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独立性研究论文综述

一、我国中央银行发展现状（一）中央银行发展的现状及分析伴随建行、交行、中行的成功股改上市，我国的银行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股改后的银行不仅要面对央行、银监会及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而且银行经营层面临更强的双重约束：政策约束和效益约束。如何发挥手中现有的政策工具，对逆经济周期进行调控并维持金融稳定是当前央行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也就是央行的定位问题。目前央行掌握的调控工具，较多的是体现在总量方面，结构性调控工具较少。虽然最近惩罚性定向票据的发行显示了出央行政策工具正在日渐多元化、丰富化，且不需国务院的批准，但政策成本也不可忽视。在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央行作为金融稳定的维护者和最后贷款人，已经通过注资、再贷款、票据发行等手段承担了巨额的金融系统性不良资产。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在严格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下使不良资产的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大量的不良资产却被各类金融机构转移到央行，造成了央行不仅需要承担大量的改革成本，同时使央行的政策受到不同环节、不同渠道的对冲，无形中削弱了央行的政策独立性、主动性和时效性，造成了央行货币政策职能和金融稳定职能之间的背离。（二）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发展现状及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据此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管理金融业的行政职权；另一方面拥有资本，可以依法经营某种业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要求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以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同时在其他条款中又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管要置于国务院领导之下；人民银行对国务院作出的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的决定有履行的义务；中国人民银行只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定权，对于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重大政策事项只有制定权和执行权，但最终决策权属于国务院。”这些问题导致了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不一致，甚至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无法保持币值的稳定，无法制约政府对过热经济决策的倾向。1995 年《人行法》确立了央行的地位、权限和职责，并明确规定央行独立于财政，独立于地方政府，并且不允许对财政透支，不允许直接认购和包销政府债券，不允许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这条法律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二、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地位的现状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我国央行的特点是：既有独立的一面，同时又缺乏充分的独立性，属于“相对独立”。（一）独立性的表现我国央行在法律和组织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独立性在不断加强。1983 年国务院授予了央行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权利和相对独立性。1995 年在法律上确立了央行的地位、权限和职责，明确规定了央行独立于财政和地方政府，并且不允许对财政透支，直接认购和包销政府债券和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1998 年国务院对央行实行管理体制改革，撤销省级分行，改按经济区设置九大分行，以上措施从法律及组织上逐步加强了我国央行的独立性。2003 年4 月，十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成立银监会的决议。银监会的职责是分担了原来由央行承担的金融监管的职责，使央行不需再分心考虑银行的安全及自身监管的责任，可以专门履行货币政策职能，并根据整个宏观经济的需要来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决定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因此央行的独立性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二）独立性不足的表现和加强我国央行独立性的必要性由于各种历史、现实的原因及条件的限制，我国央行的独立性仍然没有达到独立行使货币职能所需的水平，央行在政府面前的独立性仍旧较小。从其性质上看，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首先是国家行政机关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进行金融行政管理和调控国民经济的工具；其次它又是一个特殊的金融机构，统领全国金融业并履行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职能。从与政府的关系上看，它既不像美国、德国的中央银行完全独立于政府，也不像法国，韩国等完全受政府领导。其总行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制定、实施货币政策、发挥职能，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拥有“独立而又不独立”的法律地位，从而导致了我国的中央银行在职能、组织、人事、经济等方面欠缺独立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组织独立性不足。央行的法律地位低，在组织上隶属于国务院，仅“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相对独立”。所以在很多时期，央行仍需服从国务院的指导，不能完全随经济形势而履行其应有的职能。2.人事独立性不足。政府部门、金融机关在央行政策机构的人事渗透过多，使其产生行政的依赖性和缺少广泛的代表性。人事的渗透问题导致了中央银行在许多方面的决定带有了强烈的主观色彩。3.职能独立性不足。货币政策的决策权集中于国务院，央行缺乏应有的决策自主权，所以只有执行权。这些原因产生了央行维护币值稳定和政府的刺激有效需求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之间的问题。4.经济独立性不足。人行法规定央行的财务和资金是独立分开的，不对财政，政府部门进行融资，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但却没有具体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不可能切断央行与政府部门的资金关系，所以其独立性经常受到来自财政、地方政府甚至商业银行的干涉和影响，迫切需要尽快加强央行的独立性。三、增强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建议和措施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差，但央行不能自主灵活地运用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灵活地调节利率和货币供应量。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尽快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一）加强政策上的独立性，赋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权政策上的独立性是指可以自由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目标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即具有目标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96 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随后中央银行又相继运用了利率手段，取消了贷款限额控制，调整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中国人民银行基本具备了目标上的独立性，但是目前制约我国央行独立性提高的主要瓶颈是中国人民银行没有货币政策的决策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只有部分决策权，一般事项自行决定，重大事项需报国务院批准。