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生武发表论文

项羽的毛病 其实，项羽的毛病还远不止于此。 韩信离开项羽投奔刘邦后，曾与刘邦有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谈项羽。刘邦问韩信，萧丞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寡人推荐将军，请问将军有什么计策教导寡人呢？韩信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反问：如今与大王东向争权天下的，岂非就是项王？刘邦说是。韩信又问：大王自己掂量掂量，如果论个人的勇猛和兵势的精强，您比得上项王吗？刘邦默然良久，说：我不如他。韩信起身一拜说，这就对了。便是我韩信，也认为大王不如他。这就奇怪。明知刘邦比不过项羽，却要背叛了项羽来投奔刘邦，岂不是犯傻？韩信当然不傻。他向刘邦透彻地分析了项羽的为人，分析了项羽必然会失败的心理和性格上的原因。依照韩信的说法，项羽至少有两条致命的弱点，即“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但在我看来，根据这一谈话，还起码得再加两条，即“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 先说“匹夫之勇”。 项羽这个人，应该说是很勇敢的。他这辈子，似乎没怕过什么，只有别人怕他。他的身体也好。《史记》说他“长八尺余，力能扛鼎”，可以想见其英武魁伟、肌肉发达、孔武有力，当不让今日之斯瓦辛格辈，很能让一些崇拜所谓阳刚之气的女孩子们心仪。公元前207年，赵王君臣被秦兵围在巨鹿，告急的羽书雪片般飞来。当时救赵的诸侯之兵凡十余壁（营垒），却无不做壁上观，只有项羽率楚军破釜沉舟，一以当十，与秦军血战九次，动天的杀声把诸侯将士的脸都吓白了，这才大破秦军，救出赵王。有这样的胆量，又有这样的体格，项羽便觉得如果不让它们有用武之地，实在是一种浪费，可惜了的。所以项羽便常常要逞威逞武。他虽然是主帅，却喜欢冲锋陷阵。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自然也都所向披靡。往往是，项羽的兵器还没有出手，只不过瞪眼一呵，对方便魂飞魄散，肝胆俱裂，目不敢视，手不能发，屁滚尿流，一败涂地。这样的战绩，很是不少。我相信，每来这么一回，项羽心里一定充满了快感。� 这种快感甚至使他忍不住要同对方的主帅决斗。他对刘邦说，天下不得安宁这么多年，不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吗？干脆我们两个打一架，谁打赢了，天下就是谁的，何必弄得天下人都跟着受罪！这真是英雄气概十足，贵族派头十足。可惜刘邦不吃这一套。他才不会和项羽单兵独练，徒手过招呢！于是刘邦咯咯直笑说，刘某斗智不斗勇。我相信，刘邦说这话时，也一定是一脸的痞笑。� 从审美的角度看，刘邦的表现一点也不酷。但从政治学和军事学的角度看，刘邦却是对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手段。战争的胜负，说到底，是政治斗争的胜负，至少也是战略战术的胜负，与主帅个人力气、身材的大小没什么关系。项羽把打仗看得跟打架一样，也就是把政治视同儿戏了，简直就是孩子气。谁都知道，“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项羽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否则他就不会去学兵法，不会说不学“一人敌”而要学“万人敌”了。可惜，事到临头，他学的“万人敌”一点也用不上，用得上的还是“一人敌”。可见项羽实非帅才，不过是一个特别霸蛮特别有力的匹夫。 早就有人比较过“匹夫之勇”和“君子之勇”。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一言不合，拳脚相加，这是匹夫之勇。因为只要有几分血气，有几分力气，不要有任何志向和修养，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而且也不会有什么辉煌的战果，因此是匹夫之勇。什么是君子之勇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就是君子之勇。显然，君子之勇表现的是沉着，是定力。苏东坡说，这是因为“其所挟也大，其所致也远”的原因。也就是说，为了远大的理想，可以暂受一时之辱，或不计眼前的得失。所以，“敌进我退”不是懦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不是怯懦。当然，一味蛮干，为当下的面子不顾远大的理想，也不是勇敢。刘邦被项羽一箭射中前胸，腰不能直，便顺势弯下腰去摸脚趾头，还大骂说：臭小子，射中我的脚，然后掉头就跑。这就有些机智，也可以说有些狡猾，但不能说就是窝囊和胆小。 匹夫之勇是一人之勇，将帅之勇是万人之勇。战场上是不能没有勇敢的，所谓“两军相敌勇者胜”。但是，这里说的勇，是全军之勇，而不是个人之勇。当然，在某些时候，将领的身先士卒，确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然而，项羽的冲锋陷阵，却并不完全是为了鼓舞士气，有时也是为了自己逞能过瘾。结果，由于他过于个人英雄主义，反倒让其他将领和士兵觉得自己可有可无，哪里还会有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司马迁批评他“奋其私智”（只靠个人），“欲以力征”（只靠暴力），两条都说到了点子上。� 再说“妇人之仁”。� 妇人之仁和匹夫之勇好像是矛盾的。其实项羽这个人原本就很矛盾。他的性格中，有勇敢的一面，也有怯懦的一面；有残忍的一面，也有温柔的一面。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事实上也够野蛮霸道的。他性情暴烈，恃强沽勇，杀起人来一点都不手软。会稽郡守殷通和他前世无仇后世无冤，而且还是打算和他们合伙起义反秦的，说杀就杀了。卿子冠军宋义夸夸其谈，其实是个蠢货，虽然对项羽有点那个，毕竟并没怎么样，也说杀就杀了。（宋义，故楚令尹，好言兵。