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学位论文

一：选题的意义及依据二：已存在的有那些研究三：你的创新点：分析现有的关于革命根据地的人民调解制度有那些、主要是分析优缺点，然后结合实际提出你自己的想法四：结合实际分析你自己的想法的好处，即改进的地方五：最好可以举个案例分析，就最好了六：总结

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极为重视且大力倡导法院调解，审判实务中的大多数民事、经济纠纷也是以调解结案的，法院调解已成为我国民事审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其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符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实际，它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民事、经济法律的不断颁行，并经过了 “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三步曲变化发展，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一、人民法院调解制度之积极因素(一) 法院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为省时、省力。调解书的制作也较为简单，不必象判决书那样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作出分析及需要谈出判决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等复杂的专业问题作出回答，这在当前法官的业务素质普遍偏低、某些法官习惯于依经验办案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较为复杂的案件，调解结案方式十分简便和方便。(二) 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从实践来看，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确实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的确少于判决。尤其是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当事人之间因诉讼而大伤和气，增加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三) 法院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风险很小。调解结案以后不发生上诉问题，而且调解结案后很难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也很难针对调解的结果提出申诉，因此调解对法官而言是风险很小的结案方式。二、法院调解制度的消极因素(一）调解制度削弱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1.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2.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然而，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做出的，从而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二） 调解制度削弱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是防止审判权的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三）调解制度削弱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四）调解制度对当事人的权利配置不合理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权利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却未作规定。民诉法还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后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有权反悔。这对反悔的一方权利保护得充分，但对另一方的权利却没有保护到。这使当事人之间权利的配置不合理，积极参加调解的一方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和相应的司法救助，随意反悔的一方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法律制裁，使法律无法做到公平。由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消极影响甚于其积极影响，极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因而法院调解制度亟待完善。三、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构想针对我国法院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重构我国的调解制度已势在必行，理论上已经出现以下几种建议。(一) 建立审前准备程序，使调、审分离审前准备是指法院受理案件之后进入开庭前所进行的一系列诉讼活动。审前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程序明显分开，形成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它使有关诉讼的诸多问题于开庭审理前一次性得到解决，防止当事人在开庭时搞突然袭击，保证开庭审理时双方处于平等对抗地位，使双方无争议部分不再进入法庭，简化法庭审理。经审前程序，事实已暴露无遗，双方对所持信息和证据相互了解，胜败之结果显而易见，故法官稍加推动，纠纷就可在庭前以和解解决。而我国民诉法第113条至第119条尽管也属审前准备程序，它偏重于法官的实体审查，忽视了当事人的积极参与，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既未在理论上也未在实践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审前准备程序。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大立案、大民事格局的形成，审前准备程序的构置已初见成效。美国发现程序的功能、证据开示制度已在全国部分法院推广，各法院已初步设立庭前交换证据制度、证据开示制度。证据交换的主持人与案件的主审人并非一人，分属两个独立业务庭。即审前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这已日益成为各国改革的基本走向。调解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程序可随机应变。调解的正当性源于当事人自愿，调解追求实质之正义，法律适用并非调解主要目的，所有调解书均没有引用法律条文。调解显著特点是调解人凭借生活阅历，而非法律知识，故为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完善大立案机制，调解应设置在审前准备程序，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可由法官助理、反聘法院已离、退休资历较深法官或聘请人民调解员主持。为合理构置审前准备程序，首先从法院内部要效率、效益。因为我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审判人员并非太多，问题主要在于法院内部人员配备及分工极不合理。法官所占比例太大，辅助人员过少，法官承担了许多司法辅助性工作，鉴于这一现状。