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最后一次发表论文

一、成就：提出宇称不守恒、创建了并主持了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提出量子色动力学。

二、杨振宁对中国的贡献：

杨振宁早在文革期间就回国讲学，成为中美关系解冻后的第一位来华访学的知名华裔科学家，为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

浩劫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杨振宁多次回国讲学，为被浩劫阻碍的中国物理学界带来了前沿知识。他在八十年代推动南开大学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促成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的设立。

到了九十年代末，杨振宁促成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建立，吸引大量优秀科学家回国服务，其中包括首位亚裔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

这些年，杨振宁为中国科学发展做出了数不清的贡献，把中国在部分领域拉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同时还推荐了上千名优秀学生赴国外深造。主要提出了以下著名的理论：

1、相变理论

统计力学是杨振宁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他在统计力学方面的特色是对扎根于物理现实的普遍模型的严格求解与分析，从而漂亮地抓住问题的本质和精髓。1952年杨振宁发表了3篇有关相变的重要论文。

第一篇是他在前一年独立完成的关于2维Ising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的论文，得到了1/8这一临界指数。这是杨振宁做过的最冗长的计算。Ising模型是统计力学里最基本又极重要的模型，直到1960s才被理论物理界广泛认识，看到了杨的尾灯。

1952年，杨振宁发表了两篇关于相变理论的论文，引起爱因斯坦的兴趣。论文通过解析延拓的方法研究了巨配分函数的解析性质，发现它的根的分布决定了状态方程和相变性质，消除了人们对于同一相互作用下可存在不同热力学相的疑惑。

第二篇论文中的单位圆定理指出吸引相互作用的格气模型的巨配分函数的零点位于某个复平面上的单位圆上，这个理论精品至今翻出来放到统计力学和场论中仍然可以优雅到令人高潮。

2、玻色子多体问题

起源于对液氦超流的兴趣，杨振宁在1957年左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稀薄玻色子多体系统的论文。首先，他和黄克孙、Luttinger合作发表两篇论文，将赝势法用到该领域。在写好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的论文之后等待实验结果的那段时间，杨振宁双碰撞方法首先得到了正确的基态能量修正，然后又用赝势法得到同样的结果。

得到的能量修正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著名的平方根修正项，但当时无法得到实验验证。但是时间时间会给你答案，就象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去证实达尔文，最近的引力波去印证爱因斯坦。随着冷原子物理学的发展杨振宁的判断也得到了实验证实。

3、杨—Baxter方程

1960年代，寻找具有非对角长程序的模型的尝试将杨振宁引导到量子统计模型的严格解。1967，杨振宁发现1维δ函数排斥势中的费米子量子多体问题可以转化为一个矩阵方程，后被称为杨—Baxter方程。1967年，杨振宁还写了一篇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此问题的S矩阵。

后来人们发现杨—Baxter方程在数学和物理中都是极重要的方程，与扭结理论、辫子群、Hopf代数乃至弦理论都有密切的关系。杨振宁当年讨论的1维费米子问题近年来在冷原子的实验研究中显得非常重要，而他在文中发明的嵌套Bethe假设方法次年被Lieb和伍法岳用来解出了1维Hubbard模型。Hubbard模型后来成为高温超导的很多理论研究的基础。

杨振宁，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学术成果

1、1维δ函数排斥势中的玻色子在有限温度的严格解

1969年，杨振宁和杨振平将1维δ函数排斥势中的玻色子问题推进到有限温度。这是历史上首次得到的有相互作用的量子统计模型在有限温度（T>0）的严格解，这个模型和结果后来在冷原子系统中得到实验实现和验证。

2、超导体磁通量子化的理论解释

1961年，通过和Fairbank实验组的密切交流，杨振宁和Byers从理论上解释了该实验组发现的超导体磁通量子化，证明了电子配对即可导致观测到的现象，澄清了不需要引入新的关于电磁场的基本原理，并纠正了London推理的错误。

