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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扎实推进的工程。若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文。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古国，中华的文明源远流长，尤其是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以及无数个世界首创，有力推动着人类文明进化。在历经数次磨难后，中国以自强不去的脊梁高高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国而歌唱。
记得抗日战争时期 ，有多少人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武器而丧命，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当时有三分之一日本的技术，中国才不怕呢。的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不会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打的遍体鳞伤的。今天，就以日本侵略中华为例子，谈一谈复兴中华，从我做起。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1860年10月6日吗？那天，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闯进了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哪里的,有多少奇珍异宝，被他们抢的抢，摔得摔,那天,估计是那些强盗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个个都是大丰收;你们还记得,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残酷杀戮高山族同胞;你们还记得,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而且给了日本3000万两白银。你们还记得，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你们还记得,1937年12月13日日本在南京的那场屠杀，30多万人顷刻间消失了，全城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多悲惨呀。这是作为中国子民一辈子的耻辱。与外国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使我国逐渐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社会，领土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 。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还有1860年10月6日的圆明园，，甚至还放火烧了圆明园。还有我想我说的这些事例，一个中国人应该都知道。
那还在等什么，复兴中华，从我做起。
1949年10月1日, 毛主席站在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我们抹去了黑暗的阴影，迎来了辉煌的荣耀！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一步步升高;外国为中国一个个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感到惊叹;一座座现在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个个商厦、工厂、高科技企业正遍地生花;一个个曾经看不起中国的国家，有的悄悄的低下高贵的头;在奥运会，一个金灿灿的奖牌挂在运动员的胸前;在学校,宽敞明亮的教室,美好的学习环境;在农村，一个个农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生活越来越好，走向了富裕，实现了小康。但是，我们还要努力，比如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与韩国的苏武岩，中国与韩国的南海问题，东盟之间的南海岛礁问题，还有与菲律宾黄岩岛的问题，关于领土问题还有很多。。在元朝的时候中国疆土面积达到2848万平方公里，再到中华民国1147万平方公里，最后到现在，才960万平方公里，虽然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但从2848万平方公里减到960万平方公里，几百年就减了1888万平方公里，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中国当时不够强。以前,日本攻击美国珍珠湾,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立即俯首称臣,现在日本做什么事,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这不是实力的体现吗。如果中国强大一个【小小的】日本怎么可能会和强大的中国叫死劲,
这不是明显的给自己找难看吗,所以,在外国人心中,他们是不怕中国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自身素质，要具有创造意识，进取精神，科学精神，民主法治观念，劳动观念，自主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全面提高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让上一代没有完全完成的使命,在我们这一代完成。为了复兴中华,就要从我做起。为了受辱已久的中国,为了中国所有的人民,为了你自己的荣誉与自尊
我们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令承担，我们注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伟大的使命鼓舞起无穷的力量，召唤我们高扬起民族精神的旗帜，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去谱写中华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从1911年秋天武昌城头震惊世界的一声枪响，到今天中国大地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图景，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巨变，蕴含丰富历史启示，具有深刻现实意义，标明了走向未来的前进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站在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回顾百年波澜壮阔历程，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和崇高精神，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深刻阐述辛亥革命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深情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必将极大地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百年回眸，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到，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永远是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作为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
从危亡到复兴，从古老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学习和弘扬其“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奋斗精神，继承和推进其现代化国家理想，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谱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篇章。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百年来的探索与奋斗、苦难与辉煌，无不向我们昭示着这些基本历史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沿着正确道路顺利前进；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才能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共同奋斗；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才能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站在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距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仍有不小差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现代化事业。
回首百年历程，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
历经百年奋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面向未来，全体中华儿女应当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汇聚在民族复兴旗帜下，砥砺奋斗精神，共绘发展蓝图，共襄振兴大业，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历史贡献。
摘要：