他曾预言项梁失败而不幸言中，只说明他有观察能力，不能证明他有指挥能力。他当了统帅后，犯战略错误还自以为是，又张贴布告说“猛如虎，狠如狼，贪如羊，不听话的，都斩首”，结果反被项羽所杀。） 还有怀王，一个半点用也没有的“义帝”，项羽指东他不敢指西，项羽指南他不敢指北，要他搬家他就搬家，要他让地他就让地，又没碍着项羽什么，居然也派人把他谋杀了。最惨的是秦王朝的二十万降兵，项羽居然在一个夜里把他们全部击杀坑埋。二十万人哪！二话不说就杀了，项羽只怕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然而在鸿门宴上，面对刘邦，他却下不了手。 是因为刘邦与他无冤无仇吗？殷通也与他无冤无仇。是因为刘邦于他有恩有德吗？刘邦先入咸阳，已让他恨得咬牙切齿。是因为不知利害关系吗？范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刘邦“其志不在小”，又有“天子之气”，实在是必欲去之的心腹之患。是没有能力杀吗？以项羽之武功，叫谁三更死，谁还能活到五更？何况刘邦名为项羽座上客，实为阶下囚，里里外外都是项羽的人，连樊哙都对刘邦说现在人家是菜刀砧板，我们是鸡鸭鱼肉。是没有机会下手吗？机会多的是。至少在樊哙进帐护驾前，是没有问题的。可任凭范增又是递眼色，又是打暗号，项羽就是默然不应，终于让刘邦这只烤熟了的鸭子又飞了。气得范增恨恨地骂道：“竖子不足与谋（这小子真不配和他谋事儿）！” 其实范增早已看透：“君王有不忍之心。”所谓“不忍之心”，也就是“妇人之仁”。� 但，项羽不是很残忍的吗？怎么又会“不忍”？� 实际上，项羽表面上看很强硬，其实内心很脆弱。项羽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爱面子的人内心都很脆弱。惟其脆弱，才那么爱面子。因为他受不了半点伤害，这才要拚命护住自己的面子。项羽的自刎乌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面子的考虑：“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于是便留下了一句关于面子的名言：“无颜见江东父老。”为什么无颜相见呢？除心中有愧外，还因为受不了那份怜悯。对于项羽这样一个一生要强的人来说，怜悯即是伤害。因此他宁愿去死。杀了自己，他的面子才挽得回来，他心里也才好过一些。� 项羽就是这样一个内心冲突性格矛盾的人。说穿了，他其实是一个不幸被推向了战场和屠场的孩子气十足的行为艺术家。他并不多想杀人，却不能不杀人；并不多想打仗，却不能不打仗。因为除此以外他别无选择。他不可能有别的活法，也没有别的方式可以体现他的生存价值，完成他的行为艺术。他毕竟是通过杀人开始他的人生历程的，也毕竟是通过战争来走完他的人生道路的。因此，他又爱杀人，又爱打仗。但是，他的勇敢背后其实是怯懦，他的残忍背后其实是柔情。他杀人如麻，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恐惧心理。他战无不胜，心理深层却有一种失败情结。正因为内心恐惧，才会不断杀人。正因为害怕失败，才会急于求胜。只有那不断流淌着的鲜血才能洗刷他因懦怯而感到的羞耻，也只有那一个接一个到来的胜利才能慰藉他那痛苦不安的心灵。 于是我们看到，他在向刘邦挑战时，是那么地沉不住气：用不着把那么多人拖在战场上，就我们两个打一架算了！这岂非证明他对这场战争早已厌倦，只想早早了结？这也岂非正好证明他对失败早已恐惧，便希望用这种对他来说最为便当也最有把握的方式以求一胜？因此，当他听见四面楚歌时，既不调查也不研究，更不愿动脑筋想一下这是不是敌人的计谋，立即就认定是自己打败了。因为他心理深层早有一个“失败情结”。我甚至相信，他的心底会响起一个声音：“这一天终于来了！这一切终于了结了！”� 就在项羽因终于失败而松了一口气时，他那内心深处的、残忍背后的柔情也就升腾起来了。胜负成败、生死存亡已都没有意义，惟一值得牵挂的是骏马名姬。这也是他惟一之所钟情，是他把一生都交给了征战杀戮之后保留下来的一块纯情之地。“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何等地温柔体贴，这是何等地多情缠绵！难怪要“泣数行下”了。据说项羽这个人，是比较容易流泪的。韩信说，他看到手下的将士受伤生病，都要流着眼泪去送汤送饭。但这次，他是为自己。� 一个血性男儿的真实情感和内心世界便都在这数行热泪之中了。� 项羽确实是很有些儿女情长的，这正是他艺术家气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甚至还有些婆婆妈妈。韩信说他“言语呕呕”，也就是说话啰嗦、琐碎。我们不难想象他平时在军营里的形象：提着饭篮流着眼泪，拉着伤病将士的手絮絮叨叨地问寒问暖，诉说家常。如果不是韩信亲眼所见亲口所说，一般人很难相信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汉子还会有那么多的温柔和缠绵。� 其实项羽的“仁”是敌对双方都公认的。韩信说项羽“恭敬慈爱”，陈平说项羽“恭敬爱人”，高起、王陵则说项羽“仁而爱人”，看法相当一致。对于刘邦，他们的看法也相当一致，那就是简慢无礼，还喜欢侮辱别人。这些话都是当着刘邦的面说的，应该说相当可信。实际上刘邦也正是这样。他喜欢骂人。骂萧何，骂韩信，骂手下所有人。不高兴时骂，高兴了也骂。即便要封人家官爵，也要先骂一句他妈的，活脱脱一副流氓土匪山大王的嘴脸。至于待人接物，治国安邦的各类礼仪，他更是一窍不通，甚至不知礼仪为何物。他极为蔑视厌恶讲礼的儒生，说是一看见他们头上的帽子，就想扯下来当尿壶。儒生名士郦食其（音丽异基）去拜访他，他居然大大咧咧地叉开两腿坐在床上，两膝上耸着让两个女孩子给他洗脚。于是郦食其正色说，足下既然打算诛灭无道的暴秦，就不该这样傲慢无礼地接见老先生。刘邦这才连忙起身，整整衣冠说对不起，然后请郦生上座。萧何向他推荐韩信，讲了一大通道理，他挥挥手说看你萧何面子，就让他当将军好了。萧何说你让他当将军他也会走。刘邦又说，那就当大将军好了，你叫他进来吧！萧何说，你这个人，向来就简慢无礼。如今要拜大将军，怎么就像使唤小孩一样（如呼小儿耳）？怪不得韩信要走了。刘邦这才答应择吉斋戒、设坛具礼。刘邦之无礼，实在和项羽的温情重礼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也不奇怪。