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哲学刊物发表论文

《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中国哲学史》《现代哲学》《伦理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后三种都是属于科技哲学的。

《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中国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社会科学战线》各重点大学的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学报）。推荐百度搜“核心期刊”

一般来说，大学学报会分若干版本，其中哲学是在 哲学社会版。此外，还有专门的期刊，是一些学会出版的，例如中国自然辩证法协会

这里所说的“非哲学化”不是指哲学家们从事与哲学无关的工作，而是如罗蒂所说，哲学家们是在“非哲学式地写哲学”，“从外边来看哲学”。具体地说，哲学家们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学院式研究，而是更加开放，更加宽容，更愿意与其它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联姻，共同探讨一些各方均感兴趣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往往不是由哲学家提出的，而是由文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等提出的一些与现实有关的实际问题，他们的工作方式由个人的沉思冥想转变为开放式的圆桌会议，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共同关心的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而且，讨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建立某种理论体系或宣传某种哲学主张，而只是为了思想的沟通和达成某种共识。同时，哲学家们用于表述哲学思想的语言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分析哲学家大量使用逻辑符号或公式展开自己的分析论证，也有的哲学家直接用自然科学的表述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如在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中，分析哲学家主要利用经验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来说明经验材料的刺激对心理活动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在这些哲学分析中充斥着大量对心理活动的经验描述。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哲学家们日益尊重那些研究人脑和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的意见，但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对心理材料的利用却导致了心智哲学越来越走向经验心理学和以研究人类行为为对象的行为科学。 另一方面，哲学史家以及其它哲学家在讨论问题时，也逐渐使用一些文学批评理论、文化人类学以及政治理论中的概念术语，或直接使用某些文学理论家的观点来说明自己的看法。例如主要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被引进哲学，使得哲学家们把谈论德里达（J. Derrida）、利奥塔（J-F. Lyotard）、德勒泽（G. Deleuze）以及列维纳斯（E. Levinas）等人的思想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因而在讨论他们的思想时就充斥着大量模糊不清的概念。由于罗蒂的工作，后现代主义哲学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潮，甚至包括包德里拉（J. Baudrillard）、詹姆逊（F. Jameson）以及格里芬（D. R. Griffin）这些人的思想在哲学刊物中也被大量地讨论，更不用说像福柯（M. Foucault）、麦金太尔（A. MacIntyre）、泰勒（C. Taylor）这样的哲学家思想了。而这种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核心观念就是要消解传统哲学中的所谓基础主义、逻辑中心主义以及主观与客观、心理与物理、价值与事实等的两分法，其结果就是消解了传统哲学。1998年美国哲学家索引中的统计数字表明，当年美国哲学刊物所发表的讨论著名哲学家的论文篇数，讨论德里达和尼采的数量远远多于罗素和斯特劳森，分别为55篇和123篇，而讨论罗素的只有36篇，讨论斯特劳森的只有28篇。同样，在《国际哲学季刊》1999年发表的23篇论文中，讨论后现代主义的有4篇，宗教哲学3篇，哲学史3篇，伦理学2篇，技术哲学2篇，论詹姆士2篇，东方哲学2篇，其它分别是讨论数学哲学、美学、维特根斯坦哲学等。这些文章论题的分布可以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像《国际哲学季刊》这样的美国哲学核心期刊也把对后现代主义以及其它在传统哲学分类中被看作另类的哲学思潮的研究放到了比较重要的地位，而这些文章的论述方式也就直接反映了美国哲学家们的一种非哲学式地写哲学的倾向。不过，当代美国哲学的非哲学化倾向更主要体现在，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已经不再限于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提供的范围，而是把研究视野扩大到哲学之外，特别是通过关注现实问题和公共事务，试图以哲学家的观点解释在现实领域中提出的问题。例如，1999年的《美国哲学学会会刊》就用了整整一期（六月第2期）讨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问题。这种做法在哲学刊物中还是非常罕见的。同样，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的《哲学论坛季刊》、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哲学杂志》以及由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出版的《美国哲学季刊》等，都在1999年发表了大量关于后现代主义、商业伦理、政治哲学、心理学、女性主义哲学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章。由于美国哲学杂志大多是季刊，每年只有四期，因而在选择文章论题上都非常严格和慎重。因此，从这些杂志所发表的论文题目中就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现状。深入分析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这与当代美国哲学家在哲学观上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世纪末的美国哲学家对“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理解。《哲学论坛季刊》1999年9月第三期发表的纽约州立大学哥伦比亚（David Golumbia）的文章“蒯因、德里达与哲学问题”就充分反映了哲学家们在哲学观上的分歧。作者把蒯因作为维护分析传统的代表，而把德里达的思想作为后现代哲学观的代表。按照蒯因的正统观点，科学精神上的“哲学”应当是追求真理，所以，清晰性和严格性应当是哲学工作的基本要求；而在德里达看来，不仅诸如“哲学”、“科学”、“真理”这样的术语值得怀疑，就连“精神”或“追求”这样的词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往往是被看作与宗教神学有着密切联系，而哲学与神学的这种血缘关系也正是哲学或传统哲学应当被抛弃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哲学观的差异，在蒯因看来，德里达完全不能算是一个哲学家，所以他在著名的“剑桥事件”中与其它18位世界哲学家共同签名反对剑桥大学授予德里达荣誉学位。