进入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段曲折屈辱的历程，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成为历代仁义之士一直努力探索和奋力追寻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了希望，也在其执政过程中勤恳执政，历创佳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艰巨工程，长期以来却并未被民众乃至部分执政人员深入了解和参与。在众多民众和部分执政人员心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尚停留在口号阶段，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造成了巨大障碍。面对新世纪，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清楚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广泛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和方向，将大大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民参与，实现复兴进程的迅速发展。
关键词：
正文：复兴、探索、希望、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探索过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更是全国人民需要共同努力完成的一项重大工程。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一庄严使命，有助于深刻认识其科学内涵，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明确未来努力的方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念解析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指恢复中华民族古代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使中华民族重新站在世界各民族前列。
首先，“复兴”是相对于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和阶段而言的，是在低迷期后重新实现曾经的辉煌。中华民族秉承其勤劳勇敢的传统，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创造了辉煌业绩，为世界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推“三个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康雍乾盛世”。三大盛世时期的均表现出以下特点：社会生产力增长较快，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科技文化繁荣昌盛，国际交往领先一时。此后，西方国家依借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与此同时，清王朝采取闭关政策，使中华民族百年盛世逐渐转入低迷。此后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等事件更是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此，寻求民族独立、实现复兴，努力使曾经在古代有过辉煌灿烂历史的中华民族彻底改变近代落后挨打的地位，重新以巨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即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任务。
其次，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非颂古非今、重新回到古代。再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和平条件下的自我崛起，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霸权强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描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扎实推进的工程。若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首要工作即是明确界定和描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表现，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使其为民众所接受，并成为全民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行动指南。我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包括以下内容。
从国内来看，至少应体现为经济发达、政局稳定、政局清明、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且共同繁荣、人民富裕、民气旺盛、祖国统一八个方面；从国际上看，应体现为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明显加大、拥有良好的国际环境三个方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超过人类总数五分之一的人为主体的伟大实践和历史运动，必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世界产生巨大、全面和深刻影响的一件大事，其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将具有极大的穿透力和超越性，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再创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奇迹。
第二，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其本身即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复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将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最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道路。
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制度保证。
其一，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强的领导核心。其二，多党合作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制度机制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制度保证，在未来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应当继续坚持。
四、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群众基础
五、和平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
首先，中国选择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再次，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也是符合和适应当今世界时代主题和潮流要求的。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潮流。这一世界潮流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都必须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我国采用和平发展的战略，将实现对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战略机遇期的充分利用，大大推动我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总之，中国坚定不移的沿着和平发展的战略路径发展，必定能够使中国继续扩大其国际影响，凝聚民族活力，塑造稳健进取、温和友好的国家形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六、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选择。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了加快发展步伐，单纯追求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多次出现过，试图仅仅通过思想领域的“革命”推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尝试也有过，但都没有成功。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国情和时代背景，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科学的发展观，从宏观上讲，就是坚持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当前的实践要求来看，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从而达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现实的道路。
