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1.安乐死并不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 医生是安乐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医生在安乐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伦理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用医学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与传统的医生道德相冲突。传统的伦理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当医生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促成病人的死亡违背了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但道德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传统的道德要求和规范产生于传统社会，随着现代医疗条件、病患关系的改变，传统的医疗道德要求显示出一定的局限。 第一，就疾病的概念来讲，现代疾病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指人的生理上的不健康，人的心理上的不健康也严重的威胁到人的生存，疾病的概念也由单纯的生理扩展到人的心理，人们对心理上的健康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医生的职责也不应该仅仅关注人的生理，对人的精神以及心理也应该给予同等的关注。第二，道德总是在冲突中存在，当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坚持更高的道德。健康的生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如果仅仅把保存肉体的存在作为人生的目的，显然违背了人的本质。人是追求意义存在的生物，肉体的存在相对于人的整个生命和存在的意义来讲，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是否应该存在，最终取决于这种存在是否与最终的目的相违背。当肉体的存在阻碍甚至损害生命意义的实现，就应该毁坏掉肉体。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为病人寻求一种更文明更减少的痛苦的生命实现方式，当然是一种责任。 第三，减轻病人的病痛和延长病人的生命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矛盾。止痛而不缩短生命不仅是许可的，更是医师的义务。困难的是，止痛药的往往会同时缩短病人的寿命，那么，作为医生是否应该为了延长病人的寿命而拒绝给病人服用止痛药，所以，在延长生命和减轻痛苦两者之间不应该用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要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既不要为了减轻痛苦而过度伤害生命，也不要片面强调生命的保存而否定了减轻或终止痛苦的必要。当减轻痛苦的必要超出了生命存在的必要时，医生就有义务利用各种手段减轻或者终止病人的痛苦。第四，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使人的生命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在解决现代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造成实践中的一系列困难，比如，对一切病人实行尽可能的医治是资源不允许的，现有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实现传统道德的要求。对有些疾病的医治超出了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恪守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不仅是不可能的，还会对社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要认识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正确认识安乐死的本质。安乐死的本质是生命的一种方式，安乐死的本质既不是杀人也不是自杀，而是帮助他人实现生命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杀人而是助人，而医生的行为与传统的医生的职业道德也不违背。“新的可能性带来了真正的新问题：医生应该遵循只要他们能够就要保存人类生命的原则，还是他们应该在‘不自然’延长生命质量远远低于正常时不去使用他们新的力量？科学进展使许多处于临终状态的人延长生命成为可能。在这里，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医生只要他们能够就应该保存人类生命，还是当按照正常人的标准病人处于超常期的生命质量不值得活下去时，他们应该不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反抗自然’呢？”[44]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对生命的能动性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既然能够主动干预人的生命实现人的生存的延长，人就有权利主动干预实现生命的终止。医生在安乐死中扮演的角色是医生的职业范围所在，不应该受到道德的非难。 2.安乐死的消极后果是可以消除的安乐死作为死亡的一种方式，与其他结束生命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安乐死作为一种死亡方式与杀人与自杀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果在对安乐死的界定和实施中缺乏限制，必然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鉴于安乐死在历史上曾经造成的人道灾难（希特勒曾经用安乐死对犹太人和残疾人进行过屠杀）和严峻的现实，很多人对安乐死的后果提出了担忧：其一，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赡养老人的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子，造成社会的悲剧。