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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铸成成名作在1929年，张季鸾让其采访处于中原大战前，被阎锡山软禁在太原的冯玉祥，当时冯处于尘封状态，外界鲜知他的行踪。张季鸾派徐铸成进人太原，运用独特的智慧，居然采访到了冯玉祥，还在山西严格的新闻封锁下发出了这篇新闻。一篇《晋祠访冯记》一炮成功。徐铸成自己说：“我跑政治新闻，第一炮打响了。”从此，徐铸成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胡政之、张季鸾，放手让徐铸成独当一面。1932年派他到汉口任特派记者兼《大公报》驻汉办事处主任。抗战时期，他全面主持《大公报》桂林版，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言论坚持自由民主，彭子冈在《大公报》渝版登不出的内幕新闻在桂林版照发。彭子冈的通讯和社评成为桂林版两大特色，报纸畅销于桂、湘、粤，发行数等于桂林各报的总和。民国25年参与筹备《大公报》上海版的创刊工作，任要闻编辑，后曾任总编辑。上海沦陷后，《大公报》停刊。民国27年初，《文汇报》在上海福州路436号创刊；他主持编务，在日伪残酷迫害的情况下，坚持宣传抗战，连续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英勇斗争。次年《文汇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复刊，徐铸成于民国35年回到《文汇报》任总主笔，持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民国36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他赴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任总主笔兼总经理，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1949年6月，《文汇报》在上海圆明园路复刊，徐铸成任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长期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传授新闻工作经验，培养新闻人才。1957年徐铸成被打为右派，文革结束后徐铸成自称“旧闻记者”，写了大量的“白头宫女话天宝”的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年逾古稀，仍勤奋笔耕不辍。10年间，写作并出版《新闻艺术》、《报海旧闻》、《旧闻杂忆》、《新闻艺术》、《杜月笙正传》等17本著作。1985年，徐铸成开始撰写回忆论。将自己一生的经历、见闻、掌故、轶事，以及一些第一手的史料，写出来。书名定为《八十自述》。虽然这年(1985)他是七十八岁，说八十自述是虚，但人生过了七十，就可称行年八十了，就这么定了下来。1987年5月，他整整八十岁时终于完成。但是《八十自述》印成后未能问世。三联书店于1998年以《徐铸成回忆录》为题，首次出版。但是《八十自述》印成后未能问世。1991年12月，徐铸成准备去医院检查身体，上厕所时突然不支倒地，一口痰梗在咽喉，抢救不及，在上海寓中逝世，年85岁。这样的遗憾终于使这部书成为徐先生的遗作。
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可以说是同一祖宗。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部分报社同仁一路辗转到了香港，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帮助之下，文汇报在香港复刊。解放后，上海文汇报又在上海复刊，所以就形成了两家文汇报，但大家都在用同一个报头，只不过香港文汇报报头是竖的，上海文汇报报头是横着的。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也是一份以社会精英为读者定位的香港主流报纸，日均出版60版左右，除在香港地区发行外，还即日运销中国内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零售港币6元。香港文汇报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还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步出版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文汇报正在努力成为一家覆盖全球华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精英媒体。2003年5月，香港《文汇报》珠江三角洲新闻中心成立，下设广州办事处、深圳办事处和珠海记者站，《文汇报》副总编辑张建华兼任本中心总编辑。 2006年，香港《文汇报》在广东省境内发行两叠24版的“商务精华版”的《文汇报》，周一至周六发行，周日停刊（仅有一次倒扁运动期间没有停），在各个报刊零售点都有销售，人民币3元。一叠主要是报道各地主要新闻和财经地产消息，二叠主要报道娱乐、马经和六合彩。《文汇报》以香港报纸自居，声称读者定位主要是香港社会各界精英，由于该报拥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悠久历史背景，在报道国际及两岸事务时，站在偏左的立场。