七、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盛的经济、昌明的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必将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复兴。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复兴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和成就，较之于经济和政治更具有持久的竞争力和永恒的生命力，因而其地位和作用更显得尤为重要。在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出了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外，还应做到以下方面：加强先进文化建设，要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博采众长，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创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新文化；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创新我国的文化发展体制，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乃至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坚信，在科学发展观等先进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民参与、努力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将不再遥远。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令亿万中华儿女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和外族入侵，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饱经沧桑，虽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下面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3篇，供大家借鉴参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一篇：新媒体环境下汉中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探析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新媒体技术支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文以汉中地区为切入点，借助新媒体技术，探讨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的问题。分析汉中地区的经典成语故事、古代文学作品、传统戏剧、以及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创新与传播，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传承，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公众的民族情怀与人文素养的有效路径。关键词：新媒体; 中国传统文化; 汉中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化转化与传承;1 研究背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其意义就在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新时期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已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传统和传统文化才能承承相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人民辛勤工作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延续和文化发展的继承出发，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进行创新。”[2]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同时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新媒体是一种新生的媒体形式，它是继传统的报刊、广播、户外、电视后出现的“第五媒体”。其功能强大，主要借助于当今发达且成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移动网络、区域无线网等技术渠道以及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的终端，实现海量信息资讯和娱乐体系的在线共享。新媒体技术使得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实现了平等和对等，人们既可以发布和传播信息，也可以接收和享用信息，并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以及世界实现互动。“新媒体的特征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3]新时期，保护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将新媒体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结合起来，使得两者相辅相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2 汉中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简介“截止到2011年6月，汉中已经拥有国家级名录6项，省级名录39项，市级名录5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多样，既有体现历史文化的故事传说及民间戏曲，又有贴近百姓生活的各种民俗活动。”[4]其中比较知名的有蔡伦造纸传说、洋县佛教音乐、镇巴民歌、汉调桄桄、洋县架花焰火技艺、洋县悬台社火等，两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丰富了汉中的地方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急需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进行现代转换与传承。3 汉中地方传统文化新媒体形式的现代转化与传承(1）汉中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成语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一页。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包含着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烟云，其中蕴含着很丰富的人文哲理与生活经验。汉中历史悠久，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比较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流传下了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及历史传说，比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骞故事传说、廉泉让水、褒姒传说等。对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进行整理和编排，标注拼音，制作成为电子书样式，并配上真人语音以及名家讲读的音频；还可制作成幻灯片PPT的形式，配上相应的图片，如果条件允许则可使用GIF动态图片，这样更具吸引力。此外，将文化典故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呈现，或制作音频节目，将文本转化为音视频以满足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借助手机APP在线功能推广和宣传，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2）汉中地区传统手工技艺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工具与材料，人们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和认识，以相对稳定的造型、图式、技艺和文化等要素凝结在器物之中。[5]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氛围，汉中本地保留下来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例如，汉中面皮的制作技艺、蔡伦造纸工艺、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洋县蓑衣编制技艺、城固泥塑、洋县架火烟花、谢村黄酒酿造技艺、西乡松花蛋制作技艺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手工技艺急需得到关注和保护。在今天这个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来进行宣传与推广，使传统技艺能够被广大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因此，对汉中本土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视频加工，将诸如蔡伦造纸技艺、汉中面皮、谢村黄酒的制作过程完整的拍摄记录下来，对其中的加工环节进行细致和完美的展现，能够引发受众的感知欲和好奇心。通过拍摄纪录片或微电影形式，配以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让观众在观赏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与放松，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3）汉中传统民俗文化和民俗活动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历经千秋的历史典故，家喻户晓的民俗活动，见证了汉中地区历史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相比陕南地区其他区域所特有的自然风光，汉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是汉中的民俗文化，即在汉中境内的民间地区所形成和保留下来的民间艺术，例如汉调桄桄、镇巴民歌、洋县佛教音乐、端公戏等。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可以请一些老艺人和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演绎，通过现场录制和后期制作的方式形成音视频作品，通过各大视频媒体以及网络平台进行投送，也可以由当地政府着手操作，在地方台以及各大公共场所的LED屏幕上进行滚动循环播放。