由于大立案机制的建立，立、审、执分离，法院可对多余的法官实行就地转岗，担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辅助人员，由这些人组成审前准备法官，仅有程序审查权，不进行实体审查，有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这些人主要从事调解、调查、送达管辖权异议等辅助性司法工作，从而形成一名法官有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协助办案的局面。禁止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交换意见，禁止法院行政首长在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进行协调沟通。调解本身不属于诉讼程序，不以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为要件，属于非诉程序，可由法官监督而无需法官主持，可由法官助理，反聘已离、退休法官或书记员或其他人员在审前准备程序进行；那些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法律知识水平有限的法官，可以转任法官助理或专职调解员。由于这些人不掌握审判权，就不存在“以拖压调、以调压判”等现象。此外，将调解置于审前准备程序中可以实现“在准备中调解，在调解中准备”的机制，使诉讼效率极大化。由于准备程序双方所持有的证据、信息互相掌握，案件事实已明确，和解机率极大。调解不仅可由法官助理、聘用人员进行，还可借鉴台湾、日本等国做法，由法院将辖区内具有一定学识身份和威望的人员聘请为调解委员，并将名单公布。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给某一位或几位调解员调解，双方可指定调解员。这一制度建立的实质是让民间调解员在法官的监督下进行调解，将民间调解这一非正式解纷机制与司法审判这种正式的解纷机制溶为一体，互为补充。民间调解得以规范化，法院僵硬的诉讼得以适当软化。这种制度设立既可通过调解制度来追求实质正义，同时也可有效防止民间调解放任自流，过于随意。可以说这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其与国外的诉前强制仲裁、强制调解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 以诉讼和解重塑法院调解，加重和解弱化调解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诉讼各解制度来对调解制度进行替换。诉讼和解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的诉讼制度。它在功能上有三要素：1.程序关联性,诉讼系属即属司法解决范畴，已进入诉讼程序和法院管辖；2.主体间合意性,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是一方或双方让步结果；3.终端性,和解的结果意味纷争的解决和诉讼的终结，即产生诉讼终止和既判力的结果。对当事人及法院都具约束力。有学者认为：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以当事人的合意解讼，两者均由法官和当事人实施，协议形成都是法院诉讼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两者成立后与判决有同等效力。这些共同点表明，两者在民事诉讼制度中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者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相同、名称不同的制度之所以被界定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是因为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是从不同侧面来认识定位的。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诉，调解则是以法院为基点解释以合意解决争诉。两种制度功能上的统一性是诉讼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调解的基础。诉讼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既可以继续发挥其优势又不致因改革幅度过大而引起震荡。因法院调解省时、省力、高效，大部分民事案件终于一审，减轻了二审法院压力。有学者称这是调解保持高度稳定的原因之一。如将法院调解制度全盘否定，根据最高法院五年改革方案，目前法院人员不但不增，反而按照法院人员总数裁减10％，那么，大量案件如何解决？后果可想而知。诉讼和解在功能价值追求上完全可替代法院调解。诉讼和解贯彻于诉讼任何阶段，民诉法第51条审判程序，第211条执行程序。随着诉讼程序推进案件事实逐渐清楚，双方即可自行和解，也可在法官介入下，促成和解。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结果。效率、自由、公正是诉讼和解的内在价值。另外，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可推动审判方式由“调解刑”向“判决型”角色的转换。诉讼和解能做到这一点是由其灵活性、随意性和辅助性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和解程序的启动是随意的，是否自行和解或让法官试行和解，是由诉讼主体双方当事人操纵的，完全取决于双方意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法官试行和解，其程序也只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交流、协商、传话以及是否接受和解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灵活多样的，不带任何强制性，时间短暂，和解不成，转入审判程序，不影响诉讼推进，因此和解程序必然处于辅助地位，辅助审判程序，这一定位使诉讼和解根本上失去了塑造民事审判程序结构的基本性格的潜在功能，不管其结案率多高，永远不能主导民事审判模式结构，进而更不会成为审判模式由“调解型”向“判决型”转换的障碍性力量。审判是法院骨髓。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内在价值，是审判的血液，审判的价值构成将永远决定民事诉讼结构，故借鉴国外立法，对我国民诉法诉讼和解制度予以重构。1.诉讼和解时间，和解时间应从起诉后至判决前，此间任何阶段当事人均可自行和解。2.诉讼和解方式。诉讼任何阶段当事人可自行和解达成协议不需法院介入，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德国。当事人也可要求法院主持和解即经法院主持或核准的和解法国、日本、德国。此种情形法院应具备有主持和解人员名单，人员配置同审前准备程序，以备当事人选择。当事人不愿选择或放弃选择的，法院为其指定。3.诉讼和解效力。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协议，经申请必须记入笔录。记入笔录和解协议因和解方式不同，效力有所不同、一是终结诉讼效力；一是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具有执行文书效力)。4.瑕疵和解的救济。和解协议成立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当事人不是上诉，不得以该法律关系为标的再行起诉。对和解协议不得抗诉，但和解协议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时，比照提起再审之诉的方法，对于该和解提起再审之诉。(三)构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ADR)。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我国加入WTO之后，现代型纠纷和诉讼在社会和法院大量涌现，改革中的政策变化如土地承包权，国企职工下岗，企业产权分离、转让、海事、海商、票据、破产等引发的特殊类型的纠纷更是层出不穷；而由于法制尚不够健全以及法官的素质等原因，社会在通过司法诉讼方式处理这些纠纷方面能力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及价值的冲突对纠纷解决的手段的多元化要求愈显迫切。可见诉讼并非解决争纷唯一途径。ADR式的“公众司法”应用的土壤已形成。