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犯罪的研究论文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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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犯罪的原因分析全文如下：

尽管我国对受贿犯罪一直保持着严打高压的态势，但犯罪势头依然不减，形势相当严峻。根据监视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0年10月26日发布的本年度全球腐败指数评估，我国的“清廉度”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8位。这样的评估是否准确当然可以探讨，但至少说明，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为严重。受贿作为腐败犯罪中非常典型的职务犯罪行为，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出现而出现，其明显特征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它是社会肌体中的一个毒瘤，危害极大，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危及社会稳定。

一、我国当前受贿犯罪的主要特点

当前，我国的受贿犯罪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一)受贿犯罪量急剧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还是收受金额，都呈现不断向上“飙升”的态势。就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而言，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1994年为36 471件，2000年为45 000件，2010年为115 420件;就受贿犯罪的收受金额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贿上万元即是足以轰动社会的大案要案了，到了80年代后期，受贿犯罪金额呈逐渐上升之势，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再到几十万元。进入1990年代，受贿犯罪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出现了许多上百万元的案件。跨入21世纪，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受贿金额达千万元已不算什么新闻了。

(二)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

从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即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作为担负着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职能的重要公共权力部门，因为手中握有分配各种资源的重权，成为不少投机分子的行贿对象。行贿者或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或为了寻求“靠山”和“保护伞”,进而达到日后捞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目的，绞尽脑汁地利用金钱甚至美女等种种手段，拉拢腐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而一些私欲膨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经不起各种诱惑，肆无忌惮地出租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职务利益化和权力商品化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行贿者把手伸向了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表明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受贿犯罪，已由单纯的经济领域，向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各种权力机关渗透，打击受贿犯罪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而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商业、外贸、建筑、房地产、证券、期货等行业的经济管理部门，由于长期以来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成为行贿者轮番“进攻”的目标。行贿者或为了获取非正常的高额利润或为了不法之财，通过金钱等各种利益向公职人员“购买”自己所需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如不法分子为了取巨额贷款，不惜重金行贿金融部门的公职人员，建筑承包商为了获取工程项目，用巨资行贿具有工程发包话语权的公职人员，证券期货投资者为了获取内部交易信息，用重金行贿掌握交易内幕的公职人员，等等。这些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确实让不少公职人员头晕目眩并彻底失防，从而导致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受贿犯罪的重灾区。

(三)受贿犯罪主体日趋复杂

随着受贿犯罪范围的增大，受贿犯罪的主体也日趋复杂，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受贿犯罪主体的“身份”复杂。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受贿犯罪的主体基本上为自然人，之后又出现了法人受贿的情况，且出现了自然人、法人共同作案的情况。在自然人中，既有普通的公职人员，也有党政领导干部。在法人中，既有机关、事业法人，也有企业和社团法人，既有公有单位法人，也有私营企业法人。

2.多个犯罪主体一同犯罪增多。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是同一行贿人为谋取同一利益同时向多名公职人员行贿。从当前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查一件案带出一批案，查一个人牵出一批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为配偶、子女、亲友甚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参与犯罪的案件增多。有的国家公职人员为了降低犯罪风险，或通过暗示行贿人将贿赂直接送给特定关系人，或以间接地将利益输送给特定关系人开办的公司、酒店等方式，大肆收受贿赂，而自己却假装不知情。

3.犯罪主体的职务越来越高。受贿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不仅犯罪主体中以领导干部居多，其职级涵盖各个层次，而且涉案的高职级领导干部呈越来越多趋势。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由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中，1994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 827人，其中厅局级88人，省部级没有;200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 600人，其中厅局级184人，省部级7人;201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3 743人，其中仅省部级就有15人。

(四)犯罪形式更为多元

随着对受贿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断变换作案手段，受贿犯罪行为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具体地说：

1.精心选择作案方式。受贿人在接受行贿时不仅精心选择地点和时间，而且一般都采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的一对一、面对面的暗中交易方式。这样，即使行贿方事后检举和交代，受贿人也可以通过死不认账来达到逃避惩罚。

