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浏发表的音乐史学论文

在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浪潮中,世界民族更为重视自身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寻求世界文化资源共享。中日两国古典乐舞文化研究的学者和舞蹈家在历史行走的交会点上相遇,当彼此用探询的目光注视,更加确认千年以来一衣带水的亲缘。 无疑,日本雅乐中“唐乐”的完整保存,对于历史上宫廷“雅乐”与“燕乐”失传的中国传统音乐舞蹈来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然而,这些“唐乐”在传入日本的过程中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变迁,它们究竟如何传入日本?在多大程度保留了唐时的乐舞原貌?又有过多少改变?都是中日舞蹈家在保存与研究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彼此交流之时希望探究明白的问题。本文从日本雅乐目前上演的舞目的舞台、舞目演出结构以及乐器配制等方面,进行一个初步的考察,一方面确认日本雅乐根源于中国唐代;一方面指出日本雅乐实质为中国唐代的宫廷俗乐,然而,传承的过程同时受到朝鲜半岛的深刻影响,从而强调,研究日本雅乐传入与保存过程中的复杂性。 一.日本雅乐中唐乐之根的确认 中国与日本两国政治文化的交流很早就有记载。在日本的弥生时代(57年),中国后汉光武皇帝将刻有“汉倭奴国王”的金印,赐与日本国王的使节。那时,就有中国的舞乐开始传入日本。在隋、唐时中日文化交流到达一个高潮。据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记载,从隋高祖开皇二十年(600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的近300百年间,日本派“谴隋史”与“谴唐史”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就有22次。以中唐时期732年的一次人数为最,多达594人。这些使者中,有一些学习或关注艺术者,如717-735年在唐的留学生吉备曾就带回了《乐书要录》十卷以及律管、方响等,还有学问僧最澄、义空曾805年回国时带回多种唐乐器。当时还有一个擅长唐乐的中国人皇甫东朝去日后因交通不便不能返国,就做了日本的乐官。日本史籍也有载,日本宫廷在大宝元年(701年)设定了“雅乐寮”,雅乐的人员编制有796人。[1]平安时代(794-1191年)是日本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时代。 据日本宫内厅式部职乐部提供的资料载:目前日本雅乐的种类主要有三种:本土的音乐舞蹈风格(Kuniburi-no Utamai),起源于大陆的音乐和舞蹈(Gagaku-bu)和歌唱与诵诗作品(Utai-Mono)。第一,本地的音乐舞蹈风格(Kuniburi-no Utamai,例如Kagura 和Azuma-Asobi)。这些是成熟于10世纪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音乐与相应的舞蹈,建立在古代日本的早期的音乐和舞蹈之上。它们被认为是古代的音乐舞蹈,或日本本土的音乐舞蹈,也受到来源于大陆音乐舞蹈的影响,尤其是以筚篥(Hichirik)为著名。第二,大陆起源的舞蹈和音乐(Gaku-bu)。它们是中国的雅乐舞(Tgaku)和韩国雅乐舞(Komagaku)组成。建立在大陆国家(比如中国和韩国)大约从5-9世纪的400年间引入日本的音乐舞蹈的基础之上。根据它们的来源被分类成“左院乐舞”和“右院乐舞”, 左院被称为中国雅乐,它建立在源于中国、亚洲的中部和印度的音乐和舞蹈的基础上,服装为红色系,舞者从面对观众的左边出场,用中国音乐伴奏。右院称韩国雅乐,主要建立在韩国、中国的东北的音乐舞蹈的基础之上,服装为绿色系,舞者从面对观众的右边登场,用韩国乐伴奏。它们在乐器排列方面彼此不同。第三,歌唱和诵诗(Utai-Moto )。这部分是声乐,平安时代在大陆音乐和中国的乐器伴奏的歌唱影响下形成,是用日本民歌的歌词唱和朗诵,将中国的诗词改成日文的读音。再就是圣歌诵诗(Uta-no-hik)。与上述三类对应的表演方式也有三种:管弦乐演奏(Kangen)、乐舞(Bugaku音乐伴奏下舞蹈)表演、歌唱和诵诗(Utai-Moto )。它们在技巧与音乐演奏方面彼此不同。 显然,这三类乐舞中的第二类是本文最为关注的对象。 目前日本雅乐中所有关于唐乐的曲目与舞蹈的名称,据中国舞蹈史学家王克芬考证,在中国乐舞历史史料中都有出处,有力地证明,日本雅乐与中国传统乐舞的亲缘关系。而本文从日本目前皇家乐部演出雅乐用的舞台来考察,也认为它亦确实来自古老的中国,这种带栏杆的木结构的舞台,是来自中国六朝时出现的一种专门用于奏乐的舞台。创建于梁武帝,由隋炀帝加工美化得以发展,流传至唐、宋代宫廷。这种舞台方便于搭建撤移,多用于宴飨中的燕乐表演。由于舞台四周下方以熊罴百兽雕刻装饰,因此,被称为“熊罴案”。《文献通考》卷一三九记载:“熊罴架十二,悉高丈余,用木雕之;其状如床,上安版,四旁为栏,其中以登。梁武帝始设十二案鼓吹,在乐悬之外,以施殿庭,宴飨用之,图熊罴以为饰也。”《隋书・音乐志》有载:“至大业中,炀帝制宴飨,设鼓吹,依梁为十二案。案别有钅享于、钲、铎、军乐鼓吹一部。案下皆熊、罴、、豹,腾倚承之,以象百兽之舞”。日本雅乐演出的这种平面方型的露台,四周是栏杆,舞台后方正中有台阶供演员上下,和宋时陈《乐书》卷105“俗部・八音・匏之属”中所描述的“熊罴案”及其所绘示意图形一致,只是高度较低,且无百兽之舞之象,倒和敦煌石窟中盛唐时壁画中的台榭相似。 综上所述,我们确认日本雅乐中的“唐乐”之根是中国,这一点是无疑的。 二.日本雅乐中唐乐传承过程的复杂性思考 日本雅乐来自中国唐乐或受唐乐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其中“高丽乐”的部分则不能同日而语。即便关于“唐乐”,有一些问题亦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日本雅乐实质是中国唐代宫廷俗乐? “雅乐”, 一般说是与俗乐相对,是中国古代宫廷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在朝会、典礼、宴飨时所用的仪式性的音乐舞蹈。