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造船论文发表

杨槱，别号君朴，江苏省镇江句容县人。1917年10月17日出生于北京市，1930年考入广州培正中学，广州地处中国南大门，南来北往的船只很多，从那时起他就迷上了船，曾写过题为“广东造船史”的文章。1935年赴英国，考入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1940年3月获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在此期间每年暑假都去英国巴克来的克尔造船厂接受学徒与绘图员的训练。1940年5月回国后，历任同济大学讲师、重庆民生机器厂副工程师、重庆商船学校（为原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因战火内迁，今大连海事大学前身）教员、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1944 年11月作为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服务团团员到美国东海岸各地造船厂及有关学校参观实习，并到费城美国海军造船厂担任协助监造官，监造船、舰，学到了不少关于舰船设计与建造、生产计划管理、轮机修理等方面的经验。1946年1月回国后，先后任海军江南造船所工程师、海军青岛造船所工务课长、上海海军机械学校教务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同济大学教授、造船系主任、大连造船厂委员会工务处长、中苏造船公司副总工程师、渤海造船厂筹备处工程师、大连工学院教授、造船系主任，1955年大连工学院造船系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教务长、上海造船学院教务长、上海交通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造船系主任。杨槱是我国造船科技发展史研究的奠基者。1962年，他撰写的《中国造船发展简史》，阐述了中国古今造船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兴衰成败之道，言简意赅。此文在1962年举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学术年会上宣读时，引起较大反响。以后，他倡导造船界重视对我国造船史的研究，进而做到古为今用，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加速中国当代船舶工业的发展。他身体力行，亲自撰写了《近代和现代中国造船发展史》、《秦汉时期的造船业》、《早期的航海活动与帆船的发展》、《对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的几点看法》和《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的进一步探索》等多篇论文。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84年成立了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会，1985年创办了《船史研究》杂志，他是船史研究会的名誉主任委员。90多岁时，杨槱仍然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帆船史》、《轮船史》等著作。 1978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建立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杨槱任所长。1980年5月兼任镇江船舶学院（华东船舶工业学院、现江苏科技大学）副院长，1981年11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84年当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船舶工程（含海洋工程）学科评议组组长。船舶设计学科博士生导师。长期来，杨槱热心社会事务，成为一位颇负盛名的社会活动家。先后担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海洋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会长。1978年后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八届上海市人大常务委员，1986年后连续三届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9年后，连续两届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78年9月和1980年5月，他分别作为中国海洋科学代表团副团长和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1982年5月，他作为代表团团长赴英国出席国际船舶系统设计会议。1984年，他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团人员出访日本友好城市大阪府。1986年，他以近海力学和极区工程国际会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出访美国。1990年他应邀去日本大阪府立大学讲学。为关心中国的造船事业，杨槱曾向全国人大提交提案，要求对“渤海二号”翻沉事故作科学调查，得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 杨槱不仅有丰富的经历，而且知识面很广，加上他对国内外造船科学技术发展的敏感性，故而在他所从事的一系列科研工作中无不贯穿他活跃的思维和创新精神，成为我国船舶设计和造船史研究领域中新技术和新思想的重要传播者。杨槱不仅自己努力追求新知识，不断进取，而且不忘培养接班人。他本人就培养了5名博士研究生和20名硕士研究生。对于后辈，他寄予极大的希望，常常给年轻人压担子，主动为他们创造学习和工作的条件，使他们能很快地成长，因此在他倡导和从事的学科领域中，人才辈出。对造船界前辈，他十分尊重，并经常教导学生向他们学习。他一贯好学不倦，悉心追求；服从需要，发挥专长；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精心育人，为人师表。不论是学问和品德，他都是造船界后辈值得学习的榜样。杨槱分别于1962年、1979年和1986年当选为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中国海洋工程学会和太平洋历史学会的副理事长。他多次赴日本、英国、德国和美国参观访问或参加学术会议，推动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杨槱曾任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为了新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需要，杨槱辗转南北，从事造船厂的建设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转入高校从事教务领导和教学工作。虽然众多的行政工作缠身，但他仍手不释卷，孜孜以求新的知识。1960年，他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海船稳性规范》。该规范的制定不仅初步改变了中国以往无验船规范的被动局面，而且随之提出的几十个研究课题，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船舶稳性的研究工作。 杨槱是我国造船专业各学科中率先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造船界兴起研究船舶适航性和不规则波的高潮，他选择“被动式减摇水舱”这一课题以期求得实际效果，并开始招收研究生。 