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债危机的论文

绕欧债危机的前景与中国的对策进行了讨论。一个基本共识是：希腊短期内不会退出欧元区；欧债危机的长期化将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对欧债危机恶化的冲击应坚持不轻视、不恐慌，坚持深化改革是应对当前危机和突破发展瓶颈的根本出路。希腊短期内不会退出欧元区希腊为减赤耗尽经济和政治资源。围绕财政紧缩争议的希腊社会分裂和与欧盟之间的政治博弈，使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加大，但是这场危机短期内难有最终结果。2001年希腊通过财务造假加入欧元区，搭上了统一货币联盟创造的低成本融资便车，获得了与德国几乎相同的外部融资条件（希腊5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德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差距从1998-2000年平均3个百分点降至2001-2007年平均0.16个百分点）。但这并没有促进希腊推进结构性调整，反之在民粹主义的刺激下，以过度融资、透支财政为手段维持高福利水平。与此同时，加入欧元区后希腊的去工业化迹象明显，出口以低端产品和服务为主，本国经济缺乏实际竞争力。2009年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政府为削减赤字和争取外部援助，服用了财政紧缩的药方，但导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2010年二季度以来希腊经济持续负增长，失业率由2010年一季度11.1%攀升至2012年一季度21.5%，引发社会动荡，减赤也丧失了民众的政治支持而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希腊退出欧元区看似很美实则更痛。理论上，退出欧元区将使希腊重获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新货币的大幅贬值可以使本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上重现价格吸引力，纠正加入欧元区后的被动高估。但是，希腊退出欧元区不仅无助于治愈本国经济缺乏实际竞争力的痼疾，而且新货币贬值导致的对外债务成本增加和通货膨胀上升，将使希腊经济和社会面临巨大的负面冲击。希腊社会深知此害，反对财政紧缩不等于支持退出欧元区，这更多的是民众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因此不要期待希腊政治闹局有最终结果，反对财政紧缩的政党上台有可能改变立场，而支持财政紧缩的政党上台也有可能要求与欧盟重谈援助条件。欧洲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欧洲不会轻易放弃欧元。欧元区的整体财政状况好于美国和日本。2011年，欧元区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分别为4.1%和87.2%，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赤字率分别为9.6%和10.1%，债务率分别为102.9%和229.8%。因此，单就希腊的经济和债务体量，欧洲完全有能力救希腊，但关键在于防止债务危机向经济和债务体量更大的西班牙、意大利蔓延。希腊一旦退出特别是无序退出欧元区，欧洲金融系统将面临资产调整和欧元重估、边缘国家国债收益率飙升恶化财政状况、银行系统性风险大幅上升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和重大冲击，严重程度可能甚于2008年雷曼倒闭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建立有效的金融防火墙之前，欧洲不会轻易将希腊退出欧元区。从积极的方面看，西班牙、意大利不同于希腊，本身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危机也不全是债务问题，也有流动性问题。进一步讲，货币一体化是欧洲人五十多年努力的结果，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和政治领袖都不愿承受欧元区解体的后果和责任，因此欧洲一定会全力阻止危机的蔓延。事实上，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始终在进行自我救赎。当前的僵局更多的是援助国与受援国、各国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博弈，以期获得于己更有利的筹码，短期不会爆发“急性病”。但要警惕2013年德国大选民众对默克尔政府的去留抉择，一旦失去德国的强力支持，欧元区将面临严峻考验。打破财政紧缩的恶性循环是解决危机的关键但任重道远。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由德国主导的危机解决基本思路是坚持财政紧缩，但由此陷入了经济下滑、银行坏账、政府支出、财政恶化的恶性循环，在紧缩中解决问题导致问题越来越多。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保持政策灵活，促进财政紧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在增长中解决问题。德国显然已经开始转变，财政紧缩的立场有所松动，甚至提出欧洲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一种积极现象，包括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洲稳定机制（ESM）、欧洲央行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等各类金融防火墙也在不断夯实，但欧债危机源于欧元区的南北结构性差异，暴露了缺乏财政联盟有效约束和保障的货币联盟的内在不稳定性，因此这场危机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欧洲可能陷入经济长期衰退的“慢性病”。欧债危机的 前景与中国对策对欧债危机应坚持不轻视、不恐慌不轻视欧债危机恶化对我经济和金融的冲击。在实体经济层面，我国已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敏感性上升，外部冲击使我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欧盟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边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7.2%）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2011年来自欧盟的FDI占比为5.5%），欧债危机恶化对我国经济具有较大的负面溢出效应，如果内需不能补充和替代外需，经济下行压力降进一步加大。在金融层面，我国银行业对欧洲的直接敞口总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英、德、法三国，即使希腊退出导致欧元区银行资产质量恶化蔓延到核心国，潜在损失也有限且可以承受。但是涉及实体经济的贸易融资、跨境贷款等对欧洲的间接敞口，由于分布面广、差异性大，在欧洲银行业加速去杠杆化进程中容易受到冲击，此外更有外汇储备的资产安全问题。深化改革是应对危机的根本出路危机面前避免过度恐慌。希腊退不退出、欧元区解不解体的问题，于我重大，但于欧洲自身更为关键，欧洲仍有能力和意志解决危机。应坚持冷静观察、严密监测、认真分析，避免人不乱而我自乱，过于悲观而过早、过度实施经济刺激措施，加重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即使希腊退出欧元区，本身有利于推动欧洲加快解决危机。正如没有2008年雷曼倒闭，美国政府未必能及时援助金融市场，全球主要经济体也未必能空前团结地应对危机。