早期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1]。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 大公报创刊号月27日宣布停刊。 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中大放异彩的《大公报》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和重庆版()，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和桂林版()。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 大公报前主笔张季鸾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后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香港大公报 。香港大公报在广东省发行的商旅版现如今的《大公报》的报道立场与其他大报相比，政治色彩较为浓厚。《大公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大公报》亦虽然明显有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也因为被认为是有“官方”背景，在财经新闻方面，比较有公信力。也常发布北京政府对香港或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详细参考：
是介于中间水平。如果你是作为过渡车型，还是可以的。
李纯青（1908－1990），乳名煊炉，笔名寒飞、吕煊、孔白之、杜微、何家通等，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人。 其祖父、父亲均从事茶叶生意，来往于安溪和台湾之间，定居于台北大稻埕下奎府町。1918年冬，李纯青随父东渡台北，1922年因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办台籍，返回故里续学。1925年考入集美师范学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1929年考入上海大陆大学，旋转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社会系就读。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回安溪崇德中学任教。学校因民军混战被迫停课后调往厦门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福建省闽南分会组织部长，参与筹划和组建中共安（溪）南（安）同（安）边区特支组织，指导并安排干部组建安南同边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经组织安排和华侨资助，进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系留学。“七·七”事变后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洪流，辗转上海、香港、重庆，担任《大公报》专栏记者，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社评、短评和专栏政论文章，是当时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和政论家。1943年1月至5月，根据当时的国际动向，连续撰文反对外国计划占领台湾的企图，同年11月8日在重庆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了要求台湾归宗中国的宣言。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0月5日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前往台湾，接触各界人士，介绍大陆的政治形势，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在台湾出版《献曝》一书，主编《台湾评论》杂志。1946年冬返回上海，任职《大公报》评论员并主编《时代青年》周刊。1948年11月到香港主持《大公报》，1949年3月任天津《进步日报》（天津《大公报》改名）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大公报》副总编辑、天津《大公报》副社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和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6月12日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第一、二、三届台盟总部副主席。从1954年至1957年2月，发表有关台湾的政论文多篇，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分裂祖国的言论。 1957年因“反右”扩大化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冲击。1977年11月恢复主持“台盟”工作。1987年11月退居二线，转任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不认识，还是劳模啊？！小伙长得可真帅，嘻嘻
李佩钰，工商管理硕士，主任编辑，中国经营报社总编辑，兼《商学院》杂志社长，兼《职场》杂志社长。有些文章甚至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1986年进入中国经营报社工作，1994年被任命为中国经营报社总编辑。1999年至2001年兼任精品购物指南报社总编辑。2004年被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获2004“中国经济学青年学者奖”提名，并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 2008年获得中国产业报协会评选的“社长创新奖”。
第一任总编辑陈宗岳（已故）（出任于1946年─1947年）第二任总编辑宋韵铮（已故）（出任于1948年─1969年）第三任总编辑李雁宾（已故）（出任于1969年7月─1971年）第四任总编辑黄兆壎（出任于1971年─1984年）第五任总编辑黄和平（出任于1985年--中国报停刊）第六任总编辑林通光（已故）（出任于1986年--1993年）第七任及第九任总编辑潘友来（出任于1993年--1997年和1998年--2001年）第八任总编辑彭早慧（出任于1997年--1998年）第十任总编辑庄宗南（出任于2002年--2006年1月）第十一任现任总编辑张映坤（出任于2006年--现在）
