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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学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交通运输对它的需要。古代桥梁以通行人、畜为主，载重不大，桥面纵坡可以较陡，甚至可以铺设台阶。在有重载马车之后，载重量逐步加大，桥面纵坡也必须使之平缓。这时的桥梁材料仍以木、石为主，铸铁和锻铁很少使用。 从桥梁的原始雏形——堤梁（及在浅滩溪涧中筑起一个个石堤，堤间流水，人从石堤上跨越）、独木桥、浮桥（架设在船只上的桥）和石拱到现在超千米跨度的悬索桥，桥梁工程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发展可谓翻天覆地。然而桥梁工程能拥有这翻天覆地的发展取决于工程材料和工程技术迅猛发展的有力推动。在原始社会里，懵然无知的古人类还只是追求有一个起身的洞穴和能填饱肚子的食物，还不会想到桥。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交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创造了桥。然而那时工程材料的使用仅限于天然的木和石块，且工程技术非常落后，所以人们只能建造简单的桥——堤梁、独木桥和简单的石拱。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桥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是一座用石块干垒的单孔石拱桥，距今3500年左右建成。我国古代桥梁工程技术的发展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公元590——608年建造在河北省赵县（叫）河上留存至今的隋代敞肩式单孔圆弧弓形石拱桥，即赵州桥。该桥全长50.82m，桥面宽约10m，采用28条并列的石条砌成拱券形成。拱券矢高7.23m。拱上设有4个小拱，既能减轻桥身自重，又便于排洪，且更显美观。该桥无论在材料使用、结构受力、艺术造型和经济上都达到极高成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式拱桥，早于欧洲同类桥约1000年。近代土木工程的时间跨度为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300年间。这个时期内土木工程的主要特征有：——有力学和结构理论作为指导；——砖、瓦、木、石等结构建筑材料得到日益广泛的使用；混凝土、钢材、钢筋混凝土及早期的预应力混凝土得到发展；——施工技术进步很大，建造规模日益扩大，建造速度大大加快。在这个时期内,以下几件大事对桥梁工程的影响巨大: (1)意大利学者伽利略在1638年出版的著作《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中论述了建筑材料的力学性质和梁的强度，首次用公式表达了梁的设计理论。 (2)英国科学家牛顿在1687年总结了力学三大定律它们是土木工程设计理论的基础。 (3)瑞士数学家欧拉1744年出版《曲线的变分法》建立了柱的压屈理论，得到计算柱的临界受压力的公式，为分析土木工程结构物的稳定问题奠定了基础。 (4)1824年英国人阿斯普.丁取得了波特兰水泥的专利权，1850年开始生产。这是形成混凝土的主要材料，使得混凝土在土木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后来，在20世纪初，有人发表了水灰比等学说，才初步奠定了混凝土强度的理论基础。 (5)1859年发明了贝塞麦转炉炼钢法，似的钢材得以大量生产，并愈来愈多地应用于土木工程。 (6)1867年法国人莫尼埃用铁丝加固混凝土制成花盆，并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工程中，建造了一座蓄水池，这是应用钢筋混凝土的开端。1875年他主持建造了第一座长16m的钢筋混凝土桥。 (8)1779年英国用铸铁建成跨度为30.5m的拱桥；1826年英国用锻铁建成跨度为177m的悬索桥；1883年美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大跨钢悬索桥——布鲁克林桥；1890年英国又建成两孔主跨达521m的悬臂式刚架桥，这样，现代桥梁3种基本形式(梁桥、拱桥、悬索桥)相继出现。 自从有了铁路以后，桥梁所承受的载重逐倍增加，线路的坡度和曲线标准要求又高，且需要建成铁路网以增大经济效益，因此，为要跨越更大更深的江河、峡谷，迫使桥梁向大跨度发展。石材、木材、铸铁、锻铁等桥梁材料，显然不合要求，而钢材的大量生产正好满足这一要求。 在技术方面，只是凭经验修桥，曾使19世纪80～90年代的许多铁路桥发生重大事故；从这时起，正在发展中的结构力学理论得到了重视，而在它的静力分析理论完全确立并广泛普及之后，桥梁因强度不足而造成的事故显然大为减少。 二十世纪以来，公路交通有很大发展。在内陆，需要在更多的河流、峡谷之上建桥。在城市中，以及在各种交通线路相交处，需要建造立交桥。在沿海，既需在大船通航的河口、海湾、海峡修建特大跨度桥梁，又需在某些海岛与大陆之间修建长桥。 由于更多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现代桥梁工程的发展尤其迅速，世界各国相继建造出超千米的桥梁。世界上跨径最大的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西班牙的卢纳巴里奥斯桥,跨径达440m,采用了双面辐射形密索布置. 世界第一的悬索桥——日本明石海峡桥,横跨日本内海,使日本神户与淡路岛紧紧相连.这座大桥全长3190M,中央跨度1990m于1998年竣工.它可以承受里氏8.5级地震.目前中国在建的一批公路桥梁，无论是桥梁的数量还是工程规模、技术难度、科技含量，都代表着当今世界的先进水平，创造了中国建桥史之最。据悉，这些桥梁主要有：阳逻长江大桥，主跨1280米的悬索桥；南京长江三桥，主跨648米的斜拉桥；润扬长江公路大桥，跨江连岛的主跨1490米悬索桥和406米斜拉桥组合；深圳湾跨海大桥，主跨180米独塔单索面斜拉桥；苏通长江公路大桥，主跨1088米的斜拉桥，居世界第一；杭州湾跨海大桥，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长36公里，是世上在建最长的公路跨海大桥。一个国家同时在建这么多世界级桥梁，在世界上不多见。 