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革命是谁发表的论文

发生在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之间。从1928年到“左联”成立前后，正当左翼文学运动蓬勃兴起时，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陆续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十多篇文章，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兜售资产阶级人性论，攻击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批评界对此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鲁迅以一系列犀利的杂文，剖析了梁实秋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他指出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相同、永久不变的人性。他形象地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 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认为，人性是人类社会文化、文学艺术活动的普遍存在，但是，在阶级冲突激烈时代，人的阶级性又异常明显地表现出来。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主张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学 是没有阶级性的；主张天才创造文学，认为文学与大多数不发生关系。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但他批评革命文学倡导者把文学当做阶 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指出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又带有一定的合理性。鲁迅、冯乃超等予以反批评。鲁迅指出，梁实秋提出文学就是表现喜、怒、哀、乐、爱等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是矛盾而空虚的。文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人性；然而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同时，鲁迅也批评了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与阶级性的关系，是都带，而非只有。这些辩驳，既击中了梁实秋论点的错误，也显示出鲁迅对马克思主义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刻理解。“文艺自由”的论争论争发生在胡秋原、苏汶和左翼作家之间，争论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0月，以自由人自诩的胡秋原，连续发表《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叫嚷政治“勿侵略文艺”。反对“某一种文学把 持文坛”等等。正当“左联”批评界开始同胡秋原论战时，又有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连续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等多篇文章，指责“左联”霸占文坛，“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观，实质上体现出某些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超阶级文艺立场，它与“左 联”所张扬的阶级论观点是相悖的。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等纷纷撰文，全面展开了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鲁迅认 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自由人”、“第三种人”究其实质，是处于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缝隙地带的“自由”文人作家，鲁迅指出对他们要区别对待，“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苏汶等反对政治干涉文学，态度偏激，文艺思想理论多有错误；但强调文学真实性的独立地位，是正确和必要的。左翼作家于反批评中，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阐发，但提出文艺永远是政治的留声机，理论上片面、错误。歌特（张闻天）维护 了文学真实性标准的独立价值，对真实性与党性、政治倾向性作了较为辩证的分析。通过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斗争，“左联”的批评界对文学的阶级性有了更深入的阐发，对团结“同路人”和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作家有了初步认识，这些都成为左翼批评界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大众语文论争”这场论争是因为1934年5月汪懋祖、许梦因等发动“文言复兴运动”引起的。6月，进步作家陈望道、胡愈之、夏丐尊、傅东华、黎烈文、陈子展、赵元任、沈雁冰等集会，决定掀起反对文言、保卫白话的运动，展开大众语文的讨论。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文学语言问题。它上承左联内部两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参加人员涉及整个文化界，发表文章数百篇。论争总结了五四文白之争以后 文学语言发展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欧化与半文半白的倾向，纠正了一些左联作家否定白话、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等左的错误，探讨了现代文学语言的 特点及其发展的方向。这是继文白之争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文学语言论争，对此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革命论于1917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该论的作者是陈独秀，其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文学革命论的核心思想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并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笔名茅盾，生于1896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和翻译。1921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并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同年接编《小说月报》，该刊自第12卷第1期，内容大加改革，除发表大量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外，并经常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的方法，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建设有杰出贡献。1923年在上海大学教授小说课，还任教于上海大学等校。1925年8月，与陈云等领导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要求承认职工会和改善生活条件，取得基本胜利。年底被选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执行委员，1926年赴福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3月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北伐时期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后又兼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四一二政变后被通缉。1927年9月后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幻灭》等小说，1928年赴日本，1930年回上海，与鲁迅一起参加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完成长篇小说《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1936年生活书店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在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应生活书店邀请创办《文艺阵地》杂志， 1938年冬，任新疆大学文学院院长，1940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后到重庆，任文化工作者协会常委，皖南事变后，一度赴香港主编《笔谈》。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回上海主编《文联》，并撰写话剧《清明前后》。1947年到香港任《小说月报》编委，1949年2月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学改造者协会主席。建国后，在周总理建议下出任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主持日常工作、出访、写评论、扶持文学新人。在政务繁忙之际，他对文学创作仍念念不忘，曾写成反映新时代干部形象的小说《锻炼》等。后又着手撰写一部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黎明》，作为《子夜》的续集，但未发表。他于1981年去世。发表有《动摇》、《追求》、《文艺阵地》、《虹》、《三人行》、《茅盾散文集》等小说和散文著作。小说《子夜》在建国后曾被拍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