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之初谁发表了论文啊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2、中国社会的变化 政治上：主权开始丧失，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经济上：开始卷入资本主义市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思想上：新思想萌发，“西学东渐”局面开始形成革命任务：肩负反封建反侵略双重任务，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3、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爱国官兵：进行英勇的抗侵略斗争，如陈连升、关天培等 人民群众：进行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如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典型：太平天国运动 原因：矛盾激化[腐朽统治、外国侵略、自然灾害、宗教影响] 过程：前期—1851金田起义；1853定都天京、《天朝田亩制度》； 全盛时期：北伐、西征、东征 后期—天京变乱[原因、过程、影响]；新的领导核心形成与《资政新篇》[内容、评价]；防御战与天京陷落4、清政府的政策：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外：闭关-禁烟-抗击-求和-勾结[基本历史认识]1、到鸦片战争为止，中国的社会变革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夏初，是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大变革，第二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第三次是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的大变革。和前两次相比，历史地位一样，但有许多自身独有的特点。 ①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前两次都处于中国独立发展的时代，变革是在和中国以外的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发生的；而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已有三百多年遭受西方殖民主义骚扰的历史，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 ②前两次变革，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而此次大变革，虽然也有社会内部发展规律的作用，却没有让中国本身的资本主义势力顺利成长。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有刺激作用，同时又千方百计扼杀它，使它无法独立发展。封建统治势力在外国侵略者打击下无法自立，逐步和侵略者相勾结。③前两次变革，由于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社会生产力有明显进步，经济趋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提高；面此次变革中，虽有西方先进科技被介绍过来，但它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压榨中国人民的工具，大量劳动人才破产流亡，中国民族遭到了空前的民族浩劫。④前两次变革都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鸦片战争后的大变革，除内部矛盾斗争是其基础外，主要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结果。外力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 2、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继续”的依据： ①最主要的是侵华目的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其一，19世纪5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列强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迫切。其二，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与其所想像的商品供不应求，财源滚滚的局面相关甚远。之所以如此，列强认为是因为他们在中国获得的特权太少。其三，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华权益，英法先是提出“修约”，被拒后，又想通过战争来实现。②侵华方式相近，先寻找借口，后不宣而战。③影响一致性。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扩大”的依据：①侵华力量扩大，由一国到英法联合参战。②时间长：2年—4年；③侵略区域扩大：长江以南沿海地区---整个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数目增多；⑤中国丧失了更多主权，侵略势力由沿海开始向内地延伸。 3、香港的被割与回归 香港英文名中HongKkng，因香江而得名，由香港岛、九龙、新界三部分组成，面积1092平方千米。隔深圳河与大陆相望，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自由港。 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一个半世纪，是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缩影。