在这个工作中，杨振宁和Byers将规范变换技巧运用于凝聚态系统中。相关的物理和方法后来在超导、超流、量子霍尔效应等问题的研究中广泛应用。

3、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对称性是物理学之美的一个重要体现，是20世纪理论物理的主旋律之一。从经典物理以及晶体结构，到量子力学与粒子物理，对称性分析是物理学中的有力工具。杨振宁对粒子物理的诸多贡献表现出他对对称性分析的擅长。

他往往能准确利用对称性，用优雅的方法很快得到结果，并且突出本质和巧妙之处。1999年，在石溪（Stony Brook）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杨振宁被称为“对称之王。

4、相变理论

统计力学是杨振宁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他在统计力学方面的特色是对扎根于物理现实的普遍模型的严格求解与分析，从而抓住问题的本质和精髓。1952年杨振宁和合作者发表了3篇有关相变的重要论文。

第一篇是他在前一年独立完成的关于2维Ising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的论文，得到了1/8这一临界指数。这是杨振宁做过的最冗长的计算。Ising模型是统计力学里最基本却极重要的模型，但是它在理论物理中的重要性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广泛认识。

1952年，杨振宁还和李政道合作完成并发表了两篇关于相变理论的论文。两篇文章同时投稿和发表，发表后引起爱因斯坦的兴趣。 论文通过解析延拓的方法研究了巨配分函数的解析性质，发现它的根的分布决定了状态方程和相变性质，消除了人们对于同一相互作用下可存在不同热力学相的疑惑。

这两篇论文的高潮是第二篇论文中的单位圆定理，它指出吸引相互作用的格气模型的巨配分函数的零点位于某个复平面上的单位圆上。

二、论文著作

1、论文：大约300篇发表于《物理评论》《物理评论通讯》等

2、著作：

《论文选集与后记1945-1980》（英文）

《杨振宁文集》（中文） 、《曙光集》（中文）

2018年5月，杨振宁及其夫人翁帆编著的科学随笔《晨曦集》出版发行。

此外，还有《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基本粒子发现简史》《读书教学四十年》《科学、教育和中国现代化》《科学的品格》《新世纪的科技》《20世纪的物理学》《对称与物理》等。

扩展资料：

人物评价

1、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中国政界、学术界一直受到极高的尊崇。

2、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

3、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

4、作家江才健：杨振宁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有标志意义的事。中国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自此一蹶不振，信心大失。

杨振宁的获奖，如他自己所说，是“帮助改变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不但影响许多年轻学子投身物理，他后来的思言行止，也对中国人的学术文化带来深远影响。

1、玻色子多体问题：杨振宁和李政道用双碰撞方法首先得到了正确的基态能量修正，然后又和黄克孙、李政道用赝势法得到同样的结果。他们得到的能量修正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著名的平方根修正项，但当时无法得到实验验证。不过，这个修正项随着冷原子物理学的发展而得到了实验证实。

2、相变理论：统计力学是杨振宁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他在统计力学方面的特色是对扎根于物理现实的普遍模型的严格求解与分析，从而抓住问题的本质和精髓。 他在前一年独立完成的关于2维Ising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的论文，得到了1/8这一临界指数。这是杨振宁做过的最冗长的计算。

3、非对角长程序：1962年，杨振宁提出“非对角长程序（off-di-agonal long-range order）”的概念，1989到1990年，杨振宁在与高温超导密切相关的Hubbard模型里找到具有非对角长程序的本征态，并和张首晟发现了它的SO（4）对称性。

4、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杨振宁对粒子物理的诸多贡献表现出他对对称性分析的擅长。 他往往能准确利用对称性，用优雅的方法很快得到结果，并且突出本质和巧妙之处。1999年，在石溪（Stony Brook）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杨振宁被称为“对称之王（Lord of Symmetry）”。

5、CP不守恒的唯象框架：1964年，实验上发现CP不守恒后，引发出众多乱猜其根源的文章。杨振宁和吴大峻没有理会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猜测，而作了CP不守恒的唯象分析，建立了后来分析此类现象的唯象框架。这反映了杨振宁脚踏实地的作风，也明显显示出他受到的Fermi的影响。