2.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受贿犯罪。受贿犯罪人为了规避风险，千方百计地为非法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或以顾问费、劳务费等所谓的劳动报酬名义收取钱财，或以赌博赢钱的方式收受好处，或以入股分红的方式谋取利益，或将物品作为试用品收取的形式得利，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3.采取长线投资策略。行贿人行贿一般都出于眼前的既得利益，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行贿人基于长远的利益考虑，选择与手握重权者甚至官场上的“绩优股”交“朋友”,进行超前的感情和利益投资，一旦时机成熟，则可以尽情收益。而有些手握重权的公职人员为了一己私利，也乐于与大款结交“朋友”.由于贿赂双方不是为了眼前的即时的利益进行交易，隐蔽性非常强。最后是接受非物质性受贿。有些受贿者充分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接受 出国 考察、解决亲戚就业甚至色情服务等五花八门的贿赂，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五)犯罪追诉难度大

虽然受贿犯罪是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党和国家一直打击的腐败现象，但由于侦查和起诉受贿犯罪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难以估计。有学者作过调查统计，我国公职人员的腐败发现概率约在10%-20%之间，且发现者中又仅有约6%—10%的受到法律追诉。受贿犯罪黑数多，固然有打击受贿犯罪的立法滞后、法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受贿犯罪的隐蔽性强和犯罪分子的抗控性强所造成。受贿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极大的隐蔽性正是其特征之一。受贿犯罪人多为权重位高的公职人员，他们大多人脉资源丰富，通晓法律，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加上他们都是在力求稳保官位的前提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不义之财。所以，他们一方面十分注意作案手段的隐蔽性，追求即使被检举也不易被指证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收受贿赂之前往往就已设计好应对策略，贿赂双方或订立攻守同盟，拒不交代和认罪，或制造伪证蒙混过关，或通过种种关系网 编织 保护伞等，从而增加了受贿犯罪的追诉难度。具体而言，一是体现在寻找犯罪线索难。由于犯罪分子手段狡猾诡秘，犯罪线索本身就很难被发现，加上不少单位和领导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旦遇到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予配合。二是体现在寻找犯罪证据难。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与受贿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害关系，保护对方即保护自己，损害对方即损害自己，故造成了司法机关取证困难。

二、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剖析

从上面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受贿犯罪案发案率高。在国家多次打击的同时，为何还有漫延之势?对此，必须找出原因以寻求合适的法律对策。

(一)不良需要

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需要是有机体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其通常以意向、愿望和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论文格式动机和人的行为密切地联系着。而且，以活动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需要越强烈、越迫切，由它产生的活动的动力作用就越大。一般而言，动机是有意识的，由需要的而产生，需要的水平不同，动机水平也就不同。需要是一种主观状态，也是客观需求的反映。需要时产生行为的原动力，欲求不满是激起人们活动的普遍原因。

学者马洛斯指出：需要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需要多层次的。他还认为，这五种需要时逐级上升的。当低一层次获得满足后，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就能成为驱动行为的动力。

不过马洛斯的需要多层次论的机械性导致无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带有一定的机械主义的色彩。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按照需要的起源可以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自然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反映的是人对延续和发展它的生命所需的客观条件需求。

社会需要则是在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所特有的需要，这些需要时维持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交际过程中形成的。人的个体需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按照需要的对象不同，需要又能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前者是指衣食住行及性的需要，后者指要求友谊、荣誉、事业等精神上的满足。物质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推进社会前进的助推剂。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的心理活动的不断向前发展。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被逮捕后，其提供的认罪书中主要提及到他走向犯罪深渊的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放松了对个人的学习改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私欲恶性膨胀。全文中他讲述了他最初和爱人刚结婚时候的心理，以及后面担任一方大员时候的心理转变过程。通过对认罪书详读，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在党培养 教育 多年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不良需要的引导下，由于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使得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人民的儿子孔繁森，他在另外一种积极向上的需要引导下，奉献自己的终身给了人民。尽管他不幸因劳积疾在任上逝去，然而他是用生命书写了史诗般的传奇经历将会流芳于世。

需要是把双刃剑，既能激发个体从事积极的活动，也可以推动人去实施消极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受贿犯罪的需要和普通犯罪的需要相比，既有相同的特征，也有其单独的特点。至少有一个自身的特点即他们在满足自我需要的时候采用的手段、方式不恰当，或者违反了法律。