桥梁需要大量修建，而人力、物力、财力有限；于是，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引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桥式，对结构行为进行更精确的数值分析，采用更精确的结构试验进行验证，以使桥梁建设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桥梁工程学主要研究桥渡设计，包括选择桥址，决定桥梁孔径，考虑通航和线路要求以确定桥面高程，考虑基底不受冲刷或冻胀以确定基础埋置深度，设计导流建筑物等；桥式方案设计；桥梁结构设计；桥梁施工；桥梁检定；桥梁试验；桥梁养护等方面。 在建桥材料方面，以高强、轻质、低成本为选择的主要依据，近期仍以发展传统的钢材和混凝土为主，提高其强度和耐久性。对于建筑钢材的脆断机理、初始几何缺陷等，以及混凝土材料的非弹性问题(收缩徐变以及疲劳等)，将继续作充分的研究，使能正确控制结构的受力和变形。至于碳纤维塑料等在桥梁上的广泛应用，还必须在降低成本以后才有可能。 在桥梁勘察设计方面，随着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大跨度或复杂的桥型将不断涌现。高速公路的发展，对桥梁设计亦将提出新的要求。在桥式方案设计中，将有可能利用结构优化设计理论，借助电子计算机选出最佳方案。 在结构设计计算中，采用空间理论来分析桥梁整体受力已成为可能；以概率统计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理论，将进一步反映在桥涵设计规范中，使桥梁设计的安全度得到科学合理的保证。桥梁美学作为时代、民族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的反映，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桥梁的面貌将蔚为大观。 在桥梁施工方面，对施工组织将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经济有效的管理。在施工技术中，将不断引用新技术和高效率、高功能的机具设备，借以提高质量、缩短工期、降低造价。如采用激光测量控制结构的精确定位；引用自升式水上平台克服深水基础的困难；利用遥控设备在沉井、沉箱中挖基，以减少劳动强度并避免人身危险；利用高质量的焊接技术，借能推广工地焊接等，此外，装配式桥梁也将有所发展，以使结构和构件标准化，生产工业化。 在桥梁养护维修方面，要求对既有桥梁建立完善的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在桥梁维修检查中，引用新型精密的测量仪表，如用声测法对结构材料的缺陷以及弹性模量进行测定；用手携式金相摄影仪检查钢材的晶体结构俾能及早进行加固防患于末然，以便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 桥梁工程始终是在生产发展与各类科学技术进步的综合影响下，遵循适用、安全、经济与美观的原则，不断的向前发展。人们除了要求桥的功能完善，还讲求桥的外形美观、有艺术性 ，桥梁地建造将更加复杂化，更加艺术化，桥梁的未来将更加多元化，是现代桥梁更现代，还是旧式桥梁的复兴，值得期待！ 中国桥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6000年前的氏族公社时代，到了1000多年前的隋、唐、宋三代，古代桥梁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时，在今宜昌和宜都之间，出现了架 设在长江上的第一座浮桥。 在秦汉时期，我国已广泛修建石粱桥。世界上现在是保 存着的最长、工程最艰巨的石粱桥，就是我国于1053一1059年 在福建泉州建造的万安桥，也称洛阳桥，此桥长达800米，共47 孔，位于“波涛汹涌，水深不可址”的海口江面上。此桥以 磐石铺遍桥位底，是近代筏形基础的开端，并且独具匠心地用养殖海生牡蛎的方法胶固桥基使成整体，此也是世界上 绝无仅有的造桥方法，近千年前就能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水文 条件下建成如此的长桥，实是中华桥梁史上一次勇敢的突破。 我国古代石拱桥的杰出代表是举世闻名的河北省赵 县的赵州桥（又称安济桥），该桥在隋大业初年（公元605年左 右）为李春所创建，是一座空腹式的圆弧形石拱桥，净跨37m, 宽9m，拱失高度7．23m，在拱圈两肩各设有二个跨度不等的腹 拱，这样既能减轻桥身自重，节省材料，又便于排洪、增加美 观，赵州桥的设计构思和工艺的精巧，不仅在我国古桥是首屈一指，据世界桥梁的考证，像这样的敞肩拱桥，欧洲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比我国晚了一千二百多年，赵州桥的雕 刻艺术，包括栏板、望柱和锁口石等，其上狮象龙兽形态逼 真，琢工的精致秀丽，不愧为文物宝库中的艺术珍品，我国 石拱桥的建造技术在明朝时曾流传到日本等国，促进了与世 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并增进了友谊。 1240年建造的福建潭州虎渡桥，也是最令人惊奇的一 座粱式大桥，此桥总长约335m，某些石粱长达23．7m，沿宽度 用三根石粱组成，每根宽1．7m，高1．9m，重达200多吨，该桥一直 保存至今”历史记载，这些巨大石梁桥是利用潮水涨落浮运建 设的，足见我国古代加工和安装桥梁的技术何等高超。 广东潮安县横跨韩江的湘子桥（又名广济桥）此桥始 建于公元1169年，全桥长517．95m，总共20墩19孔，上部结构有 石拱、木梁、石梁等多种型式，还有用18条活船组成的长达 97．30m的开合式浮桥，设置浮桥的目的，一方面适应大型商 船和上游木排的通过，并且也避免了过多的桥墩阻塞河道， 以致加剧桥基冲刷而造成水害，这座世界上最早的开合式 桥，柱石桥之长、石墩之大、桥梁之多以及施工条件之困难 工程历时之久，都是古代建桥史上所罕见的。。 1957年，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胜利建 成，结束了我国万里长江无桥的状况，从此“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桥的正桥为三联3X128m的连续钢桁粱，双 线铁路上层公路桥面宽18m，两侧各设2．25m人行道，包括引 桥在内全桥总长1670．4物，大型钢梁的制造和架设、深水管柱基础的施工等，对发展我国现代桥染技术开创了新路。 1969年胜利建成了举世瞩目的南京长江大桥，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施工，并使用国产高强钢材的现代大型桥梁，正桥除北岸第一孔为128m简支钢桁粱外，其余为9 孔3联，每联为3x l60m的连续钢桁粱。