其次是汉中的民俗活动，汉中的民俗活动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如南郑协税社火高跷、南郑新集采莲船表演、略阳羌族羊皮鼓舞、洋县杖头木偶戏、洋县悬台社火、老君庙会、春官说春发放春贴、勉县武侯墓清明祭祀活动等。这些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活动展示了汉中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对其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播，可以借助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网络进行传播，充分挖掘民间传播的力度。例如，可以邀请知名视频网站的主播，比如哔哩哔哩、Ac Fun、斗鱼、抖音等，现场参与活动并进行实时直播与互动，借助主播个人的影响力和自媒体视频平台的强大扩散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汉中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此外，借助微信，建立汉中民俗活动的公益性宣传公众号，向广大的在线用户进行推送，有一定的宣传与展示效果。(4)VR技术与汉中文化旅游景点的线上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能使用户沉浸到环境中。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各种文化旅游景点。其中，两汉三国时期的石门栈道、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武侯墓、张良庙等。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对这些文化旅游景点进行精准的测绘，然后通过计算机进行3D立体建模，建立线上文化博物馆。还可在城市内的各大公共场所建立市文化旅游景点的VR体验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不用亲临景区，借助VR设备，进行在线漫游，体验立体沉浸式虚拟游览，并能与景点内的物体进行互动，从而获得立体式全感官的综合性体验。这种新的游览方式与以往的游客进入景区实地游玩体验相比，在保持景点全部区域各种参数与信息完整收录与提供的同时，还降低了参与体验的门槛，能够让游客获得多倍的感受与身心的全面满足，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思维与设计理念。4 结束语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转化与传承的可行性策略，提出借助在线网络媒体技术和各种视频平台，以及VR技术，对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视频化和立体化的制作的发展路径。此设想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加大新媒体传播的力度，使汉中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得到普及并深入人心。参考文献[1] 吴增礼，王梦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1):1-7.[2] 侍舒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戏剧之家，2019(12):219+221.[3] 张婕，苗思雨，逯鹏祥，等.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与对策研究[J].城市党报研究，2020(03):90-92.[4] 潘秀梅，张慨.浅析陕西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上），2013(07):43-45.[5] 贺超海.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2018.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资源和文化元素丰富多彩，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灿烂瑰宝，为中华民族繁衍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每一位炎黄子孙永铭于心的骄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兴衰，其要害之处在于，即“犹如没有血脉的生命是不可能生存生长延续一样，没有文化的民族同样是不可能生存壮大的。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如血脉之重” 。因此，寻求传统文化生命旺盛之因，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呢？顾冠华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在一些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和传承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具有生命力的中国古代文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植根于中华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粹。还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在经过不断地产生和淘汰的过程后，得以积淀、保存、延续下来的具有重要价值和生命活力的文化。” 在笔者看来，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世代相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典籍、宗教、艺术、科技、制度和思维方式等，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其核心和灵魂是精神文化。我们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主要指中华民族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具有民族精神文化。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连接古代、现在和未来中国人的时间之流和生命之流，是中国人的精神生命” ， 也是中华民族香火永续的生命活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因此谈及它的特点，往往是见仁见智。但是概括起来主要有：重视人生和入世的人文传统、重视伦理纲常和道德教化、重视中庸和谐的处世哲学、重视坚韧顽强的文化性格。一部《易经》阐发辩证思想，阐述“变”是一切事物根本规律的道理；一部《道德经》以玄学观念“道”来阐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一部《论语》述说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正是这三部经典学说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得以构建，随着时间推移，历代思想家不断迸发出各种创造性的思想，这些思想经过沉淀和发展逐渐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方面，更多地表现在思想精神方面。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世代相传、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古以来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如岳飞的“精忠报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二是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就产生了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形成了敢于超越自我、顽强拼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如，“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思想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三是求真务实的诚信品格。这种诚信的品格一方面体现为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自知品质。另一方面表现在商品交易中的“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市不二价”等诚实守信上。四是贵和乐群的和谐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一方面指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另一方面指“中庸”思想，即提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五是追求高尚的道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囊括了大量的追求高尚道德情操的思想。其中儒家主张以提高自身修养为根本，重视道德力量的感化作用，倡导以德服人，见贤思齐。正是由于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其影响了无数人并树立起远大的抱负和培养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文化传承，既有客观必然性，又有主观能动性，就犹如“基因”的力量和积极的选择一样。传统文化是“源”，现代文化是“流”。“源”是“流”的起点，“流”是“源”的发展。因此，新时期我们应该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取其精华，去其槽粕”的方针，以一种新的观念、视野、方法和逻辑去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不断丰富现代文化。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文化根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传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主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思想和唯物主义实践观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有着相互融通的契合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提供了优良的文化土壤。