其二，当病人因为经济原因不愿继续接受救治，因而申请以安乐死结束生命时，这无疑是因为贫困而自杀，这必然形成社会的非人道。 其三，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曾指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这样一来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局面，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其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会利用安乐死来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以此逃脱法律责任。其五，安乐死容易让死亡成为一种义务，从而造成老年人的负担。比如，“一个中年人，上有要进养老院的父母，下有将上大学的儿子。他既要为老人进养老院花钱，有要为儿子上大学花钱。假如他的钱数有限（这种情况往往很少见），只能顾及一头，供儿子上大学就供不起父母上养老院，供父母上养老院，儿子又上不成大学。如果自杀还没有成为一种‘义务’，这个人并不会认为父母继续活着是不应该的事，因而很自然地出钱让父母进养老院，让儿子别寻他路，他自己别无怨言，他父母和孩子也觉得只能如此。但是，一旦自杀成了老人的‘义务’，希望别人自杀也成了社会可接受的合法念头。”[45]就第一种情形来讲，禁止安乐死并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作为第二种情形，如果既没有对这部分人进行经济上的救助，又不允许其安乐死，显然会造成更不人道的后果。而第三、四种情形，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安乐死本身，而在于制度的不健全。这些消极性后果应该从制度上入手解决，并不能由此否定了安乐死。关键在于第五种情形。义务具有客观性，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有为他人和社会的福利而做出贡献的义务，必要的时候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与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权利并不矛盾。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义务，个人也有为国家奉献自己的能力甚至生命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的存在，权利和义务的消长也是在不断的变动中的，对人的生存权的维护并没有否定个人有牺牲自己生命的义务。而有安乐死的义务也并不意味着人就一定要自杀，安乐死作为义务具有客观性，但不能把安乐死的义务性质与自杀的合理性混为一谈，更不应该认为安乐死是义务就意味着人一定就应该选择安乐死或放弃对疾病的治疗，安乐死的义务是对应于人的生存权利的存在，而人最终“应然”的选择是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结果。安乐死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实际上并不在于安乐死本身，安乐死问题的实质在于制度的不健全，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制度上的完善来解决的，如果因为困难而否定了安乐死本身，势必会给社会和个人造成更大的痛苦，造成更大的不人道。3.被动安乐死并不侵犯人的权利 从道德上来讲，“不得杀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德法则，而被害人的承诺并不足以使实施者的杀死行为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在安乐死问题上，安乐死的特点就在于死亡的过程要由他人帮助实现或直接实施来实现。从主动安乐死来看，主动安乐死因为死亡是个人的意愿，作为参与其中的个人只不过是在帮助他人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要证明了死亡是个人的权利，安乐死就不是对生命权的伤害，帮助安乐死的人也不是杀人。这在前面已经做出了证明。安乐死是否侵害他人生命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到被动安乐死中，被动安乐死的特殊性在于被动安乐死的对象缺乏明确的意志表达，安乐死并非是对象本身意志的体现。被动安乐死是否就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他人有没有对被动安乐死的对象实施安乐死的权利，这一直是有关安乐死讨论中的一个难题。而要解决这个难题就要从安乐死的对象来分析。被动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脑死亡者、脑瘫婴儿和植物人。就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讲。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有区别于正常人的以下特征：第一，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不具备形成人的意识的能力，不具备人的精神。第二，没有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没有也不可能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人的本质。从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看，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现在不是人，将来也不是人。他们既然不具备人的本质，就不能在实际上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针对脑瘫婴儿实施的安乐死就不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被动安乐死中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植物人。“医学上认为：脑外伤后连续昏迷不醒一周、半月左右者并不少见，苏醒的机会很大，惟昏迷持续逾一个月以上者始可称为一时性植物状态。