自从周王朝制礼作乐,为皇权歌功颂德,严格的等级观念便渗入其间,以其强有力的政治功能,成为贵族阶级维护统治以及教育后代的内容,被后世视为典范,历代王朝沿其旧制。《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蓝玉崧关于“雅乐”条目,将其定义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用于宗教、政治、风俗的各种仪式典礼中的音乐,后世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周代。”而作为专有名词的“雅乐”―― “Gagaku”这个词,在《新英汉词典》中却被指义为“(日本宫廷的)雅乐”。语言文字无意间透露一个事实:中国传统雅乐和宫廷其他乐舞,大多随着清帝国的消亡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中国隋唐时期传至日本的乐舞至今还被保留着,因为日本还保留着皇室制度,“宫廷”文化与皇室制度有关。但是,在中国,后来被称作“雅乐”的乐舞,无论是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还是从2004至2009年春节,笔者在北京天坛、地坛考察按照清代康熙主持编篡的《律吕正义》和乾隆主持编修的《律吕正义后编》以及其他文献而恢复表演的祭祀雅乐舞,或者流传至今的祭孔释奠乐舞来看,都和日本的雅乐大大不同。 这种差异,日本雅乐界也十分确认,日本宫内厅式部职乐部编《雅乐》简介写道:“雅乐,其字面本义‘典雅的音乐’是一个最初与通俗流行的音乐(‘Zokugaku’)形成对照的词而表示古典音乐。雅乐在这个意义上生存在中国和韩国,而和日本自己音乐中的雅乐不同。雅乐在日本占据了大多数古典音乐和舞蹈最古老的时代,建立在日本本土和亚洲国家的器乐和舞蹈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在其影响之下,一般来说成熟于公元10世纪。它主要地表演于皇宫的贵族社会,或者在重要的神祠和寺庙”。 从日本的另一些资料来看,从古坟时代(300-600年)、飞鸟时代(600-710年),到奈良时期(710-794年),各种外国的音乐和舞蹈几乎被用同等重要的方式表演。雅乐传入日本后,成为娱乐性的舞蹈,很多贵族在饮酒作乐时都参与这些舞蹈。因此,从当时传入后的情况,或从目前日本雅乐保存的节目来看,传入日本的唐乐主要是“燕乐”部分。此外,早期传入的还有中国的“散乐”(即民间音乐)。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7世纪日本持统天皇执政时期,在皇宫流行过“踏歌”――这是一种源自中国传统习俗每年正月十五闹元宵的节日歌舞,一般也是中国唐代的汉人在宫中举行的娱乐活动。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随着时代的不同,雅乐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例如,在隋、唐宫廷,“雅乐”和“燕乐”已是分立的概念,并且两者的分家愈来愈绝对。前者是指由主管创制和使用“雅乐”的官吏们以主观想象创制出来的所谓“古乐”;而后者则是用于宴会的一切音乐舞蹈。而且,当时在唐代宫廷太常寺的大乐署机构,是将《雅乐》和《燕乐》作为相对的概念使用,并且作为不同的乐舞种类来管理的。相对于“雅乐”,“燕乐”作为新盛的乐舞艺术,实为宫廷俗乐。唐玄宗时的俗乐部,除了《坐部伎》、《立部伎》外,还有清乐、道曲、法曲、胡部、舞马、百戏等。[2] 因为隋、唐宫廷喜好“燕乐”,提倡“燕乐”,专设机构培养与训练演员,调集优秀艺人,推动其创作与表演,广采博收,以开放的心态,不仅重视吸收民间音乐舞蹈的活力,实现中华各民族音乐的融合,而且注重吸收外来乐舞的精华,从而形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艺术创新的民族乐舞的崭新形式,受到人民的喜爱。而“雅乐”则顽固地坚持复古原则,刻意远离民间,更加僵化。因此,虽然宫廷投入人力物力巨大,但是仍挽救不了其衰微的命运,最终随着宫廷的没落而衰落。因此,日本的艺术家在接受中国唐乐时不失明智的选择,成为日本雅乐传承的内涵与外延,这是中国宫廷唐乐中的“俗乐”而非“雅乐”的根本原因。 2.日本雅乐从中国传入,但亦受到朝鲜半岛影响? 尽管日本受中国乐舞文化影响历史悠久,其中唐乐最早确是从中国直接传入,但目前上演的日本雅乐哪些是从中国传入,哪些受到韩国的影响?笔者认为值得思考。因为,日本的雅乐形成,在历史上似乎一直是既受中国影响,亦接受朝鲜影响。例如,前面提到的日本史籍上记载,日本宫廷在大宝元年(701)设定了“雅乐寮”,雅乐的人员编制有796人。其中:和乐254人;歌师4人、歌人30人、歌女100人;舞师4人、舞生100人、笛师2人;笛生6人,笛工8人;康乐72人;唐乐师12人,唐乐生60人;三韩乐72人;高丽乐师4人,高丽乐生20人;百济乐师4人,百济乐生20人;新罗乐师4人,新罗乐生20人。[3]从当时“雅乐寮”雅乐的人员编制来看,朝鲜半岛的人员就占有了较大的比重。这是和中国唐代的宫廷雅乐人员的编制是不同的。 从现存的演出程式与舞目的次序安排来看,本文认为,目前日本上演的雅乐,似乎深受朝鲜半岛的影响。因为,目前日本雅乐乐舞演出舞目的次序是唐乐与高丽乐彼此各一部地交替轮番上演,这和中国唐代燕乐演出的乐舞曲目及其演出次序不同。例如《九部乐》和《十部乐》中“清商乐”是汉族民间乐舞;“西凉乐”是较接近汉族地区的西北少数民族乐舞; “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是较远离汉族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乐舞;“康国乐”为在中国边区流动民族的乐舞;“安国乐”、“天竺乐”、“扶南乐”、“高丽乐”等是外国乐舞,其中只有一部是朝鲜国乐。即使从唐玄宗(712-756)时根据表演方式把歌舞音乐分为《坐部伎》与《立部伎》来看,据杨荫浏先生考察,纳入其中的也都是六世纪到八世纪间的新作品,所用伴奏,大部分是当时深受欢迎的龟兹与西凉少数民族的乐器。