1963—1965年，他指导研究生从事减摇水舱的研究，在国内从无到有建立了减摇水舱的模型试验设备。 1965年12月，由他的研究生完成的《被动式减摇水舱的模型试验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的毕业论文，成为船舶设计部门设计被动式减摇水舱的重要参考资料。15000吨自卸式运煤船是他指导毕业班学生进行的一项新船型预研工作，通过对船上的卸煤装置、煤仓布置和煤斗振荡装置等多项研究，认为当时在我国建造该型船舶是可行的，并制造了一个船模。20世纪80年代，我国航运和造船部门确认该型船舶对我国沿海煤运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5000吨经济型近海干货船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他主持并与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合作研制的一种船型。当时他率领研究生到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沿海港口及某些船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了国内外同类型船舶的有关资料，针对当时燃油价格高涨与该型货船空载时适航性欠佳等问题，对船舶的服务航速、船舱布置与压载等问题做了详尽分析。其中部分研究工作得到承担该型船舶技术和施工设计的上海船舶设计院同行的称赞。该型船于80年代成批投产。 杨槱是我国应用电子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和学科带头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电子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杨槱深感电子计算机技术对造船设计工作的重要性，多次倡导在船舶设计领域普及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他不仅身体力行，带头利用电子计算机革新船舶设计的全过程，而且带动和组织国内有关研究单位编制有关辅助船舶设计的计算机程序系统。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及培养的研究生首先编制了实用性较强的货船主要尺度要素计算机程序，并得以广泛应用。以后又陆续编制了一系列有关船体线型设计和船舶性能计算的计算机程序。他率先发起并与国内有关单位联合研制了“海洋货船设计集成系统”，这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1980年国防工办、交通部和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在上述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1985年，他与两位青年教师合编了《电子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一书，被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评为优秀教材。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船舶航运业的日益发展，船舶航运的经济性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在船舶设计时就考虑到航运的经济性，就有可能建造出成本低又符合订货者要求的船舶，使之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杨槱凭长期从事船舶设计工作的经验，在70年代中期就大力倡导和从事船舶技术经济论证方法的研究。他领导的科研小组与有关研究单位合作，分别对5000吨级近海干货船、15000吨级远洋货船等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编制了计算机程序。1980年，他编写了《工程经济在船舶设计中的应用》作为研究生教材，并率先招收船舶技术经济论证方面的研究生，有力促进了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80年代中期以来，他指导研究生从事沿海和长江煤炭、石油、集装箱运输系统的分析研究，旨在选择最优船型与船队组成。在分析中既考虑到船、港口与航道的配合，也考虑到海上气象、营运中的操作效率以及营运成本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他的科研小组应用现代预测技术、运筹学和系统分析方法解决了水运系统中的船型分析和船队规划等问题。这方面的多项科研成果被国内同行专家评为国内首创。此外，他的科研小组应用电子计算机对水运系统运行的动态摸拟做过一些成功探索。 杨槱是我国造船科技发展史研究的奠基者。1962年，他撰写的《中国造船发展简史》，阐述了中国古今造船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兴衰成败之道，言简意赅。此文在1962年举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学术年会上宣读时，引起较大反响。以后，他倡导造船界重视对我国造船史的研究，进而做到古为今用，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加速中国当代船舶工业的发展。他身体力行，亲自撰写了《近代和现代中国造船发展史》、《秦汉时期的造船业》、《早期的航海活动与帆船的发展》、《对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的几点看法》和《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的进一步探索》等多篇论文。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84年成立了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会，1985年创办了《船史研究》杂志，他是船史研究会的名誉主任委员。90多岁时，杨槱仍然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帆船史》、《轮船史》等著作。

1、景观十年的宏观背景有关公开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过去10年，中国的GDP增加了约12万亿，城市化人口增长近10%，相当于10个大洋洲的人口，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了280万公顷，相当于5个上海；而与此同时，耕地减少了250万公顷，相当于1.4个浙江省的耕地；在这10年中，我们看到高速公路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到2007年底，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4.