上层是公路桥面，下层 为双线铁路，包括引桥在内，铁路部分全长6772m，公路部 分为4589m，桥址处水深流急，河床地，质极为复杂桥墩基础 的施工非常困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显示出我国的建桥事 业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也是我国桥梁史又一个重要标 志。 在最近的1000年中，中国的桥梁技术全面落后于世界的脚步，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桥梁的出现距今仅100多年历史，而且是由外国人建造的。从钱塘江大桥算起，中国人自己设计现代桥梁的历史还不足70年；从南京长江大桥算起，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大型桥梁的历史仅34年。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桥梁的成就才使我们重新无愧于祖先地站到了世界前列，这是中国桥梁建设的伟大复兴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的桥梁建造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前十年为此做了经济上、技术上和人才上的准备，九十年代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批更大的越江跨海工程的建设，中国桥梁将会创造更辉煌的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造就一代巨人去引领世界桥梁的未来。 1990年四川省在宜宾市建成的小南门桥，跨径达到240米，已是当时世界上中承式拱桥中跨径最大的一座。2001年11月7日，小南门大桥因吊杆锈蚀造成部分桥面跨塌，在修复过程中，技术人员对全桥进行了检测，大桥整体结构依然完好。小南门大桥所付出的代价是创新的代价，没有创新我们就不可能一睹1400年前的赵州桥。 1991年，四川省苍溪县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钢管混凝土拱桥——旺苍大桥，跨径115米。在此之后的几年中，各地虽然兴建了不少钢管混凝土拱桥，但跨径始终在200米以下徘徊，直到199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建成了三岸邕江大桥，一举将此类桥梁的跨径提高到270米；1999年又建成了跨径220米的六景大桥。此后，在湖北、浙江和贵州等省，跨径在250米左右的钢管混凝土公路、铁路拱桥开始增多。 1995年贵州省瓮安县建成江界河大桥，首次突破了中国混凝土拱桥跨径 300米大关,达到330米，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桁式组合拱桥。不仅如此，其拱顶桥面至水面高度达263米，居中国各类桥梁之首。大桥一跨飞跃乌江天险，主孔分108个桁片预制，运用桁架伸臂法悬拼架设，两岸引孔为桁式刚构，全桥轻盈简洁，凌空飞渡，气势不凡。 1997年重庆万县长江大桥建成。大桥位于万州区（原万县市）黄牛孔处，是上海至成都高速公路跨越峡江天险的特大型拱桥。大桥一跨飞渡长江，全长 856.12米，主拱圈为钢管混凝土劲性骨架箱型混凝土结构，主跨420米，桥面宽24米，为双向四车道，是1995年贵州省瓮安县建成江界河大桥，首次突破了中国混凝土拱桥跨径 300米大关,达到330米，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桁式组合拱桥。不仅如此，其拱顶桥面至水面高度达263米，居中国各类桥梁之首。大桥一跨飞跃乌江天险，主孔分108个桁片预制，运用桁架伸臂法悬拼架设，两岸引孔为桁式刚构，全桥轻盈简洁，凌空飞渡，气势不凡。 华夏第一桥——江阴长江公路大桥，是我国“八五”规划的“两纵两横”国道主干线中沿海主骨架的跨江工程，是目前 中国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径钢悬索桥。大桥由桥塔、主缆、锚旋和钢箱梁等主要部件组成。大桥全长3071 米，主跨1385米；桥面宽33．8米，双向六车道，设计车速100公里／小时；通航净空为50米，可通行五万 吨级巴拿马型散货轮。江阴长江公路大桥的两根主索，各长2400多米，直径近1米，每根重1．4万 多吨，主索用127根直径5．3毫米的钢丝搅成索，再由169股钢索组成主索。主桥每边有85个吊杆，每个吊杆2根，用以连结主索和桥面。 两岸索塔标高为196．236米，相当于65层搂高。北塔基长43．5米，宽73．5米，下有123根近90米长的基础桩。北锚的混凝土陈井平面长69米，宽51米（面积相当于一片足球场大）。沉入地面58米，被称为世界第一大沉井。江阴长江大桥于1994年11月22日正式开工，1999年10月1日胜利通车，名列“中国第一，世界第四”。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的桥梁建造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前十年为此做了经济上、技术上和人才上的准备，九十年代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批更大的越江跨海工程的建设，中国桥梁将会创造更辉煌的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造就一代巨人去引领世界桥梁的未来。