公务人员实施受贿犯罪，与其需要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受贿犯罪的主体不良需要的产生，是受其错误的认识，消极的情感与不良个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上，低级的、生理的需要，甚至是情欲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压倒社会需要;在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的关系上，对物欲和金钱的强烈占有欲望，常常使腐败者不顾一切的实施受贿行为;在精神需要上，他们是空虚的、阴暗的，十分狭隘和自私自利的。所有这些构成需要方面的畸形发展，形成其特有的需要结构。

(二)性格缺陷

“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在怎么样做。”一个人的犯罪心理和其犯罪行为特点与其个性特点密切相关，是其个性特点在特殊领域的反映。个体的犯罪意思不是一天形成的，其有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形成犯罪意思是有他原有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基础的。在其心理方面，性格起着重要作用。性格是指个人对实现稳定的态度习惯了的行为方式。

性格是指贯穿于个体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稳定倾向的、经常表现的心理特征，绝不是指某些偶然的、暂时的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故性格特征是个体具有典型与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他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性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生物、家庭、学校教育、社会制度、 文化 和心理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性格形成的因素不尽相同，所以形成的性格亦是良莠不齐。性格有缺陷的人在认知等方面表现的更为被动感知、更易受到暗示、盲目模仿等;在情绪方面表现为缺乏主见和信念、自控能力薄弱放纵自我等。据研究表明，存在此性格缺陷的人更容易误入歧途。例如中投行湖南分行副行长戴开敏案件，就是由于她存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最终将自己送上不归路。

从其事例中，不难看出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是罪容易产生犯罪的内在心理因素。不过，以上不良性格只是多数犯罪分子所具有的，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如此。

因而，在相同的情况下，有人实施公务员受贿腐败行为，而有人却选择了其他的合法途径，这与个体内部的心理因素直接相关，尤其主要与个人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中的不良因素有关。公务员犯罪者受到这些不良心理因素的长期影响，逐渐内化为敛财、贪婪的犯罪心理，因此，揭示犯罪者得性格特征对于探求公务员犯罪产生的性格上的原因，防范受贿犯罪是很有意义。

(三)意志薄弱

意志是指自觉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行为，从而克服各种困难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它是从内部的意识事实向外部行为转化的过程。意志对人的行为的调节、控制，这本来就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而且意志对主体活动的控制和调节又表现为意志对主体能动创造性的巨大影响。

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克服困难、抵制诱惑，完成各种有目的活动的重要条件。坚强的意志品质主要有：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等四个方面。其中，自觉性是指个体在行为中具有明确的目标，并充分认识行为的社会意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果断性是指是一种明辨是非，迅速而合理地采取决定，并实现所作决定的品质;坚韧性是指在执行决定时能坚持到底，在行动中能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坚韧的毅力，勇往直前，顽强地克服达到目的途中的重重困难方面的品质;

自制力是指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觉情绪，约束自己行为方面的品质。与坚强的意志品质相对应的是薄弱的意志品质，其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抗诱惑的免疫系统弱等特征。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品质时还应当与其意志活动内容进行有机的联系，只有在符合正当社会价值取向意志行为中才能真正体现出真正的坚强意志品质，否则只能成为不当的意志品质。因为当公务员进行受贿犯罪的时候，若以其坚强的意志品质作为保障，其顽强的破坏力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要比意志力弱来的更加强。因此在强化公务员个人意志的时候更要树立其正确的人生观。

三、受贿犯罪的预防

日益增长的受贿犯罪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强烈不满，这关系到执政党或政权的性质、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这一类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怎样来预防受贿犯罪呢?笔者对此有以下观点：

(一)“高薪养廉”,抑止不良需要

“高薪养廉”制度，现在已经成为众多致力于反腐败学者所探索的课题，亦是广大民众茶余饭后争论的话题。支持者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大幅提高公务人员的的待遇水平，使得他们在物质基础上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丧失受贿犯罪的必要。反对者认为，现在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已经够高，并且现实生活中，如果进行工资折合兑换的话，我国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对国外而言已经是不错的高薪了。笔者认为，单纯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行的，虽然世界上有些国家，例如新加坡采取了“高薪养廉”政策并取得相对不俗的成效，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加坡的社会环境、经济实力、民众思想等方面和我国目前现状对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据统计，我国在行政支出这项费用上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10年我国的行政事业支出占当年行政支出的,并且每年以23%的速度增长。