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了里程碑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和R.L.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

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了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的新方向等 。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杨振宁

1922年 出生于安徽合肥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1929年 就读北京清华园内成志小学 1933年 就读北平崇德中学 1938年 插班昆明昆华中学高二 1938年 入西南联大就读 1942年 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 1944年 任教于西南联大附中 1945年 抵美国 1948年 在泰勒指导下转做理论物理，于是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 1949年 进普林斯敦大学研究1956年 与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 1957年 因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8年 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6年 转赴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创立并主持理论物理研究所 1971年 返回久别的中国大陆 1986年 返国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 1994年 荣获美国费城富兰克林学院颁发之波维尔(Bower)奖 1996年 获清华、交通两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简介 西南联大毕业 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 历任美国普林斯顿研究所研究教授 现任美国石溪大学理论研究所所长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县人，民国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一九二八年就读厦门国小、一九三三年就读北平崇德中学、一九三八年插班昆明昆万中学高中二年级、一九四二年西南联大毕业、一九四四年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一九四五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学后赴美、一九四八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九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一九五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奖、一九五八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六五年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托尔邀请筹备创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门、一九六六年离普林斯顿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至今。杨氏于一九三八年以高二的同等学历，考取当时由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大的化学系，后来改念物理系。 一九五七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学金。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是「美籍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傲。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为自傲的，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在教了十七年书之后，杨氏于一九六六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他认为是自己「走出象牙塔」，重新出发，科学界人士对他再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抱持期待与乐观。杨夫人杜致礼女士，出生名门，为杜聿明将军掌珠，专攻文学，中英文造诣均佳，曾在台湾教过英文，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中文，言谈举止富书卷气，育子女三人，老大杨光诺电脑工程师，老二杨光宇，化学家，杨又礼，医生。 父亲和我——杨振宁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编按：杨克纯教授，字武之。）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相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42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40多年以后我在访问斯坦福大学时，参加了该校的中国同学会在一所小洋楼中举行的晚餐会。小洋楼是20世纪初年因为中国同学受到歧视，旧金山的华侨社团捐钱盖的，楼下供中国学生使用，楼上供少数中国同学居住。60年代这座小楼仍在，后来被拆掉了。那天晚餐有一位同学给我看了楼下的一个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斯坦福大学年刊，上面的Chinese Club团体照极为珍贵。其左下角即为该小楼1923-1924年的照片。木箱中还有中国同学会1923年秋的开会记录。 父亲到厦大当数学教授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30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我一些算术的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联，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 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19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曾经爬过，每一枝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第112页写的。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那时西北起今天的校医院、近春楼、伟伦中心，南至今天的游泳池和供应科，东至今天的静斋，北到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河以南的建筑，都还没有兴建，整块都是一大遍荒地，只有一些树丛、土山、荷塘、小农田和几户农家，变成我们游玩的好地方。 我读书的小学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4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出发，沿着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 爬过一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20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脚踏车）走的路是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即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桥。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啦啦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 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 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中学时背诵《孟子》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 H. Hardy and E. M. 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 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 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 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 h. Hardy的Pure Mathematics与E. T. 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给我看。他和我讨论set theory。不同的无限大、the Continum Hypothesis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40年以后在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第74页上我这样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家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吴大猷教授是恩师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合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1997年为了庆祝吴先生的90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C60的振动频率。C60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的对称的分子不仅在1941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1983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8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争结束时我家的情形： 1945年夏，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 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51年了， 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年生， 1985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8年的艰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最终忍不住离别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Fermi)教授去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子比我们能干多了，那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这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19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父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因为它们都与群论有密切关系。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宇称不守恒与对称有关，因而也与群论有关，父亲当然十分兴奋。那时他身体极不好（1955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种感染，不能吸收胰岛素，医生曾认为已无希望，后来幸能克服感染，但身体仍十分虚弱），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 1957年我和杜致礼和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6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夏天在Rue de Vermont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 is not good today, 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蓝色。）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有一天他给致礼和我写了两句话。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会觉得这两句话有一点封建味道，可是我以为封建时代的思想虽然有许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许多是有永久价值的。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致礼、光宇（我们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每次团聚头两天总是非常感情冲动，讲一些自己的和家人与亲友们的遭遇。以后慢慢镇静下来，才能欣赏瑞士的一切。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知道很少。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在香港，那时他68岁，还很健康。6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 享年77岁。5月15日在上海为父亲开的追悼会上，我的悼词有这样两段： 近两年来父亲身体日衰。他自己体会到这一点，也就对我们的一切思想行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来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谈了许多话，归根起来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这个教训两年来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于1973年5月12日长辞人世。在他的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学，又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说“在青年时代，我们都响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解放以后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地掌握的。 6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20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 从1945至1964年，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百载魂牵黄土地 三春雨润紫荆花（蔡国平撰）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音乐声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出生于1896年——101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质上已被瓜分的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 国耻尽雪欢庆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伽利略比萨斜塔实验之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下落的快慢是不一样的.它的下落速度和它的重量成正比,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越快.2、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4岁跟妈妈学汉字，5岁背熟3000汉字，1945年赴美留学，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2017年恢复中国国籍，至今仍在科研第一线！这就是杨振宁，一个如今在网络上上被黑的体无完肤的物理学家，黑的理由无非就是他的私生活以及建国之初没有回国，事实上，我们欠他一个道歉！——题记