货币政策委员会仅是咨询议事机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的重大事项，提出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建议。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把稳定币值作为中央银行首要的或唯一的目标并取得较好的国家的央行的法律地位一般都很高，独立性很强。所以如何按照自己的意图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不受任何人、任何部门的干预和影响，仍然是将来中国人民银行真正实现目标独立性应该努力的方向。近期，我国可以对已存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进行调整，重新界定货币政策委员会职能，赋予其货币政策的决策权，从而更好的作好稳定币值的工作。建立一个主要由经济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及各行各业代表组成并有货币决定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应该超过政府领导人的任期，并且两者应适当错开；委员的解聘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而不是政府；应取消政府的投票权，只有货币政策建议权。另外，在加强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上，可以把由中国人民银行达标的职责和统计部门计量部标变量的职责分开。（二）加强经济上的独立性，处理好与财政部的关系经济上的独立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中央银行与财政的资金关系，这也是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实质和主要方面。我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的关系已经划分的很清楚，无论在行政上还是资金上，人民银行都不受财政部的制约，并且《人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在实际工作中，人民银行不仅必须依法办事，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坚决杜绝向财政透支和无条件借款，而且应相应增加有关财政部向人民银行的借款额度、借款方式、借款期限等相关条款以及违反者的法律责任。人行要做到既要与财政部密切合作，又要依法保持资金的独立性。（三）增强政府的财政能力，强化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经济基础我国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是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的，由于当前的财政规模小，财政政策不能完全发挥作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如果政府财力雄厚，中央银行就可依据经济的现实状况独立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四）增强中央银行的政治地位，提高政治独立性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最终目标是组织上独立于政府，隶属于全国人大，使其免受政府短期政策的左右，在人事上使人民银行领导任期与政府首脑任期错开，摆脱政府短期政治压力影响，保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五）加强业务上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业务应该拥有相当的自主行为。中央银行对公开市场业务，买卖国债等活动，应该独立地进行操作，不应受到任何部门、任何人的干预和影响，否则，很难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在业务上的独立性正在逐步增强，为确保其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和依法监管金融业的公正性，必须严格界定其业务活动的范围。（六）成立统一的监管机构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的金融发展模式，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业监管是这一模式的管理体制。但是混业经营是金融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为了适应银行业开放及竞争的需要，未来的金融业应集中成立统一的监管机构，解决跨行业金融产品监管权限模糊不清的问题，从而为向混业经营的转变提供有力保障。（七）加强隔离整个银行金融系统和行政当局在中央货币当局独立性的带动下，整个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是问题的关键。将中央银行与行政当局的隔离只是第一步的工作，更重要的问题是对整个银行金融系统与行政当局的隔离。国有银行股份制的改造，外资和民营银行的市场引入会加速金融部门远离行政当局和靠近市场机制的过程。否则，单纯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只能是一个空架子，这完全不同与西方以产权明晰的私人金融机构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四、总结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央行的定位问题，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央行已有明确定位，“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所以要进一步完善体制，理顺机制，加强或重塑央行的独立性。决策层要加大力度，从体制建设和决策制定的诸多环节，确保央行的独立性，不断减轻央行本不应有的货币对冲压力，尽量规避央行与地方各级政府、各部委之间的博弈；而央行自身在制定政策和组合工具时，考虑的因素也应更加全面，在正确权衡商业银行双重约束的前提下，通过惩罚性手段的恐吓效果和道义劝告，积极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通过信息共享，共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引导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树立社会责任观，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市场退出和保护机制，从而使金融更加稳定。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虽然尚待加强，但无论是政府，还是中央银行本身都在努力地采取措施，不断地增强其独立性，只要假以时日，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定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中央银行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不论是某家大商业银行逐步发展演变成为中央银行，比如英国，还是政府出面直接组建成立中央银行，比如美联储，都具有“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个特性。

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商业银行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独立性，一般就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制定与实施货币职能时的自主性。费雪（Fischer）把中央银行独立性划分为目标的独立性与手段的独立性两个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即“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这些规定确立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

扩展资料

四种央行独立性模式：

1、美国模式，直接对国会负责，较强的独立性。美国1913年《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行使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双重职能。美联储（FED）实际拥有不受国会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部门”；

