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的发展趋势党的十五大以来,对经济犯罪的打击惩治力度不断加大,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已有多人,特别是近年来打击经济犯罪连出重拳,成效显著。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经济犯罪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其发展趋势是:一发展案区域进一步扩大当前的经济犯罪案件不仅是那些有权、有钱、有物的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金融、建筑行业、经济效益较好的工商企业,而且在过去被人们称之为“清水衙门”的教育、民政系统也有案件发生,甚至一些已停产关闭待破产的企业也发生私自变卖企业设备、零部件,增加债务的案件。有的犯罪分子还将黑手伸进移民资金、救灾资金、养老福利资金、下岗职工补助资金。二作案金额进一步增大当前经济犯罪作案金额进一步增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在过去80年代和90年代初,某些腐败分子、贪污受贿的金额仅几千元,几万元,很少有集体贪污现象,可进入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分子贪污的金额也水涨船高,少则几万几十万元,多者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有上亿元案件发生。国家宗教局,副局长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副省长胡长清先后90次受索取钱物544万元,广东省食品集团总经理贪污公款人民币419万元,港币580万元,美金2万元,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受贿达1400多万元,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收受贿1600多万元,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原副董事长香港嘉华银行原董事长金德勤贪污公款达3000多万元。原全国人大常委原副委员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书记、主席成克杰。贪污受贿4109万元,广东佛山石湾区财政局预算科原科长罗斌贪污公款亿元,深圳宝安区原信用社主任邓宝驹贪污公款2亿元,福州特大贪污走私案,涉案金额500亿人民币。三犯罪主体职位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各处查办的腐败案件多发生在基层腐败分子职务也不高,进入90年代以后,党内高层干部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已由于县处级向地厅级省部级方向发展。这些高层腐败分子长期身居要职,多年以从政生涯,包括让部下、同学、亲戚在内庞大的关系网,加上犯罪者手握政权,地方的司法,纪检机关根本无法撼动他们。从近年来查办的许多高级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情况看,每件都由中央纪检机关出面调查。国内头号大贪污官成克杰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再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吸人民血4000万。 例如:1993年年底,成克杰利用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便利。与情妇贪污受贿脏款,存放境外,婚后使用。1994年初至1995年6月,成克杰利用职权,擅自将银兴公司直接划归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管理,并要求自治区计委为银兴公司为该工程立项:指示南宁市政府大幅度压低工程土地价格: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行为银兴公司工程贷款事成后,银兴公司按预约支付给成,李贿赂款人民币2021万余元。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成克杰利用职权,将该工程交由银兴公司和自治区民委共同建设开发;将该工程项目法人由原定的自治区民委改为银兴公司;要求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为银兴公司法人贷款人民币3000万元,违反国家规定指令自治区房改为办公室,将房改基金人民币2500万元借银兴公司,为银兴公司向国家计委申请工程项目补助款人民币1300万元。事成后,银兴公司按约支付给成、李贿赂款人民币900万元、港币804万元。1994年7月至1997年底,成克杰和李平在接受银兴公司委托过程中,还先后收受了该公司负责人周坤送给的人民币2万元、港币2万元、美元2万元以及黄金钻、金砖、黄金工艺品、手表等贵重物品,合计人民币55万元。1994年7月至10月,成即利用职权,先后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和中国银行广西分行为其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1600百万元,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60万元。1997年7月,成即利用职权,指示有关部门直接工程招标工作更改中标结果,安排该工程局承接有关工程,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80万元。1994年初至1998年初,利用职权,某仁先升北海市公安局局长,推荐并批准同意本一洪担任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副主任,成克杰单独贿赂合计人民币万元(美元300元)。综上所述,成克杰利用其职务便利,单独或与李平其同收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元。可谓平步青云任途得意的事迹史,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30日以受贿罪判处成克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资产。经济犯罪分子的职位已由普通国家工作人员进一步向职位较品税高的领导干部发展,1997年全国纪检、检察机关查处涉及省部级干部仅3人,1999年查处涉及省部级干部就达17名之多,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就有一半多的党政领导班子出了经济犯罪分子,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情况。四作案手段多样化,高科技犯罪发展迅猛近几年来,经济犯罪作案手段呈现多样化,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高资产、泄露商业秘密和技术情报发展。由账面做手脚向假公济私,利用所谓合法手段谋取非法利益发展,有的甚至打着企业改制、合资等旗号,在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过程中半卖半送,侵占国有资产。高科技犯罪频频出现,银行系统的计算机作案,采取改变计算机指令,改变磁盘分配;编造假会计凭证,制造假账,证券领域违法操作,制造虚假信息,以及信用证,伪造增值税发票,伪造“人民币”等有些利用职务搞等。(五)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蔽性,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目前这类犯罪首先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条件进行经济犯罪的案件数量最为突出,而高层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事实最为惊人;其次是经济犯罪主体规模从高龄化和低龄化到各个年龄层次都有增长趋势;再次是经济犯罪案件盘根错节,群体性经济犯罪越来越严重。(六)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单位经济犯罪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比较多的是走私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妨害国家税收管理以及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等等;犯罪的主体既有法人也有非法人单位;犯罪金额较高。经济犯罪危害后果严重,查处十分困难。近年来,随着经济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多,大案、要案也在逐年上升,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经济犯罪涉案范围的加大、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蔽性等特点,导致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十分艰难。经济犯罪分子肆无忌惮的侵吞社会财富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正常、有序的进行,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大社会公害。