前段时间，霍金去世，国人为之惋惜，有人说这是全人类的损失。

霍金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什么最伟大的科学家、最聪明的大脑，虽说霍金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单论在物理学领域，并不算得上顶尖。

国人宁愿歌颂霍金，也不愿意去宣传杨振宁，他的伟大同样值得国人去学习！

早在20年前，《自然》评选的伟大物理学家，20多人上榜，杨振宁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爱因斯坦、牛顿等人，唯一值得说道的，杨振宁是这些人里面唯一在世的物理学家，这是对他贡献的肯定。

国人只是单纯迷茫的跟风，一味的谩骂，说杨振宁的私生活如何如何？建国初期不回国，但我想说的是，这都是不喜欢物理的人，亦或是不了解他的人。

真正了解和喜欢物理的，是不会不尊重杨振宁的！

人与翁帆结婚，至今和睦恩爱，私生活并没有不检点，这并不是否定他的理由！

也有说回国养老，早前干嘛去了？以他的身份地位在哪里不可以养老？

杨振宁在建国后一直跟国内有联系，并给予帮助，爱国之心始终未变，钱学森回国可以立即为国家效力，然而当时的杨振宁，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回国之后很难有大的用处，同时也未必会取得如今的成就。

我想真正谩骂他的人只是那些肤浅的，我们可以崇拜霍金，崇拜他身残志坚、不屈不挠的精神。

同时更应该敬重杨振宁，一是对他伟大的成就，二是他从未改变的爱国之心。

我们欠杨振宁一个道歉！

为什么这样说？如果您能看到这里，不妨深入了解下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的成就。

二战结束后，我国诞生了不少科学家，当中杨振宁的贡献尤为巨大，还被国人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杨振宁的贡献成就有很多，诸如他以不守恒规律取得了诺贝尔奖，从此使得他更加声名显赫，在学术界中备受学者的敬仰。

01

所谓不守恒规律指的是在弱力环境中的不对称现场，因为早期的科学家拥有对此不可动摇的信仰。

后来出现的诺特定律，利用数学来证实了该对称跟守恒定论一样可靠。

1956年，新中国在努力发展前进，杨振宁跟李先生就探测出弱力不守恒现象，但当时的科学界还持有质疑态度，不肯全信，后来吴健雄先生又在钴60原子核的实验中证实了不守恒规律，从此杨振宁的发现才引起世界科学家的注意，简直可以用轰动来形容。