如《立部伎》中的《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等八部歌舞,和《立部伎》中的六部歌舞:《燕乐》(包括《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等)、《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等,都只是目前日本雅乐演出的唐乐部分,都未出现一对一地中国乐舞与高丽乐舞交叉演出的现象。但这却和十二世纪初期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朝鲜,把音乐分为《唐乐》与《乡乐》(即高丽乐)两类演出十分一致。 唐代初年始,朝鲜就有留学生不断前往中国留学。《旧唐书》199记载,840年从唐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到了十二世纪初期,朝鲜的乐舞就已分为《唐乐》与《乡乐》两类。宋时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1124)卷40有载:“今其乐有两部:左曰《唐乐》,中国之音;右曰:《乡乐》,盖夷音也。其中国之音,乐器皆中国之制;惟其《乡乐》有鼓、板、笙、竽、篥、空篌、五弦琴、琵琶、笛,而形制差异。”这一记载和日本雅乐将《唐乐》与《高丽乐》称为“左乐(舞)”与“右乐(舞)”,并且运用各自不同的音乐也完全相同。 另外,从日本雅乐所用乐器方面考察,也可以看出更接近韩国的雅乐舞配制而不是更接近中国的唐代。中国学者张政在《五千年来中朝友好关系》中写道:“新罗的主要乐器是三竹、三弦、拍扳、大鼓等。三竹是大、中、小三种竹笛,是新罗仿中国的制作。三弦为玄琴、加耶琴、琵琶。玄琴是中国的七弦琴,经过高丽人的改造。加耶琴是耶国仿照中国的筝而制造的。琵琶也是经过新罗人的改造,和中国制品不同。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音乐家,不但能使用中国的乐器,而且推陈出新的加以修改。”,目前日本雅乐所使用的乐器配备都与张政这一研究中所论及的新罗乐器的主要形制相似,但在用乐器种类方面却大大少于中国唐时燕乐的乐器配制。 下面将中国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列出的燕乐主要乐器与目前保留的日本雅乐使用乐器配制进行对比,便可一目了然。杨荫浏先生所列的燕乐乐器是包括雅乐以外的一切乐器。并且省略了同类乐器的变异形式(如筚篥有大、小筚篥,筝有弹筝、筝,腰鼓有正鼓、和鼓等)。 管乐器――笛、篪、箫、筚篥、笙、贝、叶、笳、角等; 弦乐器――琴、瑟、三弦琴、筝、箜篌、琵琶、五弦、筑、击琴等; 击乐器――方响、钟、于、钲、铎、铙、铃、钹、磬、拍扳、节鼓、腰鼓、羯鼓、毛员鼓、都芸鼓、答腊鼓(楷鼓)、鸡娄鼓、齐鼓、担鼓、连鼓、鼓、桴鼓、铙鼓、鼓、王鼓、铜鼓、以及鼓吹乐所需要的另一些鼓等。[4] 上述中国唐代燕乐中常用的乐器除下划线的乐器之外,其他乐器在日本的雅乐中都没有出现。虽然在日本雅乐的书上列出的一些乐器要多一些,但是,目前日本雅乐主要使用三种乐器,即管乐、弦乐和打击乐,似乎更近似上述张政提及的韩国传统乐舞的的乐器配制。如管乐中有龙笛(中国的七孔笛子)、高丽笛和神乐笛等三种笛子,筚篥和笙。弦乐包括古筝、伽耶琴(五弦琴)和琵琶。打击乐中包括了太鼓、鼓、钲鼓、沙漏鼓以及响板。这些乐器大多来自中国,但从一些外观的细节来看,有些很可能是经过了朝鲜半岛改造过的。从打击乐器中鼓的样式和风格来看,日本雅乐所用与中国燕乐的打击乐也有同有异:“钲鼓”有中国唐乐中有“钲”可考;“响板”有中国的“拍板”可鉴;“鼓”是中国唐乐中的“羯鼓”;“三ノ鼓”为唐乐中的“腰鼓”;“太鼓”是中国的乐器,但是,做成日本雅乐表演时用的这种样式却和中国本土风格有些差异,它的鼓身类似中国的“太鼓”、“建鼓”和“鼗鼓”,都是架上之鼓,但是鼓面及其上的图画风格似乎更类今日韩国鼓的样式。自然,和中国“雅乐”(用于祭祀、典仪的乐舞)中的乐器制式更无相通之处。据三田德明先生介绍,在明治时代(1870-1920年),宫廷才决定要将雅乐舞传下来,这已是一个很晚的时间。现保存下唐乐舞26部,高丽乐舞26部,都是靠一代代的口传身授,原原本本地保持它们的原貌。其中,也有些是失传了以后重新恢复的东西。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目前在日本保留的“雅乐”很大可能是在平安时代,或者更晚的时间,在再度整理雅乐时,更多接受了朝鲜半岛的影响。因为,平安时代(794-1191年)是日本历史上以文艺兴旺发展蓍称的时期,但据日本史载,在平安时代日本雅乐曾被重新整理逐渐地日本化,在8至12世纪发展到顶峰,所有的贵族都会跳。从上图表中,现宫内厅雅乐部亦是在明治3年(1870年)设置。而且,在宽平6年(894年),日本“遣唐使废止,后外来乐的国风化速度加进”,而且,有过一个雅乐创作与本土化的热潮期。另外,我们今天可以作为早期重要雅乐典籍的――东京乐家安倍季尚重要的雅乐书《乐家录》的出版亦是在元禄3年(1690年)。而按照本文上述举出的史料说明,十二世纪初朝鲜半岛的音乐舞蹈就已分为《唐乐》(即中国乐)与《乡乐》(即高丽乐)两类,并以“左乐(舞)”与“右乐(舞)”划分,区别唐乐和朝鲜本土乐,并且器乐的种类与风格多与日本雅乐目前使用的配制有相似之处。如此,从时间、和雅乐的表现形式来看,日本目前表演的雅乐在废了遗唐使之后,更多受到朝鲜半岛的影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对这一疑问进行深入地讨论,将对中、日、韩三国雅乐舞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日本雅乐传承复杂性的意义与价值 如上所述,日本雅乐作为亚洲乃至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正如日本雅乐家们认为:“日本雅乐综合了各种表演形式,它们所有的形式都超过10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管弦音乐和乐舞传统,它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当帝国皇室音乐署的音乐家们演奏雅乐的时候,它特指日本的一种重要的无形文化财富。它已经赢得了高度的艺术赞赏,特别是其艺术结构和构架系统高度地和谐与协调,定能够为当代音乐的创作与发展做出伟大的贡献。