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文化与人生智慧论文

在生命运动中，其实人的生存享受只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灵魂的（或精神的），其实“为儒”的过程就是灵魂欲获得满足的过程，“为商”的过程就是肉体欲获得满足的过程。当然，肉体和灵魂也是辩证统一的，是矛盾的双方。比如肉体的疾病，就会导致精神的痛苦，精神的不悦也会导致肉体病情的加重。在“儒”和“商”之间，也有两者对立的时候，比如“儒”觉得“商”重利轻德，惟利是图，不会成就大气；而“商”却觉得“儒”酸文假醋，故弄玄虚，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实际操作。人类在生存活动中，纯粹地对金钱的追求，将丧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人性的贪欲是与生俱来的，商业行为就是满足人类贪欲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成败，与其他赌博活动的成败是一样的，都能够刺激对物质贪欲的膨胀。这种膨胀和对物质的无止境贪欲，将使灵魂陷落到肮脏的污垢之中。一些人染上了赌博、淫欲，甚至吸毒的恶习，因为他们在获得足够的金钱之后，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刺激生命，获得足够的享受和娱乐。在没有“儒”文化的人生中，我们的确也很难找出一个更加适当的生命消费方式。而儒商则不同，物质的富足只是为其提供了一种生存保障，因为人不可能饿着肚子整天谈论高雅和文化。而更加彻底的追求则是让灵魂获得享受。在这种状态下，只有文化才能够清洗灵魂的污垢，使人变得高尚。因此，人类生存的美好境界就是－－儒商境界。这是人类在“肉体”和“灵魂”中最富足和完美的生存状态。儒商精神：全球华商的一面旗帜儒商精神这一概念是指一种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所谓儒商也就是指作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气度、儒的道德规范，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为准则去从商、经商，在商业行为中渗透儒家所倡导和躬行的仁、义、礼、智、信。在农业经济时代，人们对经济的认识水平受到了很大限制，社会观念往往轻商、贱商，商业的经济价值长时期得不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这种情况甚至于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反投机倒把的时代，当时虽然也有工、农、兵、学、商的排序，但学且地位低下，商就更不足论，同中国传统商人居四民之末的地位相比并没有多大改观。商品的流通环节并不增加社会财富，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几乎成为对商人和商业的评定。在这种背景下，从商、经商实则如同犯下原罪，商人也要以为社会所尊崇的儒家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来规范要求自己，或是将贾而儒行、以儒术饬商事作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儒商就应运而生。儒商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比较难于正面回答，应根据儒商定义的宽狭来加以大致推断。若文人加商人亦即有文化的商人即为儒商，那么，自有商人起就有儒商，春秋战国之范蠡、子贡、白圭、汉之桑弘羊均为儒商代表。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盖因儒与商真正合流当可大大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创造出灿烂的商业文明，形成一种比较稳固的、为社会所公认的商德，应而儒商作为群体的出现不会太早，当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为儒商大量出现为宜，而明代中叶徽商这一个商人集团的崛起应视为儒商真正出现。他们有明确的以儒家道德观念经商的主张，也有以儒商饬商事的实践，认为良贾何负闳儒，以亦儒亦商为尚，在商业实践中，把诚实守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礼、智、信等等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商德，做人经商并重，以做人的追求来经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体现做人的原则。这使得徽商集团普遍具备了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进步的商德，在很多徽商身上，体现了很强的道德修养，其道德自觉和自律在中国商业文明开始之初就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的水平，实在是因为它根植于儒家的沃土之上，是一种 纯粹本土化的文明。流传久远的儒家思想二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影响国人的思维至深至远，形成了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把儒商精神与儒家教义相对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儒商精神的内涵。《论语》有云：“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儒家并不“罕言利”，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讲“义”、“利”之辩，要区分什么是合于“义”的“利”，什么是不符合“义”的利，前者的求利是属于“取之有道”，后者的求利则是“小人喻于利”的那种求利，为君子所不取。这就直接引发了儒家的另一种理论，即“不苛取”，而且是“一毫一厘不苛取”，要“取之有道”，而且，儒家学说给“苛取”和“不苛取”有很严肃的道德判断，“苛取”是小人，而“不苛取”应该就算得上是儒商了。从本质上来说，儒商精神反对的是一种为富不仁，强调的是利以义取。从儒的 穷和达的主张来说，援儒入商、即真正的儒商还需要有益于社会，穷则独善、达则兼济，又使真正的儒商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种乐善好施的精神，就是在不“穷”不“达”的情况下，援儒入商也需要有一种“利他”的精神，最起码也要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这么说，儒商从事的本应是纯功利性质的商业，但始终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让经商行为始终带有非常隆厚的道德色彩，这是典型的儒商经商理念，是儒商精神对世界商业文明的一个独特贡献。所以，援儒入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中的实践，是一种贾而好儒。我们从儒家的经典教义和我们传统的商业道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传统商德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传统的商业理念是和气生财；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商业道德都强调能站在顾客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强调在顾客得到完美服务的同时得到商业利益。儒家讲义利之辩，进步的商业道德也强调商人的利益不能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强调不能因谋求私利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国家利益，认为只为个人利欲不择手段谋取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种利欲熏心、恶性膨胀。