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朱熹研究论文统计分析

朱熹音乐思想的崇古与创新 摘要：朱熹好琴，精于乐律，著有数量不少的谈论音乐文章，其提倡雅乐的思想具有崇古性， 其提出创办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才的思想又具有创新性。 关键词：音乐思想；崇古；创新；朱熹 朱熹（1130—1200），是伟大的思想家、经 学家、教育家，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堪与孔子 相比肩。朱熹将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加以继 承、改造，建立起庞大的理学体系，使儒学获得 新的生机，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五千 年的中华文化长河中，犹如耸立着的一座航标 塔，导引着航船前行。翻开《朱子语类》卷第九 十二，上面记载的文章，是朱熹与众多门生讲论 古今音乐的内容，涉及衡量尺度、十二律、五音， 以及历代音乐著作，参与讲论的门人有蔡元定、 黄义刚、黄杲、廖德明、杨道夫、万人杰、李闳 祖、滕璘、辅广、陈淳、王力行、陈文蔚、周僩、 潘时举、熊节、包扬、叶贺孙、李方子、潘植等， 而以蔡元定的音乐成就为著。就音乐领域而言， 朱熹及其门人所做的清源正本的贡献，值得后人 去研究。 朱子好琴精于乐律 朱子学专家钱穆先生说：朱子好琴，精于乐 律 ① 。这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朱熹有诗句“琴书 四十年”之自况，而在其生平丰富的著作中，涉 及古今之乐的诗文甚多，如诗《琴》、《闻琴》、《赵 君泽携琴载酒见访分韵得琴字》，为琴作铭，如 《刘屏山复斋蒙斋二琴铭》、《黄子厚琴铭》、《紫 阳琴铭》，谈《琴律说》，作《声律辨》，以及为 《律吕新书序》，表明朱熹对律吕和音乐知识的 了解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精通。限于篇幅，内容 不录，但有必要对刘屏山、黄子厚、赵君泽、蔡 元定、紫阳这个琴师群体作些简单介绍。 刘屏山即朱熹少年时期的从学老师，名叫刘 子翚，厌倦官场生活，从福建路兴化军通判任满 后息影于武夷山下，屏居于五夫的潭溪上，在六 经堂里教授子弟，课余时间，抚琴而歌，对朱熹、 黄铢的影响巨大。朱熹的琴学知识，最早来源于 屏山先生。黄子厚即朱熹少年时期的同窗学友黄 铢，因科举连连失利，隐居于浦城，以诗歌成就 而闻名。子厚经常携琴过境访问朱熹，谈论之余， 抚弦而歌，朱熹为其琴作铭。赵君泽乃赵宋王朝 之王孙，雅好琴声，从福州北上崇安访问朱熹， 朱熹招集一批同人道友会聚，座上饮酒分韵，依 字作诗，即诗度曲，依律而歌，成为音乐现场交 流会。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者蔡发之子，生而颖悟，明 道见心，不事科举，师事朱熹四十年，相互问学 解难，朱熹视为畏友，实为朱熹之高足。其学， 无所不讲，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皆能 正其源，是个博学多才、造诣很深的学者，其著 作宏富，著有《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等书。 紫阳乃朱熹自称，他请人修制了一只琴，闲暇时 经常应弦而歌，甚至在讲说音乐知识时，还边弹 边唱边说，俨然是个地道的音乐教师。 弹琴唱歌离不开乐律，朱熹所作《琴律说》、 《声律辨》，就是对乐律研究后的成果总结。朱 熹常向门人谈论三分损益法，通过不断将九寸律 管长度乘以2/3，下生一律，此律4/3，上生一 律，如此反复，便可生成十二律；五音的生成， 同样可用三分损益法得出。朱熹用的计算单位， 从尺、寸，到厘、丝，已精确到小数点的后四位， 以保证音调的高低的合律。而《律吕新书序》， 是朱熹为门人蔡元定的著作所作的一篇序文。可 惜的是，蔡元定被反道学的掌权者韩侂胄诬为庆 元伪党而遭受打击，庆元三年三月，编管偏远的 湖南道州舂陵，次年八月九日含恨病逝于贬所。 《律吕新书》中的吹律未谐的部分，经由朱熹与 蔡元定长子的更改而定，实际上也倾注了朱熹的 心血。 尊敬乐家批评时儒 音乐在中国文化中的具有重要的地位，被儒 家看成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孔子提倡“依于 仁，游于艺”之后，朱熹则强调说：“艺”亦不 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 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理会，这 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朱熹一再 对门人说，若有人不懂音乐中的某些要点，应求 教于乐家或知音律之人，以解决疑难问题。