同时,雅乐自身,作为一种全球的艺术,未来的发展拥也有巨大的潜能。”多年来,他们希望带着日本的雅乐回到中国,寻找其文化根源,以使其根深叶茂的努力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战略上的意义。 日本的音乐家与舞蹈家千百年来在传承传统“雅乐”方面为亚洲民族做出了贡献,令我们非常钦佩。古典艺术是一个民族文明化积累高度与厚度的标志,而且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日本雅乐已经成为亚洲各国共同的财富与文化资源。日本雅乐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的亚洲各民族乐舞文化交流的盛况;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和艺术家的创造才能,也让我们看到了东亚各国人民与艺术家创造的才能。自然,日本宫内厅式部职乐部、瑞穗雅乐社及其日本雅乐表演、传承及其教育机构对日本雅乐的保存、传播与研究;他们表演的《兰陵王》、《振铎》、《万岁乐》、《白浜》、《兰陵王》等乐舞,还有日本瑞穗雅乐社在东亚的教学与传播,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已经失传的隋、唐燕乐中的名作,这将对中国失传的古典乐舞的研究与重建提供重要的活的文物参照。必将刺激中国对传统乐舞重建的步伐与研究的深入。 同时,通过日本雅乐,我们亦看到了中日韩三国在乐舞文化在历史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日、韩以及亚洲的学者与舞蹈家应该联手共同研究,这将对各自民族传统乐舞的保存与复兴,对整个亚洲传统文化的建设与交流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呼吁希望东亚三国的艺术学界、文化部门、高等教育部门能够重视雅乐舞――这一人类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在东亚传统乐舞的保存及其历史文化交流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加强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甚至建立起雅乐舞研究的合作组织,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地推进,为中国古典乐舞传统的重建与亚洲传统乐舞的文化保护与发展共同努力,为实现亚洲,乃至人类文化资源共享创造条件。 注释 [1]参见东仪俊美:《雅乐的历史》,载林阳一写真,东仪俊美等执笔《雅乐的面具》,东京书籍,2002,第17-18页。 [2]参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3]参见东仪俊美:《雅乐的历史》。 [4]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刘青弋: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学研究所,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唐宏峰

今日所读文献是杨荫浏于1940年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任教期间撰写的一篇专论，分为上、中、下三篇发表于《乐风》。后来在纪念杨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中国音乐学》曾于1989年第四期重新发表此文，虽是半世纪以前的旧闻，却也在音乐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首先对全文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从文章中学习了解国乐的现状、定义、发展、以及未来趋向。先将全文的思维导图做如下的呈现：以上便是全文的思维框架，本篇笔记将会通过对每一章节的仔细阅读，同时结合个人理解详细说起。 国乐，是什么？在当时，有分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乐多指中国民族乐器，而广义的国乐，是指中国音乐。杨先生在开篇就指出 国乐全部的事实，绝不是某一点理论、某一种乐曲、某一种乐器、或者某一样技术所能代表的。 下图便是国乐所包含范围以内所应注意的事实。所以说，研究国乐，绝不能从某一片面、孤立的视野去看待问题。正如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所学到的那样，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我们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在本节，文字论述共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承接上一节的观点，详细论述当下国乐的状况——只看见国乐而看不到世界音乐。这样的态度是可怕的。为何这么说？首先，在1940年前后，中国打开国门已近百年，音乐从1840年以前的传统音乐文化，到1840年后形成了西乐、传统音乐两股力量之分，且西乐来势汹汹，几近吞噬。原因是有多方面的。 且不说客观存在的原因，就当时提倡国乐的人们， 每以崇拜经典的态度来崇拜国乐，坚持着把过去国乐的整个环境，一丝不改地重演于现代，非但在乐器方面不主张有所改进，并且在技术和教学方面也主张墨守成规。在乐律、符号上面，也守着古代谱式不肯接受改进的建议。 但以上的这些，都只是国乐表现或流传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国乐真正的主体！ 所以说，一味的墨守成规，只会让国乐消失、灭亡，因为跟不上时代的更迭。既然如此，那么国乐真正的本体是什么？事实上，国乐确有他真正的本体，即国乐曲调自身内在的特性。他不会因为演奏乐器不同，就变成西洋曲调。 