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方法的相关论文

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 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 [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 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 [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 。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24]

媒介文化及其对当代文化格局的重构文学论文

自古至今，文化离不开传播。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后，大众传媒成为聚合、播散与传承文化的主要渠道，正如美国学者塞伦·麦克莱所言，“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中心’。”由此，“晚近一些研究，主张

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曰‘媒介文化’或‘媒介化的文化’”。

1 定义及内涵阐释

媒介文化的定义有不少，但目前仍难以统一。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文化，像一张无形而巨大的网，将每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人都裹挟其中，难以逃遁。然而，往往我们越熟悉的东西，越难以下定义，“媒介文化”也是如此。因为，“媒介文化”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概念，它包含着太多东西，综合着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将媒介文化作为一个文本，那它是一个没有明确边际的文本。

所以，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媒介文化极为复杂，至今为止它依然抵触任何较为综合的理论概括。”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无时无刻不被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确确地感知到。如果说，在最广泛意义上，文化被认为是某一类集群的生活样式,那么，在这个媒介化生存时代，媒介文化就是一种大众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因此，从内涵上看，媒介文化就是“影响乃至直接构成人们的一种大众化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他包括在媒介中栖居的那些意识形态及时尚潮流的意义指向。”正如陈卫星所言：“它就是我们每日在生活中所跟从的东西，他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2 概念辨析

当前，有几个较为流行的文化概念 ， 比 如 “ 通 俗 文 化 ” 、 “ 市 场 文化”、“大众文化”等，常与“媒介文化”的称谓交织在一起，含混了媒介文化的意义指向，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媒介文化，有必要对此进行简单的比较与区分。

2.1 通俗文化

通俗文化，主要是反映文化内容偏向上的一个概念，指内容上比较浅显易懂，容易为一般老百姓理解、接收与获得的文化形式，从而与精致、深思、专业的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相区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媒介文化，基本上是属于通俗文化;至于市场文化，其主体是通俗文化;而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通俗文化。

2.2 市场文化

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它遵循商业逻辑，以获得经济利润为目标。因此，他以中性面目出现，无自己坚持的固定立场，只有利益原则，具有巨大的解构力、浸染力、吞噬力，任何文化资源都可以被纳入其中。大众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市场文化，具备市场文化的所有特征。而今天中国的.媒介文化，除少部分以政治或文化意识形态导向为核心目标的媒体，绝大部分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具备市场文化的属性，无论从媒介数量还是受众规模及影响力上看，这一部分是今天媒介文化的绝对主体。

2.3 大众文化

一般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与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联系紧密的概念，是由商人雇佣技师进行批量化生产而制作的，是为了获利向大批受众销售的。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大众文化是指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包括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它融合了艺术、音乐、政治、宗教和哲学等各方面，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

这种观点较具批判意识。王一川则认为，“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这也是目前很多学者较为认可的一个定义。无论何种理解，勿需置疑的是，大众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大众媒介相依相存、共荣共生。一方面，大众文化促进了大众媒介的产生与发展，大众媒介只有依靠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和巨大受众，才能完成自身的商业过程;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溶于大众媒介之中，大众文化只有依靠大众媒介的加工、制造与传播，才能真正大众化，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商品。可见，大众文化是媒介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包含、相互交融的关系。

3 传统多元文化结构被打破，媒介文化一元独大，重构当代文化格局如今，在商业浪潮与传播技术不断革新的双重推力下，媒介文化日益成为当今的主导性文化，他代替了以往精英文化的诸种形式成为文化注意力的中心，并深刻地变革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重新塑造着我们对这个世界及自我的认知。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媒介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他以图像、名流代替了家庭、学校、教堂等作为趣味、价值、思维的冲裁。”在传统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三者共筑整个文化结构，各有各的文化旨归，分界鲜明。在传统文化语境下，主流文化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权威性是其主要特征，主旋律是其表达形式，突出党的领导、弘扬革命传统、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其基本特征。精英文化是在精神上有优越感的知识分子文化，他是社会良知的守护人，社会价值的权威阐释者，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是其赖以存在的条件及基础，他与主流文化交错融合，共同占据文化的中心，是社会文化的立法者之一。民间文化发端于社会底层，是民众自然而然的经验表达，通俗性、娱乐性、草根性是其典型特征。相对于前两者，民间文化处于较边缘化的位置。

不过，上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及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入，中国文化开始了重大变迁，媒介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勃然兴起，并以其自身的包容性、杂糅性、商业性逻辑及通俗易懂的文化策略成为主导性文化，日益占据文化的中心，重构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并促使传统的文化格局走向转型。

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传统的主流文化日渐退居幕后，且越来越带有商业化和娱乐化因素。精英文化则在这场猝不及防的精神裂变中被逐渐边缘化，传统知识分子以理性方式影响社会的情景，正由商业明星、歌星、体育明星及政治活动家取代，各种思想性作品及高雅的文艺作品，其流行范围基本是同行之间，不再占据文化的中心。同时，精英文化内部开始分化，一部分钻进象牙塔继续清高、自娱自乐;一部分加入媒介文化行列，成为新型媒介文化制造者。而民间文化，其通俗性、娱乐性被媒介文化借鉴，并被改造，有些发展地更好了，有些则衰落了。

总之，作为媒介文化的载体，大众传播媒介就像一个“黑洞”，把整个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需要、愿望、兴趣、爱好等文化内容全部吸收过去，传统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三种文化的驳杂之色渐渐褪去，都向媒介文化靠拢。中国原有的三方共筑的文化结构被打破，在大众传播的漩涡中，当代中国文化格局已然被媒介文化重构。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 传播学 学科关系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 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 [2] 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 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 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 。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 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 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