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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医学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并尝试草药。在公元前3000多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写下了人类第一部医学著作——《祝由科》，后世人在这部医药著作的基础上不断增补删改，逐渐形成了后来的《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并由祝由科里将纯粹的医药分离了出来，形成了后来的中医学。而其中的《黄帝内经》则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一防病养生保健康的预防医学观点。早在周代（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医院和医疗制度，周代的医疗机构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管药库）、史（管记录）、徒若干人。下面又分食医（管饮食卫库）、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分科。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并在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周礼》记载“岁冬则稽其事，以制其食”，就是说，医生每年都要通过年终考核增减俸禄。当时的患者已经分科治疗，而且建立病历。“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规定在死者病历上要写明死因，然后送交医师存档，以便总结医疗经验，提高医疗技术。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病历制度。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时期名医辈出，秦国有名医医缓，齐国有长桑和他的徒弟扁鹊。扁鹊发明了中医独特的辨证论治，并总结为“四诊”方法，即“望、闻、问、切”。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后世则尊称他为神医扁鹊。春秋战国时流行的主要医学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旁篇》这七本，合成“七经”。在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专门法医——“令史”。秦律规定，死因不明的案件原则上都要进行尸体检验，司法官如果违法不进行检验，将受到处罚。秦代的《封诊式》对法医鉴定的方法、程序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人命案件中，鉴定检验的主要内容有尸体的位置、创伤的部位、数量、方向以及大小等。令史检验完成之后，必须提交书面报告，称为“爰书”，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鉴定和现场勘察报告。秦代还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传染病医院——“疠迁所”，并制定了最早的治疗传染病的隔离制度。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记载：当时规定，凡经医生在给病人检查后发现有鼻梁塌陷、手上无汗毛、声音沙哑、刺激鼻腔不打喷嚏等症状者，一律送至疠迁所隔离治疗。这说明中国古代对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很早就已经是得力有效的。到了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已经非常完备，名医则有太仓公淳于意和公乘阳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完善了中医的辨证理论，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临床医学大师，被尊称为医圣。他著有《伤寒论》《疗妇人方》、《黄素方》、《口齿论》、《平病方》等等医书，最终流传下来的医书被并被后人编纂为《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张仲景采用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在《伤寒论》中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经由这两种方法辨证论治后，再采用“八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治疗疾病。“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运用“四诊”（望、闻、问、切）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性质而归纳出来，“六经论治”是整个脏腑经络学说在临床医学上的具体运用。东汉末年，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华佗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麻醉术进行手术的人，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物，还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健身体操之一“五禽戏”。可惜华佗所著医书的《青囊书》最后被付之一炬。在汉代，大量的医药和历算等书籍传入西藏（《西藏王统记》记载）。在汉代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妇科医院，西汉时的“乳舍”，是世界上最早的妇产医院。南北朝时期（420年—589年）问世了世界上最早的两本儿科专著，即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和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学院。到了公元6世纪，隋朝完善了这一医学教育机构，并命名为“太医署”，署内分医、药两部，太医令是最高官职，丞为之助理，下有主药、医师、药园师、 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士，在校师生最多时达580人之多。在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药方多达5000多个，出版了《大医精诚》、《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三本医学著作，后世尊称他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突厥、高句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到了在唐末宋初，儿科专著《颅囟经》问世流行，而世界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公元1032—1113年）则受此书启发，撰写了著名的儿科巨著《小儿药证直诀》，后人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北宋时期（960年—1127年），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即太医局，医学分科已经非常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穴位，出版《图经》。北宋的宋慈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在明朝（1368年—1644），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成书，这本书不仅是药物学专着，还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本草纲目》刊行后很快传入日本、朝鲜及越南等亚洲地区，在公元17、18世纪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另一方面，李时珍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大脑负责精神感觉、又发现胆结石病、利用冰敷替高热病人降温以及发明消毒技术的医学家。此外还有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苏敬的《新修本草》 、王焘的《外台秘要》、元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太平圣惠方》、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大量医学典籍问世。自明朝中医发展已经达到了顶峰，出现了诸多的医学流派。同时在朝鲜研究中医的所谓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近代的医学西方近代医学是指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兴起的医学，一般包括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医学。16世纪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手工工厂出现，生产力的增长也促进对新市场的寻找。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发现好望角，1519～1522年麦哲伦环绕世界一周。许多药物（如鸦片、樟脑、松香），由东方传入欧洲，美洲发现后，欧洲也有了金鸡纳、愈创木、可可果。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在意大利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敢于向教会思想挑战，反对宗教迷信的束缚。他们的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应该了解”，以此来反对神学的统治。他们一方面传播新文化，一方面竭力钻研和模仿古代希腊的文化，因此此时期称为“文艺复兴”。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是科学史上文艺复兴的开始。①医学革命。文艺复兴运动中，怀疑教条、反对权威之风兴起。于是，医界也产生了一场以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为代表的医学革命。中世纪的医学校中，主要讲阿维森纳的《医典》，以及加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教师照本宣科，一切墨守成规，毫无生气。文艺复兴的狂潮，很快就波及医学领域。帕拉切尔苏斯指出人体的生命过程是化学过程。他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时主张用流行的德语写书和讲演，使医学易为大众所接受，这是一件伟大的改革。他重视实践，反对烦琐的经院哲学，反对中世纪顽固的传统和权威观念，他说：“没有科学和经验，谁也不能成为医生。我的著作不是引证古代权威的著作，而是靠最大的教师──经验写成的”。他勇敢地向墨守成规和盲目崇拜进行斗争，公开焚毁了加伦和阿维森纳的著作。②人体解剖学的建立。古代的人认为身体是灵魂寄居之处，在封建社会，各民族无例外地禁止解剖尸体。因此，人体解剖学得不到发展，这个时代的医书如加伦所著的解剖学中，解剖图几乎全是根据动物内脏绘成的。反之，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把人作为注意的中心，在医学领域内人们首先重视的就是研究人体的构造。首先革新解剖学的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认为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有明了解剖的必要，尤其需要了解骨骼与肌肉，于是从事人体解剖。不过，他所绘制的700多幅解剖图，传至今日还有150余幅。画得大都准确、优美。他首先对加伦的解剖学发生疑问。他曾往气管吹入空气，但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见心脏膨胀起来，于是得出结论：加伦所谓肺与心相通的学说是错误的。他还检查过心脏的构造与形态，他所画的心脏图较以往有关图画正确得多。此外，他还发现了主动脉根部瓣膜的活动及其性质，证明瓣膜的作用在于阻止血液回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久就引起了医学家们的注意。根据直接的观察来写作人体解剖学教科书这一工作由A.维萨里完成。维萨里先肄业于卢万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当时，这两所大学讲解剖时，仍是教授高坐椅上讲课，助手和匠人在台下操作，而且一年内最多只允许进行3或4次解剖。维萨里不满足这种状况，曾夜间到野外去盗窃尸体来进行解剖。当时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有欧洲最好的解剖教室。于是他到那里任教。1543年，他将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材料整理成书，公开发表。这本书就是《人体构造论》。此书指出加伦的错误达 200多处，如 5叶肝、两块下颌骨等。并指出加伦解剖学的依据是动物如猴等。维萨里虽然也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指责，但他的学生们发展了解剖学。总之，16世纪欧洲医学摆脱了古代权威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其主要成就是人体解剖学的建立。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17世纪16世纪，尼德兰发生革命，产生了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荷兰。17世纪，英国推翻了专制王权，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商业支持科学技术，提倡宽容，这些都有进步作用。哲学上培根提出经验主义，提倡观察实验，主张一切知识来自经验，并提倡归纳法；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激励了后人的探索热情。笛卡尔是唯理论的代表，他重视人的思维能力，同时，又把机械论观点运用于对生理问题的研究，对后世的生命科学影响很大。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科学社团，它促进了交流，推动了科学进步。在17世纪，英国科学处于领先地位。生理学的进步。17世纪，量度观念已很普及。最先在医界使用量度手段的是圣托里奥（1561～1636）。他制作了体温计和脉搏计。还制造了一个像小屋似的大秤，可在其中生活、睡眠、运动、进食；在排泄前后，他都秤量自己的体重，如此不厌其烦地进行了30余年。他发现体重在不排泄时也在减轻，认为其原因是“不易觉察的出汗”。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新陈代谢研究。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血液循环的发现。.哈维（1578～1657）也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在他以前，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家们曾相继发现并解释了心脏血循的环节。