项羽是贵族，而礼仪恰是贵族必不可少的修养，项羽当然懂得以礼待人和行礼如仪。刘邦是流氓，哪有这份修养？当了公，当了王以后，虽然也逐渐变得人模狗样，但一不小心，还是会露出泼皮本色。未央宫建成后，做了皇帝的刘邦大宴群臣，乘着酒兴，居然对已是太上皇的刘大叔说，老爸呀，过去您老人家总说我无赖，不如二哥会干活，现在您看看，是二哥的产业多，还是我的多？殿上群臣也跟着起哄，山呼万岁，大笑为乐，完全不成体统。 然而，恭敬爱人的贵族项羽，却不如简慢骂人的流氓刘邦得人心，这又是为什么？� 韩信他们回答了这个问题。高起和王陵在总结刘项的成败得失时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可是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打下来就赐给他，这就是与天下同利了。项羽呢？打了胜仗不论人家的功劳，占了城池不给人家好处，当然要丢天下了。韩信说得也很明白：项羽这个人，为人还是挺不错的，很关心体贴人。可是，别人有了功劳，原本应该封土赐爵的，他却把那印信捏在自己手里，摸过来摸过去，弄得印角都摸圆了也舍不得给人，这简直就是妇人之仁。的确，同封土赐爵、升官发财相比，嘘寒问暖、送汤送饭又算什么呢？比起刘邦的大把送钱、大片赏地、大量封官来，项羽确实小家子气。� 项羽的小家子气有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占领了咸阳，却放着现成的皇帝不做，现成的帝都不住，只是烧杀掠抢一番，把金银财宝漂亮女人装满了车子，又跑回彭城（今江苏徐州）当西楚霸王去了。这就简直和阿Q的思路一样：只知道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回土谷祠，不知道可以干脆住到秀才家去。有人劝项羽说，关中地势险要，土地肥沃，建都于此，可定霸业。他却说，富贵了不回老家去，岂不是穿着漂亮衣服在黑夜里出行（衣锦夜行），谁看得见？这真是小家子气！所以这人当时就议论说，人家都说楚人不过是大猕猴戴高帽子（沐猴而冠），果然！� 说这句话的人当场就被项羽扔到锅里煮了，但项羽的没有出息，却也几乎成了公认的事实。王伯祥先生认为，衣锦还乡的说法，不过是项羽的托辞。他的真实想法，是因为楚的根据地在江东，又放心不下楚怀王。其实，那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楚王、项羽自己扶上台的放羊娃子又何足挂齿？而夺得了天下又在乎什么根据地？当年南下的清军如果在占领了北京后又跑回奉天去，还有大清王朝吗？� 这就是小心眼儿了。正是这小心眼儿，使他谋杀怀王，从而失去人心。也正是这小心眼儿，使他疑心范增，从而失去臂膀。小家子气已让人看不起，小心眼儿更让人受不了。于是，他身边那些有能力有志向的人如韩信、陈平便一个个都离他而去，只剩下一匹骏马一个美人和他心心相印。� 项羽的孤独，是他自己造成的。项羽的失败，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范增其实是项羽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人。� 范增是居巢（今安徽巢县）人，“素居家，好奇计”，是个诸葛亮式的人物。项梁起兵时，他已经七十岁了，仍毅然从军，随项梁、项羽南征北战，显然是很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他看问题往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他曾对项梁说，陈胜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秦灭六国，楚最无辜，所以谶语（带有预言性质的民间流言）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陈胜首义，不立楚王之后而自立为王，势头肯定长久不了。阁下世世代代是楚将，如果再拥立一位楚君后代以为号召，就一定会众望所归。这话说得很是在理，项梁也照办了，果然效果很好。刘邦先入关中后，他又对项羽说，刘邦在老家时，一贯贪财好色，这次入关，居然秋毫无犯，一个铜板不拿，一个女人不碰，可见其野心不小。此说简直就是一针见血。由是之故，项羽对他很是尊重，尊他为“亚父”（仅次于父亲），唤他为“阿叔”，与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刘阿斗称诸葛亮为“相父”差不多，陈平也认为他是项羽不多几个“骨鲠之臣”的头一名。� 然而这位亚父却被刘邦轻而易举地离间了。计策也很简单：项羽的使节到刘邦军中时，刘邦用特备的盛宴款待。正要入席时，又装作仓皇失措的样子说：我们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原来是项王的。于是撤去宴席，用劣等食物打发那使者。这个计谋，其实“小儿科”得可以，然而项羽居然中计，立马起了疑心，对范增做起小动作来。范增是何等精明的人，便对项羽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然后拂袖而去，回家的路上就死了。 刘邦、陈平这小小的、一眼就能让人看穿的阴谋诡计居然能够得逞，全因为项羽那小心眼儿。一个堂堂的贵胄居然小家子气，一个八尺大汉居然小心眼儿，表面上不可思议，仔细一想也不无道理。贵族其实是很容易变得心胸狭窄的（尽管不一定）。因为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就在于高贵，而高贵者总是少数人。这样，贵族的圈子就很小。一个人，如果从小就在一个小圈子里生活，心胸就不大容易开阔。即便以后到了广阔天地，由于那天生的高贵和高傲，也不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因为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那种高贵感，常常不经意地就会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派头。