1957年，杨振宁先生因不守恒规律获得该年十月份颁发的诺贝尔奖。

这无疑给当时的中国走进新时代注入一针强心剂，使得国人更加自豪自信起来，而杨振宁对科学方面也是一路高歌猛进，力求创造出更多的科学贡献。

然而杨振宁先生最伟大的成就并非发现了不守恒规律，还有杨米尔斯理论、杨巴克斯方程等。

当年他先是发现了杨米尔斯理论，然后再接再厉探究出杨巴克斯方程，接着才发现不守恒规律。

关于发现过程，当年的杨振宁通过导师泰勒帮助攻读博士学位，而在博士论文中，杨振宁就有了自己的理论目标。

其坚持的4个目标，而其中的三个目标方向均为打住，使得杨振宁取得博士学位的是他最后的一篇论文，名叫《核反应中角分布》，该论文被泰勒看过后，才决定给他颁发博士学位证书。

后来，踏入社会的杨振宁仅花了一年时间就跟朋友李政道合作，把二维伊辛模型发展成三维，从此激发了更多针对该领域的研究实验。

杨巴克斯方程，原初它起于一个统计力学方面的问题，跟一个四价顶角关联的R矩阵以及晶格等对易。

到了60年代，刻苦研发的杨振宁开始采用Bethe Ansatz方法进行实验，最终发现了杨巴克斯特的联系。

正是有了杨振宁先生提供的杨巴克斯方程以及杨米尔斯理论的贡献，才导致后来的科学家在这基础上，赢得了7个诺贝尔奖。

其中有6人是因为通过研究杨米尔斯理论跟杨巴克斯方程，取得的菲尔兹奖，这不得不令人为杨振宁先生鼓掌。

然而杨振宁在1994年的一场鲍尔奖颁奖典礼中，他感概的发表获奖感言，称：“这项工作已安排在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的工作行列，相比会对将来的后代造成类似的影响”。

此话，正是表明杨振宁先生的贡献跟爱因斯坦、牛顿的贡献一样，将会给未来人类造成深远巨大的影响。因此说杨振宁先生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

02

1922年杨振宁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知识家庭，自幼长得聪明伶俐，机智过人，4岁就跟随妈妈学汉字，仅花一年时间就把3000个汉字背熟。

后来到了1928年，杨振宁爸爸从美国回来，杨振宁就跟着爸爸进入厦门大学，就读小学2年级。

由于爸爸也是一个海归知识份子，第二年就被北京清华大学相中，聘请他前去任教，并且校方还给杨振宁一家安排的住宿，地址在清华院的西院11号。

就此杨振宁很早就接受了优良的教育。

1933年，国家正处动荡的年份，但无论何时都阻挡不了杨振宁的勤奋求学。

他很快就从小学毕业读进了北平绒线胡同的天主教举办的崇德中学，不过在中学期间，杨振宁发生了一件羞愧之事。

有一次，班级考试，杨振宁不知为何突然对试题没有头绪，但又担心考不好被父亲责骂，在年轻狂躁的小心理影响下杨振宁最终选择了作弊，他在通过偷看其他同学的答案的时候，不料被当时的监考老师发现，并且严厉的惩罚了一顿。

此事过后，可能就激发了杨振宁的求学奋斗心，使他变得更加勤奋好学。1937年，可恶的日本军发动“七七事件”，导致北平人人自危，杨振宁在母亲的带领下又重回了合肥居住。

1938年中日战争全面打响，杨振宁一家为避难，开始四处流连异乡，曾先后到过广东、香港、越南、最终来到昆明暂居。

期间杨振宁开始上昆明高中2年级，后来被西南大学录取，并且听从父亲的意见报读化学系，后面不知为何又改成了物理系。

大学毕业之后，杨振宁开始走上了自己的物理学巅峰之路。

1945年，杨振宁以优良的成绩获得奖学金补贴，飞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深造，过了两年以实力考取芝加哥大哥的哲学博士学位。

该学位含金量很重，毕竟在当时的年代，对于一个留洋的中国人来讲是很艰难的，由于肤色原因，美国人往往对其他学生更加严苛，而杨振宁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美国博士学位。

归国后的杨振宁，最终杨巴克斯方程、杨米尔斯理论、不守恒规律等贡献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回报，并且成为一代伟大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