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发表论文

浅谈产权保护与公司治理 [如苍生何] 于 2005-10-31 19:30:32上贴 --------------------------------------------------------------------------------浅谈产权保护与公司治理 ——以股份公司为中心 钱志远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预防机制和救济机制来探讨在公司治理中的产权保护问题。预防机制着眼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及监事之间的制衡关系，从源头上防止危害投资者产权和利益的事件发生。倘若这种危害仍然未能幸免，产权的司法救济机制（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将成为一种最有效的干预手段，来对遭到侵害的产权提供事后的救济，使之得到补偿。 关键词：公司治理 产权保护 预防机制 救济机制 一、在公司治理中研究产权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有人主张投资者在购买股份公司的股份、将个人财产投入股份公司后，个人财产变成了企业财产，其个人产权即不复存在，投资者仅仅享有股权，当然在公司治理中也就不涉及产权保护的问题了。这种主张值得商榷。 首先，我们对产权的概念不能理解得过于狭隘。自"产权"概念的提出之日起，关于产权的性质、界定、范围即引起了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广泛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对产权的使用已经超出了"财产所有权"的范围。"知识产权"即是明显的例证。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都是以无形财产为标的的集合权利，并且具有时间性，因而与所有权有很大区别。此外，"产权"一词已经用于企业法领域。例如，在80年代关于企业财产权问题的讨论中，就有学者提出"法人产权"的概念，以试图说明在国家所有权存续状态下企业法人享有的对企业财产的现实支配地位。 [1]按照英美法的概念，property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人们所拥有的对于物的权利，二是指作为这种权利的客体的各种有形物和无形物。其中，前一种含义处于主导地位。《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property可定义为一种支配经济财物的排他性权利；它是对关于权利和义务、特权与限制的概念的称谓。" [2]《牛津法律指南》指出："property这一术语适于被用于表示所有权，例如在法律规则规定物质产权转移的情况下。"同时又指出："最好是把产权理解为不是单一权利，而是若干不同权利的集束（bundle），其中的一些权利甚至许多权利可以在丧失所有权的情况下让与。" [3]现代产权制度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所谓的"从归属到利用"的趋势，即法律制度由过去的单纯注重确认财产归属转向越来越多的着眼于财产的流转和利用。法律鼓励所有权人将其财产投入流通领域，鼓励所有权人在不丧失所有权的情况下将财产转移给他人利用。例如，所有权人可以将其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让与他人，甚至可以对处分权能做出有限制的让与（如允许承租人转租）。严格来讲，产权概念及制度关心的是市场交易即通过这种交易所实现的资源配置。 其次，股权可以视为产权的转换和再现。投资者将私有财产投入股份公司后丧失了对现实财产的实际控制权，这是事实。但另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投资者在将他的现实财产支配权让渡给公司法人以后，他便得到一种原始所有权转换而来的股权。在强式意义上，股份制的前提是不消灭私人所有制，换句话说，私有制是公众化型态的股份制得以维持的支撑。所谓"强式意义"是指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具体来讲，就整个社会范围来讲，私有财产制是一种得到普遍承认的社会体制，在时间上经历了风雨的洗礼、在地域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从伦理学和人类本性方面来讲，私有财产制也是与人类的本性相契合的，人都是自私的，人又是贪婪的；在占有土地等物品的同时，又试图将其保值增值。但这种强式意义上的产权与弱式意义上的股权并不冲突，在一定意义上是同质的。"弱式意义"是与强式意义相对照的一个概念，是指强式意义的例外，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强式意义在新的制度条件下的适应与筛选。结合历史来说，生产力的进步和市场竞争导致了生产规模扩大化的需求，这就要求对社会中分散的个人资本进行广泛吸收。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的制度安排有效地促成了这种资本社会化。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 [4]可以说，股权是强式意义上的产权在公司领域内和在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安排下的弱式意义的转换与再现。 再次，股权是投资交易中的一种约定。股权大体上可以界定为社员权与财产权。社员权就是股东享有的表决权、知情权、异议权和监督权等。而作为一种财产权，股权的意义就是一种收益权。也就是说，股权代表了投资者对企业利润中的一定份额的索取权。所以，从单个的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股权实际上是投资交易中的一种约定：我把我的私人资本投放到你这个社会化的资本单位中，让它加入这个资本单位的运行，然后按照它在这个单位中所占的份额，由我来分享资本运行的收益。这充分说明了股权的产权本质。 对于私有产权下的股份公司而言，股东们拥有的资源，其价值专门体现于这-公司。在现实社会中，股份公司是由不同人所拥有的资源的一个合作性集合体。 [5]现代股份公司依赖于有限责任制和增加股份的可转让性，并依赖于私有产权的可让渡性，通过在指导生产协作活动和人才使用方面实现了大规模专业化并取得了种种收益。这种"分离"作为控制和调整的方法，可以使人们在行使私有产权方面实行有效率的富于生产性的专业化，而不是破坏或削弱了私有产权的效率。 二、公司治理中的产权保护的特点 产权保护是防止产权受到侵犯的预防措施和产权受到侵犯时采取的救济手段。产权保护不是产权本身，虽然它与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以产权的客观存在为前提。产权保护可以理解为一种请求权，具有一定的妨害防止力和妨害除去力。