加上他们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因此即便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人，也给人装模作样的感觉，因为他们关心不到点子上。比如项羽就想不到，将士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图的是什么？还不是封妻荫子耀祖光宗！可是他该封的不封该赏的不赏，只知道流些鳄鱼眼泪送些汤汤水水，这算什么呢？� 贵族的另一个毛病是清高。清则易污，高则易折，所以他们的内心世界往往很脆弱，也容易变得小心眼儿。因为他们在洁身自好的同时，也常常对别人求全责备。这样的人当隐士倒没什么，当统帅便难免疑神疑鬼。结果自然是圈子越来越小。陈平就说过，项羽身边都是廉洁自好、注重风骨、讲究节操、彬彬有礼的人，刘邦身边则是些贪财好色的鸡鸣狗盗之徒。但哪些人多哪些人少，哪些人能干事哪些人干不了，不也一目了然吗？� 事实上，贵族由于高贵，可能会有两种性格两种心胸。一种是非常的宽容，一种是非常的狭隘。宽容者的逻辑是这样的：我既然至尊至贵，也就犯不着去排斥什么了。这就像汪洋大海，惟其大，则无所不可包容。狭隘者的逻辑则是这样的：既然我是惟一的高贵，其余也就不是东西。这就像雪山冰峰，惟其高，什么也容不下。狭隘的贵族一旦贬入凡尘，就会处处格格不入；一旦由破落而发迹，又往往会十分小家子气。他会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高贵的气质和不凡的能力，不承认别人还有什么功劳。他也会把一切都据为己有，而不愿与他人共享。因为在他那里，别人原本不是东西。这种心态，在他自己是高贵，在别人眼里就是小气。项羽便恰恰是这样的人。� 同样，流氓由于卑贱，也可能有两种做派两种德行。一种是猥琐卑鄙，一种是豪爽大方。前者多半只能占些小便宜，当些小差使，或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出不了头也没想过要出头。后者则倘有机缘，便往往能成大业。第一，他们反正只有光棍一条白纸一张，想什么也是白想，就不妨想大一点，比如“弄个皇帝当当”。有此念头，又有机会，没准真能“心想事成”。第二，他们一无所有，一旦有了，多半是不义之财，或白拣来的，反正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也就并不心疼，不妨“千金散尽”，博得“仗义疏财”的美名。第三，他们自己一身的不干净，哪里还会挑别人的毛病？自然特别能容人。何况他们是从最底层上来的，也最懂得世态炎凉和人间疾苦，知道人们追求什么惧怕什么，要收买人心，总是能够到位。有此知人之心容人之度，再加上豪爽豁达出手大方，便不愁买不到走狗雇不到打手，也不愁没人拥戴没人辅佐。一旦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更不难趁火打劫乱中夺权。刘邦便正是这样的人。� 刘邦的最后获胜，并非没有道理。 有句老话，叫“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刘、项的得失，确实应该从人心上去考察。� 那么，他们两个对人又怎么样呢？� 大体上说，项羽关心人，刘邦信任人。 关心和信任原本都是可以得人心的。但问题在于，项羽关心人，关心不到点子上。刘邦信任人，却是信任到极点。前面说过，陈平这个人，是有“盗嫂受金，反复无常”之嫌疑的。至少他的收受贿赂是一个事实。然而刘邦只是找他谈了一次话，便给予他高度的信任。刘邦问陈平：先生起先事魏，后来事楚，现在又跟寡人，难道一个忠实诚信的人会如此三心二意吗？陈平回答说，不错，我是先后事奉过魏王和楚王。但是，魏王不能用人，我只好投奔项王。项王又不能信任人，我只好又投奔大王。我是光着身子一文不名逃出来的，不接受别人的资助，就没法生活。我的计谋，大王如果觉得可取，请予采用。如果一无可取，就请让我下岗。别人送给我的钱全都没动，我分文不少如数交公就是。刘邦一听，便起身向陈平道歉，还委以陈平更大的官职。后来，陈平向刘邦建议用银弹在项羽那边行反间计，刘邦立即拨款黄金（铜）四万斤，随便陈平如何使用，也不用报销（恣所为，不问其出入）。结果，陈平略施小计，果然弄得项羽疑心生暗鬼，对范增、钟离眜等心腹之臣都失去了信任。� 就不仅是用人不疑，而且是豁达大度了，与项羽的小心眼儿正好相反。刘邦为人，确实大方。这种大方也许在他老妈加倍替他偿还酒债时就已培养起来了，但更重要的应该说还是因为他“其志不在小”。他要攫取的，是整个天下，当然也就不会去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更不会去计较那几个小钱。为了这一“远大目标”，他也能忍。比方说，克制自己的欲望。公元前206年，刘邦自武关入秦，进入咸阳。面对“宫室、纬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他不是没动过心。樊哙劝他出宫，他连理都不理。这也不难理解。一个小地方来的痞儿，见到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如花似玉、金碧辉煌，哪有不眼花缭乱、心神恍惚的道理？只怕喉咙里都伸出手来了。但听了张良一番逆耳忠言后，他毅然退出秦宫，还军霸上，而且干脆人情做到底，连秦人献来犒劳军士的牛羊酒食都不接受，说是我们自有军粮，不忍心破费大家，弄得秦人喜不自禁，惟恐刘邦不能当秦王。刘邦这一手，干得实在漂亮。比起后来项羽在咸阳大肆掠夺杀人无数烧城三月，显然更得人心。� 刘邦能克制欲望，也能控制情绪。公元前203年，韩信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偌大一块地方，都成了他的地盘。手上有这么多本钱，韩信便想同刘邦讲价。他派人送信给刘邦说，齐人伪诈多变，是个反覆之国，南边又与楚国接壤。如果不立一个假王来镇守，只怕形势不定。当时，刘邦正被项羽的部队团团围在荥阳，太公和吕氏也都在项羽手里，一肚子气正没地方发。一看使者来信，不免火从心底起，怒向胆边生：王八蛋！老子困在这里，天天等你来救，你他妈的却要当个什么假齐王！便破口大骂。张良和陈平心知这时得罪韩信不得，便暗中踹刘邦的脚。于是刘邦接着又骂：没出息的东西！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平定诸侯，那就是真王了嘛，当的什么假王！这样一种随机应变的功夫，项羽是没有的。