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比较毕业论文

老舍是我之前做的一个课题，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下经验：老舍作品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一、语言艺术，老舍小说与京味幽默的关系，主要是从前期京油子式的贫嘴到后期含笑的泪的转变。比如《我这一辈子》（短篇）二、老舍小说中的市民世界，分为旧市民（祁老太爷）、新派市民（瑞宣，小马）、以及城市贫民（骆驼祥子）等，从中看老舍的市民立场三、老舍小说的人文关怀。老舍反对一切不稳定，从下层民主的角度体现出一种普世的人文关怀精神。四、老舍对传统文化逐渐没落的痛心《断魂枪》（短篇）从这几个方面都能写出比较有深度的论文，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我，祝你成功。

从老舍作品透视北京传统市民文化老舍作品与现实政治老舍文学创作的伦理诉求 …………

论“京味小说派”与老舍 一、 何谓“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 —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 二曰传统味，或者可以称做“古味”、“文化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守仪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为历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灵之中，体现出北京人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如人际交往中重礼节、讲规矩，比较宽容、谦和，也较豁达，善于自我解嘲，有某种幽默感，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等。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对北京人的思想束缚也较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闭性，接受新事物、新风气比较缓慢，封建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残余较浓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旗风对北京人的心态习俗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上述传统中的长处和短处得以强化表现愈加鲜明。这一切使北京笼罩着一股比较浓厚的古气，其中有古雅、古朴、古老，也有陈旧、迂腐种种味道。 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这种下层市民，大体属于小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艰苦。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一些素朴美德，如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同时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侵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下层市民的许多弱质、缺陷，如自私、狭窄、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谓“老北京”，多半属于这一阶层。 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当然，就具体环境和人而言，他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层的官绅之家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里，传统味就更浓些。而且往往被官气、洋气、书生气等冲淡了原有的“乡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农民身上，“传统味”、“市井味”就相对淡化，“乡土味”显得更浓。唯独在北京市内，钟鼓楼下，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市井味”最浓，而“乡土味”、“传统味”也以种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所以“京味”在这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京味的表现不但因人而异，还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京味，同民国以后就大为不同，解放前后的京味又不一样(这从老舍的《茶馆》可见一斑)。