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族八旗制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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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最初源于满洲（女真）人的狩猎组织，是清代旗人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也是清代的根本制度。

清入关伊始，为加强军事防御，分别令八旗兵在京师与各地驻防，直至18世纪中叶，八旗营区终于系统地分布于全国的军事要地，实行永久性的驻扎。入关伊始，清廷即采取了大规模的“圈地”活动，圈占民人的大批良田划归旗人；豁免旗人的税赋与劳役。优惠政策造成了旗人的颓废和寄生性，致使其后代骑射荒废，甚至出现“生计”问题。八旗制度与清政权相始终，它既是清王朝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使清王朝最终走向衰败没落之路。

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初具有军事、生产和行政三方面的职能，这种形式把原来分散的女真人组织起来，对早期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八旗军队有较强的战斗力，八旗军在征剿‘三落”，用兵新疆、西藏的战争中，对制止分裂，削平内乱，促进祖国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八旗劲旅在痛击沙俄侵略军、收复雅克萨城，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战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后来，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全国的军事控制，把八旗兵半数集中在北京守卫京城，设定种种禁令条例，使旗人长期被迫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技能，除了‘披甲当差”、“赖炯而食”，充当维护清朝统治者的工具以外，大部分无所事事，被迫成为“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人。以至于后来列强入侵时，八旗兵的大炮都生锈了，根本不能打仗了，最终清政府灭亡，八旗也随之消失了。

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根据人体生长发育、技能形成和机能提高等规律，达到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

深度剖析清朝八旗制度妇女犯罪问题？有经济罪，犯上罪，混淆皇家血脉罪，奸情罪等，其原因有女子地位剧烈变化，不合理婚姻制度，女子旧俗不适应发展。

本文深刻剖析清朝八旗满族女性的犯罪问题，她们所生活的社会情况，犯罪的类别，以及犯罪的原因，通过这些分析，全面了解满族八旗妇女的整体情况。要想更全面地了解八旗妇女犯罪问题，我们先了解下八旗妇女所生活的社会情况。

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鼎盛时期，它在政治、经济、疆域、文化等方面发展都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奠定了我国现在版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清代妇女的地位和境遇却是最糟糕的，受朝廷统治集权的影响，思想上文化专制，摧残妇女，闭关锁国等一系列对清朝妇女境地产生极大影响。

在封建社会前期，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上升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统治者从有利于统治的角度出发，实行一些开明的政策，思想文化方面的管理也较为宽松，而禁锢人性的礼教在理论构建上在逐渐形成，但从社会实践方面来看，礼教对女子的禁锢和影响力相对有限。

这个时期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中还拥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并拥有一定的权利和地位，特别是到了唐代广大妇女还敢于冲破封建道德礼教束缚，在婚姻上争取到了很大的自主权，在政治上出现了多个女政治家，还出现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

然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封建集权统治越来越高度集中，思想束缚越来越重，当程朱理学被奉为“官学”后，成为束缚女性身心自由的最大利器，其宣传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让女性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深渊，女性地位和处境日趋恶化，尤其是到了清代更甚至极。那么，清代妇女地位到底怎样呢？

婚姻方面

清代女性在清代完全没有自主权，完全是包办婚姻，婚姻当事人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力，清代女子婚姻，必须服从家长和八旗制度下的族长安排，并且要经过官府（牛录）批准，婚姻择偶标准有着严格的门第限制，望族不能与寒门联姻，上层社会不能与底层百姓通婚，女子改嫁被视为耻辱，女子甚至没有改嫁的权利，必须经过本族兄弟的同意才行，这个时期统治者还大力提倡妇女守贞洁烈。

《淸律》对妇女守节规定“守节十五载以上者，逾四十而身故者，一律旌旗。”《清律》对妇女犯罪处罚规定“其夫欧妻，非折伤勿论。”

妻子是否能离婚还得看丈夫的意愿，对于家庭犯罪情况，如果丈夫殴打妻子，不发生重伤情况下不予处罚，而妻子殴打丈夫，则要遭受很重的刑罚。由此可见，清朝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受到多重剥削摧残。