个人的发展，因与社会上人群的交融作用，而更能达到充分的境界，个人的特性，因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互相比较，而更能发现独到的价值。音乐也是如此。 在杨先生看来：国乐的独到的价值，必须在与世界音乐公开比较后，始能得到最后正确的估计，国乐的充分发展，必须在与世界音乐经过极度融化后，才能达到它应有的程度。 这让我想起，现代的大多作曲家们，都在尝试着各种音色的融合，以此来挖掘音乐更深的魅力。俗语说，音乐无国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本节中，杨先生对国乐地位的前瞻，就是通过与世界的融合改造后，成为全世界普遍应用的乐器，而国乐曲调也可以在世界的交响乐队中，给多种的世界公共的乐器演奏着。这些，都是在技术达到相当水准的程度，经过国际音乐家们的认识体验，被审美的听众欣赏着。 这个时候，国乐的独特性，好像因了它孤立性和私有性的消失，多少消失了一些，其实可并没有真正消失，却是融入了整个的世界音乐，而在整个世界音乐中，建立了自己。 国乐特殊，特殊在哪里？因为过去没有给予足够时期的相适注意。现状： 我们自己还没充分准备，世界音乐的力量却已非常强大。我们若再不准备，便只有让这世界音乐逐渐来淘汰或排挤了着仅存的一些国乐成分。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准备。 但问题又来了，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之下，国乐似乎很难抵挡世界音乐的磅礴潮流。因此，给予国乐过度的注意，是极其必要的。这是其一，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明知国乐中的某种工具在将来必然会淘汰，但是在当下确还有它保留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记谱方面，五线谱固然精密好用，可是假想研究传承音乐的人，都只懂线谱而不了解工尺谱，当探寻到某一音乐的记载，看不懂，就如断了这个线，便无法接近国乐的来源。 所以，在收集、记谱、改谱、译谱工作还没有相当完成的阶段中，在大部分唱奏技术尚未有若干线谱版本精密代表的时候，我们仍需学习。重视它，至少比欧美学校重视拉丁文，有更充分的理由。 西乐，在西方或许并无什么问题所在。但是音乐这一门艺术，源自于生活，总是会因为地域位置、信仰习俗、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西乐在中国的发展，也并不完全是想象般的顺利。 国乐，在中国这片土地发展了千年，但依然面临诸多问题，此起彼伏、自生自灭、未经汇集、未经整理甚至还有愈多音乐依然被埋藏着，未来的出路是什么，问题思考也是诸多。 两种音乐的共同发展，至少在我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来看，还算可以，但国乐（即当下所提倡的传统音乐文化）的势力依旧单薄。在杨先生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国乐又了出路之时，西乐在我国，才能度过它着“囫囵吞枣”的异常阶段而真正达到它自然消化的理想时期。 1、重视音乐史实的考察。因为音乐会因社会环境的变迁、历朝的执政者、历代的学者对音乐的评估、思想背景等各方面而不同。 2、多维角度出发。乐曲在国乐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歌曲的演进密不可分。而歌曲的演进，与诗词文学的和音韵学的演进密不可分。其次，历来国乐的专门论著，有倾向性。所以要从多方史料论证。 3、我国地域广袤，历史悠久，决定了音乐研究者要长久在民间搜集、考察。 世界的音乐，已随着夕阳的文化渐渐的流入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有接受的必要。国乐最后有与世界已虐互相同贺的必然趋势。为准备这个时期的来临，我们不的不为了国乐而研究一些西乐的理论与技术。因此，用比较公正的眼光去看国乐，所取的范围，绝不能过于狭小；所做的准备，绝不能过雨片面。 研究国乐，第一，须从古今一脉中间，去接近它基础的深度。杨荫浏先生之所以特意提到深度这一点，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当下的国乐现状，诸多青年音乐家对国乐的态度两种极端——极端崇拜古人理论和隔膜的随心评判。第二个方面是，对待国乐，未曾了解来路，便着急寻找去路。很多国乐音乐曲调的创作浮于表面，还未好好的潜心研究，便创造新曲调。 有句话说，知来路方知归途。只有对国乐历史发展足够了解，对国乐的技术，曲调各方面做深刻的研究，才能知道未来的路要如何走。最具代表人物就是刘天华先生。他创作的国乐曲调可谓是相当成功，但当时大多数敬慕他的人，只效仿了他的曲调，却忽略了刘先生过去学所得的基础。他积累十余年，方才写出十几首曲调，刘天华先生在深度方面，是不断演进的。 这个深度表现在具体的实践上。对音乐的实地考察，记录，收集。 有了深度，亦不能没有广度。 研究国乐，第二，须从多种理论，多种乐器与多种曲调之中，去接近它基础的广度。没有见到整个广度，便很难达到各个的深度。 “苟对于一个曲调，真正有了兴趣，仅此兴趣，已足使我们情不自禁不得不像旁的曲调上，去求得更多的满足。苟在某一小点上，真求专门深造，则事实会觉得者一小点中内含的材料有限、不得不更在此小点之外，广求触类旁通。最初也许仅在显然相关的材料中发现有价值的例证，入后却更会向表面上绝不相关的材料中，去找出确切相关的因素。如此下去，愈求愈深，愈深愈广，愈广愈深。” 研究西方音乐有诸多便利：有诸多详尽的通史、各个音乐家的详细传记、诸多曲调的专门论著、还有作品的留声机片等等。之所以会如此便利是因为西方各国地域大多比我国狭小，历史比我国短暂，音乐史料整理工夫，比较容易做。 我国的情况：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交流融合发展诸多。 现状是：诸多音乐还未开发，如非儒教的诸多音乐。还要研究古人的书籍、考证保存的古物。还要周游各地采集民间歌谣，观察乐器。我们诸多的史料，有很多，但有许多散落在民间，在奏唱者的乐器上、歌喉中，连书面的乐谱都未曾有过。 所以以上因素决定了，国乐发展工作，是需要许多人共同努力建设的。这是一条漫长而工程浩荡的路。 说完要实践的诸多问题后，就要具体细化。