逾三个月者为持续性植物状态（persisitent vegetable state PVS），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permanent vegetable state） 则在多年随诊PVS之后，经MRI提供客观依据证实之后始可确诊。PVS每见于脑缺氧，大脑皮质广泛损害等严重脑外伤和脑血管疾病之后，患者貌似清醒，故有睁眼昏迷或醒状昏迷（coma vigil）或去皮质状态（decorticated state）去皮质综合证（apallic sydrome）之称。 因脑干（中脑、桥脑）上行性激活系统受损不重，故有不规则的醒觉、睡眠周期，患者对周围环境无任何意识反应，缺乏任何思维、情感、知觉、认知，无任何自发语言或自主四肢活动，对自身生存状态了无知觉，有如植物就地生根，故被称为植物状态，俗称‘植物人’。”[46]因此，植物人有以下特点：第一，植物人不同于死人，植物人在肉体上有生命特征。第二，植物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和其他存在，植物人至少与人还有一定的情感联系。第三，植物人也不同于正常的人，植物人缺少成为正常人所必要的意识，缺乏实践能力，作为重症病人，其生命特征的维持需要社会或他人给予必要的照顾和一定的医疗资源维持生命。植物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中包括这样几个要素，能动性（能动的能力即健全的人脑）、社会性、精神性，显然，植物人虽然具备肉体上的生命特征，但单纯是肉体生命并不构成人的存在。植物人与一般处于昏睡状态的人不同，昏睡状态的人虽然暂时失去了能动性，但昏睡的人却没有失去能动能力，其能动性的恢复是必然的，而不是可能的。植物人不具备社会实践能力，同时也缺乏人基于社会实践和能动能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性，所以，植物人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但植物人也不同于植物，更不同于死人。因为植物人有恢复能动能力的可能，因此，植物人是潜在的人。而这正是植物人能否实行安乐死讨论的关键。反对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的人认为，植物人有恢复的可能，所以不能对他们实行安乐死，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实际是杀死了潜在的人。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美国女植物人特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0年，年轻的特丽因心脏病发作而导致脑损伤，最终被医生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从患病以后15年来，特丽一依靠靠人工进食管维持生命。1998年，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因为不堪忍受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实行安乐死。特丽的父母强烈反对，他们否认女儿已经死亡，因为她曾朝他们微笑流泪并做出过其他反应。在这个例子中，从反对和支持的双方的立场来看，反对的人认为植物人有复苏的可能，作为潜在的人应该享有人的权利。而作为特丽的丈夫之所以支持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主要是因为特丽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活，造成沉重的负担。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任何权利和义务只有在社会中才具有现实性。植物人的权利也不是单独的存在，植物人的权利要放到社会中衡量。植物人的生存是社会性的，它关系到与植物人有关的当事人的权利。植物人的存在并不是无偿的，如果植物人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条件，他们当然最好可以无限度的存在下去。但现实是植物人存在需要一系列人力物力的投入，植物人的存在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植物人的复苏的需要一系列的投入，而这一系列的投入只能换取将来的某种几率很小的可能，这就像进行一项投资，虽然，人的生命不能简单用投入产出来衡量，但维持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投入的巨大也不能不使当事人做出权衡。第二，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物质是否超过了当事人的负担。如果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当事人是否有权利放弃对植物人的治疗。一个人不能对他人尽无限度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总是在相互的作用中维持一种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正。如果坚持植物人生存权绝对，这必然超出很多家庭能够负担的能力，也必然会因为植物人的生存而使他人是正当权益受到损害，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 植物人的权利与其他当事人的权利是对立的，在对立的权利中人们要寻求的不是对哪一方实行保护，而是要维持权利的平衡。在对待植物人的问题上，人们往往注意到了植物人的权利，而忽视了病人家属的权利。事实恰恰应该相反，在处理植物人的问题上，植物人作为被动的一方，权利和义务的划分要以其他当事人来决定，而不应该仅仅参照植物人的权利。应该承认，其他当事人有照顾植物人的义务，虽然在义务的具体履行过程中，很难划定一个准确的度。一个衡量尽了多少义务就可以的准确的数量度。但当事人所能够承担义务的能力是有限的，植物人的存在之所以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是因为对植物人的照顾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能力，所以，对植物人的照顾要以当事人所能够承受为标准，这不管是从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角度还是现实的可操作性上，都是现实可行的。“如果哪个个人已经停止存在，我们就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帮助他的心脏继续跳动下去，或者说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忍住不去防止这么做。