1553年，西班牙学者M.塞尔维特（1511～1553）确认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不是经过中隔上的孔，而是经过肺脏作“漫长而奇妙的迂回”。哈维最先在科学研究中，应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直接观察动物机体的活动。同时，他还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总动脉，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动脉的血量。他分析认为血液绝不可能来自饮食，也不可能留在身体组织内，他断定自左心室喷入动脉的血，必然是自静脉回归右心室的血。这样就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于1628年发表了著作《心脏运动论》。但是活体解剖已发展的极为残忍，虐待动物，活体解剖过度应用，必须改革。显微镜的应用。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17世纪初出现的。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在这以后，科学家利用显微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临床医学和T.西德纳姆（1624～1689）。内科学直到17世纪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医术与中世纪相仿，四体液论依然是疾病理论的基础。由于当时医生多研究解部学和生理学，似乎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所以17世纪的临床医学家T.西德纳姆指出：“与医生最有直接关系的既非解剖学之实习，也非生理学之实验。乃是被疾病所苦之患者。故医生的任务首先要正确探明痛苦之本质，也就是应多观察同样病患者的情况，然后再研究解剖、生理等知识，以导出疾病之解释和疗法”。同时，他非常拥护希波克拉底关于“自然治愈力”的思想。这既说明了当时临床学还很落后，也表明他对人体抗病能力的重视。18世纪在18世纪欧洲各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确立时期。18世纪，美国独立，法国发生革命，资产阶级在西欧多数国家取得政权，并且向外扩张势力，发展世界贸易。在商品需要的刺激下，首先在英国的棉纺织业发生了技术大革新，织布机和纺织机都发明了，1784年J.瓦特制成改良蒸汽机，它不但应用于纺织工业，也应用于各种工矿业。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这便是所谓产业革命。手工工人变成机器工人，工业无产阶级首先在英国形成。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力也就大为发展。①病理解剖学的建立。到18世纪，医学家已经解剖了无数尸体，对人体的正常构造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认识到若干异常的构造。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莫尔加尼（1682～1771）于1761年发表《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描述了疾病影响下器官的变化，并且据此对疾病原因作了科学的推测。他把疾病看作是局部损伤，而且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在某个器官内的相应病变部位。在他以后医师才开始用“病灶”解释症状。这种思想对以后的整个医学领域影响甚大。②叩诊的发明。18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1722～1809）发明了叩诊。他的父亲是酒店老板，常用手指敲击大酒桶根据声音猜测桶里的酒量。后来，奥恩布鲁格把这个方法用在人的胸腔，以寻找“病灶”。经过大量经验观察，包括尸体解剖追踪，他创立应用至今的叩诊法。但叩诊法的推广应用，还是19世纪的事。③临床教学的开始。在17世纪以前，欧洲并无有组织的临床教育，学生到医校学习，只要读书，经过考试及格就可领到毕业证书。17世纪中叶荷兰的莱顿大学开始实行临床教学并取消宗教派别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国学生。到18世纪，临床医学教学兴盛起来，莱顿大学在医院中设立了教学病床，H.布尔哈维（1668～1738）成了当时世界有名的临床医学家。布尔哈维充分利用病床教学，他在进行病理解剖之前，尽量给学生提供临床的症候以及这些与病理变化关系的资料，这是以后临床病理讨论会（.）的先驱。④预防医学的成就。E.詹纳（1749～1823）发明牛痘接种法，这是18世纪预防医学的一件大事。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詹纳在实践中发现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更安全。他的这个改进增加了接种的安全性，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贡献。18世纪末，工业革命兴起。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资本家只管赚钱，不关心工人生活。工人住在肮脏、潮湿的贫民窟，劳累一天而不得温饱，因而疾病很多。这类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加上启蒙运动中传播的博爱思想对一些人产生影响，于是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方面的问题逐渐被提出来。德国人.弗兰克（1745～1821）写成《医务监督的完整体系》，其中就谈到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很多问题。同时，还有人呼吁改善监狱卫生、解放精神病人（不能以残酷的方式如戴脚镣、手铐之类对待精神病人）。这类活动主要是个人活动，直到19世纪，政府才逐渐重视这些问题。19世纪19世纪各主要欧洲国家继英、法之后，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在19世纪完成了18世纪中叶开始的产业革命，之后，法、德、俄、美等国也相继完成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行，摧毁了封建势力，促进了社会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力大大提高。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很大：物理学方面，有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提出，光学的进步，显微镜的进一步改良如复式接物镜（1823）、无色镜片（1830）、油浸装置（1886）等。由于电学的进步，电热器、电气治疗到后半叶相继出现。化学方面，有原子论、元素周期率的提出，和人工合成有机物的出现。德国人F.维勒(1880～1882）于1828年合成尿素，打破了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界限。生物学方面，有细胞学说、进化论和遗传定律的提出。19世纪欧洲医学的主要进展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细胞病理学。19世纪初细胞学说提出，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R.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②细菌学的建立。19世纪中叶，由于发酵工业的需要，由于物理学、化学的进步和显微镜的改进，细菌学诞生了。法国人L.巴斯德（1822～1895）开始研究发酵的作用，后研究微生物，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R.科赫（1843～1910）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还提出科赫三定律。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19世纪后30年，是细菌学时代，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巴斯德还研究了鸡的霍乱、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并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了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И.И.梅契尼科夫（1845～1916）系统阐述了吞噬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1880年发表微生物间的对抗和它们的变异的论述；20世纪初，又发现乳酸菌与病原菌在人肠中相互拮抗，并用乳酸菌制剂来治疗某些肠病。他对早期免疫学作出很大贡献。③药理学。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例如，1806年由阿片提出吗啡；1819年由金鸡纳皮提出奎宁等。至19世纪中叶，尿素、氯仿等已合成。1859年水杨酸盐类解热镇痛药合成成功，到19世纪末精制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以后，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临床医学和生理学为基础，以动物实验为手段，产生了实验药理学。④实验生理学。到19世纪，人们应用物理、化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机体，从而逐渐兴起实验生理学。法国的F.马让迪（1783～1855），德国人.弥勒（1801～1858）和法国人C.贝尔纳（1813～1878）先后用动物实验对神经和消化等系统进行了大量生理研究。他们的工作奠定了现代生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⑤诊断学的进步。由于病理解剖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影响，当时的临床医学中特别注意对内脏器官病理变化的研究和诊断，想尽各种方法寻找“病灶”，使诊断方法不断充实，诊断手段和辅助诊断工具不断增多。到19世纪末检查工作又或多或少地从直接观察病人转变为研究化验室的检验结果。18世纪中叶，奥恩布鲁格就已发明并改进了叩诊法，然而叩诊法受到当时的守旧医生的轻视和嘲笑，未得到应用。直到19世纪初，法国医生.科尔维萨（1755～1821）经20年研究后对叩诊加以推广，才促进了叩诊法在临床上的应用。发明听诊的是.拉埃内克（1781～1826），他是法国病理学家、临床家。他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得到对于心肺可以听诊的启示。起先他用耳直接听诊，后来制成听诊器，先用纸制，后用木制。他检查了许多病人，研究了用听诊器发现的各种最微小的现象。进行了许多尸体解剖，把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相对照，从而改进了听诊法。1819年，他发表论文《间接听诊法》，并根据这种新的检查方法诊断肺和心脏的疾病。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利用新的照明装置和光学器具，一系列光学器械相继发明和使用。较早的有德国人H.赫尔姆霍茨（1821～1894）的检眼镜，继之喉镜、膀胱镜、食管镜、胃镜、支气管镜等先后发明，这丰富了临床内科诊断手段，并使其后体腔内进行治疗成为可能。由于化学的发展，临床医学利用化学分析检验方法以检查血液的内容物，大大改进了诊断法。显微镜学的不断进步，促使形态诊断学在临床逐步取得重要地位，它研究机体体液和固体部分的组织结构和有形成分，并研究正常和异常排泄物的结构成分。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成就，医生的诊断方法更为丰富。⑥外科学的进步。19世纪之前，外科非常落后。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问题未得解决，这限制了手术的数量和范围。19世纪中叶，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上几方面的重要成就，为外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现代的医学现代科学技术，不是单单研究一个个事物，一个个现象，而是研究事物、现象的变化发展过程，研究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由“整理材料”的科学，发展成为严密综合起来的体系。近代医学经历了16～17世纪的奠基，18世纪的系统分类，19世纪的大发展，到20世纪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发展为现代医学。20世纪医学的特点是一方面向微观发展，如分子生物学；一方面又向宏观发展。在向宏观发展方面，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人们认识到人本身是一个整体；二是把人作为一个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研究。20世纪以来，基础医学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基本理论的发展，它有力地推进了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有效手段在20世纪才开始出现。20世纪医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科学的进步。1992年中国曾邦哲（曾杰）提出了系统医学（systems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概念和模型，各学科专业间交叉融合，这形成现代医学的特点之一。医学模式转变20世纪的医学，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牢固地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在技术上有空前的进步；后来人们看到仅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健康和疾病，是有很大局限性的。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1913～）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即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问题，以弥补过去单纯从生物学角度考察的缺陷，这对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将有重大意义。总之，20世纪以来，医学获得极大发展。在研究层次上，向微观和宏观发展，从分子医学的实验方法发展到系统医学的理论与实验方法结合并进。学科体系上，学科分立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并进。2012年国际系统医学大会在爱尔兰召开，201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在苏州成立系统医学研究所，医学研究的国际化倾向日益明显；科学成果的取得，不再只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未来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诞生至今，主要作用还是治已病。20世纪末，全球医学界大讨论最终结论是：最好的医学不是治好病的医学，而是使人不生病的医学。所以，我们认为未来医学应该是科学治未病（科学预防），科学治未病就是让人少得病、不得病。那么什么是科学治未病呢？就是身心智疾病全身预测并告知已病、未病是哪些食物多少引起的，通过补缺食，限过食即个性化科学食疗达到异病同治目的。适用人群：未病先防、有病早知、重病康复。危急重症需要中药、西药、手术和放化疗等，而未来医学即科学治未病则是采用绿色疗法膳食平衡防治身心智疾病。人是大自然创造的，食物养育了人类，世界上任何一种食物都有药物作用，长期偏食即膳食结构不科学、不合理、不平衡则百病丛生，甚至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四大基石：均衡营养、适量运动、充足睡眠、戒烟限酒。