至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新风气的涌人，久京味变化更大，不可—概而论。 二、“京味小说”与老舍。我同刘颖南同志在《<京味小说八家)后记》里曾提出“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 其实，这三条里最主要的是第三条。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第三条。只有第一条的作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京味，即便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浓(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必须具备了第三条，写出了北京人的神韵、气味，北京人的魂，这才够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认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说的真正代表。 老舍先生对于“京味小说”有三大功劳： 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气”。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说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层心态、传达北京人的神韵、气味上，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人们不能不承认，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这固然得力于老舍对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时，也与他的取材对象有密切关系。老舍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区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在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乡土味”，乃至“传统味”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 老舍刻画小人物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 在驾驭北京语言的技巧上，老舍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众所公认的。他写的北京话，既保持了民间口语的朴素、生动，又筛选掉那些粗陋的杂质，确实烧出了京韵的香气，精妙传神。这使他的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说”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写新异的民风民俗取胜；二不靠传奇性的情节故事引人；更不靠猎奇搜异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仅如此，老舍还以平民百姓的心态去描写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间，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不是高踞于这群小民头上，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悯人之态，赐舍廉价的同情。而是让人感到一种融洽无间的亲切感。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风趣的笔调，又使这种褒贬不那么锋芒毕露而已。 三、“京味小说派”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有一二位杰出的、众所公认的著名作家为核心、为代表。 (二)有一批艺术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代表作家的外围或后继。 (三)产生出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倘若这三个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京味小说派”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简单： (一)“京味小说派”已有一位响当当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 (二)近十年来，在当代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擅长于描写“京味”的优秀作家。