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论文查重

一 传统美术的特点二 产生特点的原因三 现当代美术的特点，包括对传统美术的继承和对外来文化元素的融合四 传统美术与现当代美术的比较，举例说明现当代美术的发展历程五 总结

你厚着脸皮给你的老师打电话吧，没事的，挨骂就挨骂啦。其实很简单啦，你按照要求写，最主要格式合格就没事啦。还有别抄人家的啊，要不你就是找死。你肯定没问题的，放心吧。

20世纪以来具有前卫特色、与传统文艺分道扬镳的各种美术流派和思潮，又称现代派。发展状况 现代主义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印象主义。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后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画家们提出的“艺术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绘画不作自然的仆从”、“绘画摆脱对文学、历史的依赖”、“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是现代主义美术体系的理论基础,所以,法国后印象主义画家P.塞尚这位在作品中追求绘画语言的几何结构和形体美感的画家，被人们称作“现代绘画之父”。较为明显的现代主义绘画风格首先是在法国野兽主义画家们的作品中出现的。以H.马蒂斯为代表的一群年轻画家，在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中，展出了一批风格狂野、艺术语言夸张、变形而颇有表现力的作品，被人们称作“野兽群”,由此“野兽主义”得名。1908年,另一群年轻画家以P.毕加索、G.布拉克为代表，在法国推出立体主义绘画。立体主义的原则最初出现在毕加索的油画《亚威农少女》中。这幅画被认为是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分水岭。立体主义用块面的结构关系来分析物体，表现体面的重叠、交错的美感，是立体主义追求的目标。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都从非洲雕塑中吸收了养料，它们的艺术语言与传统法则相去甚远，标志着现代主义已进入自我确立的阶段。与此同时，在德国1905年组织的桥社、1909年成立的青骑士社等表现主义社团崛起。它们的美学目标和艺术追求与法国的野兽主义相似，只是带有浓厚的北欧色彩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特色。如果说表现主义受工业科技的影响，表现物体静态的美，那么在意大利兴起的未来主义则在现代工业科技的刺激下，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运动的场面和动的感觉。他们还热衷于用线和色彩描绘一系列重叠的形和连续的层次交错与组合，并且试图用线来描绘光和声音。蒙克：《圣母》上述思潮和运动,特别是未来主义,在雕塑领域内均有所反映。未来主义的画家和雕塑家U.博乔尼于1912年4月签署关于雕塑艺术的宣言,并把未来主义的原则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代表作为《在空间连续的形》(1913)。相应的现代主义美术思潮在20世纪初的俄国也相当活跃。除了受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影响产生的一些社团外，俄国的构成主义对现代艺术探讨如何表现工业美方面有独特的贡献。抽象主义的美术作品最早于1910年前后产生。首先从事抽象主义艺术创造的是参与德国青骑士社活动的俄国画家W.康定斯基。他用点、线、面的组合、构成，参照音乐的表现语言，用绘画来传达观念和情绪。他的著作《论艺术中的精神》(1912)、《点、线、面》(1923)等奠定了抽象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实践家，他主要从事抒情抽象绘画的创造，但同时也在几何抽象方面有所探索。俄国的画家.马列维奇于1913年左右创建的至上主义，属于几何抽象的范畴。至上主义在平面构成上的努力，在探讨艺术的虚、空、无方面的尝试，应该说是有意义的。真正奠定几何抽象主义理论基础和在艺术实践上有突出贡献的是荷兰画家P.蒙德里安创建的风格派（或称新造型主义）。在整个20世纪，抽象主义基本上遵循着抒情的抽象和几何的抽象两个方面发展，只是在各个阶段有所变化而已。康定斯基：《第一抽象水彩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士苏黎世出现的达达主义社团，影响波及欧美各国。在法国、德国都有达达美术社团。达达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权威和反对传统，同时也反对艺术，反对一切，作为社团它必然要走到自我否定的境地。达达的虚无主义和反传统的精神，贯穿在整个西方现代文艺的进程之中。在平面的绘画中采用拼贴手法，把偶然性、机遇性运用在美术创作中，是达达对现代美术的贡献。超现实主义的社团是从达达内部分化出来的。它用建设性的态度对待艺术创作，以取代达达主义的破坏和挑战。它直接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中汲取思想养料，并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这一艺术运动的指导思想。超现实主义的美术家们从儿童、精神病患者、梦境中汲取灵感,致力于探讨人类经验的先验层面,试图突破现实观念,把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和梦的经验相糅合,以达到一种绝对的和超现实的境界。超现实主义者常常采用出其不意的偶然结合、无意识的发现、现成物的拼集等手法。写实与抽象的语言在他们的作品兼而有之。从1924年以后到30年代末，是超现实主义美术的活跃期。30年代以后，作为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逐渐冷寂，但许多重要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仍然活跃于欧洲和美国画坛。