经典儒家教义强调人之为人必须言必信，行必果，而诚实守信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项基本商业道德。儒家的义，从本质上来讲，是宜 ，就是说要做应该做的事、做符合社会公义的事情，比方说扶危济困、互助、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等，这些都是人对社会所应尽的义务。儒家学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总是将人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中，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道德的力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从来不谈什么自然人，要求一个人在实现私利时不损害公利，不损害他人利益。商业理念也是如此，强调合作，强调不损人利己。儒家思想强调过犹不及、中庸之道，传统的商业道德则强调不谋取暴利，不搞掠夺式的经营，注重商业生态，讲究商人之间、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协调发展。儒商实际上奉行的是商业道德秩序学，讲究以道德力量维系商业秩序。儒商在商而品位超过商，在从事本应是纯功利的商业行为的过程中，总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儒商精神。因而，儒商精神应该包括恪守信用、诚信为本，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等商业道德，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是尽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涤一味求利的商人习气。或曰：商人经商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利润，而且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提倡儒商的精神不就牺牲了商业效率了吗？事实上，这里有一个追求商人个体利益或是局部利益最大化还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但放在社会大系统中，商人个体不顾公德、不择手段的求利，乃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恰是商业生态恶化的罪魁。效率似乎是有了，但就社会而言，公平却被抛在了一边，失去了公平和公正的所谓效率对社会而言毋宁是一种灾难。儒商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强调了公平原则，而且，这种公平不是来自于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来自于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商人的道德自觉。儒家经典有性善和性恶 之辩，提倡儒商精神就是要在商业经营中保持一种性善，使诚、信、义等等人性中的美的东西转化成优秀的商业品格、转化成为商人的自觉行为，而不仅仅要靠制度和法律约束。儒商精神实质上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商人在商业行为中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从宏观上看，提倡儒商精神，可大大降低整个社会管理系统的运作成本。就拿商人本身来说，经常性地陷入投诉、商业纠纷的旋涡中，对商业活动来说也是不利的。我们可以坚信，我们的社会随着儒商队伍的发展壮大，商业秩序必将得到最根本的改善。或曰，儒商精神，既如前所述，其实就是提倡一种自律而非他律，用道德自律去抵制几乎是人的本能的利欲，在实践中是否有可操作性？其实，这正是儒商精神的精华所在，古往今来出现的大批商德崇高、业绩不凡的儒商证明了儒和商是可以兼于一身的。儒和法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重自律和重他律两种不同的理论，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提倡道德伦理、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来匡扶人心、匡正社会，当然这些伦理道德一旦被固定下来也有一定的强制性，如后世的理学和礼法就是如此。法家则是用严刑峻法来规范人的行为。儒家强调道德自觉是导之于前，法家的严刑峻法则是导之于后，所以儒家学说从本质上来说是道德秩序学，讲究以道德力量来维系社会秩序，让人追求一种精神自觉。儒家学说从来都是只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人伦人伦，其实就是人际之间的关系。把人际之间的关系调整好了，那么，社会的发展才能和谐、稳定。如今，社会步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儒商精神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商业生态文明和义与利、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儒商精神是儒商所共有的进步商德，是他们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交换本质的独特认识，是受儒家思想浸浊的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是对世界商业文化的独特贡献。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是经济的反映，而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什么样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也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健康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儒商精神从它诞生和日益明确起，就对规范商业行为起着积极作用，这说明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虽然我们的商业文明没有达到西方那样一种发达程度，但我们的商业文化精神却丝毫不落后于西方那些发达国家。如今，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要使我们的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提倡儒商精神，必须提倡进步的商德，否则，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得到健康有序、持续稳定的发展。纯粹的儒商不是简单的商人加文人，与时下取得了一些商业利润就以学问作装点门面的媚俗行为更是毫不相干。儒商关键不在于学问有多高深，学养有多深厚，而在于对儒家伦理道德实践程度。有些商人尽管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他在本质上却有向善之念，对儒商思想有一种如佛家所言的天然的慧根，在商业行为中自然地坚持不苛取、坚持取之有道、善于处理好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以获利为唯一目的和终极目的，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儒商，而且是有君子儒风采的儒商。商业行为从来都具有两面性，一则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激发了商品生产，带来了社会繁荣。