文化是无处不在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活动,影响着健康,也影响着医学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西医学的许多差异都与相异的文化土壤有关,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西医学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医学论文篇1 浅谈中西医学与中西文化 摘要:文化是无处不在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活动,影响着健康,也影响着医学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西医学的许多差异都与相异的文化土壤有关,是文化选择的结果。本文主要从中西医学看中西文化存在的差异,除了差异还存在哪方面的共同点,而文化发展的规律又将导致中西医学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都是本文涉及到的问题。 关键词:中西医学 中西文化 一切从一部电影说起.电影《刮痧》中讲述了男主人公因其爸爸为其儿子刮痧而被告虐儿展开的一系列故事,而在这部电影中,反映了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理论和口耳相传的经验中医学的矛盾,揭示出中西文化的冲突,同时也说明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中国医术的精湛.由此引发了我的思考:文化是无处不在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活动,影响着健康,也影响着医学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西医学的许多差异都与相异的文化土壤有关,是文化选择的结果。 首先,从中西语言文字来看中西医学.语言文字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类文化现象,是思维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医学体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中西方的文字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医学的影响也不难理解。中国的象形文字是视觉文字,而其他国家的文字多为视觉文字。视觉文字比听觉文字稳定,易于流传和继承。这种稳定性使中医易于继承和统一,使中医理论高度稳定的原因之一。西方文字使拼音文字、听觉文字,稳定性较差,它的集约性较差,抽象性突出,表义相对单一,这些特征对西医发展的跳跃性、理论的抽象性和学科的科学性都有一定的影响。 语意的差异对中西医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西方的科学发展状态及过程不同,中西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不同,故语意的理性的意义存在着差异,这一点在中西医学中的表现十分明显。中医之“气”不同于西医之“air”,中医之“脾”不同于西医之“spleen”,中医之脏腑也不同于西医之器官。还有中医是文学语体,而西医是科学语体。语体建构的不同对两种医学体系的建构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 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作为最高层次的理论思维,一直指导着医学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中西医学从来没有脱离各自的哲学而存在。所以,从中西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中西医学的差异尤为重要。 中医将中国哲学与医学融为一体,当代的孙思邈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太医。而明代的张介宾也说过,“是以《易》之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中医的阴阳理论来自《易》的“太极生两仪”。五行学说源于“太极一气产生阴阳,阴阳化合生无形,五行既荫随含万物。”中医的基础理论几乎都可以在太极图中找到渊源。儒家和道家都源于《易》,儒以“仁术”规定着医学的方向和实用理性,影响着重义轻利、重人伦的医德原则。道以“道法自然”、“一分为二”、自然无为和辩证法等理论影响者着中医的理论基础和防病治病思想。 至于西方,从古希腊的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的原子论开始,西方的主流哲学都坚持着“实物中心论”,这种理论引导着西医把关注的目光放在构成人体的实体物质和器官等方面。近代西方形成的还原论思路认为,整体由部分构成,应当而且可以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来认识,生命的整体性能,可以从它组成部分的性能完全解释清楚;在这种思路下,西医的研究从整体、器官、细胞,一直深入到分子和亚分子水平,并建构一系列基础医学学科。由此可见,中西医学在各自哲学运行的轨道上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的。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中国的农耕文化强化了人们的无务实精神,中国人重安宁稳定而不愿涉险探索,重人伦而轻自然,重现世而轻未来,重求同而轻异议,重仕途而轻科技的文化特征对中医的影响十分明显,从医者多是仕途不顺才退而求其次,舍儒而向道者。而西方的航海及商业文化既有掠夺、利己、拜金等负面影响,又给人以战胜自然,敢于标新立异和藐视权威的精神。西医的发展与这些精神密切相关。 人是追求价值并按自觉目的进行活动的实体,任何对人无价值和不符合人预期目的的东西都会受到蔑视和抛弃。科学之所以能受到人的追捧,就是因为科学能使人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使人能利用科学来能动地让自然界服务于人,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需要。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一切成果必须为人的健康、幸福和发展服务。医学的主体和对象都使人,人文精神不仅是推动医学发展的动力,而且是医学研究和医学服务的重要方法。 谈到科学精神,医学既然作为一门科学,如何能不体现科学精神呢?科学精神,它是一种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求真、至善、臻美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它还是一种执着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伟大的理性力量,是一种为真理而敢于蔑视和反对神权、迷信、歪理邪说和一切强权的正义力量。纵贯几千年的中西医学史,从张仲景立足临床建立临证医学,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到李时珍历时30年,不畏艰苦的亲自栽培和收集各种药物标本,写出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从希波克拉底、盖仑、到巴斯德、哈维,无不唯实求真,蔑视神学和权威;无不舍身忘己,献身医学事业;无不具有怀疑精神、批判理性精神和谦恭、团结他人、博采众长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无不贯穿着科学精神。 展望中西医学的未来,中西医学存在着文化屏障,虽然具有相同的精神,但科学的“融合点“还没有到来,目前要强行把两种医学合而为一是不可能的。但是,中西医学会最终走向融合,融合的条件是加快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为,我们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既不能拒绝外来的先进文化,又要坚持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只有民族化才能扎根,中国优秀民族文化只有走向世界才能传播出去。中西医在文化交融过程中,必须明白这个道理!中西医的未来的光明的,让世人一起努力,让中西医在世界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参考资料 [1]冯泽永.《中西医学比较》[M].科学出版社出版,2001. [2]郑兰英,《文化•医学与教育》[M].中国中医学出版社,2005. 中西医学论文篇2 浅谈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 摘 要：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宝贵的医学科学，中医有着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其医学知识包含了中国医学者多年的医疗认知精髓，在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西医结合学科蓬勃发展，取得了显著的医学成果，中西结合在治疗骨折、器官衰竭及麻醉阵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青蒿素治疗疟疾的医学成果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医学发展中，中西医结合依然是研究的热点。本文从中西医结合医学概念入手，分析了几点对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思考，并分析了中西医结合临床应用。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中西医学 一、中西医结合医学概述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项研究中西医联合治病的学科，从微观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一门研究中西和西医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内容，探究中医和西医在治疗某项疾病中的优势和劣势，并将两种医学中的优点进行融汇，吸收两者的长处，制定一项新型的医学理论，更好服务于疾病治疗和医学进步。中西医结合发展是当前医�W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中医注重养身和身体调养，对疾病治疗采取保守的治疗理念，而西医则直达病灶，消除身体的疾病部位，中西医结合医学囊括了中医和西医的治疗理念，对疾病采取宏观性的治疗策略，提高整体的医学水平。 二、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思考 (一)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观念认知 从医学起源和发展来看，中医是一种经验化的医学手段，其注重人体整体性的功能调控，重视人体微观病灶的关联系，是一种集体补偿性的治疗方法。中医则属于实验医学范畴，注重微观局部病灶的发病因，其治疗理念采取对抗性的治疗理念，直达病灶深处，对肿瘤、急性心血管等重症急症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要端正认知观念，不能将两种医学对立，要认识到两种医学的互补性，坚持中医医学的特色，将先进的西医设备和治疗方法和中医结合在一起，发挥两种医学的优势，促进中西医的融合。 (二)强化对中西医学的差异性认知 中医和西医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划分范畴，两种医学在治疗理念和治疗方法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中西医几何医学发展要重视这种差异性，在医学差异性中寻求医学融合和合作，以医学科学作为基础理论，保持中西医学的发展优势，消除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困扰。中西医要深入研究生理和病理的内在联系，将宏观化的治疗理念纳入到西医中，将科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到中医的研究中，从两者之间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实现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临床实践快速开展，在医学实践中完善中西医学。 (三)建设中西医学科学目录 当前我国的中西结合医学发展面临的困境之一是没有创建完善的科学目录，这影响了专业化发展进程，在高校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招生中，其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性的学科进行招生，这增加了科学定位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中西医学科学目录制定要秉承着医学开放、医学共享及医学融合的理念，推进中医科学的理论化进程，将中医治疗体系逐步完善，针对其药理分析、治疗方案及病灶研究等制定科学化的操作流程，实现中医研究方法和西医研究方法的统一性，真正实现东西融合的医药学发展理念。 (四)打造专业化的医学团队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医学团队的支撑，我国中医学的学者和大师都已经年近不惑，西医传播和发展的后续力量严重不足，中医甚至进入了低迷的发展阶段，专业性中医人才的流失加剧了中医发展的困境。因此，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首先要建立专业化的团队，鼓励中医从业者研究西医的理论方法，也加速西医从业者的中医治疗理念提升，加快融合性医学团队人才培养。在学生培养方面，要注重医学理论知识的积累，同时培养学生先进医学研究方法的能力，培养高素质的中西医学科人才，为中西医结核医学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临床应用 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目的是提升现有的医学水平，将中医和西医的优势融合在一起，实现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衔接和融合。受到长期的思维认知束缚，很多人认为中医就是唯经验论，中医治疗是慢行调理，不能起到立竿见效的作用，而西医则直达病原，治疗效果显著。中西医结合医学临床实践应当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配合中医治疗理念穿插，将中医经典古方的药理学试验和西医的临床试验结合在一起，结合现代的技术实验去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当前医学技术快速发展，中医学的优势体现在肿瘤疾病和妇科疾病的保守治疗，而西医则是以现代化的诊断技术来确定病情，中西医结合医学要秉承西医的诊断技术和诊断方法，挖掘中西医的优势，在西医的研究方法下开展中西药方的病理学探究，在临床实践中验证中医学的可信性，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目的是融汇两家所长，探究医学发展的新方向，创建新型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探究中医的病理学科学性，采用中医的诊断技术诊断病情病灶，采用药物提取技术挖掘中医药方的有效成分，实现中医和西医的完美融合。 参考文献： [1]于占海.对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一点认识和思考[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09). [2]孙双双.浅谈中西医结合有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J].中西医结核研究，2013(04). [3]李 恩.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6(05). 猜你喜欢： 1. 中西医学的优势与趋势 学术论文 2. 中西医结合医学毕业论文范文 3. 中西医临床毕业论文 4. 西医临床毕业论文