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是一个公正、平等的理想世界，这与中国“天下为公”的大同构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得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密不可分。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些其实就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的、革命的爱民、重民学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提倡 “民惟邦本”的思想，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更容易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实践证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深得民心，才取得了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这与传统文化奠定的民本思想基础息息相关。 再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阶级斗争思想相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的誓死保家卫国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斗争精神使得中国人民取得了历次革命的伟大胜利。而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力图通过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和维护广大群众的权益，这点与传统文化提倡的善于斗争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它也使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容易被中国人认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资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的发展得益于优秀的民族文化环境。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其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底蕴，它们贯穿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正是深受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为了顺应新时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并自觉以此行事的要求，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对其内容进行了精炼和通俗的概括。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们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炼概括仍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核心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提炼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文化资源。 （三）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文化力支持 首先，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指导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适应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的理念――即“减少政府干预”的理念，从而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次，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是在吸收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同理念和“方圆”规则等精华思想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所倡导科学社会主义的秩序精神――“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所形成的。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思想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思想，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指导原则，在充分汲收中国传统儒家“小康”思想的精华和提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而形成的。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思想，是对刘少奇同志关于“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文化和社会道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国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升华。 （四）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文化先导力 高占祥先生说过：“文化先导力，是探索力、是先遣力、是先行力，一句话是文化先驱力”。从发达国家来看，他们非常注意利用文化的先导性来促进社会发展。“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个人的梦，其本质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要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取向，“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生态伦理以及“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等向我们展示了优良的中国文化传统，即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艰苦奋斗和坚韧不屈的精神、环保意识和和谐理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全的人格特质，这些都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从而更容易凝聚人民力量推动中国梦的实现。正所谓“强者无先例，强者的真正意义是文化先导力的活力，文化先导力是创造未来的科学” 。从文化的维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实现中国梦的丰富资源，而中国梦也蕴含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文化力量。实现中国梦，需要文化精神的旗帜，需要文化精神的自信，需要文化精神的激励。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色彩斑斓的苗族服饰苗族分布很广，主要居住在贵州（约占苗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四）、云南（约占百分之十七）、湖南（约占百分之十六），其余分布在广西（约占百分之八）、四川（约占百分之三）等地，还有少数在广东海南岛及湖北西南角。贵州、云南和湘西有较大的苗族聚居区，其他地方的苗族居住分散，一般以一个或几个村寨为单位，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杂居的程度，各地因条件不同而很不平衡，但大杂居、小聚居则是主要的形态。这种形态是我国西南各省多民族地区的共同特点，由于苗族人数较多，分布较广，这个特点尤为突出。在云贵高原以及边缘的山区，苗族一般是几家、几十家形成一个个村寨。疏疏落落地分散在山坡,以及山区里开阔的平坝和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各地苗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黔东南、黔南和桂北位于云贵高原的边缘，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从一千多米降到四百米左右，苗岭山脉横亘其间，河流有清水江、都柳江和盘江等。湘西、黔东北、鄂西南和川东南地势、海拔都与黔东南地区相近，山脉有武陵山，河流有沅江和沣水。大约在公元三世纪有一部分当时称为“五溪蛮”的苗族先民沿乌江西上，进入今黔西北和川南；五世纪又有一部分进入川东、鄂西；九世纪有一部分被掳入云南；十六世纪有一部分被征调落户于海南岛，这些都是比较大规模的移动。至于比较小的集团，甚至一家家，在山区里大体上“顺着日落的方向走”的流动，更是经常发生的，他们在迁移流动中四处分散了。这个分散的过程开始得相当早，有些已超过千年。各地的苗族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了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表现成苗族内部的多样性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不 平衡。由于苗族人民长期分散居住，在发展过程中又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各地苗族的语言、名称和服饰等都比较复杂，形成了来自不同地区的苗族不能用苗语通话，服饰各有特点，甚至在节日，艺术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别。苗族的服饰在各地各有其特点。黔西北、滇东北的苗族男子穿带有花纹的麻布衣服，肩披织有几何图案的羊毛毡；其他各地苗族男子一般都穿对襟或左大襟的短衣。下穿长裤，束大腰带，头缠青色长巾，冬天脚上多缠裹绑腿。妇女的服饰：头上的发髻和裹巾，衣衫的颜色，绣花的图案，以及裙子的有无和长短等等，不仅省与省之间，而且县与县之间，有时甚至寨与寨之间，常有不同的特点。湘西、黔东北一带苗族妇女上身着大襟右衽衣，下身穿裤子，衣袖、裤脚和衣领周围都镶有花饰。其他各地苗族妇女大都穿大领短衣，长的或短的各种百褶裙，裙罩有裙片。有的长裙长及脚背，有的短裙仅长及膝盖。妇女盛装时还佩戴多种银饰。苗家妇女在少女时开始绣花了。她们一生绣花的高潮是快要出嫁的时候。如果哪家的姑娘不会绣花或不穿花衣，她们的伙伴以及多情的男子都不亲近她。绣花题材极为丰富，有反映家庭生活的，如“双凤朝阳”、“双狮滚球”、“喜鹊闹梅”；有反映生产的，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瓜秧绵绵”；有反映爱情的，如 “鸳鸯戏荷”、“鱼水相怜”、“目下对歌”等等。