反对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德里达的工作“完全不符合公认的清晰与严格的标准”。然而，德里达在反驳蒯因等人的指控时同样指出，所谓的“清晰与严格的标准”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命题形式而已，而把他的解构看作是没有论证的胡说“显然是一种诽谤”，因为论证的关键在于讨论，在于提出问题。有趣的是，在“剑桥事件”中，德里达最终还是获得了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同样，在他与蒯因等人的思想论战中，他的思想似乎一直占据着上风：他的追随者利用各种机会为他辩护，用各种方式证明他应当被看作是个哲学家，特别是以伦理的方式来解读德里达，希望把他的思想看作一种指导哲学家工作的人生指南，如克立奇理（Simon Critchley）、本宁顿（Geoffrey Bennington）、卡普托（John Caputo）、萨里斯（John Sallis）、康乃尔（Drucilla Cornell）等人；而且，他的反对者的态度在近些年中也有些变化，不再从哲学观上反对德里达的思想，而是以宽容的态度把解构看作一种哲学活动，但同时又希望把这种活动与哲学语言的用法以及对意义的澄清区别开来。哥伦比亚在文章中甚至认为，德里达关于哲学问题的开放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蒯因的看法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承认我们的语言和指称是不足于由证据去确定的；德里达认为哲学实践的历史性、建设性以及语言特征都不足以用观察来决定，蒯因则是事先就直接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作者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蒯因哲学正是被构造成包含了由他的哲学所释放的解构能量；他的哲学体系表明了它制度化地掌握了事实上由他的语言哲学所释放的解构。因而，蒯因的工作完全充分地体现了德里达所论述的哲学中的解构活动。”应当说，造成当代美国哲学中出现非哲学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哲学家们对哲学性质的重新理解。如果哲学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科学之王”，不再具有超越其它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优越地位，不再是用于建造理论体系的纯粹思辨，也不再是对语言意义的精确性、严格性的科学追求，那么，这种哲学就会更为开放，更容易包容一切人们用来思考语言或讨论问题的活动。这种哲学可以不是某种具有理论形态的“主张”，甚至可以不是提出某种观念的思想，它只是对现有的理论提出批评，或者是对哲学家的工作给出一种新的解释或读法。所谓“哲学上的开放”就是指对哲学性质的理解不存在任何限制性条件，可以对一切被看作是哲学的东西提出疑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立场提出问题；同样，这种哲学开放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新的哲学理论，因为根据这种开放的精神，这样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美国哲学家对哲学性质问题重新提出思考，这绝非偶然，它反映了一种世纪末的心理情结。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家们同样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提出了疑问。德国哲学家布伦坦诺在分析19世纪哲学失败的原因时曾指出，“缺乏能普遍为人接受的定理；哲学接二连三地经受的整体革命；经验上不可能达到它所选择的目标；以及实际应用的不可能性”，这些就造成了哲学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只是近似于占星术或炼丹术之类的东西，而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科学。 由于黑格尔哲学长期占据着哲学的主导地位以及后来以心理学为根据的自然主义的兴起，使得哲学在普通人看来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了，而在哲学家那里也对哲学的性质产生了新的怀疑。随着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特别是三大定律的被发现，哲学家们对哲学在新世纪的未来出现了乐观和悲观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一部分哲学家看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哲学的改造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模本，因而只有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才能使哲学最终成为科学，这种乐观态度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分析哲学以及由此产生的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等；而另一部分哲学家则认为，由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目的以及方法上截然不同，因而应当把哲学与科学严格区别开来，然而一旦做出了这种区分，哲学的未来则没有科学的发展那样令人乐观了，因为哲学失去了它的存在基础，正如艾耶尔所指出的，“哲学缺乏自立的资本” 。但20世纪西方哲学演变的历史向我们表明，哲学家们最终选择了使哲学科学化的做法，即以科学为标准、用科学的方法改造哲学。不过，这种哲学的改造却造成了哲学自身的失落。20世纪末美国哲学中出现的非哲学化倾向，正是这种哲学改造的结果。同时，当代美国哲学中的非哲学化倾向，与发展到今天的分析哲学过分强调逻辑论证、强调哲学命题的严格性和精确性、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密切联系等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的美国哲学基本上是分析哲学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哲学把逻辑与经验相结合，竭力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澄清和解决一切哲学问题，这的确为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带来了新的生机，来自欧洲的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产生了具有美国特色的逻辑实用主义。但由于分析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逻辑、数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这些学科的发展，分析哲学也逐渐出现了过于重视分析技巧，研究范围拘泥于具体的逻辑论证等倾向，如对哲学逻辑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完全形式化的模态理论，而对意义的分析也进入了对不同语言表达式的不同用法的研究。这种精细的分析研究对分析哲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对整个哲学的发展并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相反倒使得哲学家们对哲学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而感到担忧。事实上，当代美国哲学中的非哲学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分析哲学日益技术化的一种反叛。而作为这种反叛的结果，则是出现了新的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