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思想小论文

科学的以史证诗方法应该是如同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2卷〕把握住那一时代的特殊精神，去体会这一时代所反映出来的特殊情趣，当然这种特殊情趣是由作家主观能动反映出来的，因而还要顾及到作家创作时本身的条件。这应是我们读《长恨歌》时所坚持的出发点。白居易活动的年代，离李白（公元701-762年）和杜甫（公元712-770年，大半生还是活在战乱以前）虽然只有不过二三十年的光景，但因为其中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社会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一向被人们称道的所谓"唐代盛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继之而来的是灾荒、战乱、饥饿，使统治阶级更加残酷的掠夺和放纵的荒淫。所谓"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李肇《国史补》）所谓"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杜牧《感遇诗》）如果说李白、杜甫是"安史之乱"这场历史浩劫的预感者和经历者，那么白居易则毫无疑问是这场浩劫后果的遭遇者。《长恨歌》就产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张碧波在谈到这个时代与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时说："唐代元和时期正是诗文发生巨变的时期，以白居易为代表，在诗歌创作上作了大胆的创新，从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正是从这些正反面的评论（或论争）中看到，在白居易的讽谕诗之外，他的诗歌表现了与传统不同的另一种美学观念，反应了更为广阔的生活，表现出一种新的、不属于以前时代精神的内容，直至被人诬为'淫荡'、'险怪'、"纤艳不逞"。从中正透出这样一个消息：白居易的诗歌表现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艺术特征。"〔张碧波《唐诗的三次美学论争》〕这样我们就有了评论《长恨歌》的角度。不是从《长恨歌》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出发，而是从时代所赋予它的审美取向出发去理解白居易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为此，丁、方二人认为，《长恨歌》并不是对历史的记录与评价。"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从"诗言志"，"诗传情"上说，丁、方二人之说不无道理。但就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以及千百年来的影响而言，不能不说它是历史的记录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至于白氏自身有爱情悲剧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对李杨爱情悲剧的体察和分析，才使其诗写得肌理细腻，情真意切，赋予无穷的艺术魅力。说到《长恨歌》的创作缘起，往往首先提到这样一件事，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作者35岁时被任命为盩厔尉，在这里结识了擅长史学的文学家陈鸿和家于是邑的琅邪王质夫，彼此唱和。同年十二月三人同游仙游寺，谈起唐明皇和杨贵妃事感慨系之。恐这一"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陈鸿《长恨歌传》），遂推"深于诗，多于情"（同上）的白居易为之作歌，于是白、陈相继写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长恨歌》的作者"多于情"，遂使其诗成为妇孺皆知、雅俗共赏、传之千古的名篇佳作；而看重"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陈鸿所作之传，其魅力则难以与白诗同日而语。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重温白居易在写作《长恨歌》之前的全部创作和有关经历，可以发现这样两件事：第一件是贞元二十年（804），作者33岁在长安任校书郎时，有徐州之游并曾预节度使张愔之宴。席间，善歌舞、雅多风态的愔之爱妓眄眄（即关盼盼）出以佐宴，为此白居易赠诗二句（诗曰："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从白居易以后所写《燕子诗三首》来看，关盼盼这个多情多义的女子当给白氏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件是贞元二十年，白氏举家迁往秦中卜居渭河北岸的下邽金氏村，在此之前白氏曾家居徐州符离，27岁自符离移家洛阳时写了一首《留别》诗，从中可得知两年前白氏已与符离一名年方十五、六的女子湘灵相恋。此后在《白香山集》中不时可以发现诸如"寄湘灵"、"怀湘灵"、"寄远"、"感情"、"长相思"、"生离别"、"潜别离"、"旧梦"等等，写的都是与"娉婷"女湘灵相恋、相别、相思之情。白氏33岁时全家迁往长安就意味着不得不与正在热恋着的湘灵"生离别"。两年后在他写《长恨歌》时，这段恋情是不会忘记的。那么白居易是不是把上述两件事移入了《长恨歌》呢？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先说不是，即《长恨歌》写的不是一般的爱情，它是封建帝王和获取专宠地位的贵妃之间的"爱"。这种爱在宫廷内即表现为"重色"和邀宠。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一语双关。"思倾国"，果倾国。作50年太平天子的唐明皇，因为对杨妃的"倾国"之貌和娇媚之态的宠爱，尽日享乐，贻误了国事，这不仅与导致安史之乱有很大关系，也铸成了自身的无可挽回的爱情悲剧。长诗从开头到"惊破霓裳羽衣曲"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写的主要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一部分的讽谕意味是很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辛辣的，讽谕论的依据主要来自这一部分。