这样一种克制自己的能力，项羽也是没有的。这事要搁在项羽身上，他肯定二话不说便立马去杀人，而且非亲手杀了韩信不可。� 这就不是性格问题了。没有谁会有“忍”的性格，忍都是逼出来的。有两种忍。一种是在强权强暴面前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与其说是忍耐，不如说是无奈。打又打不赢，拚命又没有本钱，不忍，又能怎么样呢？这就不能算是忍了。真正的忍，是在想做而又可做的前提下忍住不做。比如明明想占有秦宫的财宝、女子，也占有得了，却自动放弃，这就非常不易。显然，只有这样一种忍，才是真正的忍。也就是说，真正的忍，是自己战胜自己，是自己对自己下手。忍，心字头上一把刀，是拿刀子戳自己的心啊！一个对自己都能下手的人，对付别人的时候大约也不会手软。所以，能忍的人都心狠。刘邦是非常狠心的。有一次，楚军追击刘邦，刘邦为了逃命，居然把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都推下车。车夫夏侯婴三次把他们抱上车来，又三次被刘邦推下去。夏侯婴实在看不下去，说，事情虽急，不可以赶得快些么？为什么要扔下他们不管呢？刘邦这才带着孩子一起逃命。俗云，虎毒不食子。一个可以弃亲生儿女于不顾的人，其内心深处之狠毒残忍，也就可以想象而知。 所以，当范增发现好色贪财的刘邦进了咸阳居然秋毫无犯时，他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凶险残忍的敌人，不尽早翦除，必养虎留患。可惜，很多人当时都没能看出这一点，包括项羽，也包括韩信。 韩信的错误 韩信也是被刘邦杀掉的，尽管直接下手的是吕后，也尽管刘邦为此忍了很久。 韩信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差不多一半是刘邦，一半是项羽。与刘邦一样，他也是一个能忍的人。南昌亭长嫌弃他、戏弄他，他忍了。拍絮漂母可怜他、数落他，他忍了。后来，淮阴县城的市井无赖故意羞辱他，他也忍了，而且当真从流氓无赖的胯下爬了过去，引得满街的嘲讽耻笑。说实在的，能忍如此之辱，并不容易。有哪个血性男儿能受此侮辱呢？就连韩信自己，也是几近忍无可忍。司马迁说他听了那无赖的话以后“熟视之”（盯着他看了很久），其间大约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吧！但最终，他还是忍了。毕竟，忍，不等于怕。柏杨先生说得好：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如果稍一挑衅，就愤怒上前一口咬住，死也不放，那就是螃蟹了。韩信不是螃蟹，而是英雄。惟其如此，他才有资格批判项羽是“匹夫之勇”。因为他知道，受到流氓挑衅时，项羽是忍不了的，一定会跳起来一拳打在那混蛋的鼻子上。

我眼中的刘邦项羽刘邦和项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项羽是贵族后裔，刘邦出生市井。项羽力大无比，英勇盖世；刘邦武不能武，文不能文。项羽一生只痴情与一个女子——虞姬；刘邦贪婪、好色。项羽讲义气，重感情，秦兵在战争中伤害了他心爱的将军和手下，项羽一怒之下活埋了20万秦降兵；刘邦反复无常，狡黠多疑。在我的心中，项羽实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真正的男人，叱咤风云、爱憎分明，“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沉舟，百万楚兵终灭秦”说的就是项羽！然而，在争夺帝王的战场上，项羽失败了，——项羽平生久经沙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他仅且仅当输了一次，这一次他输的很惨，连带着送了他的命！相反，刘邦在战场上一直是输家，在真正意义上，他只痛痛快快的赢了一次，一战定江山，他坐上了帝王的宝座。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爱和人开玩笑，其中原因甚是值得玩味！我们可以这样说，项羽是个英雄、是个君子、是个好男人；刘邦却是个小人、甚至是流氓地痞。小人战胜了英雄，流氓战胜了君子，偶然否？不，这是必然。如果让历史重演，我相信最终坐上皇帝宝座的还是刘邦！事实上，历朝历代的开国帝王没有一个是君子。做君子很累，也有很多的拘束！小人没有，小人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可以随意的变化自己的面目，——而把自己的真实心意深深的隐藏在心中！无疑，在玩弄权术、笼络人心方面，刘邦已经深得要领。脸皮要厚、心地要黑、手段要狠、嘴巴要甜、要会演戏和表演，刘邦都做到了。刘邦做亭长的时候赖帐、欠钱，戏弄民女，在他进入关中的时候就全变了。他约法三章，对阿房宫里的财务和美女秋毫无犯，老百姓和秦国的旧臣一片欢呼。可怜的项羽尚且以为是刘邦对他的忠诚，范增却越发的看出了刘邦的不简单，——可惜项羽不听范增的。刘邦手下智囊三千，张良、萧何、韩信个个都是才能出众之辈，项羽有且仅有范增一个聪明人，可惜他还不听人家的。项羽确实不是他的对手，刘邦实在是高明；难怪项羽要输，刘邦要胜！看秦末的历史其实很没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项羽失败的原因。项羽必输，毫无疑问！后人看历史由于距离远而变的清晰，很容易看清；但当时的很多聪明人都看出来项羽致命的缺点，所以尽管项羽名声如日中天、尽管刘邦是个小人，他们都宁愿投靠刘邦。真正精彩的争斗史是战国和三国时期，那是个需要英雄而且产生英雄的时代；看大小霸主纷争、看谋士纵横、看将士喋血沙场，真的让人热血沸腾！不写了，小小篇幅也确实写不出来什么东西！如果让我在君子和小人间选择的话，我宁愿当小人；如果让我在政治家和商人之间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商人，政治家很累、很假、很虚伪！前一端时间，克林顿因为一个女人而弄的差点下台的事情让我很感慨。凭心而言，那一个成功的男人是多干净、多纯洁的。作个商人，有点钱又无声名之累，做你爱做的事情，有何不好？