李佩钰，男，苗族，字云秋，号阅微堂主，别署泣红斋主人，山东省威海市人，毕业于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国家一级美术师，IORC国际一级书法师、国际一级美术师。工行、草书，擅长写意山水、花鸟。现为中国艺术职业中心山东办事处主任、中国艺术学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当代艺术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名家研究会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艺术名家研究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文化研究院常务理事、华南艺术工作者协会山东分会会长。办事处地址：山东省威海市古寨西路27号
您好，19届亚运会组委会副局领导是中央级领导，由中央政府指定，他们负责组织和协调有关部门、组织和单位，统筹安排和协调亚运会的各项工作，负责组织实施亚运会的政策、规章和规范，组织实施亚运会的经费管理，负责组织实施亚运会的宣传、报道和媒体工作，负责组织实施亚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负责组织实施亚运会的技术服务工作，负责组织实施亚运会的社会服务工作，负责组织实施亚运会的环境保护工作，负责组织实施亚运会的其他工作。
中国日报网消息：中国的肿瘤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在全世界范围内，癌症的死亡人口大约有25%发生在中国。而这一事实也注定使中国为世界范围的肿瘤防治工作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郝希山教授在“16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接受中国日报独家专访时强调说。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加速发展，加上生活工作的压力，所以肿瘤在中国的多发性和严重性，并不奇怪。众多在中国的肿瘤病例，为世界范围的肿瘤防治工作提供临床实践样本。而有些类型癌症，则是只有中国患者特有的肿瘤病例，这就使中国为全世界的抗癌工作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郝院士介绍说。近年来，中国在癌症防治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无论是基础研究工作还是临床工作，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年来，由郝教授带领的中国抗癌协会受卫生部委托，在中国30多个省进行了“乳腺癌筛查项目”，覆盖人群达到40余万，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乳腺癌筛查项目。中国的肿瘤防治工作十分注重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在郝希山教授的率领下，中国抗癌协会取得了2013年在天津举办的“第二十二届亚太癌症大会”的举办权。今年8月，有“肿瘤界奥林匹克盛会”之称的世界抗癌大会也将在深圳召开。“这次大会的规模比较大、参会人数会更多。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和WHO的总干事陈冯富珍都将应邀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世界各地的专家来中国参会的热情也很高涨，会议将设立9个专场研讨会，以全英文进行讨论。”郝教授对中国日报的记者介绍道。据悉，会议期间还将举办“高层领导人高峰论坛”，各国卫生部门的高层人员将齐聚一堂，就各国抗癌工作交流看法，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世界经济论坛的专家们也将出席本次会议。“中国的肿瘤防治工作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在全世界范围内，癌症的死亡人口大约有25%发生在中国，也就是说，每4个死亡病人当中，就会有1例发生在中国。”郝希山院士表示，虽然形势严峻，但我们也完全没必要‘谈癌色变’。针对民众中广泛流行的“恐癌症”，郝教授一再强调：“癌症实际上是一种可控制的慢性病，通过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加强科学防癌的理念，早预防、早治疗，有1/3的肿瘤是可以得到有效预防的。”2010年4月12日至16日是‘第16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中国抗癌协会将本届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关爱生命，科学防癌，让生活更美好”。“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对社会的普及，使可预防的那1/3病例得到早诊早治，这样不仅能拯救生命，实现治愈率的提高，又会降低治疗成本，”郝希山教授介绍道。“肿瘤防治不仅是医院和学术界的工作，它也应该成为整个社会，包括管理者、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郝希山教授表示，“‘科学防癌进行时’，仍然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近几十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对资源的消耗也空前巨大。如何更合理地配置有限资源已是当务之急。节能减排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杭州市在节能减排工作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一向以环保著称的夏普公司，为配合政府部门及各环保事业相关单位的节能宣传工作，昨天，在杭州召开了节能减排·绿色战略夏普环境事业研讨会。