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行车族享受四通八达的畅快的同时，我们却看到广大的土地被破碎，乡土社区被分离，自然过程和生物流被切割；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毕，这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主体工程完工，除了建成世界最大的大坝外，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多的水坝，共计2.5万多座（而美国仅有8700多座），中国地表水系统发生了毁灭性的改变，大量河流死去；1998年中国经历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洪水（长江洪水位最高，尽管洪水总量不是最大），“严防死守”成为妇孺皆知的口号，于是，在此后的10年里，我们看到的是百年一遇，五百年一遇的防洪堤牢牢锁住了长江、黄河、珠江和漫长的海岸线；随之，我们又看到长江的白暨豚消失了，太湖蓝藻泛滥了，洞庭湖的鱼大片死亡……；这10年里，全球气候变暖的阴影笼罩整个世界，并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如果海平面的上升和沙漠化离我们尚远而使我们无动于衷的话，当看到发生在眼前的日益干枯的河流、大面积消失的湿地，日益下降的地下水时，我们的危机感就不再是杞人忧天的了；作为对干旱缺水的应对，我们看到南水北调工程在延伸，不久，将成为中国大地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横跨南北。从1999年昆明世博会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即将举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城市的美化运动可谓此起彼伏，我们看到因此而出现的超尺度的公共建筑和市政建设，大马路和大广场，创造了这个时代中国式的城市景观；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发表，由此，景观巨变的洪流从水、路网络和城市，蔓延到广大乡村和大地；而就在此时，发生在四川的汶川大地震，使山川毁容、城市毁灭、道路断绝，恐怖的景观埋葬了8万生命。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大地景观的巨变，五千年未尝有过。景观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是社会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整体意识形态在大地上的烙印。从这些大地景观格局与过程的巨变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始终在学习、在觉醒、在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的意义、在领悟生存的真谛。经历1998年的大洪水后，199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意见》，随后，从1999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实施退耕还林和退耕还湖的重大决策，国土景观因此发生了许多积极的改变；2004年2月16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明确提出暂停城市宽马路、大广场建设，尽管城市化妆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城市景观却因此也成为国家高层关心的议题；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并于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写入新的党章，同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一个执政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大地景观必将因此而翻开新的一页。中国的景观设计学科和职业的建设和发展，正是在上述宏大的社会和经济巨变，及其投射在大地上的生动背景上展开的。在有限的篇幅里，要全面展现这一史诗般的宏大场景，显然比较困难。我只能从个人的经历，类似于一场大剧中的一个群众演员，来回顾一下自己是如何踩着时代跳动的节律，演着自己的角色。2、十年求索的个人经历国土生态安全和人地关系和谐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不明智的土地利用和城市扩张使大地生命机体的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摧残，使大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全面衰退，包括洪涝和干旱灾害频繁、地球生命系统的自净能力下降、物种消失、城市特色破坏等等。10多年来，正是针对中国严峻的人地关系、国土生态安全和城市化等重大命题，我自己及所在的团队进行不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我力图在生态科学与景观、城市及区域规划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使关于生命土地的科学认识在景观界面上体现为物质空间的结构语言，最终使土地利用及城市发展的规划更科学明智。首先在国际上系统地提出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与方法，继而提出“反规划”理论和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方法论，并全面地应用在国土规划、城市与区域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并在多个部委和城市的规划建设决策中起到积极作用，完成多项具国际影响的示范工程。2.1景观安全格局在研究中我认识到，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矛盾的解决途径，并不仅仅在量的关系中，而更重要的是在空间格局的关系中，为此，早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期间，在博士论文中我就提出景观安全格局的概念（LandscapeSecurityPattern），试图通过建立关键性的景观格局来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受中国围棋空间战略的启发，我提出通过对空间中关键性的格局的控制，以高效地保障某种自然和人文过程的健康和安全的设想，即景观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s），后陆续发表在国内外学报上。景观安全格局研究的特点是把水平景观过程作为一系列控制的过程，这些水平过程需要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对景观的覆盖和控制，要达到最有效的景观覆盖和控制机会，就需要占领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元素、局部、空间位置及联系。在中国土地极其有限的背景下，景观安全格局在如何高效地利用土地，特别是对协调保护与土地的开发之间的矛盾具有实际应用价值。1998年以后，又先后主持两项自然科学基金，继续开展景观安全格局研究，并付诸大量的规划实践。这一基础性的方法论探索，为以后关于国土、区域及城市的景观生态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网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然，许多技术性的难题还有待克服。2.2生态基础设施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中国国土生态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部门之间的条块式管理和以单一功能为目标的“小决策”，体现在土地上各种生态过程和景观格局被分裂和破碎。