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自司马迁之后，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以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但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因为伟大的事功而出自于低下的人品，不仅情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极不可能。如果肯定刘邦的事功是伟大的，其人品一定也是伟大的。司马迁称其为大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大量事实为支撑的。刘向、班固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而得出的结论。不虚美，就是司马迁对刘邦的赞誉，都有事实为依据；不隐恶，就是司马迁虽然推崇刘邦的事功，也不因此而对其存在的缺点予以回避隐瞒。结果，后人往往忽略了司马迁的不虚美，而特别看中了他的不隐恶，这就造成了刘邦评价的尴尬。其实，像刘邦这样一个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者，是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他的个人品质的，应该看主流，也就是总体表现。司马迁的结论就是看主流的产物。我们今天评价刘邦的人品，也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即司马迁所站的角度来评价，才能得出其人品高下的真实结论。一、 司马迁的评价基础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3]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一说，其一大半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该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4]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道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5]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而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二、 仁人之心，以天下苍生之心为心现在论及刘邦的成功时，总会提出他的这样三个优点：1、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2、能用人，尤其是能驾驭人；3、头脑灵活，聪明绝顶，随机应变能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对刘邦所具有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仁者之心丝毫没有提及，其实这才是刘邦最大的优点，是他优点中的帅，其它的优点只是从属于此而产生作用。司马迁记载道：“高祖为人，……仁而爱人。”[6]这种仁而爱人的表现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最初体现在为官府送徒咸阳途中纵囚。继而表现在初起沛时不愿意接受沛令之职。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7]注意，刘邦之辞为首，与曹参、萧何之辞为首有所不同，萧曹二人之辞，是恐事不成，秦王朝种族其家，而刘邦之辞，没有个人的因素在内。最为典型的则以入关灭秦，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受秦民犒赏；再则是汉七年，刘邦击韩王信还咸阳，“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8]最后，在汉十二年过沛，父老留饮，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9]不愿过多打扰家乡父老，显示出对家乡人民深厚的体恤之情。凡此种种，并非作戏，而是出自一片赤诚。说到刘邦的仁而爱人，可能有必要将当时人对项羽的评价作个比较。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10]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劚祝�滩荒苡琛4怂�礁救酥�室病！盵11]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12]郦食其说：汉王“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劧�荒苁凇9コ堑寐福���荒苌汀L煜屡现��筒旁怪������谩9侍煜轮�浚�橛诤和酰�勺��咭病！盵13]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14]以上诸说，实际上是待人之道，而不是爱人。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刘、项的本质差别。刘是与天下同利，项则专利己一人。有此前提，项的爱人，毫无实质性内容，更多的是表演的成分；而刘则尽可能多的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时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5]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三、 敢于承担责任，不自矜其功，勇于自责刘邦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固然有过为自己逃命，将儿女踢下车的不光彩记录，但更多的是，在重大责任面前，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前面提到的纵囚及出任沛公，就是这种性质。