他们有的自觉地师从老舍，有意识地学习老舍(如苏叔阳)，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韵，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还有的因写出过一些题材相近，京味特色浓郁的作品，而扩大了“京味小说”的影响(如汪曾祺、刘绍棠)。尽管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对“京味小说”也许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创作中表现的“京味”，有密切联系。人们有权利把他们结集在一起，看成一个流派。因为从文学史看，除了那些有纲领、有目的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外，大多数流派是由读者和后人来归并的。 (三)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作家们，已经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优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这些年又产生了像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韩少华的《红点颏儿》、《少总管前传》，陈建功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苏叔阳的《傻二舅》等优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长固然在于描绘他家乡苏北一带的风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亚于自己的家乡，因而他写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乐居》、《云致秋行状》，无不具有浓郁的京味。热衷于“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一向以写京东运河风情著称，京郊的“乡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传统味”和“市井味”，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乡土风情其实也是京味的一种扩张。如果再扩大一点说，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弯弯绕的后代》也属此类。除此之外，显示京味特色的优秀小说还很多，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不一而足。 其实，“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一是“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 二是“北京话”的权威性和魅力。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 三是北京有着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 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像邓友梅的《那五》之类，写的就是历史，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光彩。 还需说明，我们认为“京味小说派”基本形成，并不意味它已经十分稳定、成熟，因为流派的发展趋向是难以预测的。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外，大多数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于主将都可能脱离(如闻一多之于“新月派”)。“京味小说派”也有两种可能：或许写京味小说的作家会持续不断，日趋增多，蔚为大观，使这一流派日益壮大；或许会逐渐冷落下来；但即从当前的情况，把它看作一个流派是完全够格的。

第一节 原则、目标及方法 遣词，古代也叫“炼字”，是我国文学史上历来提倡的一种锤炼语言的方法。历代诗话、词话中关于“诗眼、文眼”等的提法，便是对遣词艺术而言的。老舍具有很深的文学功底，熟谙遣词艺术的奥秘，因而对遣词炼字的原则、目标都有很正确的认识。他也十分重视遣词的具体实践，为寻常词语的艺术化探索出有效的方法。这些，我们应该认真的总结和学习。 一、原则：应人、切情、合境 语言的运用总是有具体对象和语境的。特别是文学作品的语言，必须同所描绘的人物、事件、场景等相适应，应人切情合境便是遣词艺术的基本原则。为此，老舍说过：“文字的感动力是来自在某个场合中必然的说某种话”；（《我的“话”》）“作者必须苦思熟虑：如此人物，如此地点，如此时机，应该说什么，应该怎么说。”（《话剧的语言》）在他的作品中，应人切情合境的遣词是不少的。例如，《四世同堂》中有一对被鞭挞的对象大赤包和冠晓荷，卖友投敌，不知羞耻。在大赤包当上了“妓女检查所所长”之后，得意忘形，“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冠晓荷巴结地“报告太太”的称呼并不使她满意，她要求说成：“所长太太！