香港被英国割占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香港岛的被割占：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正式被英国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的被割占：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其中规定“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英国在香港地区的殖民地进一步扩大。强租新界：英国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迫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区和附近岛屿，即现在的“新界”。至此，英国完成了对中国香港地区的占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承诺一定要收回香港，邓小平同志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收回香港。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在北京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凌晨，中英双方在香港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香港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董建华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香港人民终于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 自1841—1997年，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经历了155个寒暑。期间，香港总共出现过28位总督：1、璞鼎查：1843—1844 2、戴维斯：1844—18483、文 咸：1848—1854 4、宝 宁：1854—18295、罗便臣：1859—1865 6、麦当奴：1866—18727、坚尼地：1872—1877 8、轩尼斯：1877—18829、宝 云：1883—1885 10、德 辅：1887—189111、罗便臣：1891—1898 12、卜 力：1898—190313、弥 敦：1904—1907 14、庐 加：1907—191215、梅含理：1912—1918 16、司徒拔：1919—192517、金文泰：1925—1930 18、贝 璐：1930—193519、郝德杰：1935—1937 20、罗富国：1937—194121、杨慕琦：1941—1947 22、葛量洪：1947—195723、柏立基：1958—1964 24、戴麟趾：1964—197125、麦理浩：1971—1982 26、尤 德：1982—198627、卫奕信：1987—1992 28、彭定康：1992—1997 4、圆明园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组成，总称圆明三园。占地5200亩，周长近10公里，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千米。从康熙到咸丰的六代帝王，历时150多年，把它营建成为一座举世无双的大型皇家宫苑。乾隆时，清朝国力强盛，大规模扩建圆明园。在圆明园东面，拓建长春园；东南拓建万春园。乾隆六下江南，每见美景名胜便命人在圆明园中仿造。长春园最北边有一组西式宫殿建筑---西洋楼，是乾隆时期根据西方传教士郎世宁的设计，由中国匠师精心建造的。圆明园内珍藏许多中外古今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艺术珍奇，金珠宝石，铜瓷古玩。西方誉之为“万园之园” [概念阐释]1、闭关政策 ⑴起止时间：始于明朝中后期，《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使之开始走向失败，《天津条约》准许外国人自由进入内地标志着它的彻底失败。 ⑵含义：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具体讲，从对象看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来华外国人进行种种限制，二是对国内人民出洋及外国人交往严格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严时松，但其总趋势是走向破产；从内容看，涉及面很广，包括政治、外交、文化、贸易等，其重心是贸易。⑶原因：①经济基础：自然经济。②具有防范外人与国内人民联合反对其封建统治的意图。③长期以来形成的“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意识，使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愚昧无知，视闭关为对付外国侵扰的有力武器。④与殖民者侵略的加剧有直接关系。⑷评价：①起初为抵御外来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②从长远看，其危害严重，使中西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进而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二是使中国失去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和科技的机会；三是使中国军事技术落后于西方。 2、租界和租借地⑴含义：租界指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殖民地国家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作为外侨居留和经商的一定区域。