而在行政费用支出中2008年全国公车出行和吃饭就分别达到3000多亿和3700多亿，仅此两项消耗就占了2006年税收收入的.而在新加坡这两项支出费用大多都是由个人埋单。假如单纯的以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待遇，而不进行有效的抑制住行政支出中不必要的费用，那结果是要么直接向民众提高赋税，要么削减政府在其他民生方面支出，否则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庞大而不必要的行政费用支出。社会将因此再一次面临不公平的分配问题，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

(二)提高人格修养

公务员犯罪时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环境中发生的决策性行为，它是社会环境与个体选择结合的产物。预防公务员犯罪的根本是公务员犯罪的心理预防。公务员犯罪心理预防的过程，也是公务员完善自身人格的社会培养和自我修养的过程，其作用在于增强公务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使他们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情境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道德法律规范的行为选择。

通过大量的受贿犯罪案例分析，我们发现犯罪分子主要有以下几种腐败心理：贪婪心理、挫折心理、从众心理、攀比心理、交换心理、侥幸心理等。犯罪分子的不良需要时这种腐败心理所产生的根源。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意志、气质、信念这几种因素，本身并没有好坏与优劣之分，只是个人的主体因素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所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选择的方式是否恰当、合法而已。

例如，一个意志力相当强的人，在其拥有强烈的贪婪心理时，只要其以合法且适当的方式获得大量财富，我们就不能对其进行谴责，相反我们还应当对其行为进行赞赏。尽管通过对受贿犯罪人员的调查时我们发现，犯罪分子往往在人格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并且这种缺陷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方面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并不会导致其产生犯罪行为。

1.建立良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成员健康的人格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于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公务员预防犯罪的核心目标就是使国家公务人员养成健全的人格。所以，预防犯罪的基本途径就是完善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环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科学、公平、正义、讲究法制、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能够充分满足个体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鼓励个人积极参加劳动，创造出经济财富，并且建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反对不通过劳动来获取物质财富，反对享乐主义。同时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协调统一关系，而不是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相对独立的外在力量。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的规范与文化是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向吻合的。这一途径是与社会预防 措施 是相一致的。

2.加强自我修养

随着社会成员的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的角色转变，社会成员的逐渐形成了较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并发展了整体的人格结构。国家公务人员人格的形成亦是如此之过程。公务员自我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他的自我观察、 自我评价 、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的形成。

自我修养是指社会成员在自我观察、自我评价上进行的自我审视、修正和完善的主观活动。对公务员而言，首先，榜样的标杆作用和群众的评价是自我认识和修正的坐标;其次，实践检验和锻炼是发现和充实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最后，经常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是加强自我修养的特殊方式。公务员必须善于自我修养并且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只有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才能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冲击。自我调节是对自己意识的自我克制。公务员作为特殊的主体，应当更加善于自我调节。他们必须善于通过适当调节自己情绪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善于调节自身需要来避免内心需要所导致的措置与冲突;善于进行自我行为调节来减少受挫感;善于进行自我兴趣调节，使自己的兴趣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不停留在低级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

(三)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

掌握社会规范、接受社会文化是一个合格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因此，社会成员必须通过学习和接受规范与文化，将获取的文化和规范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价值准则和人格核心观念。对于公务员而言，要想其远离受贿腐败的心理动机，必须让他们学习国家的有关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以及接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在社会成员传授和学习文化与规范受影响最大场所是家庭。家庭在社会成员的生涯中不仅代表着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一个社会控制机构。所以在 家庭教育 中为了能让孩子有个健康的人格，家长必须要注意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制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采用适当的教育方式等。同时还应加强公务员家庭中的另外一半的培养和监督。例如海南省儋州市妇联就举行了以“当好贤内助、更要当好廉内助，组织领导干部配偶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的活动。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劳动和工作后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和形成。对于公务员而言，单位的岗前培训和上岗后的经常的定期与不定期的培训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加强工作技能，更能巩固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各种传媒应运而生，社会上的多元文化得到一个汇合点，此时政府应当把好导向标，稳定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文化，在稳定社会的同时亦能把握住公务员思想动态的脉搏。

