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学术特点是什么论文

康有为借助孔子的学说，《孔子改制考》可以说明．康有为表面上是作历史考证的文章，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理论著作，其特点是“托古改制”，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当时古文经学是儒家的正统，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是变法的最大障碍。他敢于予以否定，宣布是“伪经”，是假货，这是对恪守祖训不可变的封建传统理论的尖锐批判。他又把孔子说成是主张变革的先师，打着孔子这个保护神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理论根据。康有为维新思想的这个特点，既反映了他敢于向封建传统思想大胆挑战的精神，向西方学习，主张变法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也暴露了他在封建传统势力面前的软弱。康有为是“跪着造反”的，而且他在思想上还包含着浓厚的封建色彩。

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获得成功。可惜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康有为，偏偏打算在现实中干一番事业。康有为在1898年正式变法之前，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和宣传他的变法思想。作为一个书生和学者，他最值得人们关注的，也应该是他的变法思想。康有为的整个思想体系，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三本书里，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其中《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应该说是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而写的，目的是破除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迷信，进行思想解放，以便为日后的变法维新做好准备。所以说这两本书更多的是具备政治上的意义，是变法维新的武器，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新学伪经考》里说，中国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刘歆为了给西汉末年的新莽王朝提供统治的合法依据，就篡改了孔子的学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领域的李代桃僵，把自己给新莽王朝辩护的学说说成是孔子的思想。从此孔子的真正思想就此埋没，中国社会几千年流传的儒家经学，都是经过那时候改造的，是新莽王朝之学，也就是所谓“新学”。所以他康有为现在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给孔子正名，发扬光大孔子的真正思想，证明新学都是“伪经”。那么孔子的真正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孔子改制考》里的内容了，康有为说孔子提倡周礼，正是要改革当时政治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所以孔子是推行改革的先祖。而孔子推行的那些政治原则和信仰，正是民主政体、人民权利这样一些近代西方政治原则中核心的东西。这可真是牵强附会，让人哭笑不得了。康有为好歹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能写出这样毫无根据的东西呢？他的目的，当然是要为他的变法维新找个正当的理由。毕竟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社会思想的冲击很大，但是人们的思想禁锢还是十分严重，封建道德和社会体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要说到变法维新，人们还是谈虎色变。在这种形势下，要提倡变法，完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不为自己找到一棵大树来遮风挡雨，根本无法抵御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为了找到这棵大树，康有为就写了这样两本书，一本用来攻击顽固不化的守旧派，说他们信奉的经典都是“伪经”；一本用来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说至圣先师孔子正是变法的始祖。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中国要进行变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康有为为了尽量为自己的变法寻找到一个盾牌，竟然使出了这么异想天开的招数。二是康有为真是书生气十足，迂腐之至，找个靠山也要到历史里面去找，拿出孔子来吓唬人。怪不得后来他一门心思抱光绪的大腿，就是不肯考虑考虑太后老佛爷。康有为还有一本书叫做《大同书》，这本书应该说是他自己毕生功力之所聚，不是敷衍之作了。一个学者的思想，应该具备超越现实，穿透未来的特性，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上，而这本书尽管其中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却正好体现了康有为的学者特点。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儒家“仁”的思想、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基督教的救世思想、资本主义民主观念和一些模糊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掺杂在一起，用《礼记·礼运篇》里的“大同”说法作为题目，写了长达10部30卷20万字的著作。在书中他描绘的未来世界的美好景象: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国家、阶级、民族、种族这些分别全都已经自动消亡，人人享受民主，不再有剥削和压迫，甚至就连动物也不再遭受人类的奴役和宰杀，因为人类发明了一种食物，其味道比动物的肉还要鲜美，完全可以替代动物的肉……这些描述体现了康有为超凡的想象力和敢于打破一切旧制度、旧思想的勇气，但是同时这些描述也无异于空中楼阁，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在人间永远不可能建成天国。凡是这样的尝试，最终都将走向其反面-地狱。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康有为本人也隐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本书他斟酌再三才发表了前两部，死后才由其弟子全部印刷发行。此书最初名为《人类公理》，他自己还曾自豪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这固然体现出他追求永恒真理的理想，但是也表现出他本人那种过分的自信。康有为一生，从自己的个人功绩的角度说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后人都信奉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生活。总的说来，从康有为的三本著名著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康有为晚年时资产阶级文化政策、教育体制逐渐确立，新的文化方针、教育方针也逐渐得到贯彻，但守旧势力如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新旧军阀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维护他们久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对新教育极端仇视。他们将力量集结起来，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教育。