租借地指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他国强行取得的供其在一定时期使用和管理的地区，在租借期内主权仍属于出租国。 ⑵ 比较：相同点：①分配地区——通商口岸；②作用——列强侵华基地；③实质——侵略的产物。 不同点：①时间——租界旱；②面积——租界小；③限制——租界无时间限制；④主权——“租借地”主权仍属于出租国。 3、片面最惠国待遇⑴含义：最惠国待遇是一国在通商、航海、税收或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给予另一国享受现时或将来所给予任何第三国同样的一切优惠、特权或豁免等待遇。最惠国待遇的取得必须有条约和根据。最惠国待遇一般是相互的，缔约双方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相互享受最惠国待遇。但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往往只是片面规定该缔约国享受最惠国待遇，而中国并无对等权利，因而是片面的。⑵英国取得此特权是通过《虎门条约》，其内容是“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准英人一体均沾。” 4、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⑴基本含义：“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二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严格地说，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的特征，到60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的社会特征。但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则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结束于新中国成立。这也是我国近代社会最基本的“国情”所在。⑵过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开始—形成—深化—结束”几个阶段。⑶理解：对此概念，既不能理解为一半是殖民地的，一半是封建的；也不能理解为政治上是殖民地的，经济上是封建的；更不能理解为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社会，正确理解应为不完全的封建社会和不完全的殖民地社会。 5、《天朝田亩制度》⑴背景：太平天国运动的胜利进军，制定改造封建社会的纲领已成为需要。⑵目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理想天国。⑶内容：①核心内容：以土地制度为中心，建立理想天国②具体理解，可以从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看。a、生产关系上主张平分土地；b、分配制度上主张绝对平均的圣库制度；c、社会关系方面主张人人平等⑷原则：土地分配原则：“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产品分配原则：“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⑸方法：见教材⑹产生的根源：①社会根源：鸦片战争后，人民身受双重压迫、剥削②历史根源：历代农民起义口号、要求③阶级根源：农民阶级⑺评价：①性质：是农民阶级的反对封建统治斗争的纲领，也是太平天国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②革命性：a、它继承和发展了历代农民反封建斗争思想，表达了农民阶级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是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b、为当时的反封建斗争指出了方向。③局限性：表现在空想性和封建落后性两方面。④认识：由上可知，太平天国军事上的胜利是缺乏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牢固基础，因而，不可能彻底有效地改造封建社会，也无法阻止政权的封建化。 6、《资政新篇》⑴背景：天京事变后，新的领导核心形成。⑵目的：为了振兴太平天国。⑶方法：学习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⑷内容；见教材。⑸评价：①这是一个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②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③太平天国的最高决策人希望此举能够扭转时局。④由于缺乏实现这一政治纲领的社会条件，加之战争从未间断，因此《资政新篇》不可能真正实行。⑹未能实施的原因：①根本原因：缺乏实现这一政治纲领的社会基础。②客观原因：战争环境。 7、《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 《资政新篇》背 景 强盛时期 衰落时期经济主张 公有共享和绝对平均主义[消灭私有制] 发展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私有制]群众基础 广泛 不是农民意识的产物作 用 直接推动运动的发展 未能付诸实施反映同一时代的不同特点 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纲领。 8、“落后就要挨打” ⑴“落后就要挨打”不等于落后应该挨打，前者只是客观描述，后者已带有主观的合理与否的判断。 ⑵“落后就要挨打”不是永恒的真理，它只是适用于高科技的现代，却不适用于古代。 ⑶“落后就要挨打”不等于落后一定挨打。 ⑷“落后就要挨打”不等于先进就不会挨打。[例略]