这一点《工人日报》1999年11月20日报道提出，“中国需要法制，不过是不是凡事皆断于法，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方流芳教授指出：“在进入21世纪前夕，中国比任何时期都需要开拓非诉讼解决争议的途径，需要鼓励�而不是限制当事人通过协议创造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需要更为多样化、更加灵活，更加经济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径”。正视这种发展趋势及其所揭示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民事诉讼程序及审判方式改革不无裨益。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本土资源，将被西方各国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功能发扬光大；信访、民间权威的调解都应保留其特有地位；特别是扩大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功能，普及我国已经建立起的仲裁制度，加强仲裁机构的建设，将民商案件之仲裁全面推广普及，鼓励创建多层次，多渠道的ADR程序和制度，尤其是地方性和行业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逐步将诉讼程序与ADR程序协调起来，形成多网络的解纷机制。同时在法院内部据案件复杂程序和标的大小及性质实行繁简分流，并发挥普及非诉讼程序�含督促和公示催告程序，如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案件使用支付令。扩大支付令使用的范围，基层、中级法院均可使用支付令。这类程序的有效利用。将能够极大地提高法院处理纠纷的效率和效益，减少诉累，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行政调解的概念调解，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第三者的主持下，通过第三者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对双方当事人的思想进行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协商，互谅互让，依法自愿达成协议，由此而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在其行使行政管理的职权范围内，对特定的民事纠纷及轻微刑事案件进行的调解。调解的范围包括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和轻微的刑事纠纷。在我国人口众多的国家里，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经济交往的不断发展，民事、经济等纠纷的大量发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纠纷，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是我们应当思考的范畴。按照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我国调解制度包括法院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三大调解制度体系。此外还有仲裁调解、律师调解等。这些调解互有联系、互有区别，构成了我国一套完整的调解体系。对于法院调解、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已十分明确，本文不作研究。笔者只想就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作以粗浅认识，以求抛砖引玉，共同为我国行政调解工作添砖加瓦。二、行政调解的性质和作用行政调解与法院调解相比，同人民调解一样，属于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对当事人均应具有约束力。因为，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一样，均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调解活动，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当事人对所达成的协议，都应当自觉履行。因此，可以说行政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仍应与人民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一样，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在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基层人民政府都负有调解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职责。建国后，行政调解逐步发展为多种形式，除基层政府调解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以外，法律还规定某些国家行政机关负责调解特定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我国行政机关的职能主要体现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两大职能上，行政调解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执行管理和监督的一种方式。它不仅可以调解公民之间的纠纷，还可以调解公民与法人之间和法人与法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这是它不同于人民调解的一个重要特点。多年以来，我国行政机关调解处理了大量的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而通过调解的许多纠纷，大量的是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很少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可以说，行政调解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为调整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三、行政调解的种类就目前而言，我国行政机关依法可以调解的种类很多。可以说，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所遇到的纠纷，基本上都可以进行调解。但主要常指的行政调解有这样几类：（一）基层人民政府的调解。调解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一直是我国基层人民政府的一项职责，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司法助理员负责进行。司法助理员是基层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也是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除了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和法制宣传外，还要亲自调解大量的纠纷。（二）国家合同管理机关的调解。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发生争议时，可以约定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国家规定的合同管理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法人之间和个体工商户，公民和法人之间的经济纠纷，都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调解。（三）公安机关的调解。