表明 朱熹对音乐家的尊敬。 朱熹的高弟子蔡元定，精于数学，又能言琴 理，著《律吕新书》。该书的撰述完成，多与朱 熹多次探讨、修订而成。朱熹评价蔡元定的“律 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朱熹下此定 语，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对蔡元定所作音乐专 著水平的高于近世诸儒给予充分的肯定；二是对 南宋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的另一高足詹体仁，淳熙十五年为太学 博士，绍熙四年除太常少卿，长期生活在都城， 在杭州录得歌谱，回老家浦城令乐工以俗乐谱 《诗经》中的风、雅、颂篇章，教人音乐，又以 笙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属，其歌调却 只用太常谱，尚可听。后吹《文王》诗，则其声 都不成模样。这是朱熹访元善，亲眼所见，亲耳 所闻之后的感受。朱熹又说：“然亦只做得今乐， 若古乐必不恁地美。人听他在行在录得谱子。大 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调， 章尾即以某调终之。”朱熹列举数首后批评道： “元善理会事，都不要理会个是，只信口胡乱说， 事事唤做曾经理会来。如宫、商、角、徵、羽， 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 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 徵、羽。何者？盖自有个疾徐高下。”《诗三百首》， 既然分成风、雅、颂，名既不同，其声想亦各别， 但詹体仁却没能区别对待，这与朱熹强调事事理 会的格物致知的学问方法相去甚远，朱熹直接批 评其下学工夫不足。 早在北宋时期，朝廷官员司马光与范镇、胡 安定与阮逸、李照等为古乐发生过争议。朱熹认 为是一场“空自争辩”，他们都不曾去看杜佑编 撰的《通典·乐典》所载内容。南北朝中原离乱， 中华雅乐中绝，又因唐末经历黄巢之乱，乐师离 散，中国原有的古乐失传，而西域传来的胡乐畅 行。唐代杜佑书中，仍收入部分古乐。北宋时期， 俗乐流行，却只有宫、商、羽三种曲调。而宋廷的重大活动，几乎有离不开音乐，使许多朝臣伤 透脑筋。提倡雅乐，对现实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朱熹说：“今世无人晓音律，只凭器论造器，又 纷纷如此。”以至于宋仁宗时，李照造乐，范镇 谓差过了一音，每思之为之痛心。这种不协调的 音乐，使仁宗皇帝听了之后得了心疾。这是朱熹 引用典型事例对当时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对北宋音乐歌词做了分析，说：“今朝 廷乐章长短句者，如《六州歌头》，皆是俗乐鼓 吹之曲。四言诗乃大乐中曲。本朝《乐章会要》， 国史中只有数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 诗》，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学古 乐府作，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实际上也是 对时儒提出严肃的批评。 仁宗喜好音乐，令胡安定同阮逸修《乐书》， 令天下名山藏之，朱熹认为这种做法甚好。有个 现象，引起朱熹的注意，就是北宋时期之乐没有 徵调，宋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 而不能以徵音终。此乃匮乏精通音乐人才的结 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朱熹认为谱不成徵 调，怀疑必是“其中有个什么欠缺处，所以做不 成”。这似乎是个音乐悬案，未知是否有人破解。 而经历战乱南渡到杭州的赵宋王朝，完全失 去了北宋的雄风，各种机构遭受破坏，掌管官方 祭祀、庆典活动的演出，没有常规的队伍，教授 音乐的人才匮乏，使用的教材不规范，因此，音 乐演奏不能适合大型的、隆重的、庄严的国家庆 典、祭祀等活动的要求。州县使用歌妓演唱俗乐。 这种礼坏乐崩的局面，使朱熹等道学家感到担 忧，并努力为此作出积极的干预。 崇古思想追求中和 朱熹研究历史得失，将音乐与世运、德行联 系在一起考察，他倡导儒家的中和思想，对音乐 的要求也是要求中律。以律管而言，只吹得中声 为定。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史中记载， 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乐于晋 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乐于周世宗，世 宗亦死。