针灸学起源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说针灸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他“尝百药而制九针”（东汉医学家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而据古代文献《山海经》和《内经》，有用“石篯”刺破痈肿的记载，以及《孟子》：“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说法，再根据如今在我国各地所挖出的历史文物来考证，“针灸疗法”的起源就在石器时代。当时人们发生某些病痛或不适的时候，不自觉地用手按摩、捶拍，以至用尖锐的石器按压疼痛不适的部位，而使原有的症状减轻或消失，最早的针具：砭石也之而生，随着古人智慧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针具逐渐发展成青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直到如今用的不锈钢针。相传，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是中医针灸的发明人。伏羲氏不仅画八卦，结绳为网，教民田猎，而且“尝百药而制九针”（东汉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尝草制砭”（南宋罗泌记载于《路史》）。砭就是砭石，即华夏民族最早的针灸。灸法的起源与为的发现和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身体有某种不适时，用以去烘烤得以减轻，继而用各种树枝作为施灸工具，逐渐发展到艾灸。针灸治疗方法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学术思想也随着临床医学经验的积累渐渐完善。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论述了十一条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和灸法治疗等，已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黄帝内经》是现存的中医文献中最早而且完整的中医经典著作，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即有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以及与经脉系统相关的标本、根结、气街、四海等，并对腧穴、针灸方法、针刺适应症和禁忌症等也做了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经》所记载的针灸理论更为丰富而系统，所以《灵枢》是针灸学术的第一次总结，其主要内容至今仍是针灸滨核心内容，故《灵枢》称为《针经》。继《内经》之后，战国时代的神医扁鹊所著《难经》对针灸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晋代医学家皇甫谧潜心钻研《内经》等著作，撰写成《针灸甲乙经》，书中全面论述了脏腑经络学说，发展并确定了349个穴位，并对其位置、主治、操作进行了论述，同时介绍了针灸方法及常见病的治疗，是针灸学术的第二次总结。唐宋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针灸学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绘制了彩色的明堂三人图，并提出阿是穴的取法及应用。到了宋代，著名针灸学家王惟一编撰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考证了354个腧穴，并将全书刻于石碑上供学习者参抄拓印，他还铸造了2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作为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和考核针灸医生之用，促进了针灸学术的发展。元代滑伯仁所者的《十四经发挥》，首次将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合称为十四经脉，对后人研究经脉很有裨益。明代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医辈出，针灸理论研究逐渐深化，也出现了大量的针灸专著，如《针灸大全》、《针灸聚英》、《针灸四书》，特别是杨继洲所著的《针灸大成》，汇集了明以前的针灸著作，总结了临床经验，内容丰富，是后世学习针灸的重要参考书，是针灸学术的第三次总结。清初至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退。公元1742年吴谦等撰《医宗金鉴》，其《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不仅继承了历代前贤针灸要旨，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通篇歌图并茂，自乾隆14年以后(公元1749年)定为清太医院医学生必修内容。清代后期，道光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荒谬理由，悍然下令禁止太医院用针灸治病。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加之当时的统治者极力歧视和消灭中医，针灸更加受到了摧残。尽管如此，由于针灸治病深得人心，故在民间仍广为流传。针灸名医李学川公元1817年写出《针灸逢源》，强调辨证取穴、针药并重，并完整地列出了361个经穴，其仍为今之针灸学教材所取用。民国时期政府曾下令废止中医，许多针灸医生为保存和发展针灸学术这一祖国医学文化的瑰宝，成立了针灸学社，编印针灸书刊，开展针灸函授教育等，近代著名针灸学家承淡安先生为振兴针灸学术作出了毕生贡献。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倡西医学习和应用针灸治病，在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设针灸门诊，开创了针灸正式进入综合性医院的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重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制定了中医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中医事业，使针灸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50年代初期，率先成立了卫生部垆的针灸疗法实验所，即当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前身。随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针灸的研究、医疗、教学机构，从此以后《针灸学》列入了中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绝大多数中医院校开设了针灸专业，针灸人才辈出。40多年来在继承的基础上翻印、点校、注释了一大批古代针灸书籍，结合现代医家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就，出版了大量的针灸学术专著和论文，还成立了中国针灸学会，学术交流十分活跃，并在针刺镇痛的基础上创立了“针刺麻醉”。针灸的研究工作也不单纯仪在文献的整理，还对其治病的临床疗效进行了系统观察，并对经络理论、针刺镇痛的机制、穴位特异性、刺法灸法的高速功能等，结合现代生理学、解剖学、组织学、生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声、光、电、磁等边缘学科中的新技术进行了实验研究。临床实践证实了针灸对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等科多种病证的治疗均有较好的效果。针灸是一门古老而神奇的科学。早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针灸学术便开始传播到国外。在亚洲、西欧、东欧、拉美等已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应用针灸术为本国人民治病，不少国家还先后成立了针灸学术团体、针灸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著名的巴黎大学医学院就开设有针灸课。据报道，针灸治疗有效的病种达307种，其中效果显著的就有100多种。1980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43种推荐针灸治疗的适应病症。1987年，世界针灸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针灸作为世界通行医学的地位在世界医林中得以确立。2010年11月16日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
自古以来就有“医道相通”的说法。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
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金元以降，中医开始没落。明清以后，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
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
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在国际上，针灸引起医学界极大兴趣。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极低。
然而，对慢性疼痛，背部疼痛以及头痛，数据显示出模棱两可或者争议性。上世纪90年代发起的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的原始创新、革命。
中医新哲学观中医三个哲学观：整体观、辨证观，及新挖掘出的中医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2018年10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
新纳入的中医传统医学的相关信息将写入第11版全球医学纲要第26章内，该章节主要阐释传统医学的分类体系，将于2022年在世卫组织成员国实施。
扩展资料：
中医文化的发展-历史名医：
一、中医的起源
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炎帝部落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今山西河南一带），与黄帝结盟击败蚩尤。中华儿女将炎帝和黄帝奉为华夏始祖。
“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描述了神农氏为了医学实践和探索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奠定了中国医学的基础，后人为纪念他。
将中国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中医源自于原始社会，发源于黄河流域。
二、中医理论的奠定
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年)姬姓，秦氏，名缓，字越人，又号卢医，春秋战国时期名医。少时学医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禁方，擅长各科。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名闻天下。
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著有《难经》。开启了以“望闻问切”为诊断方式的医疗里程，并一直沿用至今。
三、中医临床的灵魂
张仲景（约公元150——约公元219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四、中医的变革
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
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 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华佗发明了茵陈蒿治疗黄疸病的方法。
创办了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五禽戏”，发明了麻沸散用作临床麻醉，比西方麻醉剂早1600多年，又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可以说华佗开启了中医临床的重要变革。
五、中医理念的进步
孙思邈（541年—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
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他是第一个提出对妇女和儿童单独设科的，（这也是最早的提倡妇女儿童保护意识的）。
他是第一个完整阐述“医德”的人，也是第一个麻风病专家，第一个提出复方治病的，第一创建巴豆排毒的，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第一个发明导尿术的。
六、中医的完善
李时珍（今博士街）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自1565年起，先后到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
考古证今，弄清许多疑难问题，历经27个寒暑，于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这本书收集药物1518种，其中植物1195种，记录古代医学家和民间药方11096种。