这个主张把个人与人类的一员区分开来。如果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员处于不可治愈昏迷中，就是说这个人类的一员肯定永远不能重获意识，那么我们将认定哪个个人已经停止了存在。既然有一个属于人类的活体，那人类的一员则仍然存在。但是，在生命的这个归宿之处，我们应当主张只有杀死个人才是错误的。”植物人的生存是关系到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平衡的问题，植物人是否应该安乐死不是由单方面的权利义务决定的，而是要寻求所有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对植物人是否应该实行安乐死，也不能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他人对植物人的生存负有一定的责任，超出了这个责任的限度之外，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并不是对植物人权利的侵犯。总结以上所述，对脑死亡病人和脑瘫婴儿实行安乐死并不损害病人的权利，而针对植物人的安乐死，只要处理得当，也不是对他们权利的损害。

有邮箱的话最好发给你.....第一个：法学学位论文：法学学位论文的写作技巧与写作风格探讨摘要：创新特征是法学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一篇优秀的论文必须中心思想明确，论点新、论据新以及论点与论据的有机结合.要求体裁适当，布局合理，文体匀称，具有自已的独特风格。写作过程符合操作规程，认真选题，搜集资料，调查研究，草拟写作提纲，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动手写作，一气呵成，并在定稿前反复修改.关键词：创新特征中心思想独特风格、法学学位论文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反映不同的学术水平，但其写作技巧与写作风格没有多大区别。当然，谈到法学学位论文的写作技巧与写作风格，必须以掌握基本的法学理论和基本知识点为前提。本文仅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写作技巧与写作风格，侧重点则为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供写作学位论文的学者参考。一、法学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创新特征是法学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折谓创新特征，也就是指论文的创造性。如果没有创新特征，也就不成其为论文，而仅仅是一篇文章。(一)论点新 所谓论点新是指立意新，有新观点和新思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非一般的普法宣传作品。法学学位论文的创造性好比工程师创造的新发明，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具有新思路和新思想，这一点也正是论文与文章的主要区别所在。①文章不要求有新观点，它只要求就某一观点或某一基本问题写清楚，并且观点明确，层次清楚，文笔流畅，把要说的问题说清楚，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法学学位论文必须要有论点，论点是论文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越深刻，论文越有价值。中心思想不明确，或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这篇论文就没有多少价值。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如果没有主题思想，或者主题思想模糊，那么尽管场面很华丽，但看后即忘，意义不大;一个小短剧，一个小品，一篇短篇小说，如果主题思想深刻，也会给观众(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早年鲁迅先生写过许多杂文，大多数篇幅不大，但主题思想明确，独具风格，几乎篇篇成为举世名作。 法学学位的论点也不一定是题目，有些论文的题目本身就十分明显地体现中心思想，但有不少论文的题目则与中心思想无关。例如您要写一篇关于“安乐死”的论文，论文的题目是“论安乐死”，而其中心思想可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如果你要写一篇论述法治与儒学的关系，既可以认为我国法治应该儒学化，也可以认为儒学思想有害于我国法治进程，等等。由此可见，法学学位论文不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单纯解释，它是作者的新思想、新观点的系统表述。中心思想是作者的世界观、思想情感与论文所反映和解决的问题的结合，它是任何一篇法学学位论文的统帅和灵魂，它像一根红线，贯串于整篇论文之始终。如果法学学位论文没有中心思想，或中心思想模糊，等于军队没有统帅，人没有灵魂一样，就会作者简介:陈志刚，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显得毫无生气。②确立中心思想过程，也就是立意过程。中心思想不仅与题目不同，也于主题有别。同样的主题，可以有不同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要明确集中，要环绕中心思想来论述，要学会小题大做，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切忌大题小做。所谓论文，即论述之文也。《文心雕龙》:论者纶也，纶者条理也。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弥纶即铺开，纶者布也。@ (二)论据新 论点必须以论据加以有说服力的说明，这就是论证，也就是以论据加以证明。所以一篇好的论文，除了中心思想明确，论点具有新意外，论据必须充分，才能使之言之有理，具有说服力。论据通常包括下列几项: 1.数据。数据有绝对数和相对数，不仅要准确，而且要使用适当。有的地方适宜使用“绝对数”，有的地方适用“相对数”，有些场合需要两者兼用。需要以“艳对数”说明之处，一定要用“绝对数”，不应回避。有必要两者兼用说明之处，则不应只以“相对数”表明。2.典型事例。典型事例也是常用的论据之一，但要主意与论点有机的结合，并且要注明出处。3.名家经典引语。名家经典引语也是法学学位论文中常见的表现手法，除了注明出处外，特别要注意不要过多引用，否则全篇论文就成了别人的了。4.适用比较法方法。