会前，杭州市副市长张建庭会见了日本夏普株式会社执行董事、环境安全本部本部长森本弘和日本夏普株式会社海外事业本部副本部长兼中国地区总裁新原伸一一行，并对他们来到杭州表示欢迎。张建庭还向日方介绍了杭州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工作，诸如提前淘汰高污染排放车辆、推广公共自行车等。杭州市环保局局长朱党其、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赵晴、杭州市经委副主任许虎忠以及在杭部分高校和环保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参与了研讨会。打造环保工厂、环保商品玉米、废塑料都已经用来做液晶电视机的零部件。据了解，夏普为了削减有限的石化资源的消耗，正在推进开发生物质类材料的利用技术。比方说，夏普与日本关西涂料株式会社共同开发应出以淀粉为原料的生物质树脂涂料，应用到AQUOS液晶电视支架上。生物质树脂涂料在焚烧处理时排出的二氧化碳，正在原材料植物的生长过程中所吸收的二氧化碳，从而被称作“碳中和”作用（不会造成地球变暖的恶性影响）。作为一个生产型企业，无论是资源的占用，还是对环境的影响都是相当巨大的。2003年，夏普就开始制定了环保工厂和超级环保工厂的评估标准，并开始了公司内部的认定。每年，夏普对旗下所有生产型工厂就“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减少化学物质的排放”、“产业废弃物的恰当处理”、“用水量的减少”、“监视、安全、信息公布”5个领域的21个项目作为评定“环保工厂”及“超级环保工厂”的标准。到2008年，夏普日本国内外的38家工厂已有21家工厂成为超级环保工厂。并且，在成功打造超级环保工厂的同时，夏普又打算打造标准更高的超级环保工厂升级版。而且，夏普还将具有环保性能的商品称为“环保商品”。环保商品有不同分级，最高层次的产品为“超级环保商品，这是在环保标志商品中环境性能极高的商品。夏普AQUOS液晶电视机，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全球最苛刻的环保标准，杜绝使用含有铅、镉、汞、六价铬等有害物的零部件。即便是产品说明书，都使用100%的再生纸和取自植物性豆油的墨水。而产品本身也尽量使用可循环再利用的材料，并采用独特的“易分解的设计”，以便将来回收再利用。为了确保在遵守环境法规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环保设计，夏普还建立了对全公司产品环境数据进行一元化管理的“产品环境综合评估系统”，并从2006年4月开始，在日本国内的所有商品、电子元器件部门开始运用。2008年，开始在国外的所有设计、开发导入该评估系统。据了解，夏普每半年都会召开“全球环境统辖会议”，负责审议、决策全公司的环境方针、战略、目标等重要案件。此外，通过“全公司环保商品和环保工厂推进会议”、“地区环境会议”等活动，与各个区域的环境部门密切合作，推进各项环境举措。此外，夏普还十分重视对员工的环境教育，分成“干部”、“专家”、“一般”三个课程体系进行推进。2008年的“干部”课程中，实施了日本国内的环境干部培育培训，还以中国为对象，实施了活用电视会议系统和以小组为总新的配镜进行专门的培训，提高员工的环境意识。用诚意和创意为世界做贡献夏普作为一个大型电子、电器生产企业，不可避免地会消耗大量能源。因此，很多年前，夏普便开始致力于研发环保技术，生产环保产品。更在2004年提出了“2010年成为将造成地球变暖的负荷变为零的企业”的环境蓝图，即一方面尽可能抑制“夏普在全球事业活动中所排放的温室效应气体量”，另一方面积极扩大“通过夏普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创造能源，及新产品的节能效果降低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该构想预计在2010年度达到温室效应气体的减少量高于排放量。在2008年，夏普排放的温室效应气体量已经等于削减的温室效应气体量，也就是说，这一目标提前两年便实现了。2009年，夏普提出了新的环境蓝图——“Eco-Positive企业”，利用太阳能电池和节能商品扩大温室效应气体的削减贡献量，同时继续将事业活动中产生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抑制在最小范围内。新环境蓝图的目标，是夏普成为整体事业活动的环境贡献（正面影响）将大大超出环境负荷（负面影响）的企业。并在2012年，公司成立100周年之际，是温室效应气体削减贡献量达到事业活动中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2倍以上，为实现低碳社会做出贡献。废旧家电，统统回收夏普在废旧家电的循环利用上，也下足了功夫。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这些人们日常生活经常使用的家电，越来越成为环境沉重的负担。在日本，2008年，夏普一共回收、再商品化了146万家电，比2007年增加107%。2009年4月，夏普还追加了薄型电视机的回收和衣物干燥剂，也开始了循环利用。除了上面的提到的家电外，像电脑、复印机这样的家电也要被循环利用。2008年度，夏普在日本共回收并循环利用家用废旧电脑（笔记本、台式机）约5700台。复印机在2008年也回收了2万8千台，夏普还对所有回收的复印机进行手动分解、细致分类并进行再资源化，同时对部分零部件实行了再利用。另外，废旧墨盒也通过夏普自行构筑的回收渠道得到了回收，2008年回收了大约88万个墨盒。今后，夏普还将扩大复印机再利用的对象机种和再生量。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夏普并不一味追求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是要以诚意和创意为全世界的文化和福利的提高作贡献。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与寻求自身的发展同等重要。很多年前，夏普便已意识到社会责任对企业的重要性，并在经营思想中明确指出“夏普并不一味追求规模的大小，而是要以诚意和创意为全世界的文化和福利的提高作贡献”。如果一个企业不会承担责任，那么它的事业注定不会成功。