我国治安处罚条例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应当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组织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这是法律法规授予公安机关调解的权利，有利于妥善解决纠纷，增进当事人之间的团结。（四）婚姻登记机关的调解。我国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提出离婚，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同时，该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同时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所以，婚姻登记机关也可以对婚姻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这样有利于婚姻家庭的正常发展。四、行政调解的原则和方法行政调解也应同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一样，均应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明确责任的基础上，说服当事人互谅互让，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让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解决争端。因此，合法和自愿是调解必须遵守的原则。另外，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一样，还必须坚持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这实质与自愿原则是紧密相联的。如果当事人不愿经过调解，或者经过调解达不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诉讼权利。对于调解的方法，有多种多样的灵活方式，这要跟具体的调解人员的知识和经验有关。但总的说来，在调解过程中应做到深入调查研究，虚心倾听当事人的意见，弄清案情，以和蔼耐心的态度，耐心细致的讲理讲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理服人，坚持说服教育、方便群众的工作方法。多年来，行政调解的经验方法举不胜举，毋须多论。浅析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民事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同时《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对诉讼外调解工作也进行了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一、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诉讼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自愿、合法的调解制度是在试行民事诉讼法的着重调解的基础上经改进而演化过来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用调解的方法解决民事纠纷，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1、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的涵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解释，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工作中，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应当用调解的方式结案。但不适宜用调解的案件，则不应采用调解方式结案，例如使用特别程序的案件，确认合法有效或无效的案件。第二，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自愿”即当事人必须出于自愿而进行调解活动，以及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必须是出于其自愿，人民法院不得强迫当事人采取调解方式或达成调解协议。“合法”即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合法，以及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原则。第三，调解贯彻诉讼的全过程，即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不论是第一审阶段，还是第二审阶段，不论是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还是开庭审理阶段，人民法院都可以酌情进行调解。第四，调解与判决一样，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案件能调解的则调解，不能调解的或调解无效的案件，应当及时判决，不应当久调不决，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2、诉讼调解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主持的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一方面，审判实务中大量的民商事纠纷通过调解结案。另一方面，诉讼调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受到立法者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1）诉讼调解软化了程序的严格性，会造成审判人员行为失范和审判活动无序。（2）诉讼调解软化了实体法的约束，导致调解结果的隐性违法和案件处理结果的不统一。（3）诉讼调解本身隐含着强制，与现代权利观念存在一定冲突。“权利至上”、“合法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极受现代人们推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但从审判实践中看，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被迫放弃部分权利甚至大部分权利为代价的。（4）当事人有权反悔调解协议与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有冲突。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制度也存在以下问题：（1）片面理解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庭审模式的改革，注重坐堂审判，忽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重把矛盾化解在法庭上，忽略了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法官除了应做好与案件直接相关的调查取证、核实证据外，乡土社情、民风习俗也应了解，更要掌握当事人的思想情绪，采取果断措施甚至动员一切力量去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和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稳定，是基层法院审理民间纠纷案件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令基层法院法官们担心和头痛的事。一旦在诉讼阶段中出现命案或引发冲突，就难向社会民众交代。坐堂审判如何提高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当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但善于调处民间矛盾纠纷也是基层法官的必备基本功，而后者恰恰是法官综合素质的表现。