危中有机，没有必要过度恐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各种外部冲击。实践表明，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危机、实现发展的根本出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是应对外部冲击的关键，坚持深化改革是出路。改革不能仅仅靠等时机，应着眼长远发展，不因一时的风险而停滞。应继续坚持调结构、扩内需，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加快形成自主、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格局，降低对外部环境的脆弱性。在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前提下，灵活实施必要、有限的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缓冲经济大幅下行压力。切实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进一步支持、鼓励和放松民间投资，特别是推进对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开放，这既是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有利于避免民间资本去实业化涌向房地产、金融投资等领域而积聚风险。积极参与双赢多赢的国际合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美欧国家救助金融机构最终都收回了成本并实现盈利，救助没有“打水漂”。应审慎把握当前欧债危机中的机遇，既不能盲目援助、抄底和接盘，也不能固步不前。同时，欧洲因身陷债务危机而示弱，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腾挪出空间。应抓住当前欧洲和国际社会于我有求、对我有利的时机，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中积极申明、主张和实现符合我国长远发展的国家利益，做好谋篇布局。加强危机管理。建立健全多层次、跨部门、高级别的危机管理体系，全面梳理风险、密切监测形势、细化完善预案，做好应对欧债危机恶化的应急管理。

第一,扩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实现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相匹配,不能高估外债与地方政府负债的承受能力。欧洲债务危机的本质原因就是政府的债务负担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范围,而引起的违约风险。我国应尽快以立法形式加强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增强透明度,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加强风险管理，还应该及时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切实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防范偿债违约风险。第二，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不能完全走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也一直是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进出口倍受打击、消费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屡试不爽。我国也从2007年的财政盈余变成近两年的财政赤字。因此,如何降低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即降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未来的基建投资应该适度压缩,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应该成为国内经济工作重点。第三，允许私人资金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也将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此外，中国也可进一步允许私人投资进入教育、医疗、铁路等长期被垄断的领域，这些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的转型。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出，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可以避免严重的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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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文章我们认为， 在未来1~2年内，欧债问题的传导是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不论从GDP总量还是国债余额大小的角度来看，一旦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现债务违约风险，其问题要比希腊、葡萄牙大得多。希腊的GDP是欧元区GDP总量的2%，而意大利则是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西班牙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GDP之和为3.6万亿美元。从国债余额来说，意大利的国债余额达约1.9万亿欧元，西班牙约7000亿欧元，两者之和大约是希腊的8倍之多。前一段，许多人认为西班牙、意大利的财政情况基本面（比如西班牙的国债占GDP的比重只有60%；意大利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只有3%）要明显好于希腊，因此违约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只要市场上的部分投资者出现对西班牙、意大利债务可持续性的怀疑，就会推高其国债的信用违约交换价差（CDS spread）和国债利率，而利率一旦明显上升， 这些国家的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就会大幅上升， 从而增加其财政困难和违约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债务危机是可以“自我实现”的。此外，银行体系本身也会将危机放大：很多欧元区的国债是由本国银行持有的，国债贬值或者违约会让本国银行遭受损失，而这些银行本身又发行了很多债券，这些债券也会被市场认为有违约风险。而这些银行债券的本身又被很多其他银行持有。此时，银行体系就像是一个危机效应的放大器。在这一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问题也比希腊和葡萄牙严重得多。比如，希腊政府和希腊的银行所发行的债券余额中大概有630亿欧元被银行体系持有，葡萄牙是750亿欧元，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是4100亿欧元和3250亿欧元。目前，由欧洲央行出面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勉强压制住了市场利率，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还需要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来接手。