为此，在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研究和大量城市与区域景观的规划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我和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团队系统地提出和完善了生态基础设施概念（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简称EI），用以整合生态系统的各种服务，将各个单一过程的景观安全格局在大地上整合成为完整的景观安全网络，并提出建立城市、区域和国土EI的空间战略。EI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services）的基础，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是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遗产网络。正如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城市生态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EI.生态基础设施这一名词本身并非我首次提出，国际上有人曾经用过EI名词，但都只作为一个描述性词汇出现在生物保护领域中。而我的贡献在于将EI进行了系统而明确的定义，并将其作为整合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遗产保护功能的景观格局，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引导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现在：（1）将EI与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结合起来，强调基础性景观结构的综合服务功能，包括雨洪管理、生物保护、遗产保护和休憩等，使EI具有科学的功能衡量指标，提高了国土规划、城市与区域规划，特别是国土生态安全规划的科学性。（2）将景观安全格局作为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基本技术手段，并与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相结合。（3）将EI作为国土生态安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基础性结构，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次上与现行国土和建设规划相衔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基础结构。最近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完成的国家环保部委托的科研项目“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及北京市国土局委托的“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使我们检验了从国土到区域和地方各个不同尺度的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建立的系统方法。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国土与城市规划中。2.3“反规划”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导致系统性的中国城市生态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现行规划方法论和规划体制，就必须对以“人口-规模-性质”为导向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物质空间规划方法论进行全面的反思。现有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方法（即“人口-性质-布局”模式），并不能使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生态基础设施得以实施，生态与和谐的理想很难在旧的发展规划模式下实现，为此，我们提出“反规划”途径，并实践了从“逆”的规划方法和“负”的规划成果入手，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引导和定义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发展。该途径强调：（1）一种“逆”的规划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安全的名义，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的开发商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做城市和区域的土地规划。（2）“负”的规划成果——颠倒城市建设与非建设区域的图底关系，在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及其类型和控制的强度，构成城市的限制和引导性格局，而把发展区域作为可变化的“图”，留给市场去完善。这个限制性格局同时定义了可建设用地的空间，是支持城市空间形态的框架。它不是简单的“留白”或仅仅是不建设区，而是生命土地完整的、关键性结构。（3）综合的解决途径：“反规划”途径试图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一种保障自然和人文过程安全和健康的景观安全格局——综合而全面地解决国土生态安全问题、城市生态、特色以及形态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和大量案例。“反规划”是中国版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urbanism），也是中国当前生态规划的可操作途径。“反规划”一经发表，便在城市与国土规划，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评论，并引起规划界一些“权威”的强烈抵制和封锁。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反规划”得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广泛欢迎，看到北京的总体规划始于“反规划”，深圳大张旗鼓进行“反规划”，还有台州、东营、菏泽等城市的领导，都在“反规划”中找到了走出传统规划死胡同的路径。在由发改委主持的中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中，我们同样看到“反规划”所起的作用。近几年来，建设部从《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修编》到《城市规划法》的修改，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反规划”思想的影响。最近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也在认真汲取“反规划”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反规划”宣告了：是景观而非建筑，将决定城市的发展形态和特色；是生态过程和格局，而非人口与社会经济的预测和假设，应该并终将决定城市的空间发展和布局。2.4生存的艺术及对传统园林的批判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是景观设计学的核心，是一种生存的艺术。