3.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认为人格修养的提升是基础，只有将个体的各项素质真正的提升，才有可能消除人的自私性和贪欲，使人们树立起廉洁奉公的意识，才能从主观上切断受贿犯罪产生的根源。人是社会的人，在提升社会个体的人格修养时，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传承汲取文化养料来提升个人的人格修养。经济的增长可以有效的解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能有效抑制犯罪需求的生成。完善法制建设，可以增强法律威慑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述评》

摘 要|：大学生违法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特点、犯罪成因、心理干预措施等方面入手，对当代国内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价。

关键词：大学生 违法犯罪 心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6-230-02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方面的转型期，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有十类共400余种，而大学生犯罪至少已经涉及其中的五类数十种之多，涵盖了政治、经济、刑事等各个方面。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发育已基本成熟，但他们的心理发展却相当不稳定，当一些心理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化解时，就可能衍生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内部心理特征

(一)认知特征

在认知特征方面，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低水平的认知相关。如韦庆辛(2005)认为，部分大学生的认识水平较低，对道德法纪的认识愚昧无知、观念糊涂，甚至到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地步，以至于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只是不够成熟和稳定才会导致犯罪。如裴涛等人(2009)认为，由于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无法合理地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现实社会的实践经验良好对接，导致自己的观点具有片面性、偏激性和局限性，在处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往往难以调控好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一旦出现犯罪欲求倾向，就变得难以抑制。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是由于其混乱的认知发展所导致的。教育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格局的激烈变动、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冲突、能力和社会期望值之间的冲突、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等，都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冲突和认知偏差。

(二)情绪情感特征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学生违法犯罪者容易急躁，遇事不冷静，好感情用事，不善于用理智去控制情感，对他人缺乏尊重和同情心，有遇事不顾后果的特点。例如，大学生违法犯罪者通常都缺少社会性情感，情绪体验低级、庸俗，有不良倾向的消极情感情绪(如嫉妒、愤怒)，自尊与自卑情感并存。另外，大学生的情感反应具有不稳定性和冲动性，其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变化多而且快，而冲动性则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困扰往往很大，无法有效、及时地缓解不良情绪，导致负性情绪累积，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强烈的交往需要与自我封闭的冲突也是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容易出现心理活动的闭锁性，表现为谨慎、疑虑、不愿坦露内心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有一种希望被人理解、与人交往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了自我封闭与渴望交往的矛盾，从而引起情绪、情感上的困扰。由于社会阅历浅，大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意志特征

现有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意志力薄弱对违法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尚未定型，当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时，意志力面临严峻考验，因此，被视为犯罪的“易感人群”。大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意志的两极性明显，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完成的意志活动，他们难以实现，显得意志力薄弱，在外界诱因的诱惑下，很容易使意志活动偏离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在实施反社会倾向的活动中，会千方百计地去排除主客观障碍，显示出顽强的意志力。另外，有学者认为，存在侥幸心理也是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姚岚(2001)在分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特点时指出，在这些大学生中，“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但由于自以为能够成功的侥幸心理占了上风，驱使他们为达到个人目的铤而走险”。侥幸心理是促使大学生犯罪意识“外化”的心理机制。

(四)个性和行为特征

自我意识的扩张，是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的重要心理特征。当个人意愿落空时，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大学生，往往会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其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有的大学生甚至会失去理智，对自己的行为不能以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进行调节与控制，从而实施犯罪。在违法犯罪的大学生中，存在三种类型的极端个性：虚荣型、暴躁型和抑郁型。虚荣型的人有过高的荣誉需求结构，虚荣心强，名利思想重，嫉妒心强;暴躁型的人性格急躁，社会适应性差，易和他人争执，比较容易酿成恶性事件;抑郁型的人性格内向、孤僻，沉溺于内心体验，过分敏感，有时会产生企图以外部的过激行为达到消除自己精神负担的行动。关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征，韦庆辛(2005)认为其具有模仿性、冲动性、凶残性、娱乐性、易变性、纠合性等特点，且大学生犯罪动机的产生易为外界诱因引起，具有不稳定、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情绪性、未被意识的特征。