20世纪以来的《洛阳伽蓝记》研究，在其作者身世、文本笺注、文体特征、史学价值、人文地理及文学成就等方面均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与南北朝的其他专书研究相比，其研究状况相对滞后，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20世纪；《洛阳伽蓝记》研究；回顾；展望 《洛阳伽蓝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以记载佛寺为纲、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名著，是与《水经注》、《颜氏家训》相齐名的北朝三部杰作之一，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它既有优美之文笔，更有丰富的内涵、珍稀的史料，在历史、文学、地理、佛教、交通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北朝文献中极其珍贵的精品。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研究作一回顾，并展望《伽蓝记》的研究前景。 一、《伽蓝记》研究综述 近百年的《伽蓝记》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近50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的研究重在校勘、注释与考证，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一定基础；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此时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伽蓝记》整理和校注的本子，但国内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伽蓝记》研究显得沉寂、低迷，一些观点也较为偏颇；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取得的成绩较为显著。 自《伽蓝记》问世流传1000余年来，在学术史上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偶有涉猎者，只是著录、序跋、题识，略记其概，缺乏一个整理的善本。直至近代，《伽蓝记》方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因此《伽蓝记》研究第一阶段的近50年，学者多在校勘版本、训解文字、考案史实和注释笺疏等方面用力，这些对《伽蓝记》的研究可谓具有筚路蓝缕之功。20世纪上半叶，较早对《伽蓝记》进行校勘和整理的，是1915年唐晏所撰的《洛阳伽蓝记钩沉》。1930年张宗祥综合诸家版本，作《洛阳伽蓝记合校》。1937年，周延年撰《洛阳伽蓝记注》，这是对《伽蓝记》全面加以诠解的第一个注释本。其后屠敬山撰写《伽蓝记》注及校勘记各五卷，惜稿本于赴蒙古途中被盗贼劫去。由于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撰写有系统的《伽蓝记》专题论文。如1939年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册发表的《读＜洛阳伽蓝记＞书后》，1943年孙次舟在《金陵女大集刊》第一辑发表的《洛阳伽蓝记子注释例》，1944年郑骞为纪念周作人60岁诞辰撰写的《洛阳伽蓝记丛考》等。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伽蓝记》在整理和校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是两种已有广泛影响的《伽蓝记》校注本。在研究论文方面，黄公渚在《文史哲》1956年11期刊出了《＜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该文分七个部分论述了《洛阳伽蓝记》及其作者的思想，是一篇较有深度而又全面的论文。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用了20 000多字，从五个方面介绍和评论杨街之及其所著《洛阳伽蓝记》，是继黄公渚之后《伽蓝记》研究的一部力作。1960年1月31日，罗根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洛阳伽蓝记）试论》，论述了北魏建佛寺的意义以及杨街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目的。由于受左倾思想的限制，此时期对《伽蓝记》的评价不高，如社科院编文学史认为“书中也常常表现出杨街之的一些落后思想”，“写佛像流泪等迷信故事也很多”。 “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里，《伽蓝记》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专题论文纷纷涌现，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研究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在这些论文中，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1）《伽蓝记》的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问题；（2）杨街之的思想与《伽蓝记》的创作主旨；（3）《伽蓝记》版本、笺注及文体问题；（4）《伽蓝记》的史学和文化史价值；（5）《伽蓝记》的建筑和园林艺术研究；（6）《伽蓝记》的文学成就；（7）《伽蓝记》的中古语言学价值。在这些众多的论文中，罗晃潮《＜洛阳伽蓝记＞版本考述》（《文献》1986年第1辑）对《伽蓝记》流传的不同版本系统作了清晰的梳理；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了《伽蓝记》的特点和价值；曹虹《＜洛阳伽蓝记＞新探》（《文学遗产》1995年4期），从新的视角作了探索，指出：“作者面对的这一片佛教建筑，既是一种宗教景观；又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文景观。”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文化渊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1年3期）对《伽蓝记》及其作者生平思想等六个问题作了精审考证和论述；等等。这些论文均能自出机杼，别立新意，把《伽蓝记》研究引向深入。 