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阉割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因此，要确立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艺术，必须拨开云雾见太阳，必须从批判和揭露封建士大夫的传统园林开始。为此，从1997年回国开始，我对所谓园林“国粹”写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文章，并同时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园林绿化误区进行了揭露。这种揭露体现在包括对圆明园防渗工程的批判中。传统园林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城市环境建设、城市化妆运动等种种误区的重要根源，是新文化思想运动必须、却没有能扫除的封建残余。这些批判也为当今某些视中国古典园林为国粹的遗老遗少们所不容，甚至挟风景园林学会名义，发布红头文件，对我于2006年在国际IFLA大会和ASLA年会的主旨报告大泼污水，大扣帽子。实际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误读和歪曲了我的立场和观点。我的立场是：传统园林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切勿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传统的名义，赋予遗产以解决当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环境问题的重要使命，中国需要新的园林，甚至新的学科，这门新的学科，即景观设计学。它在中国另一种传统中找到其源头，这种优秀的传统是关于人与土地关系的生存的科学与艺术，而不是帝王士大夫的消遣艺术。这种生存艺术的传统是中国大地之所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真实基础，是丰产的、安全的、美丽而健康的“桃花源”的基础。在当代中国，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中华民族的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的、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必须通过“反规划”来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正像古代的“风水”格局维护大地自然过程的健康和安全一样，当代中华民族的生存，依赖与建立在一个能维护生态过程安全与健康的生态基础设施之上，这因此也将是当代景观设计学的核心内容。2.5批判城市化妆运动，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中国城市之所以贪大求洋之风盛行、景观庸俗堆砌，根源在于小农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封建极权意识之积垢。不扫除这种积垢，高品位的城市景观就不可能形成，节约型的生态城市就与中国无缘，广大乡村的乡土文化景观和乡土自然景观也将得不到保护，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将不可能解决。我们的城市、建筑和景观，如同当年胡适批判过的文言文一样，充斥着“异常的景观”或称之为景观的文言文。它们言之无物，无病而呻；远离生活、远离民众，远离城市的基本功能需要；它们不但模仿古人，更好模仿古代洋人和现代帝国洋人。看那些远离土地且远离生活的、虚伪而空洞的、所谓“诗情画意”的仿古园林，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再施以各种庸俗不堪的、花枝招展的化妆之能事，便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而要扫除封建积垢，创造当代中国的景观和城市，就必须将新文化思想运动进行到底，彻底批判两千年来的封建意识形态，在专业上要批判帝王和封建士大夫的传统造园思想，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创造新中国的新乡土。这种新乡土是源于中国这方土地的、满足当代中国人需要的、能用当代技术与材料、最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能源与资源问题，也就是中国人的持续生存与生活问题的新景观。2.6乡土文化景观与工业遗产也是基于对乡土景观和白话景观的认识，我们开展了乡土文化景观的研究，并从中学习。我开始发现乡土景观魅力的是20年前的“风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风水”是一种乡土景观，它不同于士大夫和皇家的建筑和景观，深层的含义乃是其生存的艺术。为此，我从人类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生存经验和民族发展的文化生态经验两个层面，对“风水”模式的深层含义进行了揭示，提出理想“风水”模式乃是中国人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图式。1998年之后，关于乡土景观的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田园和聚落，并更多地与规划设计实践相结合。从研究云南红河地区的乡土文化景观开始，到川西平原乡土文化景观的研究和设计实践、藏区文化景观的研究和设计实践，再到最近针对新农村建设可能带来的乡土景观的破坏，进而广东顺德的马岗村规划案例研究，这些都反应了我对乡土景观的迷恋。这种文化景观的核心部分是田园，是一种生存的艺术，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千百年来人类与及自然过程和格局相适应的智慧结晶，它承载了特定地域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的历史，同时也为当代人应对生态环境和能源危机带来新希望。面对新农村建设高潮的来临，我预感到大规模的乡土景观破坏即将来临，于是，当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出台，便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关于保护和谐社会根基的两项建议，即《尽快开展“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建设的建议》和《关于建立“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的建议》。获得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分别为国家有关部门所采纳，积极推动国家文物局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并注重乡土文化遗产，也积极推动了大运河国家遗产廊道的研究，以及大运河申遗工作，并推动了国家环境保护部进行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也是基于对乡土景观和白话景观的认识，我们开展了中国工业遗产的研究和改造利用实践。中国的工业遗产长期以来没有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系统，大量看似平常的、生锈而“丑陋”的工业遗产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被彻底毁弃。正像我们曾经不文明地对待古城古街一样，我们正在迅速毁掉工业时代留在中华大地上的遗产。