二、 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犯罪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犯罪形式。但是,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开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经济犯罪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经济体制设计存在缺陷,短期内结构性经济问题难以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发育之中,制度变迁过程中,两种体制之间的碰撞与矛盾,转型中特有的经济成份的复杂性,带来了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并在客观上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土壤……23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曲折起伏。80年代初的“reforming out of the established system or incrmmental reform”体制外先行或增量改革战略,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的中国中央又先后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并宣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还明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我国实行的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辅之以按资分配利润、按股分红,并承认风险收入和其他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但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既缺乏实际的经验又缺乏理论的深入研究。于是政策的短视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就突出出来。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单纯的扩权让利,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发挥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但产权关系模糊,政企职能没有同时分开也为企业领导进行化公为私的经济犯罪提供了理由和方便。在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的目的是让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配套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实际上与分配制度改革配套的调节分配制度缺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而各种原因带来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急剧加大,导致人们心理失恒,攀比心强,急功近利的非规范经济行为盛行,并引发各种传统的经济犯罪形式兴旺。在就业制度改革过程中,众所周知,由于20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严重的就业人口持续增长,而结构性失业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于是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则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阶层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失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为了生存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抢劫银行巨额现金的张军犯罪团伙,其成员就多是一些贫困的青年农民。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的各个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法规的具体执行办法缺少,导致在市场准入制度上存在人为壁垒,而信息披露的监督和事后检查,违规、违法行为的量化标准 ,市场兼并的效率准则和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漏洞,导致近年来各种形式的金融犯罪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如去年的股票市场中猖狂的内部交易、虚假陈述、恶炒个股,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所谓“基金黑幕”问题,就是全社会关注的经济犯罪典型。(二)法制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为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是,应当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旧的经济运行机制仍在起作用,而新的市场机制远没有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还远没有完成,许多法律制度还有待于不断的完善。这就在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所积淀的种种弊端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习惯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直接干预和插手经济事务,以个人的好恶决定行政机关政策或决策的制定;而政府行政管理机关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问题的普遍存在,更是助长了经济犯罪的发展事态。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时期,自然导致某些素质不高的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各种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层出不穷。各种权利寻租手段公开盛行,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德心和政府形象。如最近查办的交通部多起副部级干部经济犯罪便是明证。(三)对市场经济的失灵效应认识不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理想化地认为市场经济自然就是公平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就是规范经济,就是损益经济。因此,强调减少计划指导,尊重市场机制的多,对市场存在的失灵或局限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没有认识到市场本身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市场在分配问题上有界限。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分配,因为它不能阻止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产生的纯租金。例如股票市场的暴涨或通胀使一些人一夜暴富,再比如技术领先导致的垄断条件下产生的纯租金。市场的社会化界限。企业和个人关心的往往是短期的经济发展,因此对长期的社会效益兴趣不大。并常常会为短期利益破坏社会长期利益。如国内严重的违反生态原则的环境污染案件。市场的伦理界限。市场经济没有伦理的自发机制。社会伦理要求取消某些市场,而市场经济会引发各种违法道德的市场的兴旺,如近年来国内发现的地下精子市场、卵子市场等。市场自发的消极和破坏因素。市场会自发地产生如垄断的倾向、无效益竞争、投机、舞弊、操纵等经济犯罪。市场经济的效益最大化预设客观上引导了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巨大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盛行。市场经济中物质和金钱的巨大诱惑,使有些人经不住为满足私欲挺而走险,以身试法,大肆进行经济犯罪。有些人缺乏真正的竞争能力,为在市场经济中站住脚跟,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惜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其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而在现阶段,由于缺乏对市场经济失灵的足够认识,导致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对由市场失灵引起的经济犯罪的敏感性不强,对一般的经济犯罪的处罚阻力较大,威慑力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