比较法的方法是法学这门学科特有的技巧，也是法学学位论文不可缺少的内容，以求论文形成立体的论述，淡化平面感觉。在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普通法法系)的国家比较时，还要注意，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渊源主要是成文法，通常引用法律条文作对比。但与英美法系的国家的法律制度比较，则应主要引用判例，因为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判例。论据充分才有可能使论文丰满而有说服力，否则有可能形成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废品。充分的论据，以广阔的题材为前题，也就是作者为了写论文要占有广泛的材料。我们说论文的主题思想是灵魂，那么，题材就是论文的血和肉。没有题材，就没有说服力。题材能否作为论据，要经过作者的“精炼”，典型材料以精为贵，切忌材料堆砌。《文心雕龙》:“举证于中，则酌事以取类”。(三)论据与论点的有机结合这是指论据要围绕论点展开和设置，为了说明论点而层层扣紧。否则，有可能下笔万言，离题千里。论据和论点的有机结合，具体表现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法学学位论文是通过概念、判235Legal System And Society断、推理的方法，阐明作者对某一事物的基本看法，运用抽象思维实施议论并表明自己的观点，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其中论点是论文的灵魂，这个灵魂的形成，决不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论点的形成过程，是作者掌握了法学的基本理论，了解社会现实中存的问题，经过艰苦的思维过程，经过演绎和归纳，从中构思出新意。它是对某一问题有了深刻的研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形成的一种新思想。这种新思想形成过程，是论据和论点有机结合过程，也是分析过程。“论如析薪，贵能破理”。“凡欲明意，必举事证;一证未足，再举而成”。法学学位论文与文学作品不同，他要通过论据和论点的有机结合，而且要讲究道理虽深，但浅显易懂。不能像小说那样，言己尽而意无穷。二、法学学位论文的形式结构论文的形式结构有多种多样，没有统一的格式。如果加以简单归纳，大致可分为基本结构、整体结构、体式结构等几种。当然这种归类仅仅是为了学习，并不十分却当。。 所谓荃本结构，是指法学学位论文通常使用的“三段论”，即写清楚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也是每一篇法学学位论文必备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人写论文约定俗成的惯例。“是什么”通常指的就是荃本概念，基本概念一定要清楚。如果基本概念不清楚，这篇论文肯定失败。尽管英美法系的学家者们常常以此讥为“概念法学”。但对中国人来说，一篇优秀论文，概念清楚是其基本要求。“是什么”以后就要展开论述，写清楚“为什么”，对论题进们全面的系统的有序的论述。最后一定要提出解决办法，这就是“怎么办”的具体内容。所谓整体结构，是指全篇论文从整体安排达到“凤头、猪肚、豹尾”的要求。开头要开门见山，语言简洁而又引人入胜，有的甚至直接点明中心思想，切忌在开头部分渲染不涉及主题的词语。中间部分的内容要丰满，不惜笔墨。最后的结尾要简明有力，切忌冗长。所谓体式结构是指体裁适当，布局合理，文体匀称。法学学位论文具体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具体结构，有如下多种形式:(一)并列式结构并列式结构也就是横向结构。全文层次主要以横向形式展开，论述的几个问题之间属于并列关系。例如论述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法的法典法特点，不妨一、二、三、四等依次排列叙述，各层次之间无隶属关系，形成并列式结构体例。 (二)递进式结构递进式结构也就是纵式结构，即论文层次主要以纵向深入的形式展开，步步深入，逐层论述。三段论也可以从某一角度归入递进式结构。(三)混合式结构混合式结构是指并列式和递进式结构的混合，这是法学学位论文最常见最通用的主要结构形式。要想把论文写得有一定深度，学者们普遍认为并列式结构呈横向趋势，显得平铺直叙，结构呆板。而递进式结构呈现纵向的三段论形式，也觉单调。所以大多数法学学位论文的作者选用混合式结构。综上所述，可见所谓法学学位论文的形式结构，实际也就是谋篇布局。谋篇布局说到底无一定格式，它主要取决于论文内容和个人的写作风格，以及各民族各类群体的习俗。不过中华民族的传统，与西方人的写作习惯不一样，历来注重形式结构，尤其是法学学位论文，特别讲究体例和形式。此外，按照中国人的写作习惯，还讲究大小段落和层次基本匀称，以求美观，切忌头重脚轻，或头轻脚重。三、法学学位论文的写作步骤 法学学位论文的写作大致包括选题、搜集资料、草拟写作提纲、动手写作、修改和定稿等六个步骤。(一)选题 法学学位论文的创作过程是作者构思的形成和表达过程，所以头一个步骤是选题。好的选题，成功的一半。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并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和外部环境，综合考虑。首先是选法学领域存在的急需要解决的难题，包括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或热门活题，而且它又是个人感兴趣，或平时有所关注的问题，这可以说是第一要素。其次要选小题，也就是小题大做，或小题小做。切忌大题小做，大题小做一定失败。当然法学学位论文也有大题大做的，尤其是专题研究，或是博士学位论文之类的选题，也可以或有必要大题大做。不过这类论文，也不排除小题大做。但对硕士学位论文来说，以小题小做或小题大做为宜。题目选得很大，而内容不多，就成了空洞无物的空话了，因为一篇论文不可能写成宏篇巨作。(二)搜集资料论题选好以后，就可开始搜集资料。搜集资料包括收集书面资料，调查访问等，查找阅读有关他人的论文、著作和案例等获得第一手资料，也就是环绕论文选题及其中心思想占有资料。在此过程中还要经常对资料加以归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21世纪信息化时代，从电脑中获取资料息，又快捷又方便，不费多少精力，就可以得到很多信息，这当然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进步，也是必要的途径。但是如果要创作一篇高水平的具有创新的法学学位论文，从电脑中获取信息资料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因为综合即创造的理念，它的重点是“创造”，它就必须来源于社会实践，来源于作者艰苦的思维过程。