波伊斯：《向兔子解释图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在美国产生的抽象表现主义（又称行动绘画或纽约画派），是集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成的流派，也是重视个性、重视风格的现代派绘画顶峰。抽象表现主义强调创作者行动的自由性、自动性和无目的性，把创作行为本身提高到重要的位置，已经孕育着以创作者的行动作为艺术传播媒介的因素。杜尚：《干燥的便盆》继抽象表现主义之后产生的硬边抽象、后绘画性的抽象是几何抽象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化和发展，也说明艺术从强调主观感情到侧重于客观表现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与抽象表现主义完全相悖的波普艺术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波普艺术的兴起，说明西方的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当然，对于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西方美术史论家们的论说很不一致。首先在建筑中使用的后现代主义，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充满着争论的概念。严格地说，后现代主义是不能与现代主义截然分开的。后现代主义加以弘扬的许多方法与原则，在现代主义的美术中已经尝试过、试验过，只是在后工业社会里把个别的方法和原则加以极端的发展和夸张。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也确实是现代主义的反拨。然而，现代主义的审美原则仍然强烈地影响着当代西方的美术家们。新表现主义、新超现实主义、新抽象等流派在80年代的兴起，多少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变化中，似乎可以看到，艺术中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人性与共性、风格特征的加强与消失、人性与机械性、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艺术的审美与反审美，永远是使艺术家困惑并驱使他们去不断探索的课题。在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常常会产生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状况，尤其在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这种状况更是常见。观念艺术及其他后现代派思潮之所以那末惊世骇俗，就是因为它们不仅和传统艺术背道而驰，而且在向现代主义挑战。但是，历史本身似乎在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发展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艺术的本身进程犹如社会本身的进程一样，本身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它要在上述列举的种种两极之间寻求平衡。当然，平衡是短暂的、临时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永久的。唯其不平衡和充满着矛盾，艺术才不断向前发展。即使在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曲折，整个趋势则是向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艺术应该被认为是对现实主义的一个有力补充。或者说现代主义是一个新的艺术表现体系，它有别于现实主义，更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时代节奏相吻合。至少它已经获得了与现实主义共存的力量。雷斯：《法国式的场景》特征 既然现代主义美术是西方进入垄断主义时代以后产生的，是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就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变革，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极其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极为深刻的哲学思考。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是，现代主义的美术在对待社会、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上失去了平衡，关系是扭曲的。这样，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似乎是超脱社会、超脱自然的人，他们不直接描写社会和人生（少数艺术家例外），但他们的作品影射着社会和人生，采用的语言是荒诞的、寓意的或抽象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些艺术家表现了现代人们（包括艺术家们自己）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感觉到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消极、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感觉到他们思想上强烈的虚无主义。正是现代主义美术作品的这些特征，使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历史的和审美的价值。因为它们正是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生活重要方面的写照。 对现代主义美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是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们对待现代科学和机械文明的心理和态度是复杂的。