李照造乐，仁宗得了心疾。惟宋太祖， 初不曾理会乐律，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低 一分，其声遂和。朱熹认为唐太宗与宋太祖所定 之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且对门人说，音 律如尖塔，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 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故取五声者中声也。 朱熹的终身努力，就是要维系人伦，使中庸之道 畅行，而礼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稳定。因此，将 音乐对人的性情、修养乃至与世运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研究，表明朱熹的见解之高明。 古代乐器有长度规定，以尺度衡量，定其尺 寸。古代有用羊头山黍排列宽度作为尺度的做 法，至北宋时以并排一千二百粒黍为阔宽九寸之 度的说法，曾引起争议。南宋朱熹认为此法于今 不可取，其所取度量之古尺有两种，一是短的周 尺，一是长的景表尺。若尺度不定，则十二律就 失准。乐律失准，乐器的规格就会混乱，演奏的 音乐就不能中律，造成高亢或低靡，扰乱听者的 神志，会导致不良后果。 ② 朱熹注意到作乐只用七声的问题。即使是合 律之乐，演奏还须视场合而定，“惟宫声宴席不 敢用，用则宾主失欢”。蔡元定曾截段小竹做笛 子吹出美妙的笛声来，但朱熹在审阅《律吕新书》 原稿时，却发现吹律未谐，便给受伪学之禁蔡元 定写信，期待元定“归来更须细寻讨”，可是， 残酷的事实是蔡元定被编管道州，折磨致死，未 能同朱熹继续商定，朱熹不得不承担起重任，完 成对吹律未谐的修正工作。 朱熹还注意到，时行的音乐，不是主流社会 所需要的音乐，朝廷与庙堂所需要的音乐，必须 是庄重的、和谐的音乐。朱熹所追求的是能登大雅之堂的音乐。那么，对歌词内容、音乐声调的 要求就要求相当严格。而古代流传下来的音乐， 在朱熹看来，就是经过时间考验、没有退出历史 舞台、具有生命力的音乐。因此，朱熹的音乐思 想，具有崇古的一面。 海纳百川独具创新 作为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善吹铁笛，有 穿云裂石之声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其音乐思想， 同样存在包容性，更重要的是创新性。 朱熹少年时，曾随刘子翚翻过梅岭到武夷山 的水帘洞访问刘甫，此人与子翚为同族兄弟，隐 居在山崖下的洞天里，晦迹读书、横吹铁笛，过 着悠闲的生活，其笛声清脆悠扬，穿云裂石之声 回荡在山野，也震撼着朱熹的心灵。朱熹在往后 的日子里率友人寻访故地，耳际仍回响着美妙的 笛声，在洞壁留下“百世如见”四个大字。 朱熹自己写了大量的诗、词，有些诗篇、辞 赋，就是可以按律吟唱的，如《招隐操》、《虞帝 庙迎送神乐歌词》、《水调歌头》等，特别是中晚 年时期，朱熹在动员门人道友整理关于礼乐资料 时，在研读大量文献后，对音乐的见解具有自己 的独到之处。甚至当有门人问：“今俗妓乐不可 用否？”朱熹曰：“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 得？亦在人斟酌”。斟酌二字，就在于自己能否 鉴赏音乐与区别对待。 有个很会唱歌的女童，给朱熹留下很深的印 象。他告诉弟子说：（其）天然理会得音律，其 歌唱皆出于自然，盖是禀得这一气之全者。这个 未留名的女孩，被朱熹认为是个有音乐天赋的 人，应当让她施展才华。 朱熹曾对门人说：“今之士大夫，问以五音、 十二律，无能晓者。要之，当立一乐学，使士大 夫习之，久后必有精通者出。” ③ 在南宋，朱熹提 出创办一所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 才，这种独特的思想，超迈前人，虽然南宋衰世 没能实现其愿望，但可以说，后代的专门音乐教 育的机构的创立，与朱熹的大胆建议有关联。单 从这点出发，给教育家——朱熹的音乐思想标注 上独具创新性，当不为过。 引文出处：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02：204.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2185 ③朱熹.朱子全书卷九十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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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朱熹;伦理精神;诚信建设