2、英国模式，名义上隶属财政部，相对独立性。尽管法律上英格兰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但实践中财政部一般尊重英格兰银行的决定，英格兰银行也主动寻求财政部支持而相互配合。1997年格兰银行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向第一种模式转化；

3、日本模式，隶属财政部，独立性较小。大藏大臣对日本银行享有业务指令权、监督命令权、官员任命权以及具体业务操作监督权，但是1998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修正《日本银行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现向第一种模式转化；

4、中国模式，隶属于政府，与财政部并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央银行独立性

央妈是所有银行的总管，独立性肯定是最大的

[摘 要]法律应不应该以及能不能够授予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从中央银行产生至今，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该文对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持赞同观点，并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诸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根源分析，不仅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政策目标、货币经济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具有不依附于政府的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法定权力和职责。从中央银行产生至今，关于其独立性法定地位必要性的争论从未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这对于正确处理我国人民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持续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经济根源 市场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需要独立的、权威的货币供给的调节者。这是赋于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和经济根源。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出发，认为法的理不在自身，而在法外，法的根和因潜藏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一方面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必须有制度支持；另一方面，制度如何才能起到抑制作用，怎样的法律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的答案，又只能到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这些为我们分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现代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经济运行实践上表现为以货币收支为核心的运作过程，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的平衡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正如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兼金融撰稿人沃尔特。白芝浩所言：“货币是不会自行调节的。”[2]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原因就在于：个人的理性行为并不能导致社会的理性结果。例如，当经济前景出现不妙征兆时，投资者抛售证券，减少投资是个人的合理行为；消费者减少消费、节约开支也是合理反应。但人人这样做的结果则会真的导致一场使人人遭殃的经济衰退。同样，当发生通货膨胀时，理性的个人不会缩减开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他们常常以投资品价格上涨、本币贬值、成本上升为理由要求更多的贷款，同时反对上调利率，以补偿通货膨胀损失和风险，这种“理性的无知”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针对这种“合成谬误”，曼瑟。奥尔森的经济学第二定律正确地指出，只有借助于“引导之手”或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有效的集体结果。那么，独立的中央银行便是实现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动态平衡这一理性结果的一种制度安排。只有这种制度安排，才能有效排除企业、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某些部门常常出现的“理性无知”的干扰，按照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调节货币供应量以适应货币必要量，校正社会总需求与总供应的失衡，实现稳定货币，保证货币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社会理性结果。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由于种种原因发生货币政策目标的错位，以及由此引起的约束政府不当经济决策的需要，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货币政策目标即中央银行采取调节和控制措施所应达到的目的，它有终极目标与中介目标之别。从各国立法规定及其实践来看，货币政策终级目标的法定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法定目标模式，如《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任务是稳定货币。二是多重法定目标模式，例如1946年和1979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将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实际收入的合理增长率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四项货币政策目标。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的规定，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币值和经济增长。但不管哪种模式，各国都将“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唯一目标或首要目标。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一致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即由公众选举产生的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与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货币政策目标也自然是吻合的。从理论上讲，这一假设并不违背逻辑，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政府不是一个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万能神灵之手，它是由各个机构组成，而各个机构又是由各层官员组成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政府官员都具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而这些目标并非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划等号，当然也就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划等号了。20世纪60年代由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发展起来的政府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把政府也视为“经济人”，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在政府机构里供职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直接动机都是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要说有差别的话，只是政府公职人员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如更少的参与费用、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物质利益、更高的威信和职业成就感等）是在“政治市场”上实现的，而经济当事人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则是在交易市场上实现的。