(五)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者在变态心理的支配下会反复出现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大学生犯罪与人格障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大学生常见的人格障碍主要有偏执型、分裂型、爆发型、强迫型和癔病型，具有这些人格障碍的人通常难以与人相处，缺乏社会责任感，遇到困难总是不能合理归因，固执且好猜疑和仇视。由于大学生某些人格特征的极端发展，对其行为有很大的消极控制力，从而引发犯罪。同时，大学生的偏常行为也正是他们偏常人格的反映。例如，犯有盗窃罪的大学生一般具有贪婪、自私、虚荣和多疑等性格;暴力犯罪者则有易冲动、多疑、偏执、刻薄等心理特点。

二、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外部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和父母的教育对大学生的一生成长至关重要。大学生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成长，同家庭的关系甚为密切。个别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们的家庭有着直接的联系。家庭的过度溺爱、家庭成员关系及性格的负面影响、家庭不良文化氛围的影响等因素都是造成大学生犯罪的“家庭教育失误”。造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残缺、问题家庭和贫困家庭等。

(二)学校因素

学校在学生个性品行培养上起主导作用，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今社会中校园人文精神的缺失被认为是大学生犯罪最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根源。朱云和桂忠孝(1996)通过对入狱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引起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学校因素主要来自三组对立的矛盾：学生个性培养与人格塑造的矛盾、教学内容理念性与社会现实性的矛盾、教师职业崇高性与少数教师无为性的矛盾。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学校管理存在漏洞等因素，也会对大学生违法犯罪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社会因素

1.社会失范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原有的社会价值准则被破坏，不能继续控制和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成员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的指引，人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准确位置，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而引起不满情绪、挫折感、冲突以及越轨行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失范主要表现在局部的社会机构失衡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所带来的负向效应、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引发的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紊乱等方面。社会的失范，会让部分是非辨别能力较差且缺少社会阅历的大学生感到迷惘困惑、无所适从，从而造成部分失去规范约束的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偏差;同时，也减少了人们相互自然监视和彼此非正式控制的这种传统社会制约的可能性，增加了大学生犯罪的机会。

2.文化冲突

索尔斯坦·塞林(1938)认为，文化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冲突。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与部分社会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统一的，因此，两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纵向文化冲突和横向文化冲突。其中，纵向文化冲主要是指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冲突、学生文化与社会(成人)文化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包括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正统渠道的主流文化与社会亚文化的冲突等。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总是在文化冲突中进行错误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不同类型的价值选择导致不同类型的犯罪。

3.社会大环境的信息污染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尤其是作为信息传播主要渠道的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有意无意地传播大量包含暴力内容的信息，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诱导作用。媒体的扩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的极端心理问题，不仅会使处于青春后期期待别人关注的大学生对社会中出现的极端行为产生模仿与认同，也会让大学生以模仿社会中的某些极端行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失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尚存欠缺的学校管理和校园文化、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都会降低大学生的认同感。吴殿朝(2008)在其研究中引入了社会控制理论的“socialbond”概念，并将其译为“社会腱”，用以指代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国内大学生的“社会腱”由依恋、认同和信念三个因素构成。认同作为“社会腱”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同时存在于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环境链条中，但是，这一链条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因素却使大学生的认同降低，致使“社会腱”链条破裂，发生犯罪。

三、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干预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思政角度，强调对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学校教育。而真正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犯罪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目前并不多，主要散见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我调适和疏导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还比较滞后，从一定程度上讲，大学生的自我调适与防范是目前大学生避免因心理问题而导致违法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措施。曹国辉(2005)认为，大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自我调适和自我疏导：确立新的适合的追求目标;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与就业的压力;积极转移注意力，学会正确的自我宣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二)团体辅导

韦志兆(2010)基于犯罪心理的人格诱因，强调了团体心理咨询技术在大学生犯罪心理预防与矫正中的应用价值。在团体心理咨询中，他将61名同学分成5个小组进行自信心培训。团体活动前后对学生进行16PF人格因素量表测试，将测量得分进行前后比较，结果显示，活动前后成员自信状况差异显著，团体心理咨询对成员人格因素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他进一步提出，可以充分利用团体心理咨询的形式为大学生在不同时期的成长需要和面临的问题与挫折提供服务，促进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矫治人格偏差。

(三)人格矫治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人格障碍者，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支持疗法和认知疗法进行矫治。

四、总结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