不！干脆就是所长！”而冠晓荷从此也就真的一口一个“所长”。这是十分切合二人性格特征的话语。仅仅一个称谓上的锤炼，便把两个没有心肝、虚伪作态的人物写活了。又如《茶馆》中有一个无赖唐铁嘴，抽了一辈子大烟，最后却来了两句：“我已经不吃大烟，改抽‘白面’啦！”“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福气不小吧？”这正是唐铁嘴的口气声息。老舍自己也说：“一个无耻的人可以说这么无耻的话，在情理中。”因为作家“知道他们作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除了人物对话切合身份之外，老舍的叙述描写语言也注意切情合境。例如： 1)祥子喝了一气凉水，然后拿着三十五块很亮的现洋，……要一步迈到城里去！（《骆驼祥子》） 2)老车夫向四围看了一眼，双手捧定了茶碗，一口口的吸糖水。（同上） 3)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不管刚拉了几步，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大灌一气。（同上） 这里的三个例子都有“喝水”的动作，但所用的词语却不相同，便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对象和情境。例1)是一般的情境，用了普通动词“喝”；例2)是又冻又饿的老车夫在昏倒之后的喝水动作，“吸”这个词很恰当地适应了此情此景；例3)的语境则是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烈日之下，车夫们实在不能忍受酷热，水成了他们的救星，用“灌”这个动词便是最恰当的。在老舍作品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充分体现了其遣词的原则。 二、目标：凝炼、准确、生动 同世界其他语言相比，汉语有很突出的特点。单音节语素占主导，结构灵活，组合自由等，在世界上以简练而著称。对此，老舍总是引以为自豪。他多次指出：“简而明，这是我们语言的特色”。（《文学创作和语言》）“远古至今，中国文学一向以精约见胜。……从汉语本质上看，它也是言短而意长的，每每凌空遣字，求弦外之音。……既简洁又有力。”（《谈简练》）他十分推崇唐诗中以五、七言便反映出丰富内容的精炼语言。他也自觉地把简洁凝炼作为其遣词艺术的追求目标：“写东西一定要求精练、含蓄。”（《人物、语言及其他》）即“话说得少，而意思包含得多”。这一点可以说是老舍运用语言的总体目标，当然也体现在他的遣词艺术之中。且结合例子加以说明。 1)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骆驼祥子》） 2)你想，日本人能叼住北平，再撒了嘴？（《四世同堂》） 3)洋缎、洋布、洋粉、洋取灯儿、洋钟、洋表，还有洋枪，像潮水一般地涌进来，……钱都随那个“洋”字流到外洋去了！（《正红旗下》） 这几个例子都有经过锤炼的词语，也都有简洁有力的效果。例1)的“拍”写出了祥子第一次自己买车的激动，也把其三年来的辛酸劳累和瞬间的决心自豪凝聚于一词，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例2)的“叼”一词，简洁有力地写出日寇如狼似虎的侵略本质。例3)的两个动词“涌”和“流”，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掠夺我国财富的现实。言简意赅，准确凝炼。 老舍的遣词艺术也还追求其他的目标。如通俗自然、准确精当、形象生动等等，这些方面也都达到了艺术化的境界。对此，我们后面会分节讨论，这里不再举例。总之，凝炼、准确、生动等是老舍遣词艺术之中贯穿始终的目标，也是我们分析的总纲。 三、方法：精选、多变、创造 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发展史上，曾留下过许多锤炼词语的佳话。“推敲”的故事，“捶字坚而难移”的观点，“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例子，都让人津津乐道。语言艺术大师老舍的作品中也有许多锤炼词语的佳例。对这些例子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他锤炼词语的具体方法。 1.精心选择最恰当的动词 语言运用中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可选择性。语言体系中的同义词语、运用中形成的言语同义现象，都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可能。在具体的语境中精心选用最恰当的词语，是老舍常用的方法。他多次说过：“我们须去找到那最自然最恰当最现成的字。”（《言语与风格》）“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像舞台上的锣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正红旗下》）这种精心选择，突出地反映在他对动词的锤炼上。 动词是语用中最重要的词类，是“句眼”所在。它运用得好，能使人物“活”起来，使所描写的事物“动”起来。