基层法院、人民法庭面对的当事人，大多缺乏法律常识，许多人没有聘请代理律师，如不做细心的疏导调解工作，尽管判得很公正，受不利判决影响的当事人也总怪法官乱判，心理上难以承受而与法官对立和缠讼。（2）片面强调直接开庭，该做当事人工作的不去做。有的法院把直接开庭率作为考核法官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指标，并规定调解只能在开庭审理中进行；有的法院规定法官开庭前不准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见面；也有的法院规定由立案庭将所有案件一律排期开庭，并规定在开庭前三天才能将案卷移送审判法官。这些新举措的目的是防止审判法官偏听一方、先入为主及不廉洁、办人情案等，本无可厚非，但这些禁令的负面影响是阻止了法官的调查研究，削弱了调解功能的发挥。（3）片面追求当庭宣判率和当庭结案率，庭审调解流于形式。审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是公正与效率，就办案效率而言，只要不超过法定审限就应当认为是高效的。有些地方把当庭宣判率、当庭结案率作为考核审判方式改革的指标，层层下达到对办案法官的奖惩上，引起了攀比和作假；有的法院内部规定了比法律规定更严的审限，这些做法无形中又把诉讼调解锁定在开庭审理中。3、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改革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势在必行。总的想法是：在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定下，结合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法院内部机构的重新调整和职能的重新划分，特别是大立案制度科学建立和有效运转之后，将法院调解独立出审判庭之外，在立案庭设专门调解机构，由其专行调解。其运转程序是：法院立案以后，可以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同意调解，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案件交由调解机构在规定的期间内调解。在规定期间内调解不成的，案件转审判庭审理判决，审判庭不再主持调解。如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除原告撤诉的外，当事人可以申请“合意判决”。此方案一方面隔离了审判人员与调解人员身份上与对案件处理意见上的沟通与联系；另一方面，减轻了审判庭的案件压力，避免案件久调不决，也使审判庭名符其实。当事人一旦达成调解协议，即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容反悔。调解书送达适用判决书送达的有关规定。如有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在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二、诉讼外调解（人民调解）诉讼外调解（人民调解）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国家的法律、政策，以及社会公德，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促使纠纷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工作原则。诉讼外调解虽然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进行了规定，但它不是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但与民事诉讼有密切关系，人民调解是民事诉讼的一道防线，有些民事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了，就不再通过诉讼解决。诉讼外调解是我国司法工作的独创，依靠人民调解组织解决民间纠纷也是我国的独创，它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据司法部基层司的统计，过去全国人民调解与法院民事审判案件的比例为14：1，即调解解决14件，诉讼1件，现在这比例已下降到大致为1：l左右，即调解解决1件，诉讼1件多，这种状况表明：一是诉讼外调解发挥了诉讼调解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诉讼外调解在现阶段发展的潜力巨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如何对调解员的选任、培训及调解工作进行规范，如何更好地发挥好诉讼外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都是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在新形势下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题。1、诉讼外调解与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有以下两点重要不同：第一，人民调解不是诉讼的必须程序。民事纠纷发生以后，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调解解决的，必须出于自愿，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第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政府和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负有指导的义务，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诉讼外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受人民法院的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果有违背法律的现象，人民法院有权予以纠正。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2、发展诉讼外调解制度的动因分析。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从历史的统计来看，虽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导致这项制度在理论上有反对者，实践中有滥用者，存在一定的争议。而诉讼外调解的理论依据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处分原则，因此积极开展这方面工作不存在理论问题，实践中也消化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发展空间广阔。具体说，发展诉讼外调解存在以下动因。（l）提高效率的市场动因。调解虽有费用，但比起诉讼来，花费少得多。诉讼往往几经反复，数年不决，不利于商事活动的进行，“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千古不变的规则和调解的低成本，是推动了调解工作发展的市场动因。（2）相对灵活的操作方式。因为诉讼外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它不仅考虑要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还要考虑其他法律以外的因素（如人情），特别是要考虑未来发展的因素，是一种互谅互让向前看的和解方式，并且当事人可以预知其结果。而诉讼则只考虑事实和适用法律，灵活性小，双方当事人难以预知其结果。（3）和为贵的社会动因。诉讼外调解可以使双方当事人保持和睦关系，特别是对于邻里之间、合作伙伴之间，更是如此。而诉讼则往往撕破面子，把关系搞僵，不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思想下的处世原则，在实践中很多人选择了调解，社会和法律也给予了很大支持。（4）减轻法院负担的要求。市场经济越发达，交往方式越复杂，则矛盾纠纷越多。