经济方面

在清朝穷人家的妇女，家中财物都是家长的，贵族家妻子可能由较多的嫁妆，但是嫁过去之后，嫁资就属于丈夫名下，与本人没有关系了。在娘家，女子没有与兄弟继承家产的权力，丈夫的遗产由儿子继承，如果没有儿子，宗族会为其丈夫领养或者立后，以继承家业。在清朝，寡妇如果再嫁，命运更是悲催，包括嫁资在内的所有财产都要留给夫家，自己净身出户，妇女不掌握财产，不掌握生产资料，生活只能依赖丈夫，失去独立人格，成为男人附属。

受教育方面

在清朝处于上层社会的妇女，皇家格格，宗室女子，贵族家庭的女子还能接受一些文化教育，但下层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教育内容上，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纲常，对女子注重道德行为教育，既用封建礼教禁锢女性思想，归附女子行为，使其成男子的附庸，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引导下，进一步从思想上摧残女子。

身体健康方面，女子缠足的陋习在明朝、清朝两代达到了顶峰，但这与清朝统治者关系不大，清初统治者也看到了缠足对女子健康的伤害，况且满族八旗妇女历来没有缠足的习惯，朝廷曾一度下令禁止缠足，但最终被强大的思想惯性所推翻。最后，禁止缠足的事不了了之，缠足反而逐渐发展为评价女性美的标准，成为妇德、妇容的主要内容。

《岭南杂记》记载“岭南妇女多不缠足，大家富室则缠之，奴婢俱赤足行市中，下等之家女子缠足则诟之，以为良贱之别”

由此可以看出，缠足已经成为上层家庭女子的权力，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区别良贱的主要标准。

总之，有清一代妇女地区极其低下，虽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然而妇女自由权利却每况愈下，她们受封建礼教的摧残不仅是心理上，在生理上也遭受迫害。

到了大清时期，这些女性首先以清朝入关前法律和传统习惯慢慢内化为行为准则，在这些准则指导下，女性们一方面演绎着合乎法律和传统道德要求的角色，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部分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和家庭中充当重要的角色。在此过程中，女性不免会有触犯法律、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或者危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他们所规定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女性的犯罪。

大清入关前妇女犯罪情况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大清入关前，八旗妇女犯罪情况，时间段为1600-1644年，这段时期是满族正在崛起明朝逐渐衰亡时期，也是满族女性进入中原后逐渐抛弃旧俗改为汉制的过程，也是满族妇女戴上封建礼教枷锁的过程。同时，这段时期，也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促进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时期，部分女性的思想与传统道德发生冲突，其犯罪行为显著增多。

政治性，清入关前，将政治性犯罪分为谋逆罪、犯上罪、混淆皇家血脉罪、通敌罪等几种。

谋逆罪，清《会典事例》将谋逆罪列为十恶之首“一曰谋反，谓谋危社稷。在大清初年，皇太极时，公主莽古济犯下的就是谋逆大罪，最后被处死。

《清太宗实录》，关于莽古济的记载“于是诸贝勒大臣等，研审得实，会议莽古济、琐诺木阴蓄异谋，大逆无道，应寸磔，上曰，莽古济谋危社稷，殊觉未当，设若凶逆狡计得成，则朕之所有将尽归于彼，于是莽古济伏诛。”

由此可见，即使是皇室公主，犯了谋逆大罪，也要伏法；但这部排除是皇太极自编自导一场事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反对他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力量，而莽古济只是牺牲品罢了。

犯上罪，大清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有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女子稍不留神就会犯了犯上罪而受到处罚。在“犯上罪”成为大清正式罪名前，努尔哈赤时期的“悖乱”罪就包含了犯上罪的内涵。

《盛京刑部原档》记载“祭公时，固伦公主知郡王母福晋来，前去等候，福晋未言而过，祭事完毕，入灵堂，公主欲坐，福晋不依，福晋与公和尔本之母坐于首炕，抽烟，喝茶，未让公主。”清廷法司鞫审得实，郡王母福晋应圈金，公和尔本亦圈禁，上命，罚福晋银千两，公和尔本之母六百两，俱给公主。

由以上可知，固伦公主的地位高于礼郡王福晋以及宫和尔本之母，她俩抽烟、喝茶竟然没经过公主的允许，就等于不尊重公主，遂获罪，一点小事遭到如此处罚，说明在当时犯上罪的处罚已经很严厉。