笔者在读书过程中，对以下两件事，感受颇深。一是《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序言》中亦言及其早年读书时发生的一件事。1928年，杨先生读高级中学时，已开始对《墨子》和《墨经》作探索。“因为看到当时许多学者对《墨经》随意改字，不顾上下文句，作出种种不同的新解释，为了想纠正这个不良学风，写成《墨经校勘研究》一文，投寄北平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当时即收到学报主编容庚的亲笔回信，认为论文很有见解，切中时弊，准备采用，但因自下一期起，改由顾颉刚先生担任主编，原稿已转交给顾先生，今后请直接与顾先生联系。我接信后十分高兴，认为既经决定采用，我自己毕竟还是个中学生，可能文章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因而立即写信给顾先生，说明自己是中学生，如有不妥之处请发表时改正。此信寄去后不见回信，等到新的一期学报出版又不见刊载。我为郑重起见，再写挂号信给顾先生催询，并且说：‘如果不能发表，请把原稿退还，因为我没有留下底稿’，又是长期得不到回音。我感到十分遗憾，第一次写成的论文就如石沉大海那样消失了。我从此没有再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的追问，我想顾先生将来会后悔的。”后来，杨先生讲到：“我想可能顾先生顾虑到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一个中学生的文章评论不少名家的失误，怕出什么问题;又因为容庚已有回信，又不便退稿……我今天重提此事，因为现在我编论文集没有我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免感到有点遗憾。” 二是，王玉哲先生《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一书代序中有一节题为《一段小小的波折》，是说1940年先生从联大毕业后，投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根据学校规定，必须交一篇论文。而王先生于1938年春读大学二年级时，选了刘文典先生的“庄子”一课，做了一篇读书报告，题为《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一文。王先生认为《齐物论》是慎道的著作，不是庄周的说法，提出异议。先生说：“当时颇得刘文典先生的赏识……我这篇文章在联大教室间有所传阅。联大教师如冯友兰、闻一多等先生都读到我的原稿，极为称赞。顾颉刚先生以前同意傅先生的说法，在读了我那篇文章后，也改变过来，并主动推荐寄到《逸经》杂志。因为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未经他同意我暂不发表。所以，我又请顾先生把稿子索回。罗常培先生正主编《读书周刊》需要稿件，对我说，他想把我的文章拿去请傅斯年先生作个答辩，与我的文章同时刊出，我同意了。可是傅先生看到我那篇文章后很生气，不但不与答辩，而且对我的意见很大。”因为该篇文章，给王先生带来不小的麻烦。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听说傅先生在审查我的论文时，一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报考论文提出来，对别的学生说，这类学生我们不能录取，他的城市气味太浓，不安心刻苦读书，专写批驳别人的文章。”“后来听说录取会议上，傅先生本来主张不录取我，为了照顾其他先生的意见，最后把我录为‘备取生’。” 清末民初以来，是中国学术史上又一个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中学与西学学术思想激烈碰撞，在新旧学术嬗递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圆融通博且富有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不断擘划着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文前提到的傅斯年、顾颉刚先生自然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两位大师级学者，但杨宽先生的“遗憾”、王玉哲先生的“风波”却均与两位大师级学者有直接关联。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学术史上的另一件事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公量先生批判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考》，“引证虽详，不免傅会”，“其言迂阔，不为典据”，“不问《穆传》之真实与否，不审古代交通之辽阔与否，昧于变迁之道，视古今如一辙。以此治学，莫不乖失，徒滋繁锁，以眩耳目耳”(《穆传之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6其)。1935年他发表《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评论》(《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4期，)一文，对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问题所作研究的评价：“这种《东莱博议》式，或者还够不上《东来博议》式的讲疏，其荒谬，其腐臭，无以复加。简直在卖弄笔墨，渎乱古书。借古人的题目，发自己的牢愁。这种全然不根据史事，而托诸空言，以二十世纪极文明的人类社会，加于两千年前极不文明的人类社会而津津乐道之，既不是采科学的态度，去阐明古代的民族与文化;也不是采艺术的态度，来讲述古代的传说与神话，对于这，我们是无法批评的。”张先生又说：“我们可以把顾实先生此种历史观，题作显微镜式的历史观，不惟于《穆传》没有积极的合理的解释，反而消极地增多意外的葛藤，给后人以无数摧廓的麻烦。”张公量先生发表以上论文时，尚为北京大学在校学生，年轻气盛，其对丁谦先生、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研究的批判，言辞犀利，真可谓“无以复加”。 张先生可谓较杨、王二位先生幸运，今天当人们认真拜读张先生这篇脍炙人口的大作之余，自然会引发更多的学术思考。