[3]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其行为目标之一是实现预算最大化：因为预算的增加就可以有更多的支配权力，就可以控制更多的领域，并由此带来政府地位的巩固和加强，政府官员收入、地位的提高。这一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显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另一个行为目标是争取选票，获取连任，即保持执政地位不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往往会采取满足选民短期利益的策略，从而牺牲货币政策。正如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谬勒所指出的：政府“有一个目标函数，包括竞选连任获胜概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执政党利用了其作为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家、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这种短视症加上政府为赢得下一次选举的竞选目标会导致一种最优的政府策略，即在取得选举胜利后的一段政治上安全时期内提高失业水平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然后再降低失业以迎接新的选举，而后者又隐伏着新的通货膨胀。”[4]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必须服从政府的指令，那么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目标就会落空。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解析 来自: 免费论文网 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固然不能适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行为的利他性仍与利己性并存，部分政府机构和人员可能会脱离公共利益而行事，再加上政府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及行为的急功近利性等原因，政府在某一时期所追求的主要行为目标与稳定货币的目标不一致是经常发生的。比如，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和快速发展往往成为政府经济决策的中心议题和全社会的兴奋点，而人民银行又缺乏在经济政策上加以制衡的法定权力，结果经济失控和经济过热现象屡见不鲜，这一教训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三、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社会根源 随着现代社会公共需要范围、规模、质量的不断攀升，政府有主动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倾向，对此加以防范的需要，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社会根源。 中央银行能否抵制政府财政不合理的融资要求，是一国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政府财政支出的责任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限，然而，社会公共需要的外延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是一层不变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从生产可能性边缘角度出发研究社会公共需要，得出了社会公共需要的范围、规模、质量有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不断扩大的结论。[5]现实的社会生活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由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和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集中，不仅需要扩大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规模，而且还使得象防止水、空气、环境污染，垃圾处理等方面也成为公共需要。又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社会公平、公正观念被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接受。为了矫正财富分配不公和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且社会保障项目和规模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论文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解析来自 由于现代社会中公共需要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及质量的提高具有客观必然性，与此相适应，政府便有主动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倾向，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和维持庞大的政府开支，很有可能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当赤字是以中央银行借款的方式弥补时，便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和货币供应量增加。赤字财政的货币化使货币政策目标偏离轨道，但从短期来看政府可以从中直接受益。具体表现在：一是向中央银行借款直接增加了政府持有的通货量，政府可以此弥补其支出；二是通货膨胀引起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并由此减少尚未偿还的国债的实际价值，变相取消或减轻了国家所欠公众的债务；三是企业和个人通货膨胀而增加了名义收入，纳税等级自动上开，政府因此而增加了税收收入。这些短期收效“就象‘酒瘾’一样很容易使人上瘾，特别是使政府上瘾”。主动争取通货膨胀政策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忽视一旦变成高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才能抵制政府财政透支和其他不合理的融资要求，并以稳定的货币政策时刻进行防范。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独立的货币当局唯一的目标就是防止政府求助于通货膨胀政策的必然倾向。”[6] 四、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历史根源 认真总结历史经济教训的必然结论，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历史根源。 伟大哲人亚里士多德曾深刻指出，一个人时一切事物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别的什么，思考到它们最初成长和起源，就能对它们获得明确的概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遵循的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即历史的研究方法，因为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必然。就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定地位来说，其确立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中央银行诞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央银行一般不受政府的控制，拥有高度的独立性。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业务关系上，而不是隶属关系和被控制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金融领域实行金本位制度，货币流通比较稳定，国内物价和外汇行市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且只在微小的幅度内波动。其二，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人们普遍认为货币只是经济的面纱，“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调节经济，对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以及中央银行的作用还缺乏认识。