如果今年9月底之前17个欧元区国家的国会一致同意的话，那么EFSF将升级为EFSF2.0版本。但能否过17国批准的关口，本身就有不确定性。北欧的一些富裕国家对此有较大抵触情绪。这就给金融市场留下一个很大的悬疑。另外，这个新版本究竟有多少“子弹”？根据德意志银行分析师的计算，EFSF2.0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套额度等其他救助机制，总共能提供大约7500亿欧元的资金援助；假设EFSF要救助希腊（已经出手）、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那么总共需要1180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大约4200亿欧元，这个缺口恰好大致相当于意大利所需要的4880亿欧元的援助额。换句话说，即使EFSF成功升级，也只能救西班牙，而救不了意大利。更大的问题是，目前欧洲央行、欧洲金融稳定机制、IMF所能做的只是解决危机国家的流动性问题，但无法解决目前欧元体系内（欧元汇率过强的环境下）竞争力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持续低迷的根本性困难。而如果经济持续低迷，即使政府和国会承诺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实际操作中也很可能行不通。在经济萎缩的情况下还要被迫加税和削减福利，只会导致更多的政治动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最近下调了对欧洲的经济预测。明年欧洲的GDP增长预测从原来的1.5% 下调到0.8%， 美国的GDP增速虽还没有明显下调，但肯定面临下行风险。欧美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负面的财富效应。我们的欧美经济学家估计，股票价格每下降10%，欧美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5~1个百分点。我们将中国2011年的GDP增长预测从原先的9.1%下调到8.9%, 并将2012年GDP增长预测从原来的8.6%下调到8.3%。明年的出口增长预测从原先的15%下调到11%。我们在作这些基准预测时，假设明年欧美GDP增长为1.4%, 比原先的2.1%低0.7个百分点。我们同时假设中国采取的政策措施能够抵消出口下行对GDP的负面影响的一半。同时，我们将2012年CPI同比增长的预测值从3.5%下调到2.8%，这主要是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在基准利率方面，我们维持之前的预测不变，即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将一直维持在3.5%，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欧美经济只是有所减速（而非衰退）的话，国内货币政策明显转向宽松的可能性并不大。在汇率方面，我们认为最近几周出现的升值加速的情况只是短期现象，未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可能随出口增速下降而放缓，我们将2012年底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预测值从6.08下调到6.12。但是，如果欧美经济确实陷入衰退，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更大风险。我们目前对欧美经济下行概率的判断是：60%的可能性为低增长（GDP增长为1.4%），25%的可能性为轻度衰退（GDP零增长），15%的可能性是严重衰退 (GDP下降3%)。如果欧美陷入严重衰退，估计中国出口会下降15%，GDP增长率会降低到7%，而这些预测已经考虑到了新一轮刺激政策的效果。欧美经济的减速或衰退对中国的影响最主要通过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投资信心三个渠道。贸易渠道的冲击是，欧美经济增长每下跌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要下跌6个百分点。另外，我们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如果欧美经济下降2个百分点，中国的海运行业的名义收入会下降13%、航空运输业收入下降11%、电信设备行业收入下降10%，而教育、医疗、公用设施行业的收入则受影响较小，名义收入下降幅度都在2%以内。欧美经济影响中国的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大宗商品市场。和欧美经济相比，中国经济中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比重较大，因此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对中国工业的销售收入和盈利水平有较大影响。平均来说，欧美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际镍价会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铜价下降6个百分点、原油价格下降4个百分点。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会直接冲击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企业的利润、生产和投资。关于投资信心，主要是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会增加经济下行的预期，打击国内投资者信心。这点在出口制造业和地产业的影响尤其明显。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企业家预期指数曾一度从130大幅下降到80。中国是否需要新一轮的刺激政策？显然，如果欧美经济确实再度陷入衰退（二次探底），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会不会和会推出什么样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应该达到什么增长目标？首先，如果欧美二次探底，中国将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第二，即使下一轮欧美经济衰退与2008~2009年一样严重，中国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在规模上不应也不太可能超过上一轮的一半。上一轮刺激政策规模实际上远远不止四万亿元。回过头来看，这样大的刺激规模虽在短期内快速推高了经济增速，但也导致了通胀、资产泡沫、融资平台不良资产等许多中长期问题。下一轮刺激政策的设计一定要避免这些问题的重现。第三，中国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在内容上不应也不可能与上一轮类似。上一轮的刺激政策中“铁、公、基”占到很大比重，铁路等行业投资过猛，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不良资产、安全问题、产能过剩等很多后遗症。另一方面，上一轮刺激政策已将许多规划中的项目提前启动，剩下项目中有良好效益的项目就较有限了。因此，新一轮的刺激政策不能再以投资基础设施为主，而应以推动消费为主线，同时适当支持中小企业、保障房、服务和农业等结构性薄弱环节。第四，如果欧美经济二次探底，中国新一轮刺激政策的目标不应是将GDP增长率再次推高到9%~10%，而应将目标降低到7%甚至6%。将目标降低的理由包括: 1) 过度刺激和投资主导的刺激政策在中期会导致通胀、泡沫和不良资产；2) 消费主导的刺激政策必然在短期内效果较不明显（由于减税和消费者补贴的乘数一般低于0.5, 而投资的乘数达1.4）；3) 过去30年，中国经历过好几轮GDP增长率降到5%~7%的阶段，也没有出现重大的社会动荡，因此没有必要把GDP“保8”与社会稳定划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