而真正的承担重任，是灭秦与抗楚两事。项梁败后，由楚怀王心主持大局，当时诸将莫利先入关。在这种形势下，楚怀王点了刘邦的将，让他带不足万人的部队去击秦并为楚国援赵军开辟道路。刘邦没有畏首畏尾，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关这一点可参见拙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16]此不赘。在抗楚战争中，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与项羽直接对垒。因为当时项羽才气最高，无人能敌，这一重任又是刘邦自己揽到身上，在荥阳一线与楚对峙三年，屡战屡败，多次受伤，几次差一点被俘。《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固然难验证，但也足以证明，与项羽对垒是极危险的事。也正是刘邦有效地牵制住了项羽，才保证了其它战场战局的顺利进行。刘邦的敢担重任，不仅表现在天下未定之前，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遇动乱骤起，也都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亲自领兵出征，无论是击韩王信、击陈豨，还是击黥布，也不论其身体适否，都是如此。诸侯大臣共立刘邦为帝时曾说过：“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刘邦的功劳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极致，再也无法更高的了，他还是不肯被立为皇帝，他说：“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17]这种在无可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别人的功劳的记载，当然又是其仁人之心的体现。最著名的就是天下平定后，他与群臣的对话，在谈到他如何能取天下时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8]因为刘邦有评论如此，故后人常以为刘邦沾了别太多的光。故这个问题有必要予以讨论。上述三人的功劳固然不小，但都是在刘邦的领导下取得的。比如张良早年得项梁之助，率千余兵士略韩地，每得一城，旋即为秦军夺走，最后一事无成。当然张良肯定有他的长处，历史记载刘邦用了他几条计策而受益。同样可以肯定，会有一些不高明的没被刘邦采用的主意，被历史记载遗漏了。萧何所做的工作，刘邦一点也不在行，应该说刘邦对萧何的评价是中肯的，但司马迁评萧何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19]这说明萧何的功劳是在刘邦的信任下取得的。韩信本是只身来投靠汉王的，其战功虽大，但毕竟没有正面与项羽单独作战，其作战能力是不是肯定高过刘邦、进而高过项羽，还不能简单下结论。只是刘邦并非以作战著名于史，对他这种能力，历史的评价过低了，实际上其能力是很强的。陈豨、黥布之叛，就非刘邦亲自出马不能平定。在对秦作战时，韩信还没有加入刘邦阵营，刘邦仍能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张良称其用兵为天授，就说明了刘邦的军事才能是相当高的。因刘邦不矜己功，故其称赞三杰，完全出自本心，也与众人对他的评价“能饶人以爵邑”、“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完全吻合。与肯让功劳与别人相适应，刘邦的从来不自是己意，不固执己见，有一定的自责之心，这在开国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他入关之初，便欲居秦宫室，这也是大功告成时的人之常情，但一听樊哙、张良之劝，立即放弃原来的打算；本来已听信郦生之说，刻就了封六国后人之印，一听张良反对有理，又立即放弃；本来打算通缉季布，听夏侯婴之劝，而命季布为大臣。对此类行为，苏东坡的评论最有见地，其曰：“刻印销印，仅同儿戏，何曾累高祖之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20]汉十二年，刘邦治相国萧何罪，事后向萧何检讨道：“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繋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21]这是何等的胸襟气度。司马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22]而刘邦本人以不德自责自居，正是有这样一种自省谦虚，才使得汉王朝的早期统治者能够避免秦亡之覆辙，人民的休养生息也落到了实处。从而有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的盛世。四、尊重知识及对汉文化的影响有关刘邦尊重知识问题，现在没人讲过，因为汉高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无赖，对有知识的人极不尊重，历史记载了他遇儒生，“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23]等等不良形象，故后人常说“刘项原来不读书”。但这种情况应该说只是刘邦的皮相，而非实质。刘邦的本质是尊重知识的，他特别能团结人才，也是他尊重知识特质的表现形式。其实项羽、刘邦两人原来都是读书的，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就与几个大儒是幼时同学，刘邦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太差。这方面只有与卢绾是同学的记载。但刘、项二人对待知识的态度完全不同。