或者说《长恨歌》的前一部分是讽谕多于风情。中间部分大致从"九重城阙烟尘生"至"魂魄不曾来入梦"的40多句，可谓讽谕与风情交融。这是因为《长恨歌》是以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主角，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与其生死攸关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除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还有"千乘万骑西南行"的"玄宗幸蜀"和"六军不发"的"马嵬兵变"，这些事如果一一铺开来写，每一件都可以构成一大篇政治讽谕诗，然而这不是当时白居易的所长亦与其彼时的胸中块垒不甚相关，于是作者巧妙地进行了剪裁，把那种可能形成"劝君歌"的政治素材尽量压缩为副题，或一笔带过，而以重笔泼墨突出其作为爱和恨的正题。比如安史之乱的直接政治后果是严重破坏生产，使唐朝由盛而衰，造成藩镇割据，而此诗写到"渔阳鼙鼓"，只说它"惊破霓裳羽衣曲"，结束了李、杨那种"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的纵情享乐生活。再如据史书记载，马嵬兵变是指唐宿卫宫禁的将领陈玄礼，在安史之乱中随玄宗入蜀，在马嵬坡与士兵杀杨国忠，逼玄宗缢死杨贵妃事。此诗第二部分在写到此事时隐约其辞，用"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带过。这样写来，作为这一爱情悲剧的男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才是统一完整的，整个第二部分写他对杨妃的那种刻骨思念才有说服力，也为下一步完全过渡到风情之歌留有余地。说白居易把恋湘灵、遇盼盼二事移入《长恨歌》，可以从此诗的第三部分找到内证。这一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终篇共46句。赵翼《瓯北诗话》称《长恨歌》"有声有情，可歌可泣"，主要当是指的这一部分。其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完全是虚构的，而在虚构这一部分时，作者以往的生活积累不能不被调动起来，有的甚至可能从潜意识中显现出来。"仙袂飘摇"而益感君王"旧情"的贵妃魂魄，难道没有"风袅牡丹花"而又笃于情爱的关盼盼的影子吗？如果把白居易为感念湘灵而写的《潜别离》与《长恨歌》的第三部分对读，不难发现有着明显的移情痕迹，甚至有些诗句和物件都打有白氏生活的印记，比如《潜别离》的"两心之外无人知"、"利剑斩断连理枝"等，与《长恨歌》的"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诸句，则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又如《长恨歌》中的杨妃仙魂那么郑重地"惟将旧物表深情"，很可能当年湘灵把一双绣履赠送给白居易时就是这样郑重而深情，只不过到了《长恨歌》里绣鞋变成了钗钿而已。所以此诗中写得最动人的地方多半都是作者自身恋爱悲剧的移情。以上从探讨诗产生的外部条件去对《长恨歌》作远距离的整体审视，以及从作家本身生活道路出发去体验诗的内部所反映的诗人感情世界。据此笔者认为，《长恨歌》虽然主要反映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但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的前一部分对玄宗的荒淫、沉湎歌舞酒色与贵妃的媚上邀宠、恃恩而骄，因此招致祸乱有所讽刺批判。后半篇则对贵妃的死、玄宗对她缠绵悱恻的相思，回宫后晚景的凄凉，以及他们天上人间生离死别的深长痛苦，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并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他们的爱情理想化，因之本诗的主题思想是复杂而矛盾的。从全篇来看，对悲剧主人公的同情成为主要倾向。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看，大约意在讽论当时和以后的统治者应以李隆基为戒，不要因"重色"而荒淫误国，造成"长恨"。但在后一部份，作者把失掉政权后的李隆基写得那么感伤凄苦、一心思念妃子；把幻境中的杨贵妃对明皇的感情写得那么纯洁专一、坚贞不渝；而那些情景交融、音韵悠扬的诗句又那么缠绵悱恻，富于艺术感染力；就客观效果说，自然引起读者对李、杨生死相思的同情。全诗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致"恨"之因，这是讽谕主题说的根据；后一部分写"长恨"本身，这是爱情主题说的根据。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是极明显的。"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紧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杨玉环死于公元756年，白居易生于772年，《长恨歌》写于806年，距杨死正好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件只能引起后人的冷静思考，不会激起热烈的诗情，诗情只能来自诗人所处的现实世界。白居易写这首诗时感情领域正掀起狂风怒潮，那就是即将与不爱的杨氏成婚，永远失去了与相爱的湘灵结成百年之好的可能。造成悲剧的原因却在于社会。陈寅恪先生在《读莺莺传》中论及元稹抛弃莺莺而娶丰氏说："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曰社会所公认之正常行为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这些完全适合于白。虽然舍弃寒门女子社会视为正常，抛弃恋人毕竟是难以忘怀之事，故白写了不少怀念早年恋人的诗。白居易在写《长恨歌》时，特别是在刻画杨玉环形象时，可能有湘灵，甚至还可能有关盼盼的影子，但这毕竟是三个很不相同的女性，白居易对她们的感情投入和思想评价的侧重点是很不一样的，《长恨歌》不仅是成功地写了爱情，首先是成功地写了帝、妃之间的爱情，如果作者过多地借以宣泄作为平民的自身的爱情悲剧，那么读者今天看到的《长恨歌》就不一定有这样深刻的意义了。