台港地区及国外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伽蓝记》研究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在港台地区，有几种《伽蓝记》整理版本很值得注意，如徐高阮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二，1960），田素兰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72），香港中文大学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此外，徐高阮的《＜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史语所集刊22本，1950）、王伊同的《诠释（洛阳伽蓝记）志余》（《清华学报》1983年12月第15卷）、詹秀惠的《＜洛阳伽蓝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刊》第1期，1983年6月）、林文月的《（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台大中文学报》第l期，1985年11月）等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与祖国大陆的成果相映成辉，构成20世纪《伽蓝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伽蓝记》至少有三种版本：日本学者入矢义高译注的《洛阳伽蓝记》（平凡社，1974），英国W。J。F。Jenner译注的Memories 0f Loyang：Yang Hsii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Oxford：ClarendonPress，1981）、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的译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显示出国际汉学界对此书亦颇为重视。 二、《伽蓝记》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伽蓝记》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的研究 杨街之虽因著《伽蓝记》而名传后世，但正史中无传，人们只能靠历代书目著录和《广弘明集》中极简略的小传等零散的记载来研究其姓氏、籍贯和生平等问题。从隋唐以来的各种著作所记看，街之的姓有“杨”、“阳”、“羊”三种写法。究竟衙之为何姓？历来就有争论。但争论者一般弃置“羊”姓不论，多主“杨”姓或“阳”姓。主“杨”姓一派者自《四库提要》始，认为：“刘知几《史通》作羊街之，晁公武《读书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杨，与今本合，疑《史通》误也。”其后清人李文田、今人余嘉锡、范祥雍、刘跃进、詹秀惠等倾向“杨”姓说。主“阳”姓一派者最早出自周延年《杨街之事实考》：“详考《北史》及《魏书》杨氏达者无北平籍，……则北平之阳氏以文章传家，已可概见。街之若果为阳姓，其为休之之弟及族昆弟，必无疑矣。”郑骞、黄公渚、周祖谟、王仲辇、范子烨等力主“阳”姓。街之的籍贯，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说是“北平人”。但《魏书·地形志》载，北魏时有两个“北平郡”：一属平州，一属定州。主“杨”姓说者，大多认为街之属定州之北平；主“阳”姓说者，则多认为应属于平州之北平。街之的生平，周祖谟《杨衙之事实考》和范祥雍《杨街之传略》记述最为翔实，一般认为，衙之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而曹道衡据北魏史实考证，街之任秘书监一职很不可信。 （二）《伽蓝记》创作主旨与文体的讨论 《伽蓝记》的创作主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寄托怀念故国的情思，二是街之对待佛教的态度。第一个主旨从《伽蓝记》序中可以明显看出，毫无疑义。而人们对《伽蓝记》的佛教态度，则争议颇大。一种意见认为街之著《伽蓝记》的宗旨是为了排佛。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均赞同侯说。当代学者范子烨则提出街之当为天师教道徒，他撰写《伽蓝记》“同时为了给自己尊奉的道教鸣不平”。另一种意见认为《伽蓝记》并没有反佛的宗旨。如罗根泽《＜洛阳伽蓝记＞试论》认为“忠于拓拔王朝和对佛教的尊信”是《伽蓝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持相似观点，认为《伽蓝记》“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 《伽蓝记》的文体是20世纪以来《伽蓝记》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称此书的文体是“定彼榛梏，列为子注”，即杨街之著书时曾自为子注。大概到了宋朝，正文与子注混在一起，不复分别。四库馆臣不察，竞称“不知何时佚脱”。清代校勘学家顾广圻《洛阳伽蓝记跋》指出：“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此后许多学者致力于恢复《伽蓝记》原貌的工作。如吴若准《集证》，划分段落，区分正文与子注。然所定正文太简，注文过繁，恐距杨书原貌甚远。后唐晏作《钩沉》，在吴氏的基础上重新把正文与子注作了划分。吴氏《集证》本、唐晏《钩沉》本之后，周祖谟《校释》本、徐高阮《重刊》本，均致力于阐明杨书体例，再次详分子注，以期能尽量再现原书面目。（历史论文 ）杨勇《校笺》本综括前贤，后出转精，确定六条划分原则，正文子注区分更加科学合理。但也有学者主张在未找到更古的《伽蓝记》本子时不宜强行分别，如张宗祥《合校》书后跋纵论《伽蓝记》正文与子注不易区分的理由，其说颇允。范祥雍《校注》信从张说，不作正文子注的区分。关于《伽蓝记》文体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和《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发覆，认为此种新文体源于六朝时期的“合本子注”体佛学著作；同时，它也是当时学林流行的“合本子注”体著作的具体表现。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和《（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文学遗产》1998年6期），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其文化渊源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伽蓝记》史学价值的探讨 20世纪以来史学界对《伽蓝记》的史学价值作了较多的讨论。