其二，中央银行的实际职能还局限于维持银行券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其他职能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尚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虽然中央银行在当时已开始代理国库，充当政府的银行，但资本所有权大多不属于政府，而是私人银行。这样，由于中央银行还没有成为干预和调节经济的工具，所以也就不存在不独立的问题。 中央银行为政府所控制的状况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财政的需要，各交战国除英国以发行国库券筹措军费外，无不利用中央银行增发纸币以供军费开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实际上荡然无存。大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困难，一些国家继续利用战时获得的权利，以增发货币作为发展经济的捷径，结果却饱受通货膨胀的困扰。以最为严重的德国为例，1923年与战前的1913年相比，纸币发行量增加了2450亿倍，物价上涨了13800亿倍。[7]1923年至1924年上半年，钞票面值不断增大，最大的面额竟高达100万亿马克。整个经济陷入瘫痪状态。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解析 来自: 免费论文网 事实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十分必要。于是一战后，开始提倡中央银行应对政府保持独立。这集中体现在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的决议中。该决议指出：“中央银行必须不受政府的压力，而应依循审慎的金融路线而行动。”1922年的热那亚国际金融会议，对上述宗旨予以同样的强调。这些本应成为战后中央银行制度建立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受30年代大危机的冲击和凯恩斯主义重财政政策经货币政策的影响，中央银行不仅无法独立于政府，还在长期内依附于财政。 1929—1933年资本主义金融大危机严重地破坏了西方经济，冲击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凯恩斯主义的勃兴为国家干预经济披上了合乎理性的外衣。凯恩斯指出，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社会的有效需求就必然不足，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就不能实现，因此必须扩大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具体政策的适用上，他提出了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和廉价的货币政策。即用赤字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举债消费，以刺激需求；同时通过中央银行执行廉价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上述理论经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财税和金融调节的理论支柱，受其影响，西方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长期依附于财政政策，中央银行因此渐失独立性，成为政府和财政的附庸。在这一时期，有不少国家通过立法，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把中央银行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按政府的意图制定或执行货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大潮中，联邦德国独树一帜，在深刻反省历史上灾难性通货膨胀的基础上，于1957年颁布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创立了独立性程度极高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代表了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呼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开始重新引起人们重视。这是因为，一来资本主义经济在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速发展之后，进入滞涨阶段，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局面并存，这一经济现实迫使人们必须对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进行反思；二来在经济思想上，凯恩斯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不能同时存在的观点，在滞涨的现实中已没有市场，其解救经济危机的药方随之失灵。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思想重新抬头，主张重视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对付通货膨胀。而要使货币供应量适度，就必须减少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干预，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于是，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呼声再起。70年代之后，美国先后颁布施行了《1977年联邦储备系统改革法》，《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等法律，通过了《联邦储备系统-财政部协议》这一具有法律意义的重要文献，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德国国会于1994年通过《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修正案》，对1957年《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中“联邦银行在规定限额内对政府机构、专门公共财产机构提供短期保证贷款”的条文予以废除，切断了央行与政府的直接信贷关系，从而在资金运用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央行的独立性。而欧盟成员国就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已达成了共识，并以德意志联邦银行为样板，成立了独立性很大的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日本和英国也重塑中央银行的独立性。1997年《日本银行法修正案》对日本银行的职能、最高决策机构的组织以及人事权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确立了日本银行的独立法律地位。而1997年5月新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作出了改革英格兰银行的重大决定，授予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并成立没有政府代表参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从而使英格兰银行摆脱了政府的控制，走上了独立化的道路。 综上所述，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度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法定地位，不仅是人类理性的选择，而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应当树立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具有必须性的理念，在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法律规定的落实这两方面进一步强化我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作用。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具有不依附于政府的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法定权力和职责。从中央银行产生至今，关于其独立性法定地位必要性的争论从未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这对于正确处理我国人民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持续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经济根源 市场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需要独立的、权威的货币供给的调节者。