如果一味依赖于电脑资料，那就很难有真正的犷创造”了。(三)草拟写作提纲第三步是草拟写作提纲，这是撰写法学学位论文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是重要的一环。草拟写作提纲过程实际也是对收集来的材料进一步消化，进一步构思过程，以求不断深化自己的观点。(四)动手写作第四步是动手写作，一定要根据写作提纲沉下心来，重新构思，做到胸有成竹，然后集中精力，一气呵成。切忌边写边翻资料，边翻资料边动笔。如果是这样写出来的论文，一定是拖泥带水，就会使论文感到缺少了某种“神韵”。边写边翻资料的不良写作习惯，主要是由于没有写作提纲或写作提纲过于粗糙造成的。没有写作大纲边写边翻资料的写作方法，就很难写成一篇优秀的论文。(五)修改第五步是修改，论文一气呵成后属于初稿，一定要经过多次修改才能定稿。鲁迅说过，好文章是修改得来的。修改过程也就是精炼过程，修辞过程，简洁过程，不断提高过校院(系)两级学生干部所处的环境不相同，面临的对象也不同。院(系)学生干部组织活动往往只是面向本院系，直接与学生接触，对外交流多限于院系之间，同时也对校级学生组织负责，而校级学生干部组织的活动多是面向全校学生的，对外交流以校际交流为主.所以在学生干部培养时应该注意区别校院(系)不同级别学生干部的活动开展方式和行为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二)高校在学生干部培养中需注意性别平街近年来，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高校在选拔学生干部时，不仅要注意男女数量的平衡，更应该特别加强对女性学生干部的培养，从而提高她们今后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是说，一方面高校应该一视同仁的为女学生干部创造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同时也应该照顾到女学生干部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培养女性大学生的能力，使她们在某些方面更加突出，以利于其在将来的就业竞争中胜出.(三)高校在学生干部培养中需注意城乡籍大学生的异同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农村生源的大学生在城市校园生活中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他们在经济基础、知识积累、才艺训练和现代文化素养等方面都无法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相提并论。由此导致了校园生活的一系列矛盾和不和谐因素，不利于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与个体发展。在高校学生干部队伍中同时存在着城市籍和农村籍学生，城市籍学生干部往往更加多才多艺，表现更加活泼，更加有创造性，在这时一些农村籍学生干部往往会产生自卑心理，这不利于高校学生干部队伍的团结和稳定。所以高校在学生千部培养时应该注意到城乡籍学生干部的差异，有所侧重的培养这些学生千部。(四)高校在学生干部培养中需注意以市场为导向，以利于学生干部今后就业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迅猛增长，2009年毕业生达600多万，但同时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并没有相应增加，再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大学生就业更是雪上加霜，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连续数年成为“两会”关注的焦点。前文已经提到了大学生选择担任学生干部从事学生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想增加就业祛码，使自己在就业时更加有优势。因此，面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就要求高校学生干部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使学生干部在毕业后能够更加适合企业、公司的要求。(五)高校在学生干部培养中需注意培养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大学教育多是一种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不同于中学纯知识性的教育，所以大学时期学生发展的状况往往对他们踏入社会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学生群体所表现出的知识性和技术性的特点，决定了大学生群体在社会中的中枢地位，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是影响了其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利与弊，大与小。所以，在学生干部培养时，一定要注重培养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1李兴才.高校学生干部的作用及其培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2).2程为民，丁洁.论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干部的角色扮演.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3截梅红.试论高校学生千部工作的育人功能.江苏高教.2004(2) (4)4吕鹏，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学生干部群体及学生干部制度.当代青年研究.2001(4).5余小波.当前我国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探析—对某所高校2000级学生的实证研究.现代大学教育2002(2).6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刘妞.关于城乡大学生差异性的思考与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09(2).8王建辉.建立激励机制优化学生干部队伍.河南社会科学.2006(6).9胡志华.浅析大学生干部队伍建设.中国成人教育.