而康有为就是其中的重量级人物。康有为对于民国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先是表露出极大的失望与悲愤，继而向教育部表示抗议，并予质问，观点鲜明，口气冷峻。康有为说：“今吾国生民涂炭，国势抢攘，道揆凌夷，法守扫荡，廉耻靡尽，教化榛芜，名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日称博爱，而益事残贼虐杀，口唱平等，而贵族之阶级暗增，高谈自由，而小民之压困日甚，不过与多数暴民以恣睢放荡，破法律，弃礼教而已。……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小学校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拟将为洪水猛兽也？呜呼哀哉！”（康有为：《复教育部书》）如果这仅仅是康有为个人的哀鸣，倒也不足为奇。事实是，在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活动中，康有为急不可待地以精神领袖面目登台。有了康有为的再三鼓噪，孔教会在陈焕章的策划下，又是“请愿”，又是“上书”，闹得泥动水响。在孔教会的联络、呼吁下，政界要员如黎元洪、冯国璋等人也积极响应。在尊孔守旧、反对新式教育的一片唱和声中，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孔子祭奠会、尚贤堂、国教维持会、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四存学会等一些保守的文化社团组织纷纷出笼，随之兴起的尊孔活动便是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孔子诞辰纪念会等。思想界的尊孔回流与守旧派发动的尊孔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袁世凯当时一意复辟帝制，数次致电康有为，请他进京主持名教。一个要提倡名教，一个要复辟帝制，于是，他们很快走到一起来。日后的岁月证明，康有为提倡名教，支持尊孔复古，并不是要为中国文化谋新路，也不是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不满，而是意欲恢复大清王朝。有些论者依据康有为在民国元年12月22日所作的《〈不忍〉杂志序》中提出的“十不忍”，认为他反对袁记中华民国这个-实体、“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真是这样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这一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不值一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康有为呼应袁世凯复辟帝制，在理论上推波助澜，毫无疑问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污点。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 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首先，不存在康有为只反对所谓“袁记中华民国”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问题。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进步的步履而前进。辛亥革命之前，他作为保皇党领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难并予以恶毒攻击。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又满怀不安，“惴惴恐惧”。辛亥革命一个月后，他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欢呼革命的胜利，而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哀叹“亡国”。可见，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始终就没有好感，怎么可能有拥护之情？ 其次，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以“亡国臣民”自居，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敌意。辛亥年除夕前六日，康有为“感赋一首”。诗云：“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诗中充分流露出康有为的故国之思。缘于此，他才会有“十不忍”：“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纲纪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纷亡，吾不能忍也。”可见，他的“十不忍”表露的是他对清帝失位、朝廷被废、孔子学说退出历史舞台的残酷现实痛心疾首、悲伤欲绝的心态；他数落中华民国“十大罪状”，根本就不是对“袁记中华民国的黑暗统治”表示抗议，而是对革命派推翻清朝强烈不满，同时也是为复辟运动寻找借口。由此也可看出，康有为对于“袁记中华民国”掀起的尊孔复古运动有的只是惶恐之余的欣慰、失落之后的感激，根本就没有什么不满。 再次，正是因为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充当民国初年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才导致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莫逆师徒反目，分道扬镳。梁启超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帝制复辟、妄图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阴谋后，幡然悔悟，毅然发起护国运动。在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与康有为种种助桀为虐的表演后，梁启超不无嘲讽地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已经由一个历史巨人蜕变为一个历史侏儒了。 孟子说：“知人论世”。如果我们不弄清楚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立场及其活动，仅仅从字面上察考康氏的“十不忍”，就会得出康有为是民国初年“少有的爱国主义者”与“关心社会进步与生民疾苦的民族英雄”这样的结论，但历史的真情却恰恰不然。康有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是袁世凯迫切需要的。既然袁世凯提倡尊孔复古、策划复辟帝制是一种逆行，那么，康有为此时醉心于尊孔复古、支持帝制复辟，也不会具有进步性和爱国精神。毒草在袁世凯身上是毒草，在康有为身上也不会变成鲜花，这是由毒草的本质所决定的。由此也使笔者不能不对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行思考。毫无疑问，历史人物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思想、行为总是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但如何“扣”却是因人而异、大不相同的：有的人与时俱进，始终与时代潮流同行，既是“老先进”，又是“新先进”，如孙中山、宋庆龄这样的杰出人物就是如此。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景仰。但有的人曾经是“老先进”，后来却落伍了，康有为即是一例。这样的人值得后人借鉴。我们在考察、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本着历史的态度，进行客观、科学、具体的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能简单化。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揭示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