如果发生在今天，张先生的大作即使可以发表，也肯定要在文字上经过“认真”修改。学术界普遍遵循的法则，往往是有破有立，张先生的宏文虽然亦可以说“切中时弊”，“很有见解”，但火药味十足的学术批判，自然很难令今天的学术界所接受。建国后，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郭沫若先生乃新中国成立后在古史研究中成就非凡的一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断结合新材料，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而其研究思想史的两部姊妹篇之一《十批判书》，书名即有“批判”二字，而该书第一篇则为《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先生说：“我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事宜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以下，郭先生在《关于文献的处理》一节讲到：“《周易》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认为殷末周初的作品。据我近年来的研究，才知道它确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时代拉迟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是完全错误。”(《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在《关于卜辞的处理》一节，郭先生讲到：“我自己要承认自己的冒昧，一开始便把路引错了。第一我们要知道，《殷周制度论》的价值已经不能够被这样过高的估计了。王氏所据的史料，属于殷代的虽然有新的发现而并未到家，而关于周代的看法则完全是根据‘周公制作之本意’的那种旧式的观念。这样，在基本上便是大有问题的。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强半是东周儒者的托古改制，这在目前早已成为定论了。以这样从基本上便错误了的论文，而我们根据它，……这是应该严密清算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凡此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字，在郭沫若先生的论著中，随处可见。通读以上文字，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位史学大家敢于不断修正错误，在自我批判中不断向真理靠近的博大胸怀。 在我们今天看来，学术批评，并非什么新名词。梁启超先生曾把盛清学者的学风概括为十大特点，其中第七条和第八条与今日所说的学术批评有关：“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按照梁先生的解释，清人“辩诘”学问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一是相互“辩诘”的对象不拘一格，只要学术观点不一致，即使师生之间也可以相互辩论;二是相互辩论的内容不应该抛开“辩诘”的主题;三是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意见。以上原则迄今仍未学术界所遵循，并成学者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然而，目前学术界的确也存在令人担忧的现象，学者之间的相互吹捧和恶意攻击，不仅违背了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而且严重玷污了圣洁的学术空气，给学术研究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实生活中，文化界常常扮演着不大光彩的角色，正直的学者集体失语，突然冒出来的名人却不时语惊四座。学术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忧惧的地步。在此背景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论为主的综合性大型期刊《社会科学评论》，应运而生。《社会科学评论》一再强调“本刊尊重科学、倡导个性、反对学术迷信，欢迎一家之言，本刊将以高的起点，新的理念，开创一种积极而理性的评论风气。”毫无疑问，《社会科学评论》的创刊，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 近年来，《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2007年第4期、2008年第2期、2009年第2期连续刊发了笔者的《论唐嘉弘先生的学术贡献》、《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走出夏史研究的误区——评沈长云的夏史研究》、《目前古史研究中的“信古”、“复古”倾向评析》等一组长文，其中《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由于网上已全文发布，读者自然不少。何先生不久给笔者打来电话，虽未谈到什么问题，表示要写一篇反击的文章。后来听《社会科学评论》编辑部编辑王向辉先生说，何先生的确寄了一篇回击文章，但由于所论问题，远离主题，没有发表。但不久笔者就看到了何先生发布在百度贴吧上的题为《不懂就不要装懂——驳周书灿的史学怪论及其脆弱根基》的长文。何先生的回击的确起到了以泄个人私愤的目的，后来网上陆续出现了一些大肆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跟帖，诸如“苏州大学的周书灿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读书，不会做学问，但是很能在学术界投机钻营的小混混。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和学术体制也太差劲了，居然让这个小混混弄到了博士学位和教授头衔。真的可悲!”