因此，托尔斯泰曾说过“在艺术语言中最重要的是动词”，“必须找到能说明物体准确动作的准确动词”。在老舍作品中，这种经过锤炼的动词是不少的。先看例子： 我一辈子只看见了这么一回大热闹：男女老幼喊着叫着，狂跑着，拥挤着，争吵着，砸门的砸门，喊叫的喊叫，嗑喳！门板倒下去，一窝蜂似的跑进去，乱挤乱抓，压倒在地的狂号，身体利落的往柜台上蹿，全红着眼，全拼着命，全奋勇前进，挤成一团，倒成一片，散走全街。背着，抱着，扛着，曳着，像一片战胜的蚂蚁，昂首疾走，去而复归，呼妻唤子，前呼后应。（《我这一辈子》） 这是描写失火后人们抢铺户的场面。二十几个不同动词准确地反映了人们的动作，使人物活了起来，画面动了起来。再举几例： 1)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骆驼祥子》） 2)我愿意一下子把敌人全捶在那个山包里，一个不剩！（《无名高地有了名》） 3)他必须看着天空。万一有那么一只掉了队的鸽子，飞得很低，东张西望，分明是十分疲乏，急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见此光景，就是身带十万火急的军令，他也得跑回家，放起几只鸽子，把那只自天而降的“元宝”裹了下来。（《正红旗下》） 例1)的“扇”这个动词显然是经过锤炼的。不仅写出了车夫瞧不起人的心理活动，而且把他们外在的表情也显示出来了。例2)“捶”也用得很好，表现了战士们对敌人的仇恨和杀敌的决心。如改用其他动词难有如此的效果。例3)的“得”这个词也非常精当，既是北京口语中常用的，又含有非此不可的决心。比用“要、会”等词显豁、传神得多。 又如《骆驼祥子》中描写六月十五那天天热的情景：拉车的小伙子们“见井就奔过去，赶不上新汲的水，就跟驴马同在水槽里大灌一气。”用“奔”不用“走”；用“灌”不用“喝”，可见其渴之甚，思水之切。通过人物缺水之苦和得水之乐的敏捷动作，映衬出天气的酷热难耐。在烈日下，有的车夫中暑发病，“一头栽到地上，永不起来。”用“栽到地上”就比“倒在地上”更能说明发病之猝，进一步突出酷热之甚。这些动词都是日常口语中很普通的，但经过作家的锤炼，用在适当的情境之中，都有了艺术化的效果。 2.灵活多变的转类用法 在遣词艺术方面，除了精选动词之外，老舍还常采用词语的转类用法。即临时转换词语的功能，把其他性质的词语用作动词。例如： 1)可是，谁想到哥哥竟自作出那么没骨头的事来——狗着洋人，欺负自己人！（《正红旗下》） 2)在他的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离婚》） 3)天赐一看见她就木住了，好像虾蟆见了蛇。（《牛天赐传》） 这三个例子里都有词的转类用法。例1)的“狗”本为名词，用作动词，生动形象地活画出洋奴多老大的癞皮狗般的嘴脸。例2)的“科员”和例3)的“木”也都是名词动用，同样有很好的效果。不说“做了一辈子科员”，而说“科员了一辈子”，对“科员”的不以为然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便隐约可见。不说“吓住了”，而用“木住了”，不仅写出吓的心理，也把人物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成了一块木头似的，不能动弹了。这便是转类用法的艺术效果。 3.创造性的词语用法 老舍锤炼词语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突破固有的词语搭配，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既出人意料又出奇制胜。他说过：“虽然是普通的话，但用得那么合适，能吓人一跳，让人记住，这就是创造。”（《文学创作和语言》）如关于“笑”，常用的是动词“挂”或“露”：“营长脸上经常挂着的笑容不见了。”（《无名高地有了名》）“李四爷的眼角露出一点笑纹来。”（《四世同堂》）而经过老舍的锤炼，却有了那么多的变化。如前举各例，“搬运、递、放射、摆、储蓄、拧、拥、集合、凑”等词，都与“笑”搭配在一起，形象生动。不仅如此，在老舍的其他作品中，我们还能发现另外的例子： 1)（赵子曰）还没扭到能看见后面的程度，早就把笑容在脸上画好，轻轻的叫了一声：“老李！”（《赵子曰》） 2)赵子曰……也不好意思叫他的心与口分开，而说几句叫别人，至少叫欧阳天风的粉脸蛋绣上笑纹的话。（同上） 3)他停了一会儿，嘴角上挤出点笑容来。（《黑白李》） 4)张大哥叼着烟斗，由嘴的右角挤出这么两个字，与一些笑意，笑的纹缕走到鼻洼那溜儿便收住了。（《离婚》） 5)眼睛没什么精神，而嘴上老卷着点不很得人心的笑。（《抓药》） 6)她的笑很小，只在眼角与鼻翅上轻轻一逗，可是表现出许多心事……（《新时代的旧悲剧》） 7)待了一会儿，她把泪收起去，用极大的努力把笑意调动到脸上来。（《正红旗下》） 8)多老大从心灵的最深处掏出点最地道的笑意，摆在脸上。（同上） 你看，“画、绣、挤、走、卷、逗、调动、掏”等动词都同“笑”搭配在一起，而且都用得精彩生动，这便是创造性的遣词炼字，充分显示了老舍锤炼词语的艺术功力。 除了对动词的锤炼之外，老舍还很重视其他词类的锤炼。如名词、形容词、副词等，也都取得了艺术化的效果。名词如前举的“所长”的称谓、“大烟、白面”的锤炼等。形容词如“白晃晃、黑嘟嘟、青虚虚、绿丛丛、红扑扑、灰渌渌、黄不唧”等叠音、后缀的锤炼，生动形象，在具体的语境中很有魅力。副词如《二马》中一个例子：老马想利用圣诞节的机会与房东太太套交情，他甚至想到了要给她的小狗买礼物。