勰列《辨骚》为“文之枢纽”而不列为文体论，则是因为人们已经普遍将《楚辞》与《诗经》两者皆看作诗歌创作的重要源头。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⑦檀道鸾《续晋阳秋》：“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⑧钟嵘《诗品》则分别以源出于《诗经》和源出于《楚辞》来寻索诗人作诗所受到的最重要影响。《楚辞》作品这种特殊性是其他任何文体所没有的，其他文体皆无法与它相比拟。刘勰将《楚辞》列在“文之枢纽”，正反映出《楚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若把《辨骚》归入文体论，《楚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就大为削弱，不符合大家对《楚辞》形成的共识。然而刘勰又对当时并视《诗经》《楚辞》为诗歌源头的看法做了一定调整，通过以经辨骚，说明经与骚的重要性并不对等，两者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作用还是意义，也各不相同。刘勰沿袭前人看法，认为《楚辞》学《诗经》而取得成就，如《通变》说：“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比兴》说：“三闾忠烈，依《诗》制《骚》。”总之，在《诗经》与《楚辞》的关系方面，刘勰确立经源骚流、经正骚奇、经高骚低的序次，提出“执正以驭奇”或者说以正驭奇、以正用奇的思想，其根本也是突出宗经的重要性。

将《文心雕龙》“文之枢纽”5篇文章理解为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这是后来才形成的看法，在《文心雕龙》较早期的研究者中，情况还并非如此。范文澜解释《辨骚》篇的旨趣，说：“案彦和以辨名篇，辨者，辨其与经义之同异，计同于风雅者四事，异乎经典者亦四事，同异既明，取舍有主。”⑨所言甚是，惟其以《辨骚》为《文心雕龙》文体论第一篇，不符合刘勰自己对“文之枢纽”的安排和说明。刘永济也说：“舍人自序，此五篇为文之枢纽。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负者箴砭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而五篇义脉，仍相流贯。盖《正纬》者，恐其诬圣而乱经也。诬圣，则圣有不可征;乱经，则经有不可宗。二者足以伤道，故必明正其真伪，即所以翼圣而尊经也。《辨骚》者，骚辞接轨风雅，追迹经典，则亦师圣宗经之文也。然而后世浮诡之作，常讬依之矣。浮诡足以违道，故必严辨其同异;同异辨，则屈赋之长与后世文家之短，不难自明。然则此篇之作，实有正本清源之功。其于翼圣尊经之旨，仍成一贯。而与《明诗》以下各篇，立意迥别。”⑩虽然刘勰撰《辨骚》篇既辨屈原所作楚辞与儒家经典之异同，也辨屈原所作与其追随者所作之高下优劣，又以前者为主，不尽如刘永济所言辨异同以显“屈赋之长与后世文家之短”，除此之外，他以上的分析很有道理。特别是刘永济指出刘勰写《正纬》《辨骚》两篇皆是为了“翼圣而尊经”，与后来人们所持前面五篇文章为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之说不同，相比之下，这种说法更加符合刘勰《文心雕龙》实际。

总之，刘勰撰《正纬》、《辨骚》主要是依经立义。他以经评纬书，批评纬书内容不正，又以经(特别是风雅)辨骚，指出其与经典的异同，都是如此。《定势》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这种以“典雅”、“艳逸”分别概括经、骚两种不同的写作传统及其风格特点，其背后也是以经为区分的标准。当然刘勰《正纬》《辨骚》两文经过一番辨析和判断之后，笔锋陡然一转，从汲取的角度积极肯定纬书、《离骚》(特别是《离骚》)具有正值义的“奇”，用以充实宗经的文学思想，这一意义也相当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