附药物形态图1100多种，纠正了之前的一些错误，补充了不足，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学著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医
磁悬浮列车不是紧贴钢轨行驶，而是以悬浮形式，行驶在轨面上。原来，它利用了电磁感应的相吸和相斥的原理，使列车的车身浮起来，再由太阳能、风力或水力等发动的电力来推动列车前进。这种列车不会有噪音，安全平稳，不会污染生态环境。日本的磁悬浮列车，是利用电磁铁和线圈感应的磁场力量，使车身悬浮。英国伯明翰的磁悬浮列车是利用电磁和轨道之间的磁场力量来悬浮列车。
水泥搅拌车是来运泥的，而工地要用分散的泥块。为了不让泥水结成硬块，于是就边走边滚动。有一种大型的运动输车也是圆厢，它是用来运输液体的车。液罐车的圆形设计有一定的道理，首先以同样面的材料，以圆形围成的体积;再是圆形的没有边角，不容易破损。圆形的罐体承受压力也比较均匀。
人造卫星是一种高科技的传播建筑，每过几年全球必须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卫星由星体、转发器及接收与发射天线、太阳能电源系统、姿态控制与轨道控制系统等组成。我们看到千里以外的电视节目是由卫星发射天线到各个地区的接收战，还会分别提供一些辅助器。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千里以外的电视节目了。
高层建筑在城市常有，是因为地价昂贵，所出只好采用高层建筑。高层建筑的形成多种多样，有方柱形、圆形、棱形等。常见的有一字形的建筑，像一个长方形的积木，抗风能力较差。圆柱形建筑抗风能力较好，采用圆柱形建筑有美国亚特兰大桃树中心广场饭店，它是世界上的锥形旅馆。锥形建筑的抗风能力，而且抗震的能力比较强大。
科技在改变我们生活，科技正把我们领进一个全新的社会。只要我们热爱科学，研究科学，观察科学，就能创造出完美的境界! 【篇二】
因此，我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确立的主题是：“科技与人文，比翼齐飞”。
人类从诞生起，便拥有了两件武器：科技与人文。从最早的钻木取火和刻石凿壁，到现今的计算机技术和日益发达的人文科学和人类文化，人类从中不断受益，并借着这两件武器产生的强大助动力，从茹毛饮血来到了信息时代。两者的作用不言而喻，而两者的关系也就如天平的两端不能偏废，缺一不可。尤其对于现今的形势来说，科技与人文的比翼齐飞更显重要。
这是加速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当今时代，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人类基因组工程、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各种绝症的攻克等等，这所有的发展都是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体现，给人类以希望和生存的动力。同时，科技的发展又给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带来巨大的冲击。克隆技术能否施之于人类，基因科技会否被乱用而带来灾难，这种种疑问给人类带来了不小的不安和惶恐。这时，人类便急切地需要人文科学来独当一面，解决人类发展道路上的种种困惑，扫清思想道德上的障碍，就如当年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了新生的希望。两者的同等重要性和互补关系可见一斑。
这又是提高全人类素质的必然需要。大千世界究其本原是一个个个体——人的组合。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个人的作用不能视而不见，个人的素质也亟待提高，从而带动全人类素质的提高。这样的任务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尤其严峻。这就要求对个人加强“两个文明”的建设，用科技和人文——现代化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正确的世界观武装人，使人成为完美的人。“只要人是完美的，世界也是完美的”。这一厢情愿的美好理想，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为了配合上述主题的确立和体现，世博会可以重点建造“科技与人文——人类的翅膀”主题展馆，运用高科技的声、光、电技术，以科技与人文的发展和关系为线索，回顾人类的发展史，展望地球的前景，藉此吸引和教育参观者。各国还可自设展区，介绍本国的科技和人文情况，为各国互相了解打开一扇扇窗口。相信经过这样的努力，“科技与人文，比翼齐飞”的观念，必将深入人心。 【篇三】
曾经有这样一幅图，此图分为三个小图，而每幅图的背景都是夏日的傍晚。第一幅图描述的是一位老奶奶，她正躺在床上，疲困的眯着眼，手中还握着一把竹叶扇，一边驱赶着蚊子一边还流着一颗颗硕大的泪珠;第二幅图则是一位年纪稍大的先生，只见他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手中捧着一本破旧不堪的书，但和第一幅图最不相同的是，他的解暑工具已不是一把扇子，而是他桌子上的那个金属壳的电风扇，风吹打着他那微湿的头发。不过，他似乎没有蚊子的烦恼，反而尽情的享受着阅读的乐趣;至于第三幅图就与前两幅图截然不同，图中的人物是一个小孩，他正在玩积木，没有一丝烦恼，嘴上还露着快乐的笑容。当然，这就是空调带来的便利!
从“竹叶扇”到“金属壳电风扇”再到如今家家户户都有“空调”。这就是科技的功劳!当然，科技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两样最重要的，那就是通讯和咨询。
在古代，人们通过驿站、飞鸽传书、烽火报警、符号、语言、眼神、触碰等方式进行信息传递。而到了今天，随着科学水平的飞速发展，通信基本完全利用有线或无线电完成，相继出现了固定电话、无线电话、手提电话、互联网甚至视频电话等各种通信方式。让我们不得不说是通信技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了通信的效率，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通信。有了通讯技术后的生活，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人们有事就打个电话，没事也打个电话就当慰问慰问。但最有力的例子还得数那些需要紧急帮助的人们。家里如果发生火灾了，您可以立即拨打119;行驶路上发生突发事故，您可拨打110;想知道当地的一些固定电话，您可查询114;我想，这就是科技带来的便捷!而咨询的方便则更是让人们大呼“神奇”!“厉害”!“便捷”!!就拿信息咨询来说吧，信息咨询是一种基于各种信息的收集、加工、传递有效利用和反馈的业务活动。而信息咨询业是通过利用各种信息处理技术，对各类信息开展搜集、加工、整理、分析、传递，向客户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策略、建议、规划或措施等信息产品的知识型产业。有了咨询，人们在家里就可知天下事，不是很方便吗?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科技，就像是科技改变生活一样!
今天，当人类豪迈地飞往宇宙空间，当机器人问世，当高清晰度数字化彩电进入日常家 庭生活，当克隆羊多利诞生惊动整个世界，当人们在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神奇功能而叹为观止 的时候，你是否了解化学工程的一个分支学科——分离科学——的优异功效在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中的贡献与地位呢？ 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和生物工程被誉为当今三大前沿科学，新材料还被誉为现代文明的支柱 之一。这是因为没有花样繁多、品种齐全、功能奇特、高纯度的新材料，所有的高新技术只 能是空中楼阁，电脑、机器人、宇宙飞船等都只能是天方夜谭，所以不管怎么样的高新技术 ，都是要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进而分离或合成出高纯的材料为基础的。化工分离纯化技 术作为科学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人类的各种需求变成现实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现代分离 技术已经可以使产品的杂质含量低于十亿分之一，被誉为现代分离能手的溶剂萃取（液�液 萃取）就是现代分离技术中的一种。例如在核燃料的后处理中，用萃取分离技术对被辐照过 的核燃料进行处理，提取人工核素钅不�239，其中铀和钚的收 率均可以达到99�9%。去除强放射性物质的效果（去污系数）可以达到106~108。 “溶剂萃取”作为一个名词，也许很多人不太熟悉，但作为一种实用的分离方法，却早已被 人们应用于实践中。溶剂萃取用于无机化合物分离的历史是有案可查的。1842年皮尔哥德(P eligot)首 先发现用二乙醚可以从硝酸溶液中萃取硝酸铀酰。随后人们又在实践中发现了其他一些无机 物也能被某些有机物所萃取，并据此初步建立了半经验的液�液平衡的定量关系。到19世纪 末，能斯特(Nernst)利用热力学基本原理对液�液平衡关系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著名的能斯特分配定律，该定律为萃取化学和化工的发展奠定了早期的理论基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人们开始将萃取分离技术应用于有机化工和石油化工领域中，如用酯类萃取剂萃取醋酸，用 液态二氧化硫作为萃取剂从煤油中去除芳烃。20世纪30年代，人们试图将萃取分离技术应用 于稀土元素的分离，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40年代，原子能工业 在战火中诞生，基于生产核燃料的需要，萃取分离技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中均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磷酸三丁酯作为核燃料的萃取剂得到应用后，萃取分离技术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阶段。随后，萃取分离技术在稀土的分离、湿法冶金、无机化工、有机化工、医 药、食品、环境等领域不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到现在，萃取分离技术几乎可以涉及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已成为分离技术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因此，只要你认真了 解一下萃取分离技术的辉煌历史，就会被其优异的功能所吸引。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代科学技术也在从大科学技术时代向超大科学技术时代转变。这个时代的科技发展既有别于个人主导下的小科技时代，也有别于政府主导下的大科技时代，而是一个以企业科技创新为主体的多元化的科技发展时代，超常规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逐步取代常规科学技术成为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时期，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挑战和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机遇。科技发展的超大科技时代必然引起各国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作为一个关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研究人员，本人愿在此与广大网友就“超大科技”问题及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建设问题与网友进行互动与探讨，以期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 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亟待开展 “人创造历史，却对自己正在创造的历史茫然无知。”西方哲人的这句名言陈述的好像正是我们面对的现实。100多年来，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在近代化的大潮中颠簸沉浮，进退失据，至今仍然处于追赶先进的路途上。因此，对于自己的近代史，往往觉得乏善可陈，不堪回首，或不屑一顾，或无暇顾及，或有意回避，甚至刻意编造。近代与古代的强烈对比，尤以科学技术史为特出，加之一段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使人们讳言近现代史，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古代科学技术史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主流，近现代科技史则少人问津，在相当程度上仍隐身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 近代科学技术自19世纪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曲折过程。从19世纪中叶自强运动中开始的“师夷之长技”和“求强求富”，到20世纪初年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从50年代的“向科学进军”，到20世纪末叶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给予了多少希望、梦想和憧憬！ 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显著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大厦中，中国人的贡献还相当有限，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科学技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实现“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面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深入了解和借鉴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经验，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力求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特性及其发展机制，总结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时候，却很少系统地探讨和总结我们一二百年来科技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我们对如何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缺乏应有的认识。结果，我们不仅不易充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反而可能重复旧的失当的政策和举措。因此，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的的科学技术成就，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与许多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科学技术发生了交流。