，“周书灿学问和人品都很差!学问不扎实，专门投机取巧、浑水摸鱼。自以为了不起，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狐假虎威，到处树敌。现在就连他的导师朱凤翰先生也不认他这个学生了。他在河北师院混了几年，把人都得罪光了，还跟一个女学生闹出桃色新闻，搞得名誉扫地，混不下去。他又在湘潭大学混了几年，名声很臭。我们本科生都不愿意选修他开的课，据说许多研究生还骂他流氓。这种人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就要倒霉!同志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终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周书灿人品太差，众所周知，走到哪里都会激起公愤。”“周书灿是个流氓加无赖”。以上言论，是否真实，自然只有知情人才会准确评说，但至少可以说明何先生的反批评，严重违反了学术界所应遵循的“辩诘以本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的基本学术规范，实属梁启超先生所批判的那种“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的“不德”之举。由此看来，笔者《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所招致的麻烦则远远甚过杨宽先生的“遗憾”和王玉哲先生的“风波”。

从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年间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前（ 196-589 )， 期间约四百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是一个战乱和分裂的年代，朝代更替频繁，统治集团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战争、饥馑、瘟疫等，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 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争而遭杀戮，如孔融、嵇康、陆机、潘岳、谢灵运、鲍照等。这些反映到文学中，作家们往往感慨人生的短促、命运的无常。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宁，儒家的正统思想有所动摇，玄学与佛学思想盛行，学术文化在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发展。 辞赋创作沿着东汉末年的赋风继续前进，随着经学的衰微，人性的觉 醒，抒情小赋得以迅速繁衍，呈现出一派生机。这时赋家在题材内容上表现出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广阔性，他们把视线从宫廷转向社会生活和自然美景，注重抒写心灵世界。在艺术形式上’此时的赋大都篇幅较短，注重对偶与音律，由此形成骈赋创作的主流。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在五言诗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形成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即“建安风骨”。他的辞赋创作，主要以四六言的骈偶句抒情小赋为主，显得工整精致。 王粲，字仲宣，才高而貌丑，年少时去拜访蔡邕，恰逢蔡府宾客盈门，蔡邕知道王粲来访，急忙出迎以至于连鞋子都穿倒了。蔡邕对王粲如此敬重，是因为欣赏他的才华。王粲十七岁时因避乱，投靠荆州刺史刘表，可是因为王粲长得矮小，其貌不扬，刘表不喜，多年不加重用。王粲感到时光流逝，十分忧伤，登城抒发自己的忧思，写下了千古名赋《登楼赋》，赋以“虽信美而非吾土兮”为写景抒情的线索，把登楼眺望之景与思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曹植，字子建，天资颖慧，博学多才，得到父亲曹操的宠爱，几乎被 立为嗣子，但因他任性放荡，不拘小节，逐渐失宠。曹丕登上帝位后，对他多加猜忌、迫害。曹植在其封地都受到监视，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终抑郁而死。曹植今存赋六十多篇，题材广泛，不少赋作富有深意，或针砭时弊，或疏泄悲愤，或追求自由。曹植赋中最有特色者，还是那些物言志的咏物赋。如《白鹤赋》《蝉赋》《鹞雀赋》等。《鹞雀赋》似一则寓言，曹植以生动通俗的语言，通过鹞雀与麻雀的对话，表达出对弱小者的同情之心。曹植最为人称道的、影响深远的当属《洛神赋》，赋写曹植从京师返回封地途中，经过洛水，与洛水女神相知、相恋，到最后因人神殊途而不得不分离的爱情故事，其中对洛水女神容貌姿态的描写尤为细腻传神。此赋以爱情的失败象征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的幻灭。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 魏自曹丕以后，司马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正始文学的代表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其中又以阮、嵇两人更突出。 阮籍的诗文多表达其身处脸恶政治环境中的内心苦闷及愤世嫉俗的情感，但大多隐晦曲折。《猕猴赋》借对猕猴的具体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上那些人面兽心之徒的丑陋嘴脸。《大人先生传》塑造了一个超脱现实、神游天地之外的大人，其实就是作者形象的化身。表面游仙，实际上是作者内心的满腔忧愤无处疏泄而不得不向仙界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首阳山赋》是一首寄寓深刻的吊古之作。 嵇康的《琴赋》在艺术上较有特色，赋对琴声的各种曲调变化的描绘能曲尽其妙。向秀的《思旧赋》是向秀从京师归来途经嵇康旧居，听到笛声，感而作此赋。