但另一方面，商人的趋利又有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自发倾向。儒商精神既能纠商人唯利是图之偏，这就使得这种精神在整个商品社会都会起到历久弥新的重要作用。荣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的荣德生曾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整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亦则虽有王明阳，亦何补哉？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商的一些追求，首先，荣德生先生作为一代儒商，他有这样一种意识：做一名好的商人，同时要做一名有道德的高尚的人，两者必须统一于商业行为之中，否则就会一味唯利是图，只能是小人在位。其次，既要做一名好的商人，又要做一名高尚的人，实现的途径是向古之圣贤和儒家思想汲取营养，要明德、明诚，整心修身，实事求是，而不能见利忘义，这样，吾辈办事业才庶几有成。这正如明代大思想家王明阳在《大学问》中所指出的：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只要他们在商业行为中能致良知，能恪守儒家教义就行。儒家精神还有哪些内涵？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历史上被奉为儒商的代表人物的行状进行了解。超越个人功利的儒商代表有春秋时的范蠡和计然，战国时的弦高；以卓越的文化水平提升了经营之道的有白圭，他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作为经商之道可谓是深得市场要领；把经商致富作为一种致太平的途径的有清初思想家唐甄，他在《潜书·考功》中说：为治者不以富民为，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欲马首指南者也。他们都是经商从商而不以一己之利，而是从商但以富民强国、安定社会为己任，都是在经商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儒商精神有益于世用。一般商人都非经济方面的理论家，他们在从商方面的宗旨和理念，都是建立在某种文化底蕴基础上的意识和潜意识的产物，儒家思想有益于世用，在于它既崇高又平凡，寻常商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去实践，这样一种优秀的本土文化能为我们的商人提倡精神源泉。有一位深黯儒商精神的银行家曾说：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的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如今，伴随着社会转型，我们遇到的是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商业领域欺诈之风日盛，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盛行，前几年的清理三角债几成运动，信用缺失如今成为一种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打假更是一本难念的经，在商业行为中，损人利己，坑蒙拐，敲诈勒索现象严重，这些，都反映的是一种从商者的素质。我们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个面临重建的问题。当然，加强法制建设，是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应该两个文明一起抓，要努力提升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利用本土文化，发掘儒商精神，并把它作为一种现代精神来提倡和弘扬，不失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世纪之交，我们的地球上贫富悬殊越来越烈，有钱又有权的人如果没有文化担当，没有一种为人类进步的责任感，地球就不会有和平与发?quot；。可以说，在商人中提倡儒家精神是使商人逐步有文化担当的伟大事业，是提一种进步的商德的客观要求。我们强调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强调要通过对儒商精神的弘扬，来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服务，其目的和意义正在于此。儒商精神将成为全球华商的一面旗帜。儒家文化是影响了中国2500多年的本土文明，儒商精神也是根植于本土的优秀商业文化。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着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华商有同一种文化思想背景，那就是儒商文化和儒家精神。社会实践业已证明，儒家文化已经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也使得世界华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商精神作为一种进步商德，在商战重于兵战的今天，将对经济秩序的稳定，经济繁荣和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题目“义” 儒商以义为先，重义轻利，待客仁义，对国大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有致庸，今有逸夫，以奸为耻，义薄云天！儒商精魂，当世必需！

的修为。但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修身文化。《礼记·大学》里记述了这样一段文字：“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认为，一个人要想管理他人，就必须先管理好自己。必须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才能最终实现“平天下”的高远目标。现代管理中强调“人本管理”，意在把“人”作为宝贵的资源进行合理地利用，突出人的重要性。这便与儒家文化的“修己安人”如出一辙。在现实生活中，成功的企业总是非常强调管理者要做到“克己复礼”。海尔员工对管理者的态度便是：先听其言，再观其行。率先垂范做得好，其言才有可信度。遗憾的是，许多企业却过分把目光投诸利益之上，而忽略了自身的修为。前河南焦煤集团董事长杜工会，曾经被称赞为“诗人企业家”，但他却打着文学的幌子大行贪腐的勾当，最终锒铛入狱，身败名裂。越是身处高位，越是需要注重自身的修为。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管理者通过自身修为，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管理思想渗透到企业文化中，深远持久地对员工产生影响。02中庸思想——强调适度原则所谓“过犹不及”，中庸思想的核心，就在于强调适度原则。在管理中，“放权”一直都是管理者头痛的难题，如果权力过于集中，那么就可能造成独裁，无法做到兼听则明。但如果过于分散，则可能造成效率低下等后果。因此，能够将放权做到游刃有余的管理者，必定参透了儒家中庸思想的精髓。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曾经说过：“一名优秀的经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懂得授权和放权。”美国环美家具跨国集团的总裁莫若愚在近40年的经商生涯中，没有亲手签过一张支票；马云放权张勇，声称“200亿以内的投资别问我”；李嘉诚在几十年的经营中，也善于下放权力，给员工发挥的空间，以激发他们的激情与斗志。但光会放权不懂抓权，企业可能沦为一盘散沙。所谓放权，并不是当“甩手掌柜”。 一个管理者的真正授权是：放手但不放弃，支持但不放纵，指导但不干预。只有调节好抓权和放权的关系，坚持适度原则，参透中庸思想，才能维护企业向整体目标的方向发展。中庸思想的第二个精髓，是要管理者懂得适时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