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成就最大的是农学、天文学、数学和中医学。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科学技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更注重实用性和经验性，缺乏西方科学的思辨性，因此有些人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否自成体系而表示怀疑。科学技术的萌芽中国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中国是世界早期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发明弓箭和陶器、出现农牧业、观察天文、开创医药的地区之一。而且这时也开始利用蚕丝。先秦时期夏商周时期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雏形。这时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的铸造冶炼技术非常高超。这时也出现了原始的瓷器。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这时中国广泛使用铁器，同时还出现了炼钢技术和铸铁柔化技术。这时已经有了许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兴建，著名的有都江堰、郑国渠等。数学上确立了十进位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测定了比较精确的回归年长度；中医学理论初步建立。秦汉时期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制的巩固，中国古代的各个科学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农业上，轮作制已经确立。《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造纸术在这一时期被发明并且得到了重大改进；造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长城的建造体现了建筑技术的发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刘徽、祖冲之、张子信对数学和天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创造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基础理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标志着农学的成熟。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丰富了中医学体系。葛洪在炼丹上的研究，对原始的化学做出了贡献，马钧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机械制造的水平。宋朝──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隋唐时期的繁荣，使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达到了高峰。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沈括。这时中国的四大发明相继问世，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元朝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当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年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年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中国人在此时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其中的一部分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但是有学者（方豪，《中西交通史》）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先前的金中都城址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莲花池以东，元大都的新城建在中都旧城东北）。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农桑通诀》包括对农、林、牧、副、渔及水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论述，提出“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重要的农耕思想。《百谷谱》对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和利用等知识加以介绍，尤其是王祯将农作物分为谷、蔬、果、杂等6大类，堪称中国农作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对于植物性状的描述，也是此前书籍不曾有过的。而《农器图谱》则是《农书》的重点部分，该部分就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纤、麻芒等20门类，详细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而且配绘图谱306幅并加以文字说明，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亦无超越王祯者。在活版印刷术方面，王祯设计出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性介绍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渊源流长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曾经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
古代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学、医药学以及建筑、纺织、陶瓷、造船、水利建设等方面的杰出成就曾经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举世闻名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更是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天文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据文献记载，远在四千多年前，尧帝时就设有司天官。
随着社会的进步，古代天文学得到迅速的发展。
在天象观测方面，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国就有天象的文字记载，他们相继留下的关于太阳黑子、彗星、流星、新星、日月五星的记事以及各种星图、星表，内容丰富，年代连续，其中许多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在天文学理论和天文仪器方面，他们创造了象浑天说这样颇有见识的宇宙观，发明了浑仪、简仪等光照后世的测天仪器；在历法方面，早在公元前十六至前十一世纪，中国就已经有了原始历法，经过不断改革完善沿袭至今，它既照顾了朔望月，又考虑了回归年，是别具一格的阴阳合历。
中国古代的天象纪事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就注意到物侯和天象的周期变化有密切的联系，于是开始了对日、月等天象的观察。
此后，中国人长期不断地辛勤致力于天象的观察和记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留下了关于太阳黑子、彗星、流星、新星等的各种记录。
这些天象纪事不仅内容详实，年代延续，其中许多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至今对于现代天文学的研究仍起到重要的作用，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日出黄有黑气——黑子的记录
黑子是太阳表面的气体漩涡，由于其温度比太阳其它部分的温度低，所以光芒也较之其它处幽暗一些，从地球上看仿佛是太阳表面出现了黑色的斑点或斑块，所以又称日斑。
关于太阳黑子，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观测记录。
大约在公元前140年前的《淮南子》一书中就有“日中有踆乌”的记述。
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太阳黑子记事，是载于《汉书·五行志》中的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出现的太阳黑子：“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一记录将黑子出现的时间与位置都叙述得详细清楚。
欧洲关于太阳黑子纪事的最早时间是公元807年8月，当时还被误认为是水星凌日的现象，直到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1660年发明天文望远镜后，才确认黑子是确实存在的。
而在此之前，我国历史上已有关于黑子的101次记录，这些记录不但有时间，还有形状、大小、位置以及变化情况等等。
难怪美国天文学家海尔会赞叹道：“中国古代观测天象，如此精勤，实属惊人。
他们观测日斑，比西方早约2000年，历史上记载不绝，并且都很正确可信。”
有星孛入于北斗——彗星的记录
彗星是绕太阳运行的一种质量较小的天体，呈云雾状的独特外貌。
彗星包括彗发、彗核、彗尾三部分。
彗尾是彗星离太阳近时，彗发变大，太阳风和太阳的辐射压力把彗发的气体和微尘推开生成的，形状好象一把大扫帚，所以在中国民间又把彗星叫做“扫帚星”。
中国对彗星的观测和研究已有四千多年历史，拥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彗星记录。
我国古代称彗星为“星孛”，《春秋》上记录了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出现的彗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这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哈雷彗星是一颗周期彗星，每76年出现一次，从鲁文公十四年开始到清代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止，哈雷彗星出现过31次，每次出现，我国都有详细的记录。
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这段记载的年、月、日数，位置和近代科学家推算的完全相符。
到战国时代，我国对彗星的观测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有画着各种形态的彗星图29幅，这些彗星的彗尾有宽有窄，有长有短，有直有弯，条数也不等，彗星的头部有的是一个圆圈或圆点，有的是圆圈中心还有一个小圆点或者圆圈，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彗星的不同形态，其观测的精确程度就今天来看，也是有科学价值的。
关于彗尾的成因，中国也较早就有了比较正确的解释，《晋书·天文志》记载：“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
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
顿挫其芒，或长或短……”。
而欧洲直到十六世纪以前一直误认为彗星是大气中的一种燃烧现象。
中国的彗星观测成果，得到近代西方天文学家的高度赞扬。
法国人巴尔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研究《彗星轨道总表》之后曾说：“彗星记载最好的（除极少数例外），当算中国的记载。”
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日食的记录
日食是一种太阳被月球遮蔽的现象。
当月球在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有时会走到太阳和地球中间，这时月球的影子落到地球表面上，位于影子里的观测者便会看到太阳被月球遮住，这就是日食。
??当日食发生时，本来光芒四射的太阳会突然变得暗淡无光，成为一个暗黑的圆面，星星却出现在白日的天空，这样的奇特景象，对于不了解其原因的古人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然成为了中国先民们重点观测的天象。
早在三千多年前，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关于日食的记载。
《书经·胤征篇》记载：“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失驰，遮人走……”，描述了夏代仲康元年日食发生的时候人们惊慌失措的场面。
《诗经·小雅》中还以诗歌的形式记载着发生的日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从我国春秋时期到清代同治十一年（公元前770年——公元1874年），有记载的日食共985次，其中年月不符，无日食可考的仅有8次，不及总数的1%。
??日食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发现日食周期的国家之一。
西汉末年刘歆总结出一种周期，认为135个月中要发生23次日食。
大约从公元三世纪起我国就能预报日食初亏和复圆的方向，到了唐代对于日食的预报已经比较准确了。
夜中星陨如雨——流星的记录
在繁星密布的夜空中，常常能看到一道白光一闪而逝，这就是流星。
有时候还能看到天空的某个区域有无数亮光四下飞流，好象下雨一样，这就是壮观的流行雨现象。
流星和流星雨是行星际空间中叫作流星体的尘粒和固体块闯入地球大气圈同大气摩擦燃烧产生的光迹。
??中国人对流星群、流星的记载，早于其他国家。
古书《竹书纪年》中就有关于流星的记录：“夏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左传》的记载，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是世界上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记录。
我国古代的流星雨记录达180次之多。
??中国人不仅记录流星，而且能准确地指出陨石的来历：“星坠至地，则石也”（见于《史记·天官书》。
）而在欧洲，公元1768年曾发现三块陨石，对此巴黎科学院推举拉瓦锡做研究，他得出的结论却是：“石在地面，没入土中，电击雷鸣，破土而出，非自天降。”一直到公元1803年欧洲人才知道陨石的由来。
客星见于房——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
某些通常很暗的星星，突然爆发出比原来的亮度强几千到几百万倍的光，叫新星，有的亮度增强到一亿乃至几亿倍，叫超新星。
以后它们又逐渐暗弱下去，好象在星空中做客一般，所以被古人称之为“客星“。
??我国对新星和超新星的出现早有记载。
商代甲骨卜辞中就记载了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出现于天蝎座α星附近的一颗新星。
《汉书·天文志》中记载有：“元光元年五月，客星见于房。”这记录的是公元前134年出现的一颗新星，这颗新星是中外史书中均有记载的第一颗新星，与其他国家的记载比，我国的记载不仅写明了时间，还写明了方位，因此法国天文学家比奥在著《新星汇编》时把《汉书》的记载列为首位。