由此可以看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心理基础应该是这样的，他的早恋被迫中断，成为他最大遗憾，是永远摆脱不掉的情结，一旦与朋友谈起前代帝妃生离死别故事，压在心灵深处的感情岩浆爆发出来，美好的感情改造了古人古事。本来历史上李杨结合是丑得不能再丑的宫廷秽闻，他们是一对让人恶心的毛毛虫，然而经过诗人感情孕育却蜕化为色彩斑斓的美丽的蝴蝶了，历史上毫无价值的翁媳结合变成了文学中的哀艳动人的爱情悲剧。还应当看到白居易与他的早年恋人诀别是人世间毫不出奇的小悲剧，白氏也为此专门写了一些感伤诗并无多少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为什么《长恨歌》却成了千古杰作？这也是需要说明的。关键在于杨贵妃是一代美人，唐玄宗是将唐王朝推向顶峰的一代有作为的帝王，他们两人代表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他们的遭遇不单是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整个民族的历史了。荣格说得好，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能寻找自己个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虽然他作为人类的一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意志和个人的目的，但是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高度感受力的'人'。"(朱狄《当代西方美学》)白在创作《长恨歌》时既满足了他个人心理需要，又抓住了具有集体原型意义的李杨，写出了触及他人灵魂更是满足了全民族心灵需要的诗篇。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口号，把文学与社会现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白居易以此表示文学应该自觉地反映人民疾苦，干预现实生活，在政治上起作用。他提出诗歌应该"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的主张，并把自己的诗划分为"谓之讽谕者，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者，独善之义也"，而最看重讽谕诗。诚然，白居易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是很先进的，但是他却把这种政治改革的理想寄托给皇帝。他一面同情人民，一面又把眼睛往上望，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只是鼓励皇帝行"任政"。因此，我想他写讽谕诗也只是为了"稍稍进闻于上"，他主张讽谏也只是为了能使天子"听而后聪也"。总而言之，白居易是想通过皇帝来解决一切问题。他虽积极靠拢人民，甚至对自己的阶级特权发生怀疑，但对整个封建秩序还是拥护的。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想通过封建最高统治者来完成按照理想解决社会的问题，根本是痴人做梦不可能的事。而白居易却把自己硬生生地安置在这个极大的矛盾之中。可以说，《长恨歌》也是这种矛盾下的产物。白居易对男女爱情的看法是极先进的，他对在封建社会压迫下的妇女的命运是非常同情的，他曾一再反对统治阶级用金钱、势力欺压妇女和玩弄妇女。在白居易的诗中，很尖锐地涉及到妇女问题，《秦中吟》、《井底引银瓶》、《母子别》、《上阳白发人》、《陵园妾》等莫不如此。白居易歌颂坚贞专一的爱情，他以自己与妻子的关系实践了他所主张的"先进爱情理论"。他与妻子互相敬爱，一往情深。白居易的这种爱情观明显地渗透进了《长恨歌》。在写的过程中，白居易自己越来越被这美丽的感情所打动，"诗多于情"，感情盖过了理智，作诗的目的就成了要让这动人的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与时消灭"。矛盾的政治理念，矛盾的写作感情，其中包孕了诗人有感于创作动机同社会效果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悲哀。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注释： ①白居易《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未戏元九、李二十》。 ⑦见陈鸿《长恨歌传》。 ③白居易《与元九书》，见《白氏长庆集》。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

(3)双重主题，在诗歌的前半部分批判的意味比较明显，后半部分中诗人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对他们爱情的歌颂和惋惜远远大于批判.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分极浓的长篇叙事诗，是白居易对叙事诗的一大发展创造。(1)诗人对安史之乱、马嵬之变、平乱回京这些历史事件没有具体展开描写，只是作为抒情的桥梁，一笔带过，而将大量笔墨集中在铺写玄宗对贵妃的苦苦思恋上，写的缠绵悱恻，动人心魄。(2)人物十分单纯，诗中着力塑造的是李、杨两个人物形象，而且主要是通过心理刻画完成的。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不仅成功的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有效地推动了悲剧故事的发展。(3)诗人把人物语言与作者语言融合在一起，运用虚构和想象来发展情节和塑造人物，并以优美的语言创造意境，成为古代长篇叙事歌行中的绝唱。 艺术特色要点： （1）情、景、理的完美结合结构。 （2）语言方面，音节和谐，句式骈散结合。 （3）主客问答的形式及其作用。 人生启示要点 ：人的悲剧性命运及以庄禅思想为依托对这种命运的超越，对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愉悦的追求 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水乳交融，也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