在有些艺术家的实践（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中，试图反映社会的这一深刻变革,而在大多数美术家的作品中,对工业文明采取回避和超然的态度。他们对工业社会人性的贬值、机械的升值表示不满。但这丝毫并不意味着现代主义美术的主流与工业社会的进程相反。事实上，工业、科技文明剧烈地改变着现代社会的面貌，从精神上有力地推动了现代艺术的迅速变化。现代主义艺术最早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武库中汲取了养料，同时又受到现代哲学思潮，特别是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荣格、萨特等人的哲学、心理学的强烈作用。尼采的学说，不仅对德国的表现主义运动起过推动作用，也对整个现代主义的文艺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他否定权威，主张发挥以人的意志、本能为基础的创造力，蔑视中产阶级的文明和虚伪道德，对无意识和本能的推崇，对世界前途的悲观主义，在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所反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他的“无意识才是精神的真正实际”，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理论支柱，正是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引导下，超现实主义以及其他流派的美术家们用多种手法挖掘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其后果是一方面开拓新的艺术表现领域，另一方面使艺术语言趋向荒诞和怪异。自然不少作品创造了荒诞、怪异的新境界。 现代主义美术比起以写实和模仿为基础的传统美术来，具有象征性、表现性和抽象性的特点。现代主义多流派标榜自己是反传统的，实际上它可能完全抛弃传统。它竭力否定和排斥的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含有学院派特征的写实主义传统。在对待历史遗产方面，它们更重视对原始社会艺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美术、希腊古风时期美术、欧洲中世纪美术的研究。自印象主义之后，西方美术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绘画、工艺品的表现语言上，探索写意的表现手法。野兽主义、立体主义的美术家们直接受益于非洲雕塑。同时，中东的伊斯兰教美术和大洋洲的艺术遗产，也是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研究的对象。上述人类历史上的美术遗产均为现代主义美术家们提供了有益的养料。 总的说来,20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主义美术,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的需要，创造了一批可以列入人类经典文化的作品，但远非所有流派和思潮的理论都是无可非议的，更不用说其中有些作品的思想倾向颇值得研究。对于现代主义美术不加分析地一味赞扬是不可取的，而视现代主义为洪水猛兽、拒之于门外，不让人们接触和了解更是愚蠢和可悲的。中国80年代以来艺术创造和理论的繁荣、活跃，除了社会、经济的推动这些主要因素之外，与包括西方现代主义在内的外国文艺提供的可用来参考、借鉴的丰富资料不无关系。

霍桑与都德小说叙事伦理的比较【摘要】霍桑与都德是19世纪同受宗教文化影响并试图为解决资本主义道德危机而寻找某种伦理可能态的异国作家。相比之下都德更倾向于以博爱与大善作为故事叙述的基本伦理支撑,参考14世纪的城邦文明对伦理的幸福内涵作出设想。霍桑则受困于清教主义关于人性恶的悲观论调,着意于善恶有报的道德反思。显恶与惩恶的主题安排同时彰显了其小说叙事应坚守的道德底线,反映了现代人们的伦理期待。【关键词】霍桑;都德;小说;叙事伦理;伦理期待Abstract:In the 19t h century Hawthorne and Daudet were affected by religious culture who should discuss t he value of ethics under t he background of capitalistic moral crisis in t heir fictions. Daudet inclined to t he et hic narration in his early works on caritas and goodness, imagined a ideal world referring to t he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t he 14t h century. In comparison with Daudet, Hawthorne was puzzled by the puritanical pessimistic opinions, showed us moral standards and the ethical expectation of t he modern people rethinking on t he wages of words: Hawthorne; Daudet; fiction; narrative ethics; ethical expectation.相对而言理性伦理指的是普遍的道德伦理,它探究一般的道德法则和人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叙事伦理则是“通过叙述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触摸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命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在叙事中呈现为独特的个人命运”[1]。