18世纪末，有人通过望远镜，在天关星附近发现一块外形像螃蟹的星云，取名叫蟹状星云。
1921年，科学家发现在蟹状星云中有一颗脉冲星，它是已发现的脉冲星中周期最短的一个，也是迄今所知唯一的全波脉冲星。
根据蟹状星云的膨胀速度推算，这颗星应该是公元1054年爆发的一颗超新星产生的。
而这颗超新星在我国的史书《宋会要辑稿》上有详细的记载。
??自商代到十七世纪末，我国史书共记载了新星、超新星约90颗左右，其中大约有12颗属于超新星，这么丰富而系统的历代新星爆发记录在世界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古代的天体测量成就
天体测量学是天文学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研究如何测定星辰的位置和星辰到达某个位置的时间。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设计制造了各种精密而先进的天体测量仪器和天文台，在天体测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星图、星表等史料。
浑仪
我国古代使用的的天体测量仪器主要有浑仪、简仪等；表演天体视运动的仪器主要是浑象等。
（1）浑仪 浑仪是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制造的测量天体的仪器。
浑天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宇宙理论，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蛋丸，地如鸡中黄"，天内充满了水，天靠气支撑着，地则浮在水面上。
天的大圆分为度，浑天旋轴两端分别称为南极、北极，赤道垂直于天极，黄道斜交着天的大圆，黄赤道交角为24度。
浑仪正是以此为基础而设计的。
我国浑仪的发明大约是在公元前四世纪至 公元前一世纪之间（即战国中期至秦汉时期）。
早期的浑仪比较简单，经过历代天文学家的改进，到了唐代，由天文学家李淳风设计了一架比较精密完善的浑天黄道仪。
整个仪器分为三层，外层叫六合仪，包括地平圈、子午圈和赤道圈。
中层叫三辰仪，是由白道环、黄道环和赤道环构成。
里层叫四游仪，包括一个四游环和窥管。
现存明制浑仪基本就是这种结构，所不同的是取消了三辰仪中的白道环，而加上了二分环和二至环。
由于浑仪的圈环过于复杂，遮掩天区，影响观测，所以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将其简化，创制了简仪。
简仪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于公元1276年创制的一种测量天 *** 置的仪器。
因将结构繁复的唐宋浑仪加以革新简化而成，故称简仪。
它包括相互独立的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以地球环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 日分度。
简仪的赤道装置用于测量天体的去极度和入宿度（赤道坐标），与现代望远镜中广泛应用的天图式赤道装置的基本结构相同。
它由北高南低两个支架，托着正南北方向的极轴，围绕极轴旋转的是四游双环，四游环上的窥管两端安有十字丝，这是后世望远镜中十字丝的鼻祖。
极轴南端重迭放置固定的百刻环和游旋的赤道环。
为了减少百刻环与赤道环之间的摩擦，郭守敬在两环之间安装了四个小圆柱体，这种结构与近代"滚柱轴承"减少摩擦阻力的原理相同。
简仪的地平装置称为立运仪，它与近代的地平经纬仪基本相似。
它包括一个固定的阴纬环和一个直立的、可以绕铅垂线旋转的立运环，并有窥管和界衡各一。
这个装置可以测量天体的地平方位和地平高度。
简仪的底座架中装有正方案，用来校正仪器的南北方向。
在明制简仪中正方案改为日晷。
简仪的创制，是我国天文仪器制造史上的一大飞跃，是当时世界上的一项先进技术。
欧洲直到三百多年之后的1598年才由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与之类似的装置。
郭守敬创制的简仪，在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被传教士纪理安当作废铜给熔化了。
现在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简仪是明代正统二年到七年（公元1437-1422年）间的复制品。
郭守敬（1231-1316年），河北邢台人，元代著名的天文学家。
郭守敬自小师从祖父郭荣学习天文、算学和水利。
他对天文学尤其感兴趣，常自己动手制造天文土仪器用于观察天象。
公元1276年，元太祖忽必烈下令编制新历，郭守敬奉命参加修历。
四年后，新历《授时历》基本完成。
这是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历法，在制定过程中，郭守敬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郭守敬在制历之初就提出了"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
为此，他在三年之内，共设计出简仪、高表、星晷定时仪，以及立运仪、日月食仪、玲珑仪等12种新天文仪器，其精巧程度和准确度大大超过前人。
除此之外，他还是位杰出的水利专家和地理学家，曾主持了若干重要的水利工程，至今受到中外专家赞誉。
浑象、假天仪
浑象 浑象是一种表演天体视运动的仪器。
它把太阳、月亮、二十八宿等天体以及赤道和黄道都绘制在一个圆球面上，能使人不受时间限制，随时了解当时的天象。
白天可以看到当时在天空中看不到的星星和月亮，而且位置不差；阴天和夜晚也能看到太阳所在的位置。
用它能表演太阳、月亮以及其他星象东升和西落的时刻、方位，还能形象地说明夏天白天长，冬天黑夜长的道理等。
我国的第一架浑象大约是公元前70～50年间耿寿昌创制的。
后来历代都十分重视浑象的制造工作，张衡、一行、苏颂等许多天文学家都曾进行过设计，这些实物现在都没有了，仅存的清代天体仪可算是古代浑象的仿制品。
假天仪 一般的浑象，大都是人站在球外边看，这对于计算坐标和观察星空有它方便的地方，但对于象征天穹来说，还不够逼真。
宋代的苏颂、韩公廉共同研制了一个能从内部观看形象的设备。
它在球面相应于天空星象的位置凿有小孔，人进到球内，可以看到点点光亮如天上繁星，转动球体，则"中星、昏、晚（晓），应时皆见于窍中。
"这种假天仪可说是近代天象仪的祖先。
登封测景台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台，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境内，1279年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
观景台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6米余，台高米，台北面石圭长米，俗称量天尺。
量天尺和观景台构成一个巨型圭表，石圭居于子午线方向。
圭面中心和两旁均有刻度以测量影长。
根据台上横梁在石圭上投影的长短变化，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划分四季。
为了观测的准确，郭守敬还发明了“景符”，即用一个宽二寸、长四寸的铜叶，上面穿小孔，放于支架上在圭面上来回移动，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把太阳和表横梁经过景符小孔清晰实在、细若发丝地投影在圭面上。
当梁影平分日像时，即可度量日影长度。
星图星表
我国古代取得了大量天体测量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星图、星表。
星表是把测量出的恒星的坐标加以汇编而成的。
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代，魏人石申编写了《天文》一书共8卷，后人称之为《石氏星经》。
虽然它到宋代以后失传了，但我们今天仍然能从唐代的天文著作《开元占经》中见到它的一些片断，并从中可以整理出一份石氏星表来，其中有二十八宿距星和115颗恒星的赤道坐标位置。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之一。
星图是天文学家观测星辰的形象记录，它真实地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天文学家在天体测量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同时，它又是天文工作者认星和测星的重要工具，其作用犹如地理学中的地图。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就开始绘制星图。
现存最早的描绘在纸上的星图是唐代的敦煌星图。
唐敦煌星图最早发现于敦煌藏经洞，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至今仍保存在英国伦敦博物馆内。
它绘于公元940年，图上共有1350颗星，它的特点是赤道区域采用圆柱形投影，极区采用球面投影，与现代星图的绘制方法相同，是我国流传至今最早采用圆、横两种画法的星图。
1971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的一座辽代墓里发现了一幅星图。
该图绘于公元1116年，用于墓顶装饰，星图绘画在直径米圆形范围内，绘制方法为盖图式，图中心嵌着一面直径为35厘米的铜镜，外圈是中国的二十八宿，最外层是源于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从中可看出在天文学领域内中外文化交流的迹象。
1974年在河南洛阳北郊的一座北魏墓的墓顶，又发现了一幅绘于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的星图，全图有星辰三百余颗，有的用直线联成星座，最明显的是北斗七星，中央是淡蓝色的银河贯穿南北。
整个图直径7米许。
这幅星象图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年代较早、幅面较大、星数较多的一幅。
现存在苏州博物馆内的苏州石刻天文图，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石刻星图之一，刻于公于1247年（南宋丁未年），主要依据公元1078～1085年（北宋元丰年间）的观测结果。
图高约米，宽约米，图上共有星1434颗，位置准确。
全图银河清晰，河汉分叉，刻画细致，引人入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水平。
指南针的发明
古代民间常用薄铁叶剪裁成鱼形，鱼的腹部略下凹，像一只小船，磁化后浮在水面，就能指南北。
当时以此做为一种游戏。
东晋的崔豹在《古今注》中曾提到这种“指南鱼”。
北宋时，曾公亮在《武经总要》载有制作和使用指南鱼的的方法：“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型，置炭火中烧之，侯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
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这是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它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
即把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
烧红的铁片内部分子处于比较活动的状态，使铁分子顺着地球磁场方向排列，达到磁化的目的。
蘸入水中，可把这种排列较快地固定下来，而鱼尾略向下倾斜可增大磁化程度。
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磁学和地磁学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另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按沈括的说法，当时的技术人员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就能使针带上磁性。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内部磁畴的排列趋于某一方向，从而使钢针显示出磁性的方法。
这种方法比地磁法简单，而且磁化效果比地磁法好，摩擦法的发明不但世界最早，而且为有实用价值的磁指向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沈括还在《梦溪笔谈》的补笔谈中谈到了摩擦法磁化时产生的各种现象：“以磁石摩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这是说，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后，针锋有时指南，也有时指北。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磁石都有N和S两个极，磁化时缝衣针针锋的方位不同，则磁化后的指向也就不同。
但沈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他真实的记录了这个现象并坦白承认自己没有做深入思考。
以期望后人能进一步探讨。
关于磁针的装置方法，沈括介绍了四种方法： 1.水浮法——将磁针上穿几根灯心草浮在水面，就可以指示方向。
2.碗唇旋定法——将磁针搁在碗口边缘，磁针可以旋转，指示方向。
3.指甲旋定法——把磁针搁在手指甲上面由于指甲面光滑，磁针可以旋转自如，指示方向。
4.缕悬法——在磁针中部涂一些蜡，粘一根蚕丝，挂在没有风的地方，就可以指示方向了。
沈括还对四种方法做了比较，他指出，水浮法的最大缺点，水面容易晃动影响测量结果。
碗唇旋定法和指甲旋定法，由于摩擦力小，转动很灵活，但容易掉落。
沈括比较推重的是缕悬法，他认为这是比较理想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法。
事实上沈括指出的四种方法已经归纳了迄今为止指南针装置的两大体系——水针和旱针。
《梦溪笔谈》是沈括(1031—1095年)所著的有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书中谈到磁学和指南针的一些问题。
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介绍了另一类指南鱼和指南龟的制作方法。
这种指南鱼与《武经总要》一书记载的不一样，是用木头刻成鱼形，有手指那么大，木鱼腹中置入一块天然磁铁，磁铁的S极指向鱼头，用蜡封好后，从鱼口插入一根针，就成为指南鱼。
将其浮于水面，鱼头指南，这也是水针的一类。
指南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新装置，将一块天然磁石放置在木刻龟的腹内，在木龟腹下方挖一光滑的小孔，对准并放置在直立于木板上的顶端尖滑的竹钉上，这样木龟就被放置在一个固定的、可以自由旋转的支点上了。
由于支点处摩擦力很小，木龟可以自由转动指南。
当时它并没有用于航海指向，而用于幻术。
但是这就是后来出现的旱罗盘的先声。
指南龟发明年代不晚于1325年。