这是赋于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和经济根源。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出发，认为法的理不在自身，而在法外，法的根和因潜藏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一方面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必须有制度支持；另一方面，制度如何才能起到抑制作用，怎样的法律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的答案，又只能到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这些为我们分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现代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经济运行实践上表现为以货币收支为核心的运作过程，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的平衡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正如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兼金融撰稿人沃尔特。白芝浩所言：“货币是不会自行调节的。”[2]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原因就在于：个人的理性行为并不能导致社会的理性结果。例如，当经济前景出现不妙征兆时，投资者抛售证券，减少投资是个人的合理行为；消费者减少消费、节约开支也是合理反应。但人人这样做的结果则会真的导致一场使人人遭殃的经济衰退。同样，当发生通货膨胀时，理性的个人不会缩减开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他们常常以投资品价格上涨、本币贬值、成本上升为理由要求更多的贷款，同时反对上调利率，以补偿通货膨胀损失和风险，这种“理性的无知”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针对这种“合成谬误”，曼瑟。奥尔森的经济学第二定律正确地指出，只有借助于“引导之手”或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有效的集体结果。那么，独立的中央银行便是实现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动态平衡这一理性结果的一种制度安排。只有这种制度安排，才能有效排除企业、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某些部门常常出现的“理性无知”的干扰，按照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调节货币供应量以适应货币必要量，校正社会总需求与总供应的失衡，实现稳定货币，保证货币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社会理性结果。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由于种种原因发生货币政策目标的错位，以及由此引起的约束政府不当经济决策的需要，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货币政策目标即中央银行采取调节和控制措施所应达到的目的，它有终极目标与中介目标之别。从各国立法规定及其实践来看，货币政策终级目标的法定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法定目标模式，如《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任务是稳定货币。二是多重法定目标模式，例如1946年和1979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将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实际收入的合理增长率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四项货币政策目标。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的规定，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币值和经济增长。但不管哪种模式，各国都将“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唯一目标或首要目标。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一致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即由公众选举产生的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与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货币政策目标也自然是吻合的。从理论上讲，这一假设并不违背逻辑，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政府不是一个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万能神灵之手，它是由各个机构组成，而各个机构又是由各层官员组成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政府官员都具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而这些目标并非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划等号，当然也就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划等号了。20世纪60年代由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发展起来的政府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把政府也视为“经济人”，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在政府机构里供职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直接动机都是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要说有差别的话，只是政府公职人员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如更少的参与费用、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物质利益、更高的威信和职业成就感等）是在“政治市场”上实现的，而经济当事人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则是在交易市场上实现的。[3]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其行为目标之一是实现预算最大化：因为预算的增加就可以有更多的支配权力，就可以控制更多的领域，并由此带来政府地位的巩固和加强，政府官员收入、地位的提高。这一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显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另一个行为目标是争取选票，获取连任，即保持执政地位不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往往会采取满足选民短期利益的策略，从而牺牲货币政策。正如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谬勒所指出的：政府“有一个目标函数，包括竞选连任获胜概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执政党利用了其作为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家、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这种短视症加上政府为赢得下一次选举的竞选目标会导致一种最优的政府策略，即在取得选举胜利后的一段政治上安全时期内提高失业水平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然后再降低失业以迎接新的选举，而后者又隐伏着新的通货膨胀。”[4]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必须服从政府的指令，那么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目标就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