它是理性伦理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主要探究伦理的可能性形态。亚里士多德曾主张正义、友爱和怜悯的道德分析应建立在现实的个体行为基础上,而文本中的叙事伦理展开则有赖于作者的创作品质。19世纪的西方文学以宗教设计的理想世界作为作品中伦理叙述的参考,人们企图借助宗教信仰为现实环境中的伦理理解寻找支撑。不过宗教不同于伦理,宗教的价值判断、道德批评是建立在人对上帝的信仰基础上,而伦理则是建立在人们用理性对现实生活的反思的基础上。宗教之所以具有伦理色彩,是因为宗教教义具有某种社会效应,与伦理的终极目标不谋而合。宗教的介入使得作品中的伦理分析建立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霍桑与都德是生活于同一世纪前后仅相差三十余年且兼有浪漫与现实主义品质的异国作家,善以信仰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水平与伦理现状作出评判。普法战争之前法国作家都德(1840-1897)一直往返于南方故土和巴黎之间,为普罗旺斯淳朴的民风与虔诚的天主教文化所感染,博爱与大善是他作品叙述的基本伦理支撑,在温馨淡泊的生命感受中萌发出济世主义的宗教情怀。正如他在长篇《小东西》与短篇小说集《磨坊书简》中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幸福,那就是替别人谋幸福”[2],而刻板偏激的仇恨不过是“弱者的愤怒”[3]。都德选取的故事题材或来自生活或源于民间传说,表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情感诉求和价值取向。小说中的人物一般具有虔诚、宽容与慈爱的精神品质,担负起与人为善的道德责任。他甚至赋予了故事人物以上帝的形象特征,并遵循了人心向善的基本伦理法则来叙述人物的生命感觉:爱与被爱。美国作家霍桑(1804-1864)却背负着人类的罪恶遗产,把各种社会问题置于自己种族及民族的以往历史之中加以观察,以作品中的道德寓意作为实现忏悔与保持秘密的最优方式[4]。《红字》写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与已婚少妇海斯特的不伦之情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灵修苦旅,违背风俗民约与宗教戒律的海斯特被判示众并终身佩戴“红字”。波士顿的政教要人作为通奸罪的审判者引导众人残忍地完成了对海斯特的精神围剿。新英格兰人似乎一夜之间变得正直了,人们为追求殖民地的良风优序而鄙弃“A”字以标示自己的清白与善良;清教徒则展开人类原罪的联想,借助上帝的形象力量让灵魂卑劣之人接受惩诫。与《红字》一样《,七角楼》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小说通过讲述平琼与莫尔的家族世仇来揭示“祖宗犯罪,殃及子孙,因果报应,古今皆然”的主题[5]。平琼上校利用手中权势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把平民莫尔当巫师处死,从而霸占了莫尔家的土地并建造了豪华的七角楼,然而此后的几代人都在莫尔的血咒中得到报应。在善恶对比中霍桑较之于都德更善于挖掘人性中极为阴暗的一面,并在伦理与信仰之间找到一个交集、形成一种同构关系。都德早期的主要作品(长篇《小东西》《达拉斯贡的达达兰》与短篇小说集《磨坊书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南法国人的生活哲学与性格特征[6],奉献与宽容同时成就了小说人物的精神高度,就像书中朴实乐施的封维依村民、虔诚无私的牧师以及孱弱本善的哥哥。都德的小说里没有宏阔的背景介绍与曲折的情节安排,只有细节的真实,人物呈现出其生活中的原型态。霍桑的《红字》则凸显了17世纪新英格兰人的精神临界点,违背公规俗约的主人公是罪人也是受害者,波士顿上层的一次道德秀同时造成了另一场道德灾难———无辜的珠儿被视为恶魔的后代与母亲海斯特一起被社会所孤立。同样《七角楼》以恶报恶,莫尔家族的一员马修木匠利用催眠术羞辱善良无辜的艾丽斯。小说中冗长的议论与心理评述似乎掩盖了其情节铺开的艺术性,人物在道德悖谬的怪圈里诠释了人性的虚伪与丑陋。虽然出生于地道的清教世家,霍桑却并没有成为一名清教徒,然而矛盾的清教思想影响又使得他在认同人性恶的同时对清教徒的狭隘和偏激充满怀疑和厌恶[7],清教信仰终究不可能为波士顿的社会良序竖起屏障。都德没有霍桑那么坎坷复杂的身世背景与宗教的消极影响,对人生中世俗的规范与是非标准有时甚至不免有点超然(柳鸣九先生语)。伦理不仅与个体心性气质相关,也离不开时代、民族的价值偏爱、精神气质或体验结构[8]。霍桑与都德都生活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政权还不够巩固,虽然商业经济发展迅速却党派斗争频仍;美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南部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对国内统一市场的需求,内战的阴霾笼罩着北美上空。特殊的时代背景为众多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多维度的叙述空间,而工业革命则无疑是19世纪西方文学浪漫伤怀最直接的源头。早期的南方之旅对都德充满着诱惑与启迪,于1866年开始创作的《磨坊书简》正是一本传承古风、具有某种道德寓意的佳作,代表了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民俗公约社会的价值认可与精神眷念。“达达兰”系列(1872-1890)则集中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普罗旺斯小人物的无奈与不安。达达兰本是达拉斯贡的地主却为平庸的生活所困扰,幻想成为锄强扶弱的英雄却常常留人笑柄。达达兰的不合时宜之处就在于他以古骑士的精神视阈去认识现时代的社会人情,结果处处碰壁。在都德早期的作品中理想的抒写成分多于批判,就是后期创作于1873年的《繁星》与1884年的长篇《萨福》依旧能显示作者对人性向善所抱有的信心。出身于小业主家庭的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明显不及左拉、巴尔扎克等人那么深刻、尖锐,也不如霍桑那么充满理性的思辨色彩。