苗族刺绣 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居住着大量的苗族同胞，他们创造了不同样式、风格的服饰。他们的服饰有便装与盛装之分，平日着便装，节目或姑娘出嫁时着盛装，无论服装还是头饰，工艺复杂，做工精细。苗族刺绣的题材选择虽然丰富，但较为固定，有龙、鸟、鱼、铜鼓、花卉、蝴蝶，还有反映苗族历史的画面。 苗族刺绣围腰，以白色为底色，上面满绣有蝴蝶、蜈蚣龙，造型飞舞张扬。绣品以蜈蚣龙为主纹样，下面三层另有蝴蝶、小蜈蚣龙等，为苗族绣品的传统典型纹样。 苗族刺绣有一种极常见的人骑龙或骑水牯纹样，体现了苗族人民英勇无畏的气概和生活情趣。苗族民间艺术中的骑龙、驯龙、双龙的各种图案，再现了人们对龙敬而不畏的心理。 刺绣是苗族妇女的特长，很多作品都具有技术高超，造型奇特，想象丰富，色调强烈，风格古朴的特点。苗族刺绣图案色调多种多样，松桃地区以花、鸟、虫、鱼为主，喜欢用粉红、翠蓝、紫等色，较为素净。黔东南多以龙、鱼、蝴蝶、石榴为图案，喜欢红、蓝、粉红、紫等颜色。黔中地带喜欢用长条、长方、斜线等组成几何图案，喜欢大红、大绿、涤蓝等颜色。艺术大师刘海粟对苗族的工艺给予很高的评价：“缕云裁月，苗女巧夺天工”。古藏衣上刺绣的蝴蝶纹，是苗族纹饰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装饰文化，除了蝴蝶纹绚丽的因素外，还与苗族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蝴蝶妈妈相关。在苗族人的心目中蝴蝶妈妈、大宇鹡鸟是苗族的始祖，是创业者，把这些蝴蝶、鸟纹绣在衣服上用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与崇拜。这些图案还有明显的阴阳结合、创造生命的寓意。表达了苗族祖先对自然、宇宙、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和认识。
苗族是个有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老民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关于苗族先民的记载，苗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蚩尤九黎部落，而涿鹿大战以后，蚩尤兵败被杀，部族开始南迁。 由于苗族几千年的迁徙积累，衍生了独特的苗族文化。其中，苗族服饰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多姿多彩的服饰铭载着苗族历经磨难的历史变迁，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古往今来生活环境的浓缩。 那为什么说苗族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史书呢？因为苗族虽然没有本民族的文学，但仅凭强烈的认同感，靠世代口传身授，将流传千年的故事、先民居住的城池，迁徙漂泊的路线等点滴无遗地融进服饰文化当中，也一针一线绣进衣冠服饰，世代"穿"承，永不忘怀，因而，苗族服饰被誉为"无字史书"和穿在身上的"史书"。 苗族服饰有性别、年龄及盛装与常装之分，且有地区差别。 苗族服饰图案承载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从而具有文字部分的表达功能。由于历史的久远，这些图案所代表的文字功能和传达的特定含义也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无法完全解读，这也是苗族服饰图案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苗族服饰从总体来看，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往往在运用一种主要的工艺手法的同时，穿插使用其他的工艺手法，或者挑中带绣，或者染中带绣，或者织绣结合，从而使这些图案呈现花团锦簇、流光溢彩，显示出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雷山苗服”，雷山苗族服饰刺绣，其构图、用色、绣技实为"三绝"。构图讲究严谨、对称、协调，每幅绣图均有主、副图案;构图内容取材广泛，无奇不有。 那其中具体带着什么样的神秘色彩，我们跟着苗族服饰一起来铭载着苗族千年历史，千年口口相传的传承吧！ 我们了解了各式各样苗族服装后，果然是被苗族的千年文化所折服。神秘的图腾让我们仿佛穿越千年置身历史，回顾了苗族历史的千年传承。
你可以上网查查苗族服饰，，，根据他的色彩搭配描述，再从苗族文化为切入点探究这种色彩的起源，应该就这样吧，不过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好意思
为什么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论文分层如下：1、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呈现着多种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2、中华各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民族的特性。3、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积极倡导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融会了中国大地上的多民族文化，同时也包容了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成分而形成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主体文化。近现代以来，随着各民族日益深入和广泛的交往，不同文化的价值日益被人们认识，多种文化模式并存，导致文化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碰撞已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任何人都不同程度地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中。传统文化无时不在对现代人发挥着作用，传统文化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因此,我们应积极倡导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既有它积极的先进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落后的一面。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对于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部分，要发扬光大；而对于那些落后腐朽的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部分，要坚决抵制。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1．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由多种成分和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有部分不乏封建迷信等落后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于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尤其值得我们珍视。而对于一切不利于我们发展的事物都应该被屏弃。全盘肯定或否定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法是先人总结出的正确对待事物的方法，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时也应该采取这种正确的态度。2．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在继承的同时不断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继承和弘扬自身传统中发展，在社会实践中更新的。为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继承，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番梳理扬弃的工作，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将有助于民族文化经久不衰，源远流长。只有不断创新，培育出新型的中华民族精神，才能使民族精神与时俱进，不断完善。3．借鉴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文化具有多样性，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粹，每个民族的文化精粹都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性和再生性，对外来文化也能够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扬有弃的吸收、整合。要积极借鉴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从中汲取营养，在借鉴和吸纳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丰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4．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四、采用多种形式发扬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书法绘画、音乐歌舞、文学著作、民族节日、风俗习尚、传统建筑、名胜古迹等等，都是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因此，通过学习、1/2观赏、体会和感悟这些蕴含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达到发扬传统文化的作用。