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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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太多的迷障让我们忘记自己正在迈向死亡。关怀临终者可以让我们悲切地觉察到：不仅他们会死，我们自己也会死。当我们知道自己和众生一起正迈向死亡时，就会产生一种几乎心碎的脆弱感，感受到每一时刻、每个众生都是那麽珍贵。一、临终关怀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幸遇佛法，走上念佛的道路，对后生一大事不再担忧，人生之旅才算真正有了意义。但还有太多的人，比如我们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等，平生无缘得遇佛法，即使有所接触，也难以生信，一期人生将成虚度。对於他们，我们可以在其临终的特殊时刻，用我们的爱心来传达佛的宏恩，使之也能信心开发、往生极乐。尽管会很生疏，还是让我们试着了解精神层面的知识，并对临终者提供最大的帮助。1、此生的结束生命结束时，生理上要经历"四大分离"的苦楚，全身有如重物压迫，意识暗昧，手足抽搐，忽冷忽热，气喘身颤，唾液乾涸，精疲力尽，容颜消失，眼不能视，耳不能闻，口不能言，犹如百千把剑割裂身体。临终者心理上要经历复杂的意识活动，首先是"全景式回顾"："一生善恶，俱时顿现"，生命中的一切逐一浮现，而且，不仅看到一生的事件细节，还会看到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经受自己带给别人的一切感觉。当临终者看见自己的生命史重演时，会遭遇类似的问题："你这辈子做了些什麽？你为别人做了些什麽？"所有这些都突显一个事实：死亡是面对面接触自己的时刻，在死亡时，无法逃避自我的真面目。在此时刻，善业众生自忆先前所作令人喜悦的善事，陷入幸福的回忆中，无极苦逼迫於身，坦然而终；恶业众生对自己所经验到的许多事情感到羞耻，觉得那些似乎不是自己做的，生起恼恨、恐惧之心，众苦逼迫，犹如生龟脱壳，感觉天地崩溃，看到离奇幻相，听到古怪声音。2、临终关怀生命能留给临终者的，是深度的恐惧：恐惧离开所爱的人，恐惧尊严荡然无存，恐惧要依赖别人，恐惧此生毫无意义，恐惧因愈来愈强的痛而失去控制，最大的恐惧就是对恐惧本身的恐惧，越逃避，它就变得越强大。临终者正在丧失他的一切：他的亲情、他的财产、他的身体、他的心。我们在生命里可能经验到的一切损失，当死亡来到时，全都汇集到一起，因此，临终者怎麽可能不悲伤、痛苦、愤怒呢？因此，我们要再三向他肯定：不论他感觉如何，不论他有多麽挫折和失望，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直接把自己放在临终者的立场上。想象躺在床上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正在面临死亡，痛苦而孤独，然后问自己：我们最需要什麽？最希望眼前的亲友给我们什麽？我们将发现，临终者所要的，正是我们想要的：被真正地爱和接受。临终者期待被看成正常人而非病人，只要触摸他的手，注视他的眼睛，轻轻替他按摩，或以相同的律动轻轻地与他一起呼吸，就可以给他极大的安慰。应该仁慈善巧地告知临终者：他正在接近死亡。临终者从直觉上知道自己已为时不多，却仍然依赖别人来告诉他。如果家人不告诉他的话，他也许会认为那是因为家人无法面对那个消息，然后，他也不会提起这个主题。这种缺乏坦诚的状况，只会使他感到更孤独、更焦虑。让临终者把他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温暖地鼓励他尽可能自由地表达对临终和死亡的想法，这种坦诚、不退缩地披露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临终者顺利转化心境，接受生命，好好地面对死亡。临终者常常会为一些未完成的事焦虑，对过去的所作所为不能释怀。如果我们不能帮助他处理未完成的心事，他就不可能全然放下，就会紧紧抓住生命，害怕去世。首先亲友必须学会放下，学会放下临终者。如果我们攀援着临终者，就会给他一大堆不必要的头痛，让他很难安详地去世。临终者必须从他所爱的人那里听到两个明确的口头保证：一、允许他去世。二、在他死后，亲人们会过得很好，没有必要担心。我们坐在所爱的人床边，用柔和的语气告诉他："你将要过世，死亡是正常的事。我们希望你可以留下来，但我们不要你再受更多的苦。我们相处的日子，我们将永远珍惜。现在请不要再执着生命，放下，我们完全诚恳地允许你去世。"有些家庭拒绝让他们亲爱的人离开，认为那样才是对亲人的爱。让我们想象自己就是在生命边缘的亲人，想象自己站在即将远航的游船甲板上，所有的亲友都在岸上挥手道别，船已经离岸了，除了离开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此刻，我们希望亲友如何向我们说再见呢？尽力帮助临终者解脱对一切财物、朋友和亲人的执着，让他清楚交待如何分配财产，把每一件事情都安排清楚，这样才可以真正放下。临终者最后的念头，对未来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死亡的那一刻，心是完全不设防的，很容易被情绪所主宰，而最后一个念头或情绪会被极端放大，淹没整个认知。在诸苦交集的关头，素无宗教信仰的人难免会慌乱痛苦，生起恐怖、焦虑、贪恋、 恼等恶念，从而转生恶的境界。因此，四周的环境非常重要，一定要宁静和谐，在可能的情况下，让临终者死在家里，因为家是人们觉得最舒适的地方，在临终者能看见的地方挂一张佛像，使他眼中见佛，心中有佛。如果是在医院里，有很多方法可以提供帮助：带来一张佛像，摆一束鲜花，打开念佛机，建立一个温馨的氛围。亲友应提起正面的情绪和神圣的感觉，如爱、慈悲和恭敬，尽量放下攀援、欲望和执着，痛苦和悲伤将会破坏祥和的气氛，使临终者失去死亡时刻的平静。保持自然，保持我们平常的样子，单纯而平等地跟他沟通，让他感到我们真的关心和接受他。提醒临终者：他一生中有很多做得好的事情，让他觉得生命是建设性和快乐的，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美德上。当我们眼睁睁看着所爱的人离开人间，强忍悲痛不哭出来是很困难的，所以，亲友要提前把执着和悲伤处理掉：一起哭出来，表达出对临终者的爱，说再见，在死亡时刻真正来临前完成这个过程。在临终者断气的一刻，不要过度表露悲伤，因为临终者的意识在那一刻特别脆弱，亲友在临终者床边的啜泣，对他而言，犹如雷声和冰雹。3、助念我们眼前的人正经历着可怕的痛苦，我们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不知道该怎麽做才好，此时，应把我们的心整个开放给临终者，为他的痛苦生起慈悲心，为他启请阿弥陀佛的神圣力量，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阿弥陀佛会慈悲地出现在临终者上方，以爱心凝视他，以光明加持他，净化他过去的罪业和目前的痛苦。