混淆皇家血脉罪，清朝廷认为爱新觉罗的血脉是最高贵的，为了维护皇家血统的纯正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防止皇家血脉混淆，清朝廷对宗室和亲王的子女出生时间，嫡出还是庶出，第几男第几女，母氏是谁，所生子名字，均有详细的记录，并具册送府。镇国将军以下闲散宗室，经过族长查明后，亦照例开出详细证明报送官府，载入皇册，如果有谎报者，延误不报者，均治以重罪。努尔哈赤甚至命令宗室女性上厕所要结伴而行，防止出现意外。

《皇太极实录》记载，“固山贝子尼尼堪娶和硕公主之女为妻，无子，尼堪另娶，取一汉人仆妇新产之女诈为己生，事情败露后，尼堪妻及同谋三妇，仆妇，仆妇之母知情不举之，和硕公主及其夫皆论死，俱伏法，和硕公主免死，但革和硕公主名号，断离其夫。”

由此可知，此案牵连甚广，刑罚之严重，可以看出清廷为了维护血统纯正，对违法这的处罚是何等严厉。随着大清入关后，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管理机制，这种情形基本上就很少见了。

经济犯罪，有关皇家宗室女性经济犯罪多发生在入关前，因为入关前满族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从福晋到普通八旗女性的经济行为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努尔哈赤在处理代善与大福晋暧昧一事时，就是以大福晋私藏财物的罪名将其休弃的，但代善却未受到任何处罚，这也说明在同一案件中男女处罚的不平等，由此可见清初皇帝对宗室女性经济行为控制十分严格。

在清入关前朝廷严禁私下在边境与明朝进行贸易交流，特别是女性，多罗郡王阿达礼母福晋曾经私自遣人携带千金到明朝边境贸易，违反清律，被处罚金五千两，并要求他不准主家事。

对于普通官员的妻子犯罪，处罚更为严重，例如，正黄旗参政马福塔之妻，勒买官商金，又违禁赴市交易，马福塔妻子被判死罪，马福塔应该革职，但偿还所欠银两后，被降职使用。

《皇太极实录》曾记载，阿达礼母福晋凭着自身地位勒索他人财物，又索要哈尔萨哈二十石粮食，两只羊，索要地方绰克托妻百匹青布，貂皮七十多张，这是一种犯罪行为，被哈克萨哈父子告发后，法司审实，责令阿达礼母福晋归还索要财物，并处罚银千两罚金。

奸情犯罪，在奸情性犯罪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被迫情况下发生的犯罪，女性处于劣势地位，即使被强暴的女性，因为身份卑贱，这些女人或是“阿哈”“包衣”等家奴，被告发后通常情况下要被治罪或者受到处罚，而朝廷为了维护皇家尊严，一般不予记载或者以其他形式记载。

清初最著名的奸情犯罪就是努尔哈赤小妾状告代善与大福晋一事，两人可能私通；努尔哈赤经调查后清初地知道代善与大福晋的奸情，但是为了皇家尊严，也为了自己的面子，他以大福晋私藏经金银财物为借口处置大福晋，在清档案上也是如此记载。努尔哈赤在这场奸情案中虽然处置了大福晋，但却没有处罚自己亲儿子代善。

自从这事发生以后，努尔哈赤下令不允许附近单独行动，即使上厕所也要结伙同往；宫内差遣的男丁也不得单独行动。这说明，满族虽然是渔猎少数民族，也很重视妇女的贞洁问题，最终目的是保证皇家血统的纯正。

《盛京刑部原档》记载“两名包衣女及满洲女人吉达吉守家时，塔瞻前去，将满洲女人强暴，塔瞻妻子格格闻之即去，令随侍责打满洲女人，吉达吉往戴青之门跪诉，法司鞫审，强迫奸淫是实，责打是实。被奸淫一事，应鞭一百，仍还其主；上命，塔瞻饿禁两昼夜。”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当时妇女地位已经明显降低，包衣女人更是社会最底层，即使惨遭强暴也难逃受处罚的下场，实施犯罪的人仅仅被禁食两天，当私通事实发生后，贵族女性为了维护家主的身份和地位，将所有责任都推给被奸淫的女人身上，由此可以看出，包衣奴的生存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