例如文化节、展览会、博物馆、文化馆等。另一方面，教育在文化传承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传承文化的能动性活动，具有选择、传递、创造文化的特定功能，在人的教化与培育上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教育方式的不断变革，教育在人类文化的传承中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课堂上加强祖国经典著作的推介和引用；利用古诗文教学以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利用传统节日进行传统文化的教化；加强书法教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教育方式使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在无形中得以传承五、作为大学生我们可以做的。作为当代的大学生，面对当今传统文化面临着窘境这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有义务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尊重京剧等国粹，不排斥繁体字，了解孔孟等大家的著作，闲暇时间多了解传统文化而不仅仅限于上网和电视。找到传统文化中我们感兴趣的方面并做进一步的了解。发扬传统文化任重而道远，并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在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前提下，如何让传统文化不只停留在博物馆中，让它能够发扬光大并真正深入民心，得以传承，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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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首要考虑的是气候、地理环境啦。
中国民居中国各地的居住建筑，又称民居。居住建筑是最基本的建筑类型，出现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由于中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情况不同，各地民居也显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中国汉族地区传统民居的主流是规整式住宅，以采取中轴对称方式布局的北京四合院为典型代表。北京四合院分前后两院，居中的正房体制最为尊崇，是举行家庭礼仪、接见尊贵宾客的地方，各幢房屋朝向院内,以游廊相连接。北京四合院虽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观念和家庭制度在居住建筑上的具体表现，但庭院方阔，尺度合宜，宁静亲切，花木井然，是十分理想的室外生活空间。华北、东北地区的民居大多是这种宽敞的庭院。 堂屋和土楼 中国南方的住宅较紧凑，多楼房，其典型的住宅是以小面积长方形天井为中心的堂屋。这种住宅外观方正如印，且朴素简洁，在南方各省分布很广。在闽南、粤北和桂北的客家人常居住大型集团住宅，其平面有圆有方，由中心部位的单层建筑厅堂和周围的四、五层楼房组成，这种建筑的防御性很强，以福建永定县客家土楼为代表。在中国的传统住宅中，永定的客家土楼独具特色，有方形、圆形、八角形和椭圆形等形状的土楼共有8000余座，规模大，造型美，既科学实用，又有特色，构成了一个奇妙的民居世界。 福建土楼用当地的生土、砂石、木片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厚重封闭的“抵御性”的城堡式建筑住宅——土楼。土楼具有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和强烈的宗族特性。楼内凿有水井，备有粮仓，如遇战乱、匪盗，大门一关，自成一体，万一被围也可数月之内粮水不断。加上冬暖夏凉、防震抗风的特点，土楼成了客家人代代相袭，繁衍生息的住宅。 少数民族居住建筑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居住建筑也很多样，如西北部新疆维吾尔族住宅多为平顶，土墙，一至三层，外面围有院落；藏族典型民居“碉房”则用石块砌筑外墙，内部为木结构平顶；蒙古族通常居住于可移动的蒙古包内；而西南各少数民族常依山面水建造木结构干栏式楼房，楼下空敞，楼上住人，其中云南傣族的竹楼最有特色。中国西南地区民居以苗族、土家族的吊脚楼最具特色。吊脚楼通常建造在斜坡上，没有地基，以柱子支撑建筑，楼分两层或三层，最上层很矮，只放粮食不住人，楼下堆放杂物或圈养牲畜。 北方窑洞和古城民居 中国地域宽广、民族较多，各地民居的形式、结构、装饰艺术、色调等各具特点。在此，主要介绍一下个性鲜明的北方窑洞和古城内的民居。 中国北方黄河中上游地区窑洞式住宅较多，在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黄土地区，当地居民在天然土壁内开凿横洞，并常将数洞相连，在洞内加砌砖石，建造窑洞。窑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节省土地，经济省工，将自然图景和生活图景有机结合，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渗透着人们对黄土地的热爱和眷恋。 此外，中国还有保存较完好的古城，这些古城内均有大量的古代民居。其中，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均在199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碉楼与200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是现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县城，是中国汉民族中原地区古县城的典型代表。迄今为止，这座城市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然基本完好，其建筑格局与风貌特色大体未动。平遥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艺术等方面历史发展的活标本。始建于南宋的丽江古城是融合纳西民族传统建筑及外来建筑特色的惟一城镇。丽江古城未受中原城市建筑礼制的影响，城中道路网不规则，没有森严的城墙。黑龙潭是古城的主要水源，潭水分为条条细流入墙绕户，形成水网，古城内随处可见河渠流水淙淙，河畔垂柳拂水。
恩施大水坪严家祠堂：位于咸丰县尖山大水坪。祠堂建于清光绪元年，占地面积736平方米，为土木结构四合院。主体建筑分门厅、亭台、正殿3部分。门厅3间，是族人笙乐聚会和就餐之所。正殿设严氏祖宗牌位座龛，上悬“敬宗收族”金字匾额，是祭祀之堂。殿左侧立族规、戒律、创建祠序石碑2块，字迹工整，雕工精湛。两旁穿枋照面有“千里走单骑”、“三堂会审”浮雕。亭台置于天井之中，高米，楼两层，飞檐翘角，装饰典雅。屋脊是琉璃瓦镶嵌的彩色图案。亭中2柱系青石狮雕，左为狮子滚绣球，右是大狮戏小狮。狮下石座刻有“孟中哭竹”、“武松打虎”、“单刀赴会”、“辕门斩子”等8个故事画面，线条自然流畅，刀法洗练精巧，形态逼真。亭台前有长米，宽米的斜面空雕盘龙石，下端是鲤鱼跳龙门，上端是“三龙戏水”，体态矫健，龙爪雄劲，奔腾在云海波涛之中，形象生动。紧靠龙盘石有一高米的半圆形小鱼池，由8块石碑组合而成，上刻“家训十六条”，四周装饰云纹，美观精致。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里坪民居：位于鹤峰县五里坪老街中段，布局整齐，保存完好，街道全长150米，均系悬山式穿斗结构木房，共117间，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为五里坪革命旧址所在地。旧址分别排列于街道两则，分别有联县政府，共青团湘鄂边特委机关、区苏维埃政府、合作社、会场、关押提审犯人处、医院、驻军等。其中联县政府在五里坪老街中段南侧，共六大间，尚剩三大间，分上下两层，基本保持原貌。鱼木寨：在利川市谋道镇鱼木村。是清代嘉庆年间为防御白莲教而修筑的古寨堡。传要攻破它如缘木求鱼,因此得名。现存有寨楼一座，寨卡4处，寨墙2段，栈道3段，清至民国墓葬10余所及古民居建筑和石刻等，碑一般都在5米以上，最大的是建于清同治5年（1866年）成永高夫妇墓，共三门二进，占地100平方米，墓石周围刻有花鸟人物90余件，石工精细，技艺高超，气象万千，堪称艺术奇珍。“三阳关”卡门、“亮梯子”石栈道于绝壁之上，地势险要。是研究土家族历史、建筑的实物见证。大水井古建筑群：位于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村,始建于明末清初。由“李氏宗祠” 和“李氏庄园” 两大建筑组成,宗祠与庄园东西相距200米。宗饲修建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占地3800平方米。建有大殿3个、厢房4排、天井6个，共房屋69间。三大殿均宽17米，进深10．5米，四厢房中分别设有讲礼堂、仓库、银库、财房、族长住房及客房等。祠堂正面东侧有口小井，砌有围井石墙与柯堂围成一体。水井围墙正面，刻有“大水井”三字。祠堂四周围墙高耸，左、右、后三方为依山势逐步升高的石墙堞垛，高6-7米，厚3米，总长为390米，全用麻条石砌成。东西侧分别有“承恩门”和“望华门”供出入。庄园修建于1924年。占地4000多平方米。共有天井24个，房屋多2-3层的楼房，其中有大厅、套房、客厅、客房、小姐楼、帐房、仓房等。李氏宗词及庄园建筑宏伟，修饰华丽。柱头及穿梁皆有雕花，飞檐和屋脊均有青花瓷碗碎片镶嵌成各种图案，彩楼、门窗都刻有工艺精巧的花鸟虫鱼等图案，天井内还有水池和各种精致的花坛，此外，还有各种浮雕和楹联等。均保存完好。唐崖土司城：位于咸丰县唐崖司镇。土司城始建于元至六年（公元1346年），明天启初年（公元1621年）进行扩建，辟3街18巷36院，内有帅府、官言堂、书院、存钱库、左右营房、跑马场，花园和万兽园等，共占地1500余亩。在土司城内外还修建有大寺堂、桓候庙、玄武庙等寺院。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废唐崖司。现在土司城遗城保存最为完整的石牌坊，是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修建的，正面刻着"荆南雄镇"，反面刻着"楚蜀屏翰"，两面镌有"土王出巡"、"渔南耕读"、"云吞雨雾"、"哪咤闹海"、"槐荫送子"等浮雕图案。牌楼正面的唐崖河畔，存有石棺、石马各两尊，石人仪态庄重肃穆。狮子包古建筑群：位于巴东县信陵镇云沱小区。占地37亩，复建含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秋风亭在内的13处古建筑。