夏普集团在中国开展事业的同时，也积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几年下来，夏普公司在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夏普就开展了很多的公益活动。随着夏普中国的规模越来越大，夏普公益活动的层次也越来越高。夏普和上海的慈善基金会合作，建立了夏普慈善基金，统一进行各种公益慈善活动。每年，都要拿出105万元，用于各种公益慈善活动。2008年，夏普公司向中国的11所大学的约180名大学生发放了奖学金，并且向40家公共医院捐赠了170台自行生产的空气净化器。而且，每个分公司都能从身边的环保做起，在工厂所在地区实施环境美化活动、植树活动。此外，夏普还常常组织员工去儿童福利院赠送生活用品，向小学赠送学习用品。而且，夏普液晶电视机“AQUOS”在全国进行巡回展的时候，样机出售的全部所得用来帮助中国的贫困地区建立希望小学，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到良好的教育。
19届亚运会组委会副局领导是什么级别答案如下：19届亚运会组委会副局领导是部级级别，级别很高的。
曾湃，赵琴任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并推荐七任杭州日报社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编辑的级别。
1.周虎（1170～1231），字叔子，原籍临淮（今属安徽省）人，宋钦宗赵桓靖康年间（1126～1127）徙居平江府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市）。能诗文，善写大字，并习武艺，因兼通文武。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举武科第一，曾出使鑫国为副使，后任和州守。开禧二年（1206年），金兵会攻和州。时城中守兵不足2000人，有人提议退兵保江面。周激励将士，誓死守城。一月中作战34次，杀金兵帅石龙批并将领十数，金兵受重创败退，由此与宋议和，江淮一带得以安定。周虎殁后，赐谥"忠惠"，墓在虞山西麓山居湾。 2.周虎，上海《理财周刊》社总编辑，上海知名财经传媒人士。 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职于《新民晚报》、《新闻报》、《新闻晨报》等媒体，长期从事财经领域新闻工作，历任记者、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等，参与和主持过多种大型新闻活动，并曾获“上海十佳青年编辑”等多种荣誉称号。 2001年3月参与创建《理财周刊》，历任副总编、常务副总编、总编辑等职。近年来，在财经尤其是在理财领域内，为推动理财传媒和理财平台的建设，促进理财行业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赵超构新闻奖是中国晚报界的最高奖，以已故杰出新闻工作者，中国晚报界泰斗式人物，新民晚报原总编辑赵超构先生的名字命名，由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每年评选一次。
赵超构新闻奖2018年获奖详情：在晚协融媒体奖评选中，西安晚报《爱上大西安 毕业不别离》获直播报道二等奖，《全民读书 经典律动 方言传秦》获新媒体优秀案例二等奖，《西安生活地图系列》获新媒体页面设计三等奖。
扩展资料：
赵超构（），原籍浙江文成，生于浙江瑞安（今文成县）。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中国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笔名林放。
新中国成立后，主持《新民晚报》工作。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延安一月》、《未晚谈》、《林放杂文选》等。
鉴于赵超构先生对于《新民晚报》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国晚报就以赵超构先生的名字命名了新闻界的最高奖项-赵超构新闻奖，获得此奖项，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是莫大的荣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赵超构
1932年，冯英子进入《昆山民报》、《新昆山报》做记者，后任苏州《早报》记者兼编《大光明报》，苏州《明报》战地记者兼上海《大晚报》记者，后入上海《大公报》为战地记者。1938年，冯英子参加组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抗战期间，分别在国际新闻社、《力报》、《正中日报》、《前方日报》、《中国晨报》等报社任职，任多家报纸的总编辑。1945年，他任南京《中国日报》总编辑，《新中华日报》总经理，苏州《大江日报》社长。1949年任香港《周末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香港《文汇报》总编辑。1953年，任上海《新闻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1960年调任《新民晚报》编委，1981年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还曾经担任过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大地文化社社长，《当代中国上海卷》副主编。是一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名记者、老报人，著名杂文家、时评家，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冯英子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曾先后在10多家报社担任记者、编辑、总编、社长等职，1987年，冯英子被评为第一批高级记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8月5日，冯英子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