论文摘要： 在朱熹的伦理精神范畴中，仁义为先、义中生利、忠信为本及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伦理精神原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它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义利兼顾、诚实信用、取信于民、执政为民、公正廉洁等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契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国家走向市民社会的需求，对于建构当代诚信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建设诚信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诚信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属于道德范畴的东西，仅靠外在规章制度的约束和对违反诚信行为的事后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还需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认识把握诚信。这是推进当前诚信建设的一项重大而又迫切的课题。

为此，笔者以传统文化作为关注点，以朱熹的伦理精神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出朱熹伦理精神中与当前诚信建设有关的几条重要原则，并分析它们在当前诚信建设中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1朱熹伦理精神范畴中的若干重要原则

1.1仁义为先，义中生利仁义是朱熹伦理精神中两个重要范畴。仁是朱熹伦理精神的核心和根本，它有着广泛的内涵，“仁包四端，侧隐、是非、羞恶、辞逊”，有仁才能知是非，知廉耻，知从善去恶。仁和很多人性道德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如仁与爱之间，仁就是爱。仁和爱的关系是根与苗、体与用的关系。其次，仁与公之间，仁是根本，公是仁的外在表现，“唯仁，然后能公”，“公而无私便是仁”，“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便是仁”。“仁则公，不仁则是私意，故变作百出而不一也。”总之，仁是人性美德的源泉，有了它才有爱，才能公正无私、公平正义。“义者，天理之所宜”，朱熹说:“凡事皆有一个合宜底道理，须是见得分明，虽毫发不差，然后得是当。”“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那事合当如彼，便裁处其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义者，就是按天下正理之所在来处理周边事物，也就是公平而妥当、无偏无颇地处理外界事务。仁义是人性道德的前提，没有仁义之德的人如同禽兽，不能成为人。做人的首要前提是为人处事处处以仁义为先。

义利之间，自古以来是儒家讨论的热点，朱熹也非常重视义利的关系，他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学无深浅，并要辨义利”。义利关系也是人生重要学问，不可回避。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仁义与利心之间有着公私之别，公私之间，显然不能统一。但他并不像孟子那样简单地舍利取义，而是既取义又不舍利，他认为“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义则和而无不利矣”。他看出了义利之间源与流的关系，道出了利由义生的深刻见解。

1.2诚实守信，忠信为本何谓忠?朱熹说:“忠是无一毫自欺处”;“忠者，尽自之心，无少伪妄。”忠，就是诚实无欺，忠就是“尽己”(《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对人诚实无欺，尽心竭力，没有贰心，就是忠。何谓诚?朱熹解释是:“诚者，合内外之道，便是表里如一，内实如此，外也实如此。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人能做到不自欺，不欺人，便是诚。何谓信?朱熹说:“以实之谓信。信，就是实，就是无欺。那么忠诚信之间关系如何呢?对此，朱熹多有阐述。如忠与信之间，“尽己之谓忠，尽物之谓信，只是一理”“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发”;“忠信只是一事，而相为内外始终本末”;“忠是有诸内，信是形诸外，忠则必信，信则必是曾忠”。再如忠与诚，“忠与诚，皆是实理。“忠者，诚也。信者，不欺也。君子之守，诚为大;其与人也，不欺为大，故心必以忠信为主，言必以忠信为主，行必以忠信为主，忠信，所以立本也。他还说，做人当以忠信为本，若无忠信，便不是人。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归纳出两点:第一，忠、诚、信三者内容的一致性，说到底，都是实的意思。第二，为人处事要以忠信即诚信为本，说实话，办实事。否则，“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也”。

