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传论文相关文献

本篇是白居易根据唐玄宗和杨妃的爱情悲剧所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与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互相映衬，各具特色。《长恨歌》中交代过白居易写这首诗的背景：这年冬天，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说起了当地流传已久的唐玄宗与杨贵妃悲欢离合的故事，大家都为之唏嘘不已，王质夫举着一杯酒来到白居易面前，说：“这种旷世之事，如果没有文笔出众的人来记录、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磨灭，从世上消失。你深谙作诗之道，情感丰富，你试着为这个故事写一首诗，如何？”白居易于是写下了《长恨歌》，他的意图不仅在于对史事有感而发，而且还想以此惩戒那些祸乱朝政的人，让将来的统治者引以为戒。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注释： ①白居易《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未戏元九、李二十》。 ⑦见陈鸿《长恨歌传》。 ③白居易《与元九书》，见《白氏长庆集》。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

《长恨歌》是中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这首诗是作者的名篇，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长恨歌》的同名作品有著名作家王安忆和端木摇创作的小说；此外还有我国著名音乐家黄自创作的同名声乐作品以及木偶片、电视剧、香港电影等。

《长生殿》写的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关于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历史上曾出过许多作品,如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元杂剧白朴的《梧桐雨》、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明代传奇《惊鸿纪》等等.每个作品都有不同的立意,不同的角度.我们现在要排演洪升的《长生殿》,就需要理解洪升,解读洪升对李隆基与杨玉环的这段情史的处理.洪升 – 清代杰出的戏曲作家.生于1645年,浙江钱塘人.洪升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养尊处优,世代书香,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师友都是当代知名的文人、学者和文学界的优秀人物.但是他一生坎坷.他出生在明朝灭亡的第二年,正是兵慌马乱的时期,家庭曾遭危难,他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一直做了二十几年太学生,不曾有过一官半职；后又因国丧期内演唱《长生殿》受到迫害,被革去国学生籍；六十岁时在乌镇不慎落水而死,结束了郁郁不得志的一生.洪升写《长生殿》直接脱胎于白居易的《长恨歌》,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前后三易其稿.初稿名为《沉香亭》,写于1673年,是以李白为主角；二稿名为《舞霓裳》,写于1679年,主角由李白变成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三稿即为《长生殿》,写于1688年,此时,作品中的兴亡之感和对社会政治的暴露比前稿更加深刻了.洪升在《长生殿》自序和例言中写道：“史载杨妃多污乱事.予撰此剧,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这是他的创作方式.自序中又说到“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这是洪升写作长生殿的宗旨.“且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未有不悔者也.”洪升以审慎的态度结构《长生殿》,把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李、杨二人生死不渝的恋情既给予了高度的赞颂,又对这段恋情带来的后果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与批判.《长生殿》是一部鸿篇巨制,内涵十分丰富.对《长生殿》的主题与思想内涵历来众说纷纭,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在进行探讨和争论.有关《长生殿》的主题有“政治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具体地说,有说是“抒写亡国之痛”,有说是“垂戒来世”,有说是“歌颂李杨的真挚爱情”,有说是“表达了进步的爱情理想”,有说是“政治与爱情统一”等等. 《长生殿》的主题是复杂的、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