计划好之后，“他喜欢极了，居然能想出这么高明的主意来，真，真是不容易！”两个副词性词语“居然、真”锤炼得何等高超！老马的自得、作家的揶揄、言外的批评等都在其中了。还有量词的锤炼之例。如写赵子曰对妻子的态度，老舍通过两个量词“头、匹”就把他的不满与后悔很好的表现出来了。不过，由于老舍作品中词语锤炼主要为动词，我们便不再对此细述了。 正因为老舍对遣词炼字有着明确的目标、正确的原则和有效的方法、他的作品中寻常词语的艺术化效果是很突出的。以下我们从质朴自然、准确精当、形象生动、简洁凝炼等几个特点作具体分析。 第二章 生动凝炼的遣词艺术 上一章分析了老舍使用口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口语的艺术。这一章我们要讨论老舍使用语言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不借助于典故，也不倚赖土语、行话，而只凭那么一些人人都懂的俗字，经过锤炼琢磨，便成为精金美玉”（《戏剧语言》）。这里所说的对俗字的锤炼琢磨，便是指对词语使用的加工锤炼，所谓的“精金美玉”则是指寻常词语的艺术化的境界。对此，我们先举些例子加以说明。如在《四世同堂》中，可以发现不少描写“笑”的动作，但在作家的笔下，却姿态各异。特别是其中的动词，经过锤炼，都很准确、生动。例如： 1)见丁约翰提着酒瓶进来，她立刻停止了申斥丈夫，而把当时所能搬运到脸上的笑意全搬运上来…… 2)她活像一只雌狮。……她的两眼一齐看一看桌面，很快的又一齐看到远处坐着的客人，而递过去一点微笑。 3)离她有两步远，他立住，先把笑意和殷勤放射到她的眼里，而后甜美的说：“所长！二姑娘回来了！” 4)整了一下衣襟，把笑容合适的摆在脸上，他轻快的跑过来。 5)这时候，晓荷穿着一身浅灰色湖绸的夹袄夹裤，夹袄上罩着一件深灰色细毛线打的菊花纹的小背心，脸上储蓄着不少的笑意，走进来。 6)他几次要笑出声来，而又控制住自己，只许笑意轻轻的发散在鼻洼嘴角之间。……而后，嘴撅起一点，整个的脸上都拧起笑纹，像被敲裂了的一个核桃。 这里六个例子分别描写大赤包、冠晓荷和祁瑞丰的笑态。例1)的情境是大赤包正在申斥丈夫，忽然来了个在“英国府”做事的人，她马上由生气改为笑脸。“搬运”一词，很恰当地写出了大赤包当时不自然的做作的笑脸；同时，也把这个胖如冬瓜的女人艰难的笑样子写活了。例2)则是在牌桌上，大赤包“右眼照管着自己的牌，左眼扫射着牌手们的神气与打出的牌张”。“递”这个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正如作家所写：“含着威严与狡猾，像雌狮对一只小兔那么威而不厉的逗弄着玩。”例3)至例5)是描写冠晓荷的。这个人物下作、无聊，投敌求荣而毫无羞耻之心，装腔作势却颇具礼貌之态。在家中的“西太后”大赤包面前，他谦恭得像一条吧儿狗，经常“微笑的享受着”大赤包那“绝对没有乐音的叫骂”。例3)和例4)都是描写他在大赤包面前“人未到笑先至”的丑态。你看，还有两步远，笑意就已放射出来，多么殷勤又多么谄媚！例4)是冠晓荷听到大赤包的叫喊，还没见到人，就赶紧把笑容合适的“摆”好，迎上前去，整个的老鼠见了猫的样子。例5)的描写则更精彩。这时的情境是冠家三“女杰”：大赤包、桐芳和高第吵得天昏地暗，冠晓荷却不知躲到何处，待瑞丰来劝架了，他也突然冒了出来。同往常一样，他还是笑着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用了“储蓄”这个动词，把冠晓荷躲在一边观战的神态写出来了。所谓“储蓄”，是有一段时间的，这就告诉我们，当她们在大战的时候，冠晓荷也一直是面带笑容的，何等自得其乐，又何等潇洒超脱！一个没有灵魂的社会渣滓便活在了读者面前。例6)描写瑞丰的笑。这也是作家鞭挞的对象。此时是瑞丰要以教育局科长的资格去接受日本特使的接见，他自鸣得意，又不敢过于忘形。笑意“发散在鼻洼嘴角之间”是控制的结果；脸上又“拧起笑纹”则是难以自抑。这两处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这个不辨是非的堕落者的丑态。 以上是对于丑类人物的描写。下面再看看作家如何通过锤炼词语，对其他人物的笑貌进行刻划的。 7)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8)祁瑞宣的眉头解开，胖脸上拥起一浪一浪的笑纹，不知不觉的低声哼着岳武穆的《满江红》。 9)天佑和瑞宣爷儿俩把所能集合起来的笑容都摆在脸上。 10)近来，她的眼睛显着更大了，因为脸上掉了不少的肉。把许多笑意凑在眼睛里，她告诉老人…… 例7)和例8)都是描写瑞宣的笑。可以对比一下：例7)笑纹“无可如何”的“摆”在脸上，是因为他所居的北平被日寇占领了。以他的人格、所受的教育，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当亡国奴；然而，家中的具体情况又使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做个贤孙慈父。他只能忍辱负重的维持，脸上“摆”的是无可如何的笑纹，心中装的也是无可如何叹息。例8)则用了一个“拥”与“一浪一浪的笑纹”搭配，写出了他由衷高兴的心情。原来，上海“八一三”抗战的炮声响起，他感到了希望，岳飞的《满江红》词便是他此时的心声。二者对照，可知老舍遣词的准确、细致。例9)的“集合”和“摆”两个动词，也很恰当地反映了天佑和瑞宣的强作欢颜的神态。在沦陷了的北平，祁老太爷迎来了七十五岁的寿日，国难当头，喜事不喜。