首先，在史学理论方面，台湾学者何寄澎《试论杨街之的历史精神》（《思与言》，1983年3月第20卷第6期）提出杨氏是在一份浓厚历史感的驱策下创作《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传述一段“信史”。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伽蓝记》有以下几方面的史学特点和价值：（1）因地叙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样形式，寓褒贬于叙事之中；（3）广泛的史料来源和多方参证、勇于存疑的治史态度相结合；（4）丰硕的历史文学成就。王美秀《从质疑历史到争夺诠释权——以（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论述为例》（《台大中文学报》，2002年11月第18期），指出杨街之身处中国民族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北魏长期汉化之后又遭遇所谓鲜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牵动的文化认同问题势难规避，此书显露的历史特质与此深有渊源。其次，《伽蓝记》在佛教史研究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潘桂明《＜洛阳伽蓝记＞与北朝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文选集》，《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根据《伽蓝记》记载的有关佛教事迹，为我们勾画了佛教在北魏洛阳繁盛的图景。卢宁《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法音》1998年12期）从《伽蓝记》保存的有关建筑园林、教法流播、民俗风情等大量宝贵资料分析，认为北魏统治者推行的汉化与佛教法化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再次，人们对《伽蓝记》所反映的北魏社会经济、风俗民情、音乐艺术、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从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反映都市经济面貌、记录各阶层的动态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探讨了《伽蓝记》的社会现实意义。常新《＜洛阳伽蓝记）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8期）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角度，认为《伽蓝记》记述的北魏定都洛阳期间的政治、人物、风俗、掌故传闻及北魏和西域文化交流等，可以说是一部反映该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伽蓝记》卷五作为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重视，如丁谦《宋云求经记地理考证》（载《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第二集，1915年）、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宋云、惠生》（中华书局，1979）、法国沙畹（E。Chvannes）《宋云行纪笺注》（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中华书局，1956）等均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 （四）《伽蓝记》的城建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价值研究 《伽蓝记》以佛寺为中心，记述北魏京城的建筑，次序整然，体例明晰，是研究北魏洛阳城市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的重要资料。劳干《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史语所集刊》20本上册，1948）以怀履光的测量图为前提，利用《伽蓝记》和《帝王世纪》、《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晋元康地道记》等资料绘出了北魏洛阳城复原图。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5年）根据《伽蓝记》的记载，确定了洛阳的规模和建置，提出北魏洛阳的坊里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4期）参照《伽蓝记》记载，结合墓志以及部分地区的实地考察，对洛阳外郭的形状、郭门、城墙和主要建筑布局等进行了探究。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6期）结合《魏书》和《伽蓝记》记载，对学术界研究歧见较大、或未曾注意又关涉洛阳里坊制度认识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探索。薛瑞泽《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辑）认为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构成有两种形式，此时的寺院园林具有达官贵人园林的特色。此方面，日本学者亦用力颇多，如水野清一《洛都永宁寺解》（1939年初次发表，《中国的佛教美术》，1968）、森鹿三《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规模》（1952年初次发表，收入《东洋学研究》历史地理篇，1970）、服部克彦《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5）和《续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8）等均是以《伽蓝记》为主要史料的翘楚之作。 （五）《伽蓝记》的文学成就研究 《伽蓝记》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四库馆臣评“其文裱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但由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多重南朝而轻北朝，《伽蓝记》亦因此沦为遗珠。