本节就是对需要采集的内容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 1、专门作古书研究的人，关于音乐，将有无限应做的事。卡片索引工作、从古文字、古器、古画中研究。 2、学习技术，相当精深，所知乐器，相当广博，对于古今中外的谱式，相当熟悉，听觉相当敏锐，记谱相当详细——这样的人将有无限听音记谱的手机工作，在等待他们着手。 3、学习音响学略知乐器技术的人，会觉得对于古代音律的进一步研究，对原乐器的收集、仿制、测听、改良、是他们的责任。 4、研究西洋作曲理论，同时博闻国乐曲调的人，欢迎他们进行许多分析、比较、归纳的工作。 5、学习音韵诗词、谱曲原理的人，译写西洋名歌，写作及修改本国新歌的歌词，是他们的责任。 6、仅读过西乐普通乐学，并擅长国乐唱奏技术，通晓某种国乐谱式的人，诸多译谱工作在等候他们担任。 7、研究民谣的人，将其音乐性提升，责任艰巨。 8、研究方言音韵的人，将从各地方言与各该地民歌曲调比较研究，提供更多宝贵资料，是他们的责任。 9、研究社会教育的人，根据各地民众，原有的音乐背景、水平而制定出某种合理的教育方案，是他们的责任。 10、专习一种国乐乐器或专唱一种中乐曲调，而向深处广处搜求意见的人，在有了一定的积累后，进行创作是自己的使命。 还有许多人所从事的职业，早晚总会有人觉得，他们有一部分的使命，可以与音乐相关。 本节篇幅较长，举墨子“非乐”、秦始皇焚书、清圣祖等例说明，在音乐的文化发展中，淘汰了许多不应淘汰的音乐，又或者一旦获得政治独裁的权利，对音乐进行焚毁、又或者对音乐进行统一，就如统一思想那般。历史的真真假假，音乐传承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就要求了我们当下对于音乐的去取有一个慎重的态度。 “在整个文化中淘汰音乐，在整个音乐中淘汰国乐，在整个国乐中淘汰某一种国乐，在某一种国乐中淘汰某一派，在某一派中淘汰某曲调，在某一曲调中淘汰某一乐句，同样都有审慎的必要。”

杨荫浏(1899～1984),字亮卿，号二壮，又号清如，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 初八日生于无锡留芳声巷。父杨钟琳。1916年秋，杨荫浏高小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今无锡 师范)，22岁时以优良成绩毕业，任石塘湾县立第五高等小学国文教 员。一年后，入无锡辅仁中学学习英文、数理。1923年毕业。同年入上 海圣约翰大学，先后在经济系、文学系学习。在校期间，担任该校国乐 会会长，经常参加各大学举办的音乐会。杨荫浏自幼酷爱音乐，每当道士做法事时，总要去听他们的演奏。 七八岁时，便同哥哥杨荫溥一起向三清殿年轻道士颖泉学习箫、笛、 笙、胡琴等民族乐器☆后来又跟雷尊殿道士阿炳学习琵琶，可惜他父亲 不喜欢阿炳，阿炳仅教了他两个半天。12岁时，他由老师黄绪初介绍入 天韵社，从吴畹卿学习。天韵社是江南著名民间音乐(昆曲)团体，社友 皆无锡音乐界名流，社长吴畹卿的笛、三弦、琵琶功力深厚，并精研音 韵之学。杨荫浏入社后，除学习乐器外，对音韵、音律、乐器构造等发 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参予天韵社与来访的美国音乐家亨利爱希姆在圣公 会的中、西音乐交流。民国初年，美国人郝露易女士来无锡圣公会做传教士，她有较高的 音乐修养，杨荫浏曾从郝露易学习英文、钢琴和西洋音乐乐理。1921 年，又向她学习和声、对位、复调等西洋作曲法。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杨荫浏因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遭 校方压制，愤而离校，入中国人自办的光华大学经济系学习。为了示威 游行宣传需要，他将《金陵怀古》曲调填以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 红》词，用以鼓舞人心，这首歌曲影响深远，迄今还在全国广泛流 传。1926年2月因家贫辍学。回乡后，先后在辅仁中学、工商中学、县 初中、荣氏女校、无锡美专、宜兴中学任教。其间曾短期担任无锡通俗 教育馆馆长。1929年，杨荫浏应基督教圣公会之聘，先后在南京、杭州做赞美诗 的编辑工作。1931年，基督教成立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杨任委员、 总干事。1932年赴北京与燕京大学刘廷劳博士编译修订赞美诗，并共同 主编宗教期刊《紫晶》及《真理与生命》刊物中的“圣歌与圣乐”专 栏。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41年。杨所编辑出版的赞美诗集《普天颂 赞》，获国际圣经展览编辑优良奖，所载赞美诗在国内外教徒中广为传 唱。杨荫浏在北京期间，在燕京大学音乐系旁听作曲、西洋音乐史和音 乐欣赏课；并在该校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英、法等国有关音乐的专业书 籍。1936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同时在燕京大学音乐系讲授中国 音乐史。1937年暑假回无锡度假，后因“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不能 北上。8月下旬去南京， 暂代中央机器厂总务主任，12月，随厂迁湘潭，翌年8月迁昆明。1939年至教育部音教委员会工作。1940年迁重庆。1941年9月任国 立音乐院教授兼国乐组及研究室主任。在重庆国立音乐院时，他支持学 生的进步活动，资助山歌社出版中国民歌。1947年在南京任国立音乐院 教授时，学校以莫须有的罪名要开除进步学生，杨仗义执言，公开反对 学校当局的反动措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音乐院迁南京，杨任原 职，兼任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全国解放后，他历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研究部研究员，音乐研究 所副所长、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民 族音乐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 五、六届委员等。