[6]也就是说，如果产权有受侵害之虞或受到侵犯时，法律体制应当提供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预防或救济；否则，人们就不会信赖产权，也不会把产权作为交易的前提，资源的配置有可能依赖于市场以外的其它机制（例如政府的计划分配、即时清结的物物交换），而这些机制的效率很显然低于市场机制。 鉴于私有产权在股份公司中以股权的形式加以表现，那么，公司治理中的产权保护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公司治理中的产权保护具有相对性。按照传统民法理论，所有权是一种绝对权，具有对世性。公司治理中的私有产权本质上仍然是所有权，但其保护却不具有绝对性，充其量是一种相对性的保护；这是因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对于现代股份公司的股东及公司实体而言，不必再像古典企业的企业主一样承担无限偿债责任。股东仅以股票票面金额的投资义务为限度，公司则已全部财产对未承担有限责任；若资不抵债，或整顿或破产，与公司股东无任何义务关系。另外，从弱式意义的股权来讲，股权包括的范围仅有收益权、表决权、知情权、异议权和监督权等。这些权利从本质上讲，都是义务人为特定人的权利，权利人只能请求特定人未一定行为，因而都不属于应当予以绝对保护的范围。 2. 公司治理中的产权保护具有对立统一性。投资者投入公司形成的财产属于公司所有，由董事会和经理进行管理，同时股东享有股票所有权--这样，一般股东的利益常常与公司的利益发生冲突。从事公司经营的董事和经理可能成为恶意的代理人； [7]以代理理论的观点来看，代理人的行为是自我利益（self-bebefit）导向的，因此存在潜在的权利滥用和为自己谋利的可能性。 [8]《公司法》列举了数种公司管理者侵犯公司财产的行为，如第214条规定的"董事、监事、经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其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董事、经理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经理以公司资产为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第215条规定的"董事、经理自营或者为他人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另外，股东、董事会与经理在决策时的着眼点也不同：股东会较多着眼于长远目标，制定企业长远的策略；董事会着眼于中期目标，拟定具体的策略；经理着眼于短期目标，根据实际情况拟出工作方案。 [9]这三种不同的着眼点必然造成三个主体在具体策略上的矛盾与冲突。因此，股东与公司的管理者在产权收益分配和公司策略制定上显现一定程度的对立性。投资者与经营者的统一体现在：若公司存在，投资者、经营者则可分享产权收益；若公司破产，则投资者的投资可能无法收回，经营者名誉大损、失业回家。因此，在利益分配机制上，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在公司破产或被恶意接管时，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产权收益分享又是一致的、统一的。 三、公司治理中产权保护的机制 正如上文所述，产权保护包括预防和救济两个方面：预防是指在侵害产权的事实发生之前，设计完善的制度和安排，将侵害消灭在萌芽状态，使之不能发生。救济是指当产权真实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制度安排应能使恢复到权利被侵害前的原有状态，或者将损害的财产修复，或者对之予以金钱补偿。 （一）预防机制 公司治理，根据《新帕尔格雷夫大词典》的观点，认为它就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组成的结构，其本质是使经营者忠于职守。这种观点在北美比较流行。这种观点是从公司治理的具体形式入手的；若从公司治理制度功能的角度进行定义，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三者组成的一定的制衡关系。根据产权理论的观点，公司治理从实质上讲是一种产权或控制关系。 [10]这样，在公司治理与产权保护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契合点；在讨论公司治理中产权保护的预防机制时，也应当从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及监事之间的制衡关系着手。 1.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制衡 研究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制衡，首先应明确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各自的权力定位，这在《公司法》第103条和第112条已有明确的规定。研究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制衡，应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使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在公司重大事项变更上的决策权制衡更加明晰，更加顺应实践的需要。美国《示范公司法》在1999年2月针对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决策权界定做出了多处修改。在修改公司章程的权限规定上，将原先的"公司董事会可向股东提出建议对公司组织章程作一处和多处的修订"的规定修改为"修改建议必须应得到董事会的通过"，并增加了"除在第10.05、10.07和10.08节规定之外，董事会通过修改建议后，必须将修改建议提交股东批准。董事会必须将提交股东批准修改的推荐传送给股东。除非董事会做出决定认为，由于存在着利益冲突或其他特殊情况董事会不应建议该修改，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必须将做出此项决定的根据传送给股东。"该修改，使股东会和董事会在公司章程上的修改权限更加清晰，在顺序安排上也更加突出了股东大会在此事项上的重要性。在公司合并和股份交换、公司资产出售及公司解散事项上，1999年2月的修改都对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做出了明晰的规定。 第二，应从强化程序规制上以保证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制衡有效进行。董事会拥有管理公司似无的广泛权力，董事会成员的任何滥用权力的行为都会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必须在程序规制上予以强化，以保证股东对董事会具有有效制约。这种程序规制的强化应包括两个方面：强化股东积极菜价股东大会决策、有效行使表决权和控制权的程序规制；强化规范董事会行使权力的程序规制。第一方面，需要对股东大会的召集制度、股东提案制度和股东表决制度进行完善和提高，推进股东权利运动。