其中秋风亭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寇准任巴东县令时修建的，后历经清康熙初年、嘉庆初年、嘉庆21年、同治5年清光绪24年(公元1898年)多次修复。1991年再次经过维修。2004年迁此。秋风亭为木质穿架结构,分上下两层,赤柱彩瓦,雕梁画栋,四角攒尖顶。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宜昌凤凰山古建筑群：位于秭归县城凤凰山.为三峡库区最大的地面文物复建工程。包括青滩水府庙、江渎庙、紫光阁24处古民居、归州古城门、屈原故里牌坊、屈子桥等。被称为中国地面文物复建博物馆。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家湾老屋：位于宜昌夷陵区三斗坪镇东岳庙村。又名黎永志老屋。始建于清乾隆丁未年（1787年）。占地面积916平方米，建筑面积1585平方米。通面阔米，通进深米，横长方形布局，纵深两进，横连十一屋，共有7个天井，主体部分呈对称布局，砖木混合结构。进大门依次为木隔墙、左右两门、前厅、天井、正堂、后屋。明间及主要厅堂的梁架均为穿斗式木构架，制作精细，檩、枋、柱等用料讲究，做工规整；墙体、天井、屋面及脊饰工艺高超，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和一定的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在抗战时期，这里是抗日部队30军的长江上游江防总指挥部所在地。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望家祠堂：位于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新集烟竹园。原址在太平溪镇伍厢庙村，2000年迁此。始建于清代。占地面积308平方米，建筑面积598平方米。其结构呈长方形平面布局，面宽14米，进深22米。一进院落，前为厅，后为堂，中间夹一天井，两侧有厢房。井上为回楼，前厅为穿斗式木构架，后堂为抬梁式木构架，梁与梁之间用驼峰或大斗支垫，边筑高约8米，檐口高5米，二层楼设有回楼。小青瓦屋面，硬山屋顶，人字式山墙，脊式均用条砖，白灰砌垒，正立面为牌楼装饰贴面。是三峡地区规模最大、等级较高的氏族宗祠。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襄阳板桥村民居位于南漳板桥镇冯家湾村4组。是一处庄园式的建筑，为辛亥革命国民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国务总监冯哲夫所建。冯氏民居小地名为鞠家湾，始建于明朝崇祯（公元1628年）。整个建筑依山而建，座北朝南，前低后高，建筑群占地8100平方米，房屋五栋有大小房间105间，分正门、中门、侧门，呈严格的中心对称，每个大门内又有两道小门和一个小院，为三间三进宅楼结构。老宅用了10万块石条作墙，石条之间相互咬合，并用桐油石灰浆砌。谷城老街民居群：于湖北省谷城县城。面积近4平方公里。其中以“三神殿”为代表的米粮街、五福街、中码头街、老街、新街等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沿街的楼房一般为二层楼房，每层楼都有一道屋檐。第二层过去主要用于储存货物或外来客商临时住宿之用，所以比第一层要矮。整个老街上的建筑，多以黑色调为主。十堰上津民居群：上津古城,又称柳州城，位于郧西县城上津镇，建于明嘉靖二至三年（1523-1524年），清嘉庆七年（1802年）重修。现城垣完整，城内建筑大部分为原貌。面积约8万平方米，设5个城门，门内右侧有蹬道至城楼，城外有护城河。城中轴线偏西有一南北向主街，连接南北二门，从西门至主街有一小街，长60米，街道正中以青石板铺面，旁为卵石馒路，街檐设下水道。房屋建筑多为砖木结构，隆脊吻檐，雕梁画栋，一进多重。景区以古城景点为主，配以明清古街、陕西会馆等人文景观。房县清末庄园：位于房县土城镇龙坪村一组发现一处古建筑，该建筑是个标准的四合院，正门厅放置一对石狮，威风凛凛；外墙上童男童女石雕像，丰满靓丽，栩栩如生；门楣上的《八仙过海图》绵延数米，八位仙人雕刻精美，形象逼真；门厅内，散落的石凳、石条、石柱、石砖满地都是，每件物品上均雕刻有人、物、鸟、兽佛像等，做工精细，姿态鲜活，让人赞不绝口；内墙上“国恩家庆”字迹完好无损，书法飘逸，院内文雅清静，依稀可见屋主人的修养。这个四合院为两层土木结构，以石为基，字画为饰，气度不凡。据考证，四合院可能是清末一王姓富足人家居住庄院。饶氏庄园：位于丹江口市浪河镇徐家庙村水田畈。建于清末民国初年。庄园占地面积1330平方米，正面阔米，通进深米，建筑面积平方米，由42间房屋组成。庄园座西北朝东南，分为南北两个院落，均为三合院组成。其中北院为正院，由正门——前庭院——天井——中厅——后庭院——天井——后厅及南北配房组成。南院即为配院，这里有全套的封闭保安系统。整座建筑雕梁画栋，有砖雕、石雕、木雕，在建筑物柱基、抱鼓，门槛、檐枋、雀替、楼板枋、挑头等部隹雕刻有大量图案。挑头采取线刻、浮雕手法雕刻有"十八学士登瀛洲", 檐枋、楼板楼采用透雕、线刻手法雕刻有"三官寿星图"、"三岔口故事"、"刘海砍樵"、"梁祝故事" 、"赴京赶考图"、"福禄寿图"等，其他部位雕刻有龙凤、麒麟、动植物、八宝、太极图等图案。雕刻纹饰有云纹、龙纹、汉文、缠枝纹、雷纹等。比较集中地运用了清代传统的雕刻手法与技艺，是研究清末建筑雕刻技艺难得的实物资料。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龙武昌会馆:位于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武昌会馆始建于嘉庆岁已卯年，座北朝南，为砖木结构。硬山顶，前后分进殿、戏楼、石门、拜殿、正殿，进殿檐高米，通高米，通长米，通宽米，为7立柱，9檩。拜殿为四立信、九檩。正殿由四个耳房，一个大殿组成。梁架上部用梁与矮柱重叠，以支撑层面檩条。大殿前有走廊和两侧耳房相通。现有面积958平方米。顶部房檐四角翼角翘起，设有封火墙，墙壁有“喜鹊等梅”等壁画，大院内设有“天井”，排水设施合理。正殿分为前殿，后殿对称建筑，其建筑采用直径约为55——58厘米，石座为基，墙体及围墙每块砖烧该有“鄂郡”二字。据查，郧阳府唯一在此处设有武昌会馆，属独一无二的遗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家大园：位于房县中坝乡三池村.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整座房子四周全是雕廊画檐，屋顶、屋檐是用质地细密的石料精雕凿而成，墙壁、墙基全是用清一色的大青石垒砌而成，即便是门槛，也全是用最大，最好的石料加工而成，据测量，最长的一个门槛长5米，比北京故宫的当时皇帝出入的门槛还要长，其重量不下5吨。在这座房子的正门上，有“光宗耀祖”四个大字,字迹苍劲有力。荆州瞿家湾古民居，位于洪湖市区西北31公里瞿家湾镇。明弘治九年（1496年）为江陵瞿文暹所建，初名“打铳湾”。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改名为“瞿家湾”。有明清建筑21栋，大多集中在古镇东部。周老嘴老街民居：位于监利周老嘴镇。留存着大量明清时期建造的具有典型的江汉平原风格的民居建筑。现保存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省委、省政府和红二军团重要机关旧、遗址48处。程集古民居:位于监利县程集镇。老街东西走向，1000多米长，宽不过4米的街道两旁，民居挨肩接踵，现有明清建筑110余栋，约有70%保存完好，整体历史风貌较为完整。这些建筑临街的多为商业铺面，中进是客堂或作坊，侧有账房，后进则为货栈或晒场。每幢房屋进与进之间设有天井(或报顶)、厢房，均用木格扇门和木格扇板相隔。门窗一律镂格，登楼推、街景尽收眼底；木板排门居多，石质门框较少，刷桐油而不施彩绘，保持原木本色，其建筑风格古朴典雅而独具江南水乡特点。被专家学者誉为“最具湖北传统特色的商埠建筑”。
二、空间组合 湘西地区除土家族以外还生活着苗、汉、侗等民族，其建筑形制与风格各有千秋。土家族民居建筑的形制风格和空间排列自有章法，其建筑形制在大西南干栏民居建筑中最为独特。经研究人员实地考察和有关资料记载，土家建筑该属“井院式干栏”。井院来自黄土地区的井院窑洞，干栏则是南方各族人民的共同居住形式。“井院式干栏”的形成，与土家族文化的发展有关，在此不作深究。土家住宅正屋一般为一明两暗三开间，以龛子（厢房）作为横屋，形成干栏与井院相结合的建筑形式。从最简单的三开间吊一头的“一字屋”、“一正一横”的“钥匙头”，到较复杂的“三合水”、“四合水”。其正房中间为堂屋，后部设祖坛，位置与苗族民居无异。堂屋两边分别为火堂（长子结婚分家后形成两个火塘），其等同于原始人的火坑，有煮烤食物、御寒取暖和防卫照明之功能。由于家庭成员的增多，土家人一般在正屋一边或两边各建一厢房，于是分别形成“钥匙头”或“三合水”住宅，而“四合水”庭院则由间或廊四面围合而成。村寨“四合水”大门一般偏置一侧，面对大门为厢房，进天井后转折到达敞厅或敞廊，城镇的“四合水”恰好相反。 土家建筑历来闻名遐迩，尤以吊脚楼独领风骚。它翼角飞，走栏周匝，腾空而起，轻盈纤巧，亭亭玉立。通常背倚山坡，面临溪流或坪坝以形成群落，往后层层高起，现出纵深。层前层后竹树参差，掩映建筑轮廓，显得十分优美。土家吊脚楼大多置于悬崖峭壁之上，因基地窄小，往往向外悬挑来扩大空间，下面用木柱支撑，不住人，同时为了行走方便，在悬挑处设栏杆檐廊（土家叫丝檐）。大部分吊脚横屋与平房正屋相互联接形成“吊脚楼”建筑。湘西土家吊脚楼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建筑形制也逐步得到改进，出现了不同形式美感的艺术风格。在此，笔者将根据其形体组合、外观形式、比例尺度作深入分析。 1. 挑廊式吊脚楼 挑廊式吊脚楼因在二层向外挑出一廊而得名，是土家吊脚楼的最早形式和主要建造方式。一般楼设二三层，分别在一、二、三面设廊出挑，廊步宽在尺左右，挑廊吊柱由挑枋承托，出檐深度一般以两挑两步或三挑两步最为常见。这类吊脚楼空透轻灵、文静雅致，高高的翘角、精细的装饰、轻巧的造型是它的主要特点。若从地形上看，吊脚楼往往占据地形不利之处，如坡地、陡坎、溪沟等，而主体部分则位于平整的基地上。若从吊脚楼与主体的结合方式看，分别有一侧吊脚楼、左右不对称吊脚楼、左右对称吊脚楼三种，其中以一侧吊脚楼最为常见。除此之外，土家族还有一种不做挑廊的吊脚楼，其正屋主体部分与厢房吊脚楼直角相连，似乎已形成约定俗成的“规矩”。通透的支柱、轻灵的翘角反而成为了视觉的焦点，如永顺老司城、泽家、石堤有一部分吊脚楼便有类似的特点。 2. 干栏式吊脚楼所谓“干栏式”吊脚楼，即底层架空，上层居住的一种建筑形式。这种建筑形式一般多在溪水河流两岸，以群山为背景，河滩作衬托，成群连片，浩浩荡荡沿河岸展开，房与房之间常以马头墙相隔。不过土家族的商业聚镇，也有这种居住形式，如王村就是土家族聚居的商业古镇。其特征是檐口、腰檐、腰廊形成的水平线条与下边纵横交错的垂直支撑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细长而大小不等的支柱，排列不整、东倒西歪，体现了残垣断壁似的原始美，对人们的视觉审美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湘西土家族民居建筑艺术，无疑是中国建筑中的瑰宝。希望更多有志于此的建筑师和环境艺术设计家们能够深入研究探讨，将传统居民建筑与现代民居住宅科学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湖南西部地区传统民居建筑艺术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