他曾多次去云南、河北、广西、江苏等地，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深 入调查，搜集了许多珍贵的音乐资料。同时在戏曲音乐和宗教音乐方面 也作了大量的研究。杨荫浏在研究中国音乐史方面具有杰出的成就。早在1925年他就用 英文写出了《中国音乐史纲》论文。1981年又完成《中国古代音乐史 稿》，该书65万宇，人民音乐出版社1951年出版。这是他在音乐历史与 民族音乐、音律学等方面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使我国音乐史成为有乐 谱的音乐历史。他通过运算和实验，先后发表了有关乐律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把我 国民族音乐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乐律问题及乐律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他对我国民族音乐遗产包括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宗教音乐的发 掘、抢救、搜集、整理、研究工作，都有相当成就和贡献。杨荫浏毕生著述除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外，先后出版著作27 种，论文近百篇，在我国民族音乐学术的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杨荫浏对无锡瞎子阿炳的乐曲进行了抢救和整理，☆并编成《阿炳 曲集》，他在这方面的功绩是举世公认的。他对家乡的音乐事业十分关心，每次回无锡，总要对民间音乐团体 “华光国乐团”进行指导，不厌其烦地进行示范；兴之所至，甚至同意 领衔演出。他会多种乐器尤擅竹笛，得到吴畹卿嫡传，夙负盛名，吹奏 时，高音晶莹清澈，低音细若游丝，故誉为“杨笛子”。他曾为无锡乐 器店排老红木优质琵琶品位，解决竹笛音准问题，提高乐器质量。并根 据大量实验结果，制成笛尺，可以按尺开笛孔。“文化大革命”期间，杨荫浏下放河北怀来县“五七”干校，1973 年患突发性脑痉挛，肺气肿亦日趋严重。1984年2月25日杨荫浏在北京 逝世，终年84岁。查阜西：现代琴家。幼年在家乡学奏琴歌，以后在长沙、苏州、上海等地从事琴学活动，组织今虞琴社。建国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刘天华（1895－1932）：江苏江阴人。国乐一代宗师，“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会通其间”的中国优秀的民族乐器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刘天华的父亲刘宝珊重视教育，在家乡曾与人合办过一所小学。刘天华1909年考入常州中学，业余参加学校军乐队，学吹号及军笛。1911年的辛亥革命，刘天华回到江阴参加“反满青年团”军乐队1914年先后在江阴、常州中学教音乐。1915年父亲逝世，自己又失业，患病，仍自学二胡，处女作二胡曲《病中吟》便是此时创作。第二年被江苏省立五中聘为音乐教员，并在该校组织了丝竹部和军乐部两支乐队，在这段期间，他专心于向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向沈肇洲学习崇明派琵琶。甚至利用暑期跑到河南向高人学习古琴，沿途还一路寻访民间艺人，采集各处民间音乐。1921年，刘天华到上海参加“开明剧社”乐队，在江阴组织“国乐研究会”，自1922年起，刘天华先后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北京女子高师和国立艺专音乐系科的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他的学生有曹安和、王君仪、韩权华、萧伯青、吴伯超等。在任教之间，他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同时悉心钻研西洋音乐理论。另外，他常将街头卖唱艺人请入家中记录他们演唱、演奏的曲谱并给予报酬，留下《佛曲谱》和《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两部遗稿。1932年5月底，他在北京天桥搜集锣鼓谱不幸染上猩红热，于6月8日去世。[编辑本段]艺术成就刘天华在教学之余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并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和演奏技巧，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颤弓等技法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奏等技巧，并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使二胡从乐曲到演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因而刘天华被视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刘天华共作有十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当刘天华逝世时，在纪念会上有人用这十大二胡名曲标题的首位字联成过一幅便于记忆又颇有意境的挽联：“良月苦独病，烛光悲空闲”）。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编有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十五首琵琶练习曲，还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其中他改编的《飞花点翠》于1928年由高亭唱片公司录制唱片，现已成为琵琶经典乐曲。