这种笑，只能是勉强集合起来的。同一个“摆”字，例4)用于巴结、讨好，例7)和例9)用于无奈和勉强，都很恰当。例10)是韵梅为宽慰祁老太爷的笑。因为瘦了很多，眼睛变大了，似乎可以盛进“许多笑意”；而一个“凑”字，又生动地写出了这“许多笑意”并非由衷——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一位善良的老人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柔顺的孙媳妇怎能安慰得了呢？描写笑的勉强，这个词切情切境，很准确也很传神。 由以上十个例子及其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是十分重视词语的锤炼，并使之艺术化的。在他的作品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此，我们归纳为“生动凝炼的遣词艺术”加以讨论。 第三节 生活的记录与艺术的提炼 以上客观地描写了老舍作品中语言口语化的两个主要的形式特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从口语所反映的内容以及作家对口语进行的提炼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生活的真实记录 喜爱口语大白话，也重视语言与生活的联系，使老舍的作品语言充满生活气息，很好地反映了所要表达的内容，并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1.用不同的话语反映大致相同的内容 与现实生活的丰富内容相适应，日常口语有十分丰赡的词汇。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大师，老舍所掌握的口语词汇量也十分惊人，而且，这些不同词汇反映的生活内容又是那么的恰当。请看例子及其分析。 说话，是人们最基本的能力和行为之一，似乎没有什么可多分析的。然而，在老舍的作品中，我们却发现了那么多与“说话”内容有关的表达方式。表一般的交谈有：“过话、顺口搭音、打哈哈、摆闲盘儿、扯淡、念叨”等；表无话找话的有：“耍贫嘴、耍嘴皮子、扯臊、碎嘴子、叨唠”等；“美言”是说好话的意思；“野调无腔”是言语粗野的意思；不好意思说用“说着烫嘴”；文绉绉地说用“转文”；私下里说是“嘀咕、咕唧”；不直截了当地说是“绕脖子、转着圈儿说”；心里存不住话则是“嘬不住粪”；还有，“吭吃、打磕巴”等为口吃、结巴的样子；“嚼舌头、甩闲话、贫嘴恶舌、拉老婆舌头”等为闲言碎语、搬弄是非的神态。所有这些表达方式，都适应于不同的内容需要（例子分别见于《赵子曰》《二马》《小铃儿》《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蜕》《四世同堂》《柳树井》《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十几篇作品之中），都有很好的效果，我们就不一一展开分析了。下面，仅对老舍作品中与说话有关的动作行为——“吵架、骂人”的例子略作讨论。 1)那天吃饭的时候，谁和妹妹拌嘴来着？（《小坡的生日》） 2)为什么张大哥不直接的阻拦小赵？或是当场鼓动我或太太和小赵，嘴是嘴，眼是眼？（《离婚》） 3)那个娘儿们敢卷我半句，我叫她滚着走！（《柳屯的》） 4)事事是和我顶着牛儿。（《沈二哥加了薪水》） 5)他逼着她拿钱，而且骂骂咧咧，似乎是骂给大家听——二强子没有错，小福子天生的不要脸。（《骆驼祥子》） 6)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轻看她，冲口而出的把他骂了个花瓜。（同上） 7)志芳，我看你得意得出奇呀，敢跟我嘴儿来嘴儿去的。（《女店员》） 8)哼，凭这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儿真是改了。（《茶馆》） 请看，八个句子中都有表“吵架、骂人”的词语，可没有一个重复。细分起来，它们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从内容上说，“卷、骂骂咧咧、骂了个花瓜”等着重于“骂人”，其他五个词语则着眼于“吵架”。从程度上说，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嘴儿来嘴儿去、逗嘴皮子”为第一层，语义较轻，透着俏皮；“拌嘴、嘴是嘴，眼是眼、顶着牛儿”为第二层，语义稍重且很形象；“卷、骂骂咧咧、骂了个花瓜”则为第三层，程度最重，而且是单向的“骂”，不像前面两个层次，可以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再从适应的情境看，也都用得很恰当，如表单向“骂”的三个词语，在各自的句中都是不便互换的。这些来自生活中的大白活，意义大致相同，但在具体的场合、配合具体的内容，用得十分妥贴。正如老舍自己所说：“像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成的，并不谁比谁更通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在老舍作品中，类似这种现成的、通俗的话语用得恰当、合适的还有不少例子。如同样描写不满意、不高兴的神态，老舍有多种笔法： 9)马老先生是一脑门子官司，没理马威。