第二方面，需要强化董事的衣物及规范董事行使权力的原则，如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和经营判断原则的引入。 在股东会与董事会制衡上，我国《公司法》一方面在完善股东大会的召集制度、股东的提案制度和股东的表决制度上予以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股东的投票制度，应采取累积投票制的重大变革；另一方面，应在强化董事的责任及规范董事的权力的行使上给与足够的重视，完善董事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规定及强化董事会对股东大会的负责性（accountability）已成为当务之急。 2.经理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经理层的主要目标是使股东利益最大化，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如果不采取对经理层的相应激励机制，也可能只是股东的一厢情愿。因此股东宁愿付出极高的薪酬，让经理层有充分的积极行为股东牟利。这就是代理理论中所说的就绝代理人的代的风险及偷懒问题。 [11]对经理层的监督和控制，主要来自两方面，即供内部的监控机制和腕部的监控机制。公司的内部监控机制主要是指股东和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控制，而外部监控主要是指市场竞争机制（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的竞争）、政府部门的监控及各社会舆论的监督等。以股东为例，其对公司的控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即"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用手投票"机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股东利用自己的投票权控制董事会成员的人选和董事会对重大事项的决策。"用脚投票"多是大型招股公司中的小股东乐意采用的方式。因为小股东以"用手投票"的方式控制公司的经理层，意味着股东可能为此付出一定的财力、精力与时间来获取信息并由此评价经理层的业绩，其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超出其监控经理层的收益。机构投资者对经理层约束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众多有影响的机构投资者发表的公司治理声明。 [12] 针对我国的层出不穷的对经营层监督和约束乏力的现象， [13]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加强之：①强化股东对经理层的控制和问责机制；②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及对经理层的约束机制； [14]③强化经理层的信息披露机制。 [15] 3.监事会的制衡机制 我国的监事会基本沿用大陆法系的做法，但我国的监事会制度与德国等的有较大差别，其作用及其有限，监事会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在完善监事会制度上，我们应进一步强化监事会的职责，建立一个职责分明、职权明确的监事会运行机制，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强化监事会的权力，在突出监事会享有业务执行监督权和财务检查权的同时，赋予监事代表公司起诉董事和经理的权力；第二，完善监事的任命机制及改善监事会成员的专业素质，设立独立监事制度，强化监事会的独立性；第三，完善监事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例如提高监事的薪酬和责成监事对违反注意义务的失职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救济机制 公司治理中产权保护的救济机制是指在董事会权力的行使侵犯股东权利时，股东如何行使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也就是如何使司法的干预成为股东会与董事会制衡的最后手段。从各国司法实践来看，股东行使司法救济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股东的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派生诉讼）。那么，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在什么条件下予以适用？Clark教授认为，当被控的不法行为主要侵害公司的利益时，需要派生诉讼；而当不法的行为主要损害股东的利益时，适于直接诉讼。Clark教授进一步归纳到，直接诉讼的情形主要发生于：股东提起的执行其检查公司的名册权和记录权的诉讼，执行投票权的诉讼，执行优先购买权的诉讼，强迫宣布发放股息的诉讼，执行补偿权的诉讼，使公司解散和清算的诉讼，以及对管理人员因欺诈股东购买或出售股份提起的诉讼。性质上属于派生诉讼的包括基于违反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案例，如严重的玩忽职守、浪费公司资产、基本自我交易、过分的补偿费和篡夺公司机会。在某些情况下，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也可以互相转化。 [16]但反过来讲，过度的司法干预将严重损害公司运作的基础，使大批有抱负的董事经营人才灾难衣捉摸的商业机会面前丧失勇气。从这个意义上，对公平的过度追求也有可能损害效率。因此，在公司治理中产权保护的司法救济机制手段的运用上，一方面必须强调司法手段的运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司法手段的滥用。 四、结论 产权保护与公司治理看似两个毫不相关的话题，但当"理性经济人"将其私有财产投入股份公司之后，产权保护与公司治理之间就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如何在公司治理中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产权和利益就成为了经济学界和公司法学界不得不直接面对的问题。本文试图从预防机制和救济机制来探讨在公司治理中的产权保护问题。预防机制着眼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及监事之间的制衡关系，从源头上防止危害投资者产权和利益的事件发生。