上述名曲除了《病中吟》是1918年创作并流传的外，其余都是在192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3所大学教授二胡、琵琶期间，以及1927年8月，在蔡元培、萧友梅、赵元任等人支持下创办“国乐改进社”之后，或创作、或修改定稿后得以广为流传的，至今仍是每个二胡学习者的必修习经典。刘天华也是第一个采用近代记谱法编辑了京戏曲谱《梅兰芳歌曲谱》，此外，他筹组了“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音乐杂志》，均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其它还有未完成的《佛曲谱》、《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及其一些写作及翻译文章等。《梅兰芳歌曲谱》序《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在饯别钢琴师嘉祉先生的席上说的几句话关于国乐改进社的论著梅君畹华、齐君如山等，将往北美介绍国剧于彼邦人士，嘱编斯谱。数月以来，余与梅君均为职务所羁，未克充分讨论，匆匆成此十八曲，自恐讹误尚多，行期既迫，只得贸然付印。此谱之成，余固受梅、齐二君之瞩，然亦略有鄙见，可发表于此。国剧重唱，故谚有“听戏”之说，唱，乐也。然不独唱之为乐，即一举手，一投足，亦有乐随之。甚至各色道白，亦均含乐意。故谓国剧之基础，建筑于音乐之上，亦无不可。余于剧学为外行，今姑谈乐。乐之有谱，犹语言之有文字。道义学术之得以流传久远者，文字之功也。我国音乐，肇自牺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然牺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已渺无稽考。何者，记谱之法不完备也。我国古乐未尝无谱，然如唐之卷子本《幽兰》谱，朱子仪礼经传之十二诗谱，姜白石之词谱等，或仅备律吕，或只载简字，谱不足以赅乐，徒费考古家之周章，于事实无补。近代所出琴谱、昆曲谱等，记载虽已较详，而缺点尚多，欲籍以流传久远，势所不能。盖乐有高低、轻重、抑扬、疾徐之分，必其谱能分析微茫，丝丝入扣，方为完备，而旧谱均不能也。今国乐已将垂绝，国剧亦凭于危境，虽原因不一，而无完备之谱，实为其致命伤。设记谱之法早备于往日，则唐虞之乐，今犹可得而闻，《广陵散》又何至绝响。以皮黄言，今日习须生者，不曰宗谭，便曰宗汪。然而绝似谭汪者，百不获一，即偶有之，同道中亦不以谭汪相许。何哉，无谱以为之佐证也。设谭汪生时，尽其所能谱而出之，何至今日遥拜门墙者之扣盘扪烛而不得要领耶。且人尽一生之力研究一种艺术，能有创造与否，实未可必。设其有之，而令所创造者及身而绝，宁不可悲。昔米喜子、张二奎、程长庚、余三胜等，一生创作甚多，年月悠久，遂至悉与其人之白骨同朽，此艺术界莫大之损失也。习乐之法有三，曰耳听，曰目视，曰言传。三者虽相辅而行，不可缺一，然难记易志为耳听之弊，模棱失真为言传之弊，惟目视最为真切。故欧西作曲家，咿唔斗室，一纸谱成，各国乐坛便可发其妙响。我国乐剧二界，尚有行其耳听、口授之盲教育者。欲谈进步，不亦难哉。是以今日我国剧乐二界，欲进步必自有完备之乐谱始。而养成演员乐师读谱、记谱之能力，亦为要图。当知今后学术界，必须事事科学化，事事精密确凿，方能有立足地。若云戏是乱弹，乱弹便了，则剧乐二界之前途必暗淡到底也。以余浅陋，成此小册，所用记谱方法，当然不足称为完备。就正当世，实是本衷。木桃既投，尚望乐剧二界方家不吝琼瑶之赐。[编辑本段]刘天华先生年表1895年：2月4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09年—1911年（14岁—16岁）：在常州中学求学时，参加校中军乐队，学习吹军号及军笛。1911年：辛亥革命，学校停办后，返里参加青年团的军乐队，吹奏军号。从此时开始音乐工作。1912年—1914年（17岁—19岁）：赴沪参加沪西开明剧社，任乐队工作。在这时期学习各种西乐器，举凡管弦乐器、钢琴等，均加学习，尤以铜管乐器，多有深造。1914年：剧社解散，返里任教于华墅华澄小学。1915年（20岁）：是年春丧父，复贫病失业，心境恶劣，偶赴市购得二胡一把，每日拉奏，随产生《病中吟》旋律初稿，表达他当时的不得志和内心的抱负。秋任教常州母校，为母校建立了军乐队与丝竹合奏团。1916年（21岁）：与殷尚真女士结婚。1917年（22岁）：从周少梅先生学习琵琶、二胡。1918年（23岁）：夏，从沈肇洲先生学习琵琶。本年前后开始创作《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成初稿。1920年（25岁）：夏，赴河南学习古琴，染癣疥，负病归。1921年（26岁）：在江阴组织暑期国乐研究会，授《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1922年（27岁）：赴北京，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是年秋又任教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同时学习三弦拉戏。1923年（28岁）：从托诺夫学习小提琴。1924年（29岁）：《月夜》定稿。1926年（31岁）：除北大与女师外，又任教于艺专。创作《苦闷之讴》。学习昆曲。1927年（32岁）：从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外籍教授学习理论作曲。因托诺夫去津，改从欧罗伯学习，6月，欧罗伯离京，停。创办国乐改进社，编辑《音乐杂志》。创作《歌舞引》《改进操》《悲歌》。1928年（33岁）：创作《除夜小唱》、《闲居吟》，发表《空山鸟语》定稿。1929年（34岁）：创作《虚籁》。1930年（35岁）：3月，继续从托诺夫学习，直至罹病，未间断。听写《梅兰芳歌曲谱》一册。1931年（36岁）：在高亭公司灌音二胡曲《病中吟》及《空山鸟语》，琵琶曲《歌舞引》及《飞花点翠》。1932年（37岁）：创作《独弦操》及《烛影摇红》。6月1日赴天桥收集锣鼓谱，染猩红热，罹病仅一星期，6月8日晨5时20分逝世。享年整37岁（别处记载38岁，是按虚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