直至20世纪80年代，《伽蓝记》的文学价值才逐渐得到学界较多关注。林文月《＜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认为，杨街之以冷笔写空间，故条理井然，是《伽蓝记》极具研究价值处；以热笔写时间，故好恶分明，是杨街之有别于后世修史之枯淡处，冷热交织，遂令这部稀世珍贵的奇书呈现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曹虹的《（洛阳伽蓝记＞新探》则认为，整体组织上的善于经纬，融史笔与文采于一炉的局部描述，是《伽蓝记》一书的不可多得之处。韩国学者成润淑《＜洛阳伽蓝记）的小说艺术研究》（《文史哲》1999年4期）在范祥雍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的小说史价值作了专题研究，认为《伽蓝记》已符合小说演进中的各种特质，不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艺术手法，都已成为介乎六朝残丛小语与唐传奇之间的过渡形态。林晋士《（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之价值》（《屏东教育大学学报》2006年9月第25期）对《伽蓝记》文学史价值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伽蓝记》不但在散文史和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从文学史料的角度而言，《伽蓝记》记载的古籍逸文与俗谚歌谣，也为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20世纪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艰苦工作，《伽蓝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的《伽蓝记》研究只有零散的单篇论文出现在学术期刊上，有些论文还停留在概述和知识性介绍的水平，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传世名著，《伽蓝记》的研究状况与其本身的文学地位也是不相称的。它的研究程度远不能与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等专书研究相比，甚至与《水经注》相比，它的研究也显得冷落得多。展望21世纪的《伽蓝记》研究，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随着人们对《伽蓝记》的深入认识，21世纪的《伽蓝记》研究定会大放异彩，向世人展现其应有的魅力。

长期以来洛阳成为古代都城的历史条件和原因的5000字的有的

舒云星，男，1962年生，教授，博士。河南省劳动模范，洛阳市优秀专家，河南省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洛阳市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获东南大学学士学位、清华大学硕士学位、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EI收录十余篇。主编教材7本，参编教材3本，其中《硅酸盐工业控制实训》为教育部规划教材,主编系列教材《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等2本，并任该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完成国家七·五 攻关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参加完成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持和参加完成省级科研项目7项，其中2项获河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二等奖，洛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和参加省级教研项目3项，其中1项获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完成的《水泥厂预分解窑故障处理仿真系统》已经推广到十余所院校。主持的模拟电子技术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杨尚森，男，1964年生，教授，硕士。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洛阳市优秀教师。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1篇获教育厅科技论文二等奖；主持及参加完成省市科研、教研项目8项，其中获洛阳市科技进步奖4项，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河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一等奖1项，河南省信息技术教育优秀成果奖1项；主编教材10余部，其中《网络管理与维护技术》为国家十五规划教材，《计算机网络实用技术》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Illustrator10实例教程》为教育部规划教材。主持完成校园网规划与建设，开发了办公系统、教务系统、统一信息平台等网络应用系统。多次获院教学质量优秀奖，主持《计算机网络实用技术》、《网页设计与制作》、《VB程序设计》三门院级精品课程。高春玲，女，1966年生，副教授，硕士。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1世纪高职高专规划教材-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列教材专家编审委员会委员，院“三育人”标兵，“三育人”先进个人，多次获院教学质量一等奖。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及参加完成省市科研、教研项目8项，主编教材4本。武 新，女，1962年生，教授，硕士。洛阳市优秀教师。获西安交通大学学士学位，北京邮电大学硕士学位。