霍桑也以熟悉的家乡文化为背景,并善于将个体的伦理困境放大至社会问题的层面并带来悲剧性的审美效果。《红字》有两组交错发展的矛盾冲突,即主人公的罪行为与宗教教规;人类罪性与现有的社会伦理秩序。书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罪,都是社会良序的威胁,而引导形成新英格兰殖民时期最高道德法则的人恰是“最坏的罪人”。亲情伦常与社会公序是霍桑作品常常涉及并深入探讨的一对伦理范畴,在《七角楼》里,上校倚强凌弱挑战人心向善的道德常态,夺财害命并结下世仇平琼法官为掠夺家财无视手足亲情、残害长辈。《拉帕西尼的女儿》是一个有关科学与自然、理性与亲情关系的著名短篇,药物学家拉帕西尼为了科研不惜以女儿为实验对象并害及无辜,对功利与实用的追求使人们已经丧失了人的正常德性,小说影射了在财富集中过程中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道德观。与都德田园牧歌式的叙述方式不同,霍桑的小说有着厚重的社会内容与强烈的批判倾向,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处在了一个宗教与哲学的理性层面,作品中探讨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霍桑不满清教徒的虚伪偏激以及人们围绕阶级、尊严和地位所展开的冷酷争斗,他采用曲笔与象征的形式,为现代人的心理剖析寻找历史的叙述本源[9]。宗教同为二人提供了一个思想的前提与伦理批评的参考对象,所不同的是都德感受到的是源自故土的生命暖意,霍桑却无法回避清教的刻骨之伤。相比于都德早期作品的伦理叙述,霍桑的《七角楼》可谓是大爱与大恨的结合,一百多年前结下的家族仇恨终于在两家最年轻的一代霍尔格雷渥与菲比的爱情中划上句号。大团圆的故事结局显示了霍桑对向善主题的认同,并让人联想到《红字》所掩藏的伦理意图,诚实与本善最终使牧师和医生的灵魂得以复苏,前者能坦然面对“红字”,后者把自己的财产赠给了与他并无血缘关系的珠儿。其实霍桑也并非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一切进步都是围绕着一个圆进行的”,是“螺旋上升”的。《红字》与《七角楼》寓言式的结尾正说明叙事伦理作为文本伦理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这与《磨坊书简》所蕴含的伦理表达有相似之处。不过人们对现实的伦理期待反映于作品中,有时也会造成一定的逻辑错位,因为产生于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以及读者之间的个体生命感觉作为叙事伦理的生成,是重新描摹人的道德的可能性,寻求在不确定的人生可能性中可能生活得幸福的条件[10]。霍桑视真诚为人性完善的美德,试图为抵御19世纪美国资产阶级的道德侵蚀而寻找信仰的支持的做法,显然缺乏足够的现实条件;都德对幸福乐土的渴望也最终为现实主义的批判写法所代替。都德早期的创作意在扬善,在接受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影响之前,都德以温婉的人道主义视角对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法国社会的道德现象作出评判,而这种评判是以14世纪农业社会的城邦文明(见《磨坊书简·教皇的骡子》)作为参考。作品中暗含作者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理想描叙:人们免于战争和饥荒的困扰,没有仇恨,并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在爱与善的基本道德法则下幸福地生活。可事实上因为物欲横流、信仰迷失,19世纪的西方宗教已成为一个徒具仪式的名词,面对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都德更倾向于表达对爱和善的伦理期待。霍桑的作品侧重于显恶与惩恶的道德批判,他借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具有哥特式文风的现实主义写法,关注“人的心灵”以及“深层次的个体心理”[11]。作品中恶恶相报的情节彰显了小说叙事应坚守的道德底线,即剥夺他人生命也是一种“罪”[12]。霍桑小说的道德终点仍是扬善,从菲比身上作者相信“人类之间的同情心与吸引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微妙得多,普遍得多;它们不但存在于不同种类的生命机体中,也在不同种类间传播”[5]。【参考文献】[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法)都德.小东西[M].姜依群译.桂林:漓江出版社,. [3](法)都德.磨坊书简[M].郝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4](美)罗伯特·斯皮勒.美国文学的周期[M].王长荣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5](美)霍桑.七角楼[M].贾文浩,贾文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6]阳根华.都德早期小说创作风格的地域性[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3):104-106. [7]刘丽霞.认同与怀疑的交织———论《红字》的清教观[J].外国文学研究,2003,(2):53-55. [8]伍茂国.叙事伦理:伦理批评新道路[J].浙江学刊,2004,(5):123-129. [9]方文开.从《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看霍桑的文化政治策略[J].外国文学研究,2008,(1):70-74. [10]祝亚峰.王安忆小说的叙事伦理[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2-56. [11]葛红.霍桑的小说创作与罗曼司体裁观念[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24-26

语言文化的发展，先写个大纲，在拓展，要不要穿差英语随你的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