倘若这种危害仍然未能幸免，产权的司法救济机制（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将成为一种最有效的干预手段，来对遭到侵害的产权提供事后的救济，使之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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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司治理模式趋同对中国公司的启示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分为：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德日的股东监控模式、东南亚国家的家族控制模式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人控制”模式。实际上，东南亚国家的家族控制模式与德日的股东监控模式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共同特点均表现为大股东的直接监控，只不过在德国 和日本，大股东主要表现为银行或大财团，而在东亚国家，大股东主要为控股家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经济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发育滞后、有关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引起的。因此，公司治理模式实质上可以分为两种：英美的市场监控型和德日式的股东监控型。20世纪80年代，由于德国和日本的公司后来居上，在全球市场上对英美的公司造成巨大威胁，引起了公司治理专家对英美的外部监控模式进行反思。一些专家认为，德国和日本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得益于其有效的内部监控模式，因此，在这一时期，以内部监控为主的公司治理模式倍受推崇。然而，90年代以后，随着以内部监控为主的公司所发生的一系列损害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内幕交易不断曝光，人们又认识到了德日内部控制模式的不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强化了这种认识，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受到推崇。然而，近年来，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如：安然公司倒闭、安达信公司解体和世界通信公司造假等事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都在逐步暴露出各自的不足：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外部监督为主的模式。美国公司受到企业外部主体如政府、中介机构等和市场的监督约束，但因股权过于分散，股权结构不稳定，一般股东不可能联合起来对公司实施有效的影响，使股东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监控力度大为减弱，形成了“弱股东，强管理层”的现象。以德、日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内部监控模式。虽然它们也有发达的股票市场，但对于公司筹资以及监控而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的资本负债率较高，股权相对集中。特别是法人之间相互稳定持股，以及银行对公司的持股和干预，使公司内部的各相关利益主体监控公司成为可能。但是这种公司治理模式存在市场治理机制薄弱的缺陷。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家族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以家族为主要控股股东基础上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内的权力分配和制衡。其特征是：一方面，董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具有一定的排外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企业决策方式的“家长化”。而出现在前苏联和东欧等转轨经济国家的内部人控制模式本身是一种不健全、不完善的模式，这种模式既缺乏股东的内部控制，又缺乏公司外部治理市场及有关法规的监控，从而导致公司的经理层和职工成为企业实际控制人，导致经理层利用计划经济解体后留下的真空，对企业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可见，各类治理模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采用外部监控模式的企业开始怀疑完全依赖市场监控的有效性，从而把目光转向公司内部，要求独立董事发挥更有效的内部监督作用；采用内部监控模式的企业开始重视市场因素对公司治理的有效作用；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采用家族模式的企业也开始借鉴良好公司治理的成功经验，着手进行公司治理的系列改革，包括加强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制定公司治理规范、强调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和监管、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加强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等等，而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内部人控制模式存在更多的弊端，更需改进。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单纯以某种监控方式为主的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最佳的，只有综合各种模式的优点建立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最有效地保护股东权益，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近年来，英美等国开始对其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制定公司治理的各种原则、指引、章程、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在董事会内引入一定数量的独立董事等，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强公司的内部监控力度，以弥补外部监控不足的缺陷。而德日企业也效仿英美的公司治理模式。