为此，从1999年开始，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和土人设计就开始了工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实践，其中完成了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的改造利用工作（岐江公园），此后，又主持了沈阳冶炼厂旧址设计、苏州太和面粉厂改造设计、北京燕山煤气用具厂旧址利用设计、上海2010年世博园中心绿地设计前期研究、以及最近的首都钢铁厂搬迁的前期研究工作。我们从众多的成功和失败中积累了经验，同时借鉴国际工业遗产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特别是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宪章。在此基础上，我于2006年4月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关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并主要起草了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无锡建议》。2006年4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主持，在无锡召开的中国首届工业遗产会议上通过了《无锡建议》，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正式提到议事日程。 随着对乡土文化景观研究的深入，对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中国大地上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和遗产廊道的研究，也日益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事实上，我的很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课题都与这方面的内容有关。最近完成的国土尺度上的线性遗产网络研究，在中国大地上辨识出17条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并对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遗产线路，使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了整个国土。2.7新乡土景观示范认识到示范工程的重要意义，我主持在全国实施了众多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发展的示范工程，它们都曾在国际各大权威专业杂志被广泛介绍、引用和评论，并有幸在国际上多次获奖。这些项目都是针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环境、能源与资源问题的示范工程，是作者一直在倡导的“新乡土景观”。其中，广东中山的岐江公园体现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倡导一种尊重乡土文化与乡土环境的新伦理、新美学，化腐朽为神奇，使一处寻常的造船厂旧址，成为广受市民和游客喜爱的新城市景观和游憩场所，并唤起国人对工业遗产的重视；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校园，倡导节约土地和白话景观的理念，把中国农业生产过程完整地、活生生地再现在当代城市的校园中，把景观作为生产过程和体验，让年轻的中国人能感受“耕读”的意味，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浙江永宁公园，通过建立城市的生态防洪体系，整合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倡导与洪水为友的生存艺术，而非简单的工程或化妆艺术；绿荫里的红飘带——汤河公园，倡导如何用最少的人工干预，将当代艺术与生态有机结合，使自然废弃地有效地“城市化”，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系统及其生态服务的完整性，成为节约型城市绿地的典范；而“反规划”之台州案例，则系统地运用“反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实现精明保护与精明增长的有机结合。实践证明，这些示范工程在推动城市和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推动节约型城市绿地的建设等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2.8教育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生态规划的理念和成果必须通过城市和区域建设的决策者来实现，教育和感化他们不得不成为当代科研工作者的重要责任，为此，我和李迪华合著出版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4年内重印近10次），并给市长班和部长们授课，市、局长以上干部受益者数以万计。如果景观是人类意识和价值观在大地上的投影，那么，通过改变决策者的价值观和环境意识，便是创造良好景观的最有效途径。单一的科研和项目不足以解决中国系统性的人-地关系危机，而传统学科在应对严峻的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方面又有很大局限，重建人地关系和谐的重任有赖于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和大量专业人才，他们必须有对土地伦理的清晰认识、系统的科学武装、健全的人文修养并掌握现代技术。这样一门对土地进行系统的分析、规划、保护、管理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就是景观设计学，更确切地说是“土地设计学”。为此，我不遗余力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创建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并在地理学科下开创了景观设计学理科硕士学位点和风景园林在职专业硕士学位点，由此，极大地带动了全国相关专业的学科建设，并直接推动了国家有关部门新设的景观设计师职业的确立，并定义该职业为：谐调人地关系，使城市、建筑和人的一切活动与生命的地球和谐相处的科学和艺术。10年的努力，使我深刻认识到，要解决中国严峻的国土生态安全和人地关系危机，必须系统地突破和创新，包括观念、理论、方法、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甚至包括“科学研究”本身的概念和机制，并投身于社会实践。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再造秀美山川”、“创造生态文明”才不会成为空话。这些便是我10年来之所思所虑者，也是10年来我之所行所为者，是也非也，聊以为善论者资，成乎败乎，聊以为后来者鉴。更多关于工程/服务/采购类的标书代写制作，提升中标率，您可以点击底部官网客服免费咨询：

25岁是广东兴宁市人。

王硕威从华中科技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毕业到参加工作以来，完整经历了海军第三代驱逐舰、两艘航母的研制过程。王硕威因能力出众被委以重任，参加了对辽宁舰的改造工作，主要负责解决旧航母的电磁兼容问题。

人物简历

25岁时就被委以重任，参与首艘航母辽宁号的改装， 此后又担任山东舰和福建舰的副总设计师，是国产航母总师系统中最年轻的一员。

从首艘航母到首艘国产航母，再到首艘国产弹射型航母，王硕威是重要参与者更是大国海军崛起的见证者。“科技创新、科研报国”是他的信仰，他说：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生逢其时，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