把阿弥陀佛的无量愿力以及西方世界的清净庄严在临终者耳边熏习一遍，使之生起往生西方的正信，告诉他："娑婆世界犹如火宅，没有什麽好留恋的。你若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愿生西方净土，到了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手持莲台出现在你面前，迎接你往生西方。你以前即使有再大的过失，也不要放在心上，阿弥陀佛不会舍弃任何一位众生。只要一心念佛，决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由亲友组成助念团，分班助念，使临终者随念，如果六字、四字圣号难以提起，随念一个"佛"字即可，如果连"佛"字也提不起来，心中知道有佛即可。（经云："临终不能观及念，但作生意知有佛，是人命终得往生。"）让临终者安详地死去，死后不要让身体受到干扰，让他的心保持宁静，并持续助念到最后的时刻（断气后八小时）。通常情况下，临终者往往不能了解阿弥陀佛的慈悲，唯恐念佛功夫不够，把握不住自己。阿弥陀佛泯念他颠倒散乱之苦，慈悲现身，垂手接引。临终者见佛显现，蒙佛光注照，身心安稳，如入禅定，自见坐金莲花，受生七宝池。阿弥陀佛对众生的临终关怀，可谓慈悲周全之至。多数人在昏迷的状况下去世，但他们还是会敏锐地觉察周遭事物。因此，不断积极地对昏迷者讲话是很重要的，首先对他表达明确的关怀，赞美他的善行，然后为他助念。二、帮助亡者由於缺乏对生命的了解，我们会认为对亡者再也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这个信念只能加深我们的痛苦和孤独。其实，生死之间并无任何区隔，慈悲心的力量和温暖可以伸展到任何境界中。1、中阴身临终者断气大约八小时后，身体完全冷却，神识逸出体外，如释重负，但所见光明渐渐消失，神志也变得昏沈迷惚，在三日半之中，忽可出现一刹那的清醒，不知自己已经死去，呼唤家人的名字，寻求家人的帮助。或可寻见家人，如在梦中，对家人说话，却见他们视若无睹，想尽办法还是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内心甚感悲哀、愤怒、挫败，"犹如鱼在热砂中受苦"。当发现自己没有身影、在镜子里没有反射、在地上留不下足迹时，才终於了解自己已经过世。承认已经去世所带来的惊吓，足以令它昏厥过去。三日半后，神识依我执和习气生成酷似前生的身形。因为处於由死亡到转生的中间状态，故称为中阴身。中阴身与生前形貌相同，身体完美（即使生前有残缺），身高如孩童，以气味为食，四大细微，非肉眼所能见。由意识所化的中阴身，能知他人所作、所思，有前知回忆及明白事理的特能，从前各生的经历在此时能随意活现於目前。中阴身耳根灵敏，虽游荡於远地，一闻召唤，必立即前来。中阴身有不可思议的通灵，能见到肉眼所见不到的事物，还能遥见其所应去处，随意往来於宇宙空间，无影无碍，欲往何处，随念即至，还具漏通力，墙壁、高山均能通过。中阴身有两种心理倾向：一、飘忽不定，孤寂凄苦。二、"依於淫欲倒心"。它不属於任何一道，当因缘成熟时，就会以各种方式转生。中阴身形成之时，习气的种子苏醒过来，顿觉清明，感觉"如同天和地又分开了"，此后进入七七四十九"天"的中阴幻境。中阴身会重演生前的一切经验，重新经历很久以前的生活细节，再度造访所曾游历的地方，甚至包括"仅仅吐过一口痰的地方"。中阴身每过七"天"要被迫再次经历死亡时的痛苦经验。一切都在快速进行，前世的恶业以非常集中而混乱的方式出现。在中阴境界中，中阴身因不能宽恕自己而在心中呈现审判的景象：善心化成白色的守护神，重述前世的善行，为自己辩护；恶心化成黑色的司恶神，数记前世的恶行，提出控诉；业的镜子为审判的最终结果提供证据。在第一个七"天"，有两种平行的光明化现，一种是色彩明亮的佛光，另一种是色彩暗淡的轮回之光，认证前者则入佛土，认证后者则入轮回。通常，中阴身惧怕灿烂的智慧之光，而由习气邀集来的轮回之光却使它感到温暖。当业力的狂风吹起时，眼前会突然出现各种可怕的亮光、幻影、声音，又见生前所杀害的众生前来索命（这些都是生前业力的显现），中阴身在恐怖的黑暗中逃避，却被贪、 、痴化现的一白、一红、一黑三个深渊挡住去路，中阴身又 又渴，苦不堪言，被恐惧所征服，到处寻找避难所。事已至此，中阴身完全成为无主游魂，投生欲望不可抑制，但四面袭来的乌云、密雾、雷电、骤雨、猛火、恶兽、暴客、魔鬼使它到处逃窜，它孤苦无依，肝胆俱裂。同时，越来越强烈的六道之光前来勾摄，中阴身被自身业力牵引，应生何道，即随彼道之光而去，毫无选择馀地，於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各处分别见宫殿、集市、战场、石窟、荒野、铁城等境相。极善之人生天界，极恶之人堕地狱，没有等待因缘的必要，所以不入中阴。信心深厚的念佛人，临终之时阿弥陀佛慈悲加佑，心中欢喜踊跃，顷刻间往生净土，也没有中阴身的过程。2、超荐诚如前面所介绍的，中阴身敏锐的觉察力使它特别容易接受眷属的帮助，因为没有肉身的束缚，它的心会变得很容易被引导，只要把善念导向它，就有很大的利益。帮助亡者最有力的时间是在受生中阴的四十九天内，尤其是前二十一天。在前三个星期内，亡者和生前的关联比较强，比较能接受家人的帮助。最有效的超度方法是称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我们用真爱和诚意为亲人祈祷。如同火会燃烧、水能止渴，阿弥陀佛一有人启请，就会立刻出现。当"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响起时，从阿弥陀佛身上所发出的巨大的光将 遍亡者的身心，使他得到彻底净化，把他从混乱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施给他深度、持久的安详，并迎接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每当我们想到过世的亲人，每当他的名字被提到时，就把我们的爱心送给他，然后专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称念多少，随个人所愿。亡者的神识在受到祈祷的力量引发之后，能够清楚地感觉我们的一切思想、念头，因此，可以毫无障碍地了解我们向他开示的教义，甚至不同的语言也不能构成隔阂。因此，开示的人应专心一意，而不只是照本宣科，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亡者是活在实际的经验里，比起我们，更有能力了解真理。对於亡者的帮助，并不限於死后四十九天。帮助过世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嫌晚。我们要帮助的人即使已经过世一百年，为他念佛超荐仍然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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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