1.3敬事而信。节用爱人朱熹说“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节用，有节用之政事;爱人有爱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不敬则不信，不信则不能节用爱人，就谈不上使民以时了，这句话体现的是朱熹的执政理念。他认为作为一名执政者，敬很重要，“根本功夫在敬字上，自古圣贤，自尧舜以来便说这个敬字”;而且他认为敬、信、节用、爱人之间，四者相因，各有次序，“敬了方会信，信了方会节用，节用了方爱人，爱人了方会使民以时”，如此社会才能走上政通人和之路。其实，朱熹一生做官时间不长，但他对执政却颇有研究，他还提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伦理精神，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他认为执政人员应该讲信用，“无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虽商较之徒亦不可为政，要之下面的事，须以敬信为主”。其次，他认为获得民众的信任对一个政府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他说“民无信不立”“信则民任焉”“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第三，取信于民要富国强兵，“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执政者能让国富民强，百姓自然拥护。第四，执政者要忠于职守，诚心爱民。所谓“爱则不倦，忠则尽诚”“无诚心爱民，则必倦而不尽心也”。没有诚心爱民，工作就失去了思想动力和保障，所以为政当以诚意为本，“诚立而后政可为也，诚意不至，则有时而倦，行不以忠。若居之有倦，行不以忠，而能正者，未之有也”。第五，要求执政者能“敬其事”，尽职尽责。“君子之仕，皆以敬其事而已，不可先有利禄之心也。”在工作过程中，“敬其事而后其食”。“先不必计较个人利禄多少，只求尽心尽责，把该做的工作尽力做好。第六，要身先士卒，做好榜样作用。“身先士卒，民则无怨”，“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政者凡事身先士卒，脚踏实地，实实在在为民谋利，就会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以诚换信，获得威望。最后，要节用、廉明、公正。在执政过程中，崇尚节约，廉洁自好，“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

2朱熹伦理精神与当代社会诚信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诚实信用、义利兼顾、公平正义既是其应有之意，也是其追求的价值取向所在，切实做到这一点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从政治国家走向市民社会要求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切实树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观念，取信于民，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对于这一切，在朱熹的伦理精神原则中，我们均能找到与其相对应的诚信理念的内涵。

2.1仁义为先、义中生利与商业诚信建设朱熹关于仁义为先、义中生利的观点在商业诚信建设上，一直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如徽帮和晋帮，都以仁义之术治商，倍守“以义取利，利从义生”的原则，为他们赢得了经久不衰的声誉，纵横天下500年。我们不能否定这一切有朱熹的“仁义为先，义中生利”的伦理精神的内在指导作用。

为建设当代商业诚信，我们仍然要重视朱熹“仁义为先，利生于义”伦理精神的重要作用。首先，要正视当前社会发展经济的社会现实，鼓励争创效益和利润的商业行为，发展经济;其次，提倡在遵循仁义的前提下做公平交易，不做“殉人欲”，违背仁义规则的事，否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总之，朱熹的“仁义为先，义中生利”的伦理精神，在当前的商业诚信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 2忠诚守信、忠信为本与个人诚信建设朱熹提倡的忠诚守信，以诚为本的原则，自古至今，一直是人与人相处的重要原则。人与人之间，如果不以诚相待，就会出现思想隔阂，勾心斗角，如果有了诚信，就能相互沟通，加强理解，增进团结。如果人人都以忠、诚、信为本，整个社会将充满诚信，但是要真正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搞好个人诚信建设，更多需要的`是个人对忠、诚、信的自觉修养和遵守执行。首先，深刻理解朱熹关于“尽己之谓忠，尽物之谓信”，“忠是尽己，信是于人无所不尽”等言论，把握忠诚信的道德实质及其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其次，在自己思维意识中存有忠诚信意识，牢记忠信为本，诚信为本的理念，为人处事，实实在在，不作保留，正如朱熹所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不尽心与他理会，则不惟欺人，乃是自欺”同时，“凡事要当用自家实底的心与人交，有便道有，无便道无”，实实在在，实事求是。

总之，芸芸众生，若真能做到朱熹所提倡的为人处事处处以忠信为本，以“人不忠信，便不是人”来警醒自己，从我做起，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诚信将充满我们的生存空间。2. 3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与政府诚信建设为了搞好政府诚信的建设，我们有必要从伦理的角度接受朱熹思想的启示，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第一，加强思想教育，培养执政人员的忠诚意识。政府是全体人民的政府，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爱国爱民，这是对每一个行政人员的基本道德要求。第二，强化公正原则，加强廉政建设。朱熹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有了公正还要廉明，“廉者，政之本也”。打击贪腐，加强廉政建设，将是改善政府诚信的重要内容。第三，正视自己手中的权力，认清自己的公仆地位，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执政为民，勤政为民。第四，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这样才能提高政府人员的工作的效率和办事力度，才能解决问题，人民才会信赖。如果政府能做到以上这些，相信诚信政府建立指日可待。归纳起来，这些措施，也就是朱熹的“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伦理精神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这正证明了朱熹的伦理精神对于当前政府诚信建设所具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