项羽在抹杀楚怀王的功劳时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24]而刘邦定天下论功欲行赏厚封萧何，同样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25]看看，这与当初项羽的心态是何等相似啊。但刘邦不是项羽。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26]刘、项对待知识的功用的认识差别如此悬殊，刘胜项败，固其宜矣。司马迁对项羽失败的评论是“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汉人扬雄认为刘邦的胜利是“群策屈群力”，这两个看法都是正确的，也恰好代表了对知识的尊重与轻视的两种倾向。可能宋人苏辙的话，对我们理解刘邦有帮助，他说：“古之圣人驱天下之人而尽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虽杂，然皆列于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后任之？且虽有天下之善人，与之处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则虽有好善之心，而不获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为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27]苏氏此段话之后，就将这个圣人直接落实到汉高祖身上了。其实，刘邦的聪明才智在当时也是少有人能比得了的，正因为他尊重知识，所以他对别人的功劳看得很重。至于他轻视儒生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儒生确实有不少是“徒持文墨议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但真正有才学的人，有一善策而得采用者，当不在少数。史料记载了刘邦听从了洛阳新城三老、袁生、郑忠、郦食其等人的良策，取得了对楚作战的主动。这样的事例应该还有很多，史书上不可能一一记下来。对刘邦之智，明人何去非曾有过专评，其曰：“汉王之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汉高帝挟其在己之智术，固不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之归者，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也。”[28]古人做这类结论时，其着眼点往往在刘胜项败。其实这正表明了刘邦以天下之智为智、也以天下之心为心的特质，所以才能放弃一己之私欲私见，从善如流。难怪群雄肯为之驱驰，原因就在于刘邦能为大家提供最好地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可以想见，在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的情况下，不仅战争取得了胜利，也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前人有言：“汉高帝天性明达，好谋能断，是以知三杰之谋，用之而不疑；善陈平之计，从之而不吝；当食纳子房之策，挥洗听郦生之说。娄敬有定都之谋，则嘉纳不宠，赐以姓；陆贾有《新语》之献，则亲览而每称其善；谏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则爱之；论次萧何，鄂千秋之言当矣，则赏之。其用人之明断也，为何如。惩秦敛之苛，则约三章之法；殚项羽之恶，则发义帝之丧；监胡亥之死，则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惨焚书之祸，则祀孔子于过鲁之日，立宗庙；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风行；申军法，定章程，起朝仪，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当矣。丁公不忠，则戮之以徇军士；季布各为其主，则封之以表舆；论政之赏罚明矣，为政之明断也为何如。”[29]因为汉初的动荡，或许，汉高祖刘邦本身对文化建设没有直接的作为，但他以天下之心为心的做法，对于恢复文化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刘邦的态度造成了客观上的无为状态，与暴秦的“以吏为师”及焚毁百家之说的作法截然不同。刘邦是楚人，其故乡与老子的出生地相去不远，不知老子的学说会不会对他产生作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的曹参为齐相国取无为之道，而司马迁的父亲也崇尚黄老之术。大概这些人从刘邦的态度上感受到老子提倡的东西。老子曾说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考察刘邦的个人品质，隐约与老子主张相吻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刘邦对汉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天下之心为心，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有选择知识的能力与权利，采取不干涉原则，让人民与社会自己发展自己，从而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之所以被称作汉人，就是与汉代文化在经秦火之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采取了无为的政策，造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在今天对刘邦评价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应该给他在建立汉文化一道上，给予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