特别是经济快速发展及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已使矛盾纠纷增加，法院不堪重负。解决法院负担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展诉讼外调解，分流案件，把大量的纠纷解决在诉讼外，法庭内的负担自然就减轻了。3、对诉讼外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加强。由于诉讼外调解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巨大，加上改革诉讼外调解制度的空间巨大，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上收益也远远大于成本，因此发展诉讼外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国诉讼外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加强有以下几个重点：（1）应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是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工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指导下，人民调解工作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等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上确定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也有规定。长期以来，在人民调解的工作实践中，虽然有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中已有一定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条件下，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可以看出，利益矛盾已占绝大部分，基层群众之间的矛盾已占主导地位，这些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存在，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政权的稳定，必须及时解决。我国目前约有各级调解组织近100万个，人民调解员1000多万人，这是一支十分庞大而又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队伍，他们在化解广大城乡基层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来说，社会矛盾纠纷应该尽可能地依靠社会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只有当社会解决不了的时候，才动用国家强制力（如公安、法院）来解决，这样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调解是我国社会矛盾纠纷机制中的有生力量，应该成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人民法院则是最后一道防线。否则，不仅效果不好，而且也使法院不堪重负。（2）赋予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要使人民调解发挥好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就必须首先解决好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笔者认为调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我国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但也无明确的否定性规定。依据我国现行《合同法》总则和《民法通则》关于合同的定义：“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调解协议如果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确系平等主体之间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似应按合同对待，这样有利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基层大量的矛盾纠纷，也有利于我国诚信制度的建立。如果调解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将严重制约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人民调解制度将逐步萎缩，人民调解的作用就得不到有效发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大量的矛盾纠纷仅靠诉讼来解决，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虽然《合同法》在分则中列举了买卖、借款、租赁、赠与等几种合同，但这不等于合同种类的全部。例如，保险合同就是用《保险法》来界定的，还有对诸如企业与形象大使的姓名、肖像使用合同，烤鸭店与农民签订的小鸭供货与成鸭回收合同，法律都无规定，当属无名合同。这些无名合同发生纠纷后，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都会按照法律的一般原则，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参照有关合同的法律法规进行裁定，但不会不将其视为合同。因此，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多数都具无名合同特征，应具有合同效力。更何况我国现行《合同法》》总则还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它形式”.口头协议尚可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员协助下平等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也应属合同，具有法律效力。（3）对于在一定期间当事人没有反悔的诉讼外调解协议，享受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以上分析，为赋予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最有效、最直观的方法就是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后，赋予合法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权。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后，只要当事人的协议没有违法和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内容应该有效，享受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有权力依据该协议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里的“一定期间”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在书面调解协议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或者当事人自己在调解协议中约定一个允许反悔的时间，在该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则该协议发生法律效率，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期限参照有关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然人为一年，单位为六个月。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