表达对故友的怀念，故友是遭迫害而死的，但作者没有直接道出，而是用李斯被赵高诬陷而处死的典故，来隐喻其对现实政治的抗议。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以抒情为主。2、崇尚文采。代表赋家有张华、潘岳、陆机等。张华《鹪鹩赋》，以微不足道的鹪鹩与那些举足冲天的苍鹰等进行比较，说明有用之才遭害而无用之才安处之意。 陆机，在当时文坛甚有名气，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作赋三十多篇，咏物赋有《白云赋》《漏刻赋》《羽扇赋》等，描绘精细，文辞清丽。陆机尤擅抒情小赋，或行怀述志.或思亲怀乡，或伤逝悼亡。《愍思赋》写对亡姊的悼念。《叹逝赋》伤悼已故的亲友，其中充满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的感慨。悲伤的人生情绪，往往成为陆机抒情小赋的基调。 潘岳作赋讲究文辞的华美，来摹写客观物象和抒发主观感情。《秋兴赋》先描绘秋日萧瑟零落的景象及由此产生的人生无常之感，最后抒发自己欲摆脱官场束缚、归隐山林的情怀。《西征赋》历叙征行之处所见所闻，表达怀古伤今之慨。《怀旧赋》《悼亡赋》《闲居赋》等都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至深。成公绥作的《天地赋》第一次把天地当作赋的描写对象，《大河赋》第一次对黄河进行正面的颂扬。公元316年西晋王朝覆灭，偏安于江南的东晋王朝开始。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东晋的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情趣发生改变，他们规避世俗，喜谈玄虚，这直接影响到恬淡清虚文风的形成。这一时期辞赋作品中仍有慷慨不平之音。郭璞的《江赋》，用散体大赋那种铺张扬厉的手法对江海这类气象博大的事物进行描绘，局面宏大雄伟。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为后世所称道，赋作以游历为线索，把对天台山景物的描绘与玄理佛教思想合而为一。他本人对此赋也颇为得意，赋写成后，对他的友人范荣期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 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赋作共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在赋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归去来兮辞》表达其归隐田园的愿望及在田园生活中怡然自得的心情。《感士不遇赋》抒发的却是志士不遇的悲愤。《闲情赋》似有深意，不仅表达其对爱情的追求，更在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晋宋之际文风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变平淡为绮丽，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宋代作家辈出，辞赋留存的有谢灵运、颜延之、谢庄、鲍照等人。谢灵运，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其赋也颇可一观，《撰征赋》写作者于东晋义熙十二年奉命至彭城慰劳刘裕的途中所见所感，其手法颇似前代潘岳的《西征赋》。《山居赋》借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寄托其怡情山水的闲逸情趣。谢庄《月赋》，假托曹植与王粲月夜吟游来谋篇，清空的月色与遥远的悲伤之情相融合，构成清冷惆怅的氛围。古人言其“只写月夜之情，非为赋月也”，确为精到之论。 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鲍照的赋感慨沉悲，清丽中见风华。最突出者当推《芜城赋》，赋以芜城（广陵，今扬州）昔日的繁华兴盛与今日的衰败荒芜进行对比，抚今追昔，悲愤满怀，让人产生无限的悲伤和惆怅。齐梁陈时期的统治者爱好文学，形成了宫廷文学集团。文学创作多局限于宫廷闺房和个人的狭小天地里，文风趋向轻靡而缺乏气骨。但他们在形式方面对中国文学作出了极大贡献，主要体现为追求语言的华美，精工的对偶和和谐的音律。这时期的代表赋家赋作有沈约的《丽人赋》，谢脁的《游后园赋》《临楚江赋》。江淹（江郎才尽的典故）存有辞赋数十篇，其中最为人所称颂的是《别赋》和《恨赋》。《恨赋》从恨极处着笔，后依次写帝王之恨、去国之恨、屈死之恨，最后将不同命运的人的死都归结到“恨”字上。《别赋》就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统摄全篇，然后再特写富贵别，任侠别、从军别、绝国别、夫妇别、学道别等种种人生之别，最后以难写别情结尾。江淹将恨与别两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细腻深刻地加以描写，引起了后世人们强烈的思想共鸣，无怪乎经久不衰、脍炙人口。 融合南北文风，集南北朝辞赋之大成，取得辞赋创作突出成就的当推庚信。庚信本仕于梁，后出使西魏，正值梁朝灭亡，只好羁留于西魏；北周代魏后，又仕北周。庚信的赋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仕北以前，多写宫廷生活趣昧，如《春赋》《灯赋》《镜赋》《对烛赋》等；仕北以后，着重表现的是国破家亡之痛和故国乡关之思，文风也由前期的华艳轻巧转变为后期的遒劲悲凉，如《枯树赋》《小园赋》《竹杖赋》。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哀江南赋》，被认为是中国赋史上最优秀的篇章，叙述了他的家世背景及其前半生的经历与感受，着重追叙了侯景之乱、梁元帝偏安一隅、与西魏的战争以及陈霸先篡位等一系列导致梁朝衰亡的史实。在这一系列的追叙中作者用自己的眼睛来捕捉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心理，哀悼故国 ，从更高的层面把握历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