木块刻成龟型，龟腹部中心嵌以磁体，木龟安放在尖状立拄上，静止时首尾分指南北。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的的科学技术成就，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与许多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科学技术发生了交流。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成就最大的是农学、天文学、数学和中医学。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科学技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更注重实用性和经验性，缺乏西方科学的思辨性，因此有些人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否自成体系而表示怀疑。科学技术的萌芽中国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中国是世界早期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发明弓箭和陶器、出现农牧业、观察天文、开创医药的地区之一。而且这时也开始利用蚕丝。先秦时期夏商周时期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雏形。这时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的铸造冶炼技术非常高超。这时也出现了原始的瓷器。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这时中国广泛使用铁器，同时还出现了炼钢技术和铸铁柔化技术。这时已经有了许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兴建，著名的有都江堰、郑国渠等。数学上确立了十进位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测定了比较精确的回归年长度；中医学理论初步建立。秦汉时期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制的巩固，中国古代的各个科学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农业上，轮作制已经确立。《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造纸术在这一时期被发明并且得到了重大改进；造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长城的建造体现了建筑技术的发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刘徽、祖冲之、张子信对数学和天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创造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基础理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标志着农学的成熟。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丰富了中医学体系。葛洪在炼丹上的研究，对原始的化学做出了贡献，马钧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机械制造的水平。宋朝──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隋唐时期的繁荣，使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达到了高峰。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沈括。这时中国的四大发明相继问世，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元朝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当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年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年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中国人在此时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其中的一部分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但是有学者（方豪，《中西交通史》）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先前的金中都城址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莲花池以东，元大都的新城建在中都旧城东北）。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农桑通诀》包括对农、林、牧、副、渔及水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论述，提出“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重要的农耕思想。《百谷谱》对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和利用等知识加以介绍，尤其是王祯将农作物分为谷、蔬、果、杂等6大类，堪称中国农作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对于植物性状的描述，也是此前书籍不曾有过的。而《农器图谱》则是《农书》的重点部分，该部分就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纤、麻芒等20门类，详细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而且配绘图谱306幅并加以文字说明，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亦无超越王祯者。在活版印刷术方面，王祯设计出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性介绍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科技史的研究是随着近代科技的发展而兴起的。在西方，到18世纪中叶才出现了较多的科技史著作。如法国满德拉的《数学史》，普利斯特里的《电学的历史响现状-最早的实验》等。在早期的科学史家中最杰出的人物是英国的惠威尔，他于1837年发表了《归纳科学的历史》，这是第一部最有影响的科学史专著。到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科学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主要标志是从大量的史料合集、简单的记述日益走向理论化，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无疑萨顿是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他确定了自己的综合科学史研究规划或纲领，并在科学史领域引起了一场综合。在萨顿的不懈努力下，综合科学史成为当时科学史领域的主导研究形态，研究科技史的深度和广度有了长足的进展。科学史家于30~60年代写出了一系列至今仍无可替代的综合科学史著作：如，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丹皮尔《科学史》等。在李约瑟博士的积极倡导下，英国剑桥大学于1936年创立了科学史系。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丹麦、英国、苏联、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许多大学中都设有科学史系或科学史专业，有的还没有分科史系（如数学史系、化学史系等）。国际科学史学会于1928年8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首次会议，到1981年已开过十六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目前国际上约有四十多研究科技史的专业机构；各国出版的科技文学术刊物约有一百多种，每年出版的科技史专著和论文远在两千种以上，各国专门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员超过一万人。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使人们大大增加了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兴趣，科学技术史在国外已成为一门颇受重视、发展迅速的学科。
去翻翻本草纲目啦
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乃於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制度走向封建制度，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里也出现新的形势，在理、法、方、药等四方面均有较为有系统的著作问世，成为医学体系初步成形之标志。著名者如【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施治的医疗原则；而【神农本草经】则奠定了药物学发展的基础。 两千多年来，中国医学一直在该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发展和提供，其中包括扁鹊、华佗等均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出现了学术主张与学术交流，使得中医理论体系更为充实完善，对医学的发展有较正面的影响。近年来有关中国医学史通史的研究乃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1919)最早，之後有王吉民、伍连德的"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谢观的「中国医学源流论」、范行准的「明季西洋医学的传入」等，其中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为中国近代医学史的开山之作，重在记述当代的医学发展情况，因此为当今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医学发展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史料。
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大一中医护理系 论文是护理方面的啊
护士啊 学的是《中基》
写论文 学得真的少些学中基要写护理方面的论文·········挺难
建议看下《内经》王洪图编写的 人卫出版社 《中医药高级丛书》
中篇第2节···生命观 、疾病观 、养生康复观 里面好多可以取材
学《中基》写论文有难度 ，现在学院教育都偏离了真正的中医
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乃於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制度走向封建制度，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里也出现新的形势，在理、法、方、药等四方面均有较为有系统的著作问世，成为医学体系初步成形之标志。著名者如【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施治的医疗原则；而【神农本草经】则奠定了药物学发展的基础。 两千多年来，中国医学一直在该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发展和提供，其中包括扁鹊、华佗等均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出现了学术主张与学术交流，使得中医理论体系更为充实完善，对医学的发展有较正面的影响。近年来有关中国医学史通史的研究乃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1919)最早，之後有王吉民、伍连德的"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谢观的「中国医学源流论」、范行准的「明季西洋医学的传入」等，其中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为中国近代医学史的开山之作，重在记述当代的医学发展情况，因此为当今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医学发展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史料。
现在的中医，是中医西医化，说好听是「科学化」，实际上是西医化。怎么没本事让西医中医化呢？中国人可怜啊！【中医界急缺人才，中医的教育有很大问题，我们的中医药大学里，一群唯唯诺诺的庸才正在教授一大群迷迷糊糊的庸才。】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西医西药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不过这是标标准准的迷信。何谓科学主义？就是将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都作为绝对的价值标准进行信仰，而不是将其看作只是人类认识自然事物的一种相对有效的途径，进而排斥任何其他非科学的认识自然事物的途径，并要求所有的非科学文化接受科学的阐释与改造。一句话，科学主义就是极端的科学迷信。对科学主义的迷信必然会产生危害性的后果，即科学主义的信奉者以科学为标准怀疑和否定一切非科学的认知自然事物的途径，凡是那些不合符逻辑思维的、建构性实验研究的、概念性理论形态的都要被废弃，或者接受科学的改造。那些早已消失的文化不说，在当下与科学并存的非西方文化就会因这种信仰而遭殃。这就是中医为何会在中国不断地遭受来自中医学界内外的怀疑、异化、贬低和否定的原因。新生代的中医家队伍从小接受的就是学科学、讲科学和爱科学的科学主义教育，他们的自我意识里只有科学知识，虽然在大学学习阶段接受了与科学异质的中医理论知识，但是这种知识是处在边缘化的，是从属于科学知识的。科学主义的疫毒内陷于每一位中医先生的心中，使得他们只能以科学的标准去要求中医，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去发展中医。在文化属性上，将中医纳入科学之中，但这种“科学”不是显在的，因为中医理论思维和形态与西医和现代科技理论大异其趣；那么，这就要充分挖掘中医的“科学内涵”，证明其内在的“科学性”，改造其“自然哲学式的形态”，使其由隐性的具有“科学性”的医学转化为具有显性的“科学形态”的医学。信奉科学主义的中医家队伍在科学价值的驱使下，不再是去研修中国古典文化强化对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而是将中医理论及其诊疗形态作为一种被改造的对象，用西医和现代科技既有的逻辑思维、建构性实验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性理论形态去让中医改头换面。从此，科学主义就像一座难以穿透的屏障树立在中医家队伍的自我意识与中医理论之间，使得他们只能游离在中医理论之外，成为一个外在中医的看客。要想拯救中医，就必须拯救中医家队伍；要想拯救中医家队伍，除了要推动其在中国古典文化领域里固本筑基之外，还需要驱逐内陷于其心中的唯科学主义疫毒；要想驱逐唯科学主义的疫毒，就必须大力剖析科学认知自然事物的缺陷以及由之而来的弊端和危害性，彻底消除笼罩在科学之上的无暇的真理光环，将其打回低级地认始自然事物的原形。因此，我们要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医，就必须和西方文化进行斗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之下的唯科学主义进行斗争，根除中医家队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感染的现代化疫毒，将他们从科学的迷信中拉扯出来，重新树立中国古典文化的主体意识，进而推动中医的传播与发展。
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