女子德行类犯罪，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很重视女子的德行，大清也不例外，皇太极因莽古尔泰福晋没有劝阻男人与她饮酒为由，对其大加训斥，并且说她的行为应该处以死刑，这也可能是皇太极打压莽古尔泰的手段，但这个理由能将福晋处死，足以看出即使是在大清入关前也是非常重视女子得行。

女子德行不佳，其实不算触犯某条法律，但清入关后积极学习儒家文化思想，把起伦理道德视为其精神核心，更加注重女子德行，女子可能因为德行不佳被休弃或者被处死。女子德行类犯罪究竟包括哪些呢？

1. 骄奢善妒，顺治帝就因为皇后骄奢善嫉，其德行不足以母仪天下而废后。

《清史稿》记载“上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妒，积与上忤，于是后竟废。”

2. 自行剪发，乾隆皇帝南巡经过杭州，与皇后有争执，皇后乌拉那拉氏为了跟皇帝治气，一怒之下，自行剪发，在满洲习俗中这是不能容忍的，乾隆先把她打发回宫后，没多久便废掉，死后也以皇贵妃之礼下葬。

3. 残苛，大清礼亲王福晋残苛，努尔哈赤将其初始，信郡王敖扎之妻因欺辱信郡王；康熙皇八子允撰之妻残苛，还未曾生养以致皇子几乎绝嗣，康熙命令皇八子将其妻休回外家。

此外，八旗女子还犯有杀伤罪（谋杀祖父母，杀死丈夫，逼人致死，斗殴等），蛊毒罪，家庭伦理罪等等。

对八旗女子犯罪原因的思考

八旗女子地位强烈变化的影响，满族妇女在入关前一直保持粗狂的生活作风，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发展，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道德对女子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基于当时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八旗妇女在生活社会中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始氏族制度一步跨入封建文明社会，特别是君主集权制需要建立一个明确的社会阶层，和封建道德秩序，这时候妇女被拘束就成了必要。

满族贵族集团随着军事的强大，社会地位上升，财富激增，在社会生活上完成了向汉民族儒家文化学习的倾向，面对社会中诸多变化，满族妇女们表现出了种种不适应，而这些类型的犯罪就是不适应的表现。

入关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当女真族在努尔哈赤带领下从原始奴隶社会步入封建社会之后，父权制取代实行已久的母权制，无论男女，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父权制家长手里，妇女更是完全丧失了婚姻自主权。

努尔哈赤时期就明确不许女子、寡妇私自嫁人，到了皇太极时期更是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完善下来。而清代八旗女性婚姻大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男女双方的结合并非有感情基础，只看出身，只看财富，清代这种凭家世而缔结的婚姻，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由此可能导致女性犯罪。

到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还处于氏族制的奴隶社会，保留了大量原始生活方式，八旗制度就是在牛录制度基础上，从原始狩猎制度演变而来的。

在八旗制度之前，对贞洁观念并不十分注重，女真人同其它游牧民族一样对“未婚”女性的性行为是不加以限制的，女子在结婚前可以和其他男子随意同居，但是一旦形成“婚姻”关系后，就不允许与其他男子“有染”，所以此时对婚前是否是“处女”没有特别要求，也就不存在“贞洁”问题。

当后金政权建立后，贞洁观逐渐形成并增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对女性贞洁仍没有限制，他俩的后妃就有许多已婚和丧偶的女性，女真（满族）在这个时期还盛行“收继婚”，此时汉民族儒家根深蒂固的文化还未濡染到女真女性。

满族女人同其它北方游牧民族和部落一样，可以像男子一样执鞭驰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当进入中原后，逐渐被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所濡染，女人放弃旧风俗习惯的过程，其实就是带上封建儒家道德枷锁的过程。当妇女进入闺房时，实际上就跌入了封建礼仪拘束的万丈深渊。

正是固有的婚姻习俗，以及满族八旗妇女在思想、文化与汉文化儒家传统、习俗相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不免会发生触碰规则和法律的情况，这就是女性犯罪增加的原因，特别是私通犯罪。

此外，我国数千年的连坐制度和男尊女卑的社会，早已形成强大的惯性，当满族八旗女子进入中原后，逐渐被历史的车轮给碾压，即使清朝廷想废除“缠足”等摧残妇女的制度，都无济于事，由此可见，强大的传统思想是多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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