（《二马》） 10)有的拿碗白干酒，让让大家，……有的绷着脸，普遍的向大家抱怨……（《骆驼祥子》） 11)我到街道上去工作，你大哥就鼻子不是鼻子，脸子不是脸子，……（《女店员》） 12)大喜的日子，应当欢天喜地的，别哭丧着脸呀！（《神拳》） 再如描写忙乱，有“穷忙一锅粥”（《二马》）、“抓了瞎”（《柳家大院》）、“脚后跟打后脑勺”（《春华秋实》）“分不开身”（《茶馆》）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种现象，是口语丰富性和生动性的反映，也是老舍语言功力的体现。 2.用同样的话语反映不同的内容 口语中常有这种情况，一些十分普通、十分常用的词语有很强的表现力，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表达许多含义。老舍作品中也有这样的用法，请看例子： 1)以自己的身量力气而被这小小的一点病拿住，笑话……（《骆驼祥子》） 2)对花钱是这样一把死拿，对挣钱祥子更不放松一步。（《骆驼祥子》） 3)他一拿腰，一气跑到了家。（同上） 4)“我说是不是？”虎姑娘拿着时候进来了。（同上） 5)四爷，先给我拿着，三十块。（同上） 6)地上的雪虽不厚，但是拿脚，一会儿鞋底上就粘成一厚层。（同上） 7一夏天在这儿准叫苍蝇蚊子给拿个半死！（同上） 8)他又看我想小妞子，嫌别扭，一赌气子拿起腿来走啦！（《龙须沟》） 9)不看，拿不到人，谁给我们津贴呢？（《茶馆》） 10)要是不交人，就把你的金条拿出来！（同上） 11)在家里哪儿去拿工资呢？（《女店员》 12)霜清老人高了兴便到山巅拿个大顶。（《正红旗下》） 作为口语中常见的普通词，“拿”的意义主要是“取、握、搬动”等动作义和“用、把”等介词义；而这十二个句子中的“拿”却有不同含义。例1)为“治服、降服”义；例2)为“认准、抓紧”义；例3)为“挺起、直起”义；例4)为“估摸、掌握”义；例5)为“收藏、存放”义；例6)为“粘住”义；例7)为“叮、咬、”义；例8)为“抬、拔”义；例9)为“捉拿，捕捉”义；例10)为“交”之义；例11)为“领”之义；例12)为“竖”之义等等（自然，这些意义也都与其基本义有关，可以看作是引申用法）。像这种一个词表示多种不同含义的现象，是生活在语言中的投影，也是口语简洁、精炼的具体表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舍丰厚的生活积累。类似的例子还有“打、得、弄”等词，老舍作品中也都有适例，不赘。 老舍曾多次说过，语言是生命和生活的声音，作家须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才会有活生生的语言。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正是他的“夫子自道”。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小时候的贫穷生活，使他早早地了解到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也使他较多地掌握了下层社会的口语和俗语；走上社会之后，他又十分注意从生活中不断地学习语言，特别是老北京城的活的口语。“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三年写作自述》）因而他的写作可以从容地“从现成话里掏东西”，而且这些现成话都是对生活的真实记录，“是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掏出来的”（《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二、加工与提炼的口语艺术 作为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使用语言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精益求精的。对待口语，他也是既充分的信赖，放胆的使用，又积极的加工，精心的提炼。在他的笔下，通俗质朴的口语大白话不仅神通广大，恰当反映要表达的内容；而且精彩生动，被加工提炼成艺术化的语言。这一点，更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学习。 1.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探求 如上所述，老舍是十分喜爱大白话的。但是，他对大白话的认识也是清醒的、正确的。他曾在许多文章中谈到要辩证地看待大白话：“白话的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们把它们炼成金子。我们要控制白话，而不教它控制了我们。我们不是记录白话，而是精打细算的写出白话文艺。”（《怎样写通俗文艺》）“口语不是照抄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了出来的。”（《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作家要“既能够从生活中吸取语言，又善于加工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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