获河南省教育系统2005年度教学技能竞赛二等奖。多次荣获校教学质量一等奖。发表科研论文20篇。主持和参加科研、教研项目14项，其中获河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二等奖1项；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项；获河南省冶金建材行业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获洛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主编和参编教材5本，其中《微机接口与汇编语言实训》等两本为全国规划教材。李京秀，女，1964年生，教授，硕士，教研室主任，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师德先进个人，洛阳市优秀教师。获西南科技大学学士学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程硕士。主编和参编教材3本。发表论文20篇。参加完成省科技厅鉴定项目2项，主持完成省教育厅教研项目1项，主持完成的“模拟电子技术”CAI课件，获河南省现代教育技术成果三等奖。主持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电路分析基础”为院级精品课程。李 蒙，男，1973年生，讲师，博士研究生，教研室主任。获河南科技大学学士学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在中国矿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多次被评为校优秀教师。参加完成省市级科研项目4项。参编教材1本。发表论文20余篇,被EI、ISTP收录4篇,8篇为核心期刊。石念峰，男，1976年生，副教授，博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计算机与通信研究所所长，河南省优秀教师，洛阳市优秀专家。200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获博士学位。目前主要从事协同设计方向和模式识别等方面的研究。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6篇，8篇被EI、ISTP收录，发明专利2项。2008年至今，主持省级项目4项、河南省教育厅项目2项、横向项目6项，参与完成省级项目10项、市厅级项目2项、横向项目2项。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河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一等奖3项，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1项，河南省首届自然科学学术奖论文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项。王国强，男，1976年生，博士，教研室主任，大连理工大学博士毕业。主要从事图像光照处理方法的研究、特征表示、特征提取和降维算法的研究，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篇，4篇被EI、ISTP收录。刘保罗，女，1976年生，博士，教研室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博士毕业。主要从事混合系统的安全性验证方向的研究，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篇，3篇被EI收录。李传锋，男，1976年生，讲师，获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院优秀教师、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参加完成科研教研项目5项，发表论文17篇，编写教材2部。董锦凤，女，1962年生，副教授，西安机械学院硕士毕业。洛阳市优秀教师，院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获院教学质量一、二等奖，发表学术论文8篇，其中核心期刊5篇，主持完成省市科研项目4项，其中“全套财务及合同管理系统（软件）”获河南省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二等奖，《毕业设计指导（电类）》获河南省教育系统科研成果二等奖（著作类）。白桂梅，女，1964年生，副教授，硕士。院“三育人”先进个人，获院教学质量一、二等奖，发表论文11篇，参加完成省市科研教研项目5项，编写教材3部。张红霞，女，1966年生，副教授，硕士。洛阳市业务能手，院优秀教师，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数据结构”课程获院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发表论文16篇，参加完成省市科研教研项目6项，编写教材2部。苗专生，男，1957年生，高级工程师，硕士。第四届西工区政协委员，发表学术论文7篇，编写教材1部。王 勤，女，1966年生，副教授。院优秀共产党员，曾获洛阳理工学院教学质量优秀一、二等奖，参加完成的“高等学校多媒体咨询系统”获洛阳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5篇，编写教材7部。宋志芳，女，1958年生，副教授。院优秀教师，发表论文6篇，参加完成“基于虚拟测试技术的新型动平衡机”项目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河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一等奖，参加河南省火炬计划等其它项目4项。李雅萍，女，1968年生，副教授，硕士。获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篇，主持完成的“工商行政管理综合业务系统”、“立式通用数控淬火机床控制系统”获洛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省教育厅科技成果二等奖，编写教材2部。邹红文，女，1963年生，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