目前，东南亚采用家族控制模式的企业正在学习英美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其家族特色逐步弱化；而前苏联和东欧等转轨经济国家的内部人控制模式，也在随着其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逐渐向国际标准靠拢。由此看来，虽然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建立了具有本国（地区）特征的公司治理模式，但是各种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相互渗透、交融和趋同。为什么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正在趋同呢？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交流的程度越来越深入，交流的频率越来高，全球化已经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形成了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等等。这使得我们的地球“变小了”，成为了“地球村落”，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已经成为“地球村”中的一个村民。既然都生活在“地球村”这一个村落里，那么各个国家就应该遵循一些相同的东西，而不能老是强调自己的特点，搞些例外，这样既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也不利于自己的发展。这种现象反映在公司治理模式上就是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世界公司治理模式趋同化对改善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启示随着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和趋同，各种公司治理模式也在趋同，因此中国公司的治理模式就不能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而应该顺应时代和世界的潮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治理模式。目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即制度创新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而要规范，就不应强调所谓的“中国特色”，如果在公司治理模式问题上过于强调中国特色，所建立的公司治理机制就不会完善，所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会是假的，名似而实不是。这样，中国公司日深的种种沉疴就难以根除，当然更不能保证公司健康稳步地发展。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而造成的，而不完善的原因就在于其治理机制过分有特色。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亚洲公司治理的薄弱环节，亚洲金融危机也表明，如果不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一个国家的经济将可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暴露出严重缺陷，甚至丧失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对于中国来说，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吸引外资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正在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并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要想不重蹈东南亚国家的覆辙，就必须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按照国际标准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现有公司中的大部分是由原国有企业或其他政府部门控制的实体重组改制而成。在改制过程中，有些公司的运作比较规范，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尚未真正实现向公司制的转变。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不少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公司治理的“特色”。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股权结构不合理，“超级股东”控制一切，并导致了种种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改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的首要问题。为了实现股权结构的合理与优化，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国有股减持，并在减持的过程中引入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形成几个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的格局。改善和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出让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或者资产重组等方式，降低国有股权的集中程度；另一方面可借鉴日本法人相互持股的经验，尝试发展法人持股和机构持股，特别是法人交叉持股模式，构造稳定的大股东。国有股独大问题的解决只是为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奠定了基础，还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形成一个规范、标准的公司治理准则。这个准则应该分显示出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的规范性、标准性，要充分体现出平等对待所有股东，保护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强化董事的诚信与勤勉义务；发挥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强化信息披露，增加公司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