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108篇论文发表

为了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更高水平上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伦理学会、西南交通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道德与文明》编辑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等联合主办，西南交通大学承办的全国“道德与幸福”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4月12日至1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了主题发言，全国各省市从事伦理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以“道德与幸福”为主题的学术论文108篇，现将有关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幸福的内涵 幸福是一个亘古而又常新的话题，追求幸福是人类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和坚持不懈的价值追求。然而，究竟“什么是幸福”却是一个难以言说清楚、颇具争议的话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幸福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认为，“幸福”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词语，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人们对生活经验的感受，也是一种人们对生活价值的评价；人们对幸福的感受与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心理欲望是相辅相成的，每个人的欲望和需求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满足欲望和需求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的幸福观念不可能一致。但有几个要素是一定要具备的：一是具有创新特征的生活经验；二是积极的正价值的情感；三是幸福的延长与价值记忆有关。 同济大学邵龙宝教授分别从心理学、哲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角度对幸福作出了阐述。在心理学看来，幸福是生活中某一瞬间才能体会到而平时感受不到的那种喜悦、愉快、满足的心理状态；从哲学的角度看，幸福与不幸不断互相转化，“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幸福是一种师生共同求真、求善、求美的追求状态，是心灵不断成长、发展、完善的过程；在伦理学看来，幸福是人们一心渴望的人生境界的实现，是追求终极性目标的过程，是人生价值得到肯定时的满足感，是创造力得以实现而获得的一种心理体验。 吉首大学赵永刚则从同一性和差异性两方面阐述了幸福的内涵。从人的同一性角度分析，幸福要求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保障，幸福要求人们能够处理好某些重要的社会性关系，幸福要受到某些传统和制度的规范；从人的差异性来看，个体的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需要，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目标和对理想生活的构想，这些独特的需要与目标构成了个体独特的幸福要素。 上海交通大学鲍金认为，幸福除了关联物质财富外，更多地与人们的精神状态、主体感悟和社会关系有关，这使幸福的概念很难被轻易给出；从宽泛的意义而言，任何幸福或幸福感都同时包含着主观性的感受和客观性的内容，幸福是主体和客体发生优良互动的产物。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漆玲教授等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对幸福的内涵进行了诠释，认为幸福是一种状态，但同时又是一种感悟和体验。作为状态，幸福是客观的，幸福不是 口号 、不是公式，而是对现实状态的一种反映，是人的活动的积极成果，是追求和创造的结果。作为感悟和体验，幸福是主观的，幸福不仅是一种主体性认识，而且必须通过比照才能感悟和体验到。 北京林业大学周国文等认为，幸福作为伦理学范畴之一，是指一种在人们生活过程中实现意图的内心自足状态，是指在创造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实践中使人们心情舒畅的境遇和感受，是由于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感到精神上满足的态度。 二、关于幸福观 幸福观是人们关于幸福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由于人们的生活背景、价值追求不尽相同，不同的人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幸福观。 河北师范大学张钦比较了亚里士多德与休谟的幸福观，认为亚里士多德与休谟都认为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但两者在幸福的内涵和本质、获得幸福的途径和条件以及幸福观的理论基础方面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从幸福的内涵和本质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人都追求的最高善就是幸福，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是理性的正确使用，是一种客观的福祉；休谟认为，理性无法直接给人带来幸福，幸福是人的情感的适度激发，是一种依托于个人独特感受的主观幸福。从获得幸福的途径和条件来看，亚里士多德主张通过学习和训练使自身的理性潜能完全发挥出来；休谟主张通过学习培养精致的感受能力，提高心灵的力量。从幸福观的理论基础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建立在理性人性论和功能论的基础之上；休谟的幸福观建立在情感人性论和情感主义的基础之上。 南开大学林建武对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幸福观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勒维纳斯看来，责任就是幸福，幸福乃是伦理关系的实现，也是伦理关系的必然要求。幸福不是遵循道德规范的结果，而是正确地意识到主体自身处在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之中，并且切实地承担起自身应尽的职责，主体负担起伦理责任的过程就是幸福实现的过程。 苏州大学杨伟涛分析了康德的幸福观，认为康德的幸福观是理性主义的幸福观，建立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包含了对人的自由和理性的弘扬，是对传统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坚持“道德不是幸福，但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也是对传统理性主义以道德代替幸福以及宗教宣扬的德福轮回说的修正。 上海师范大学陈泽环教授着重研究了梁启超的幸福观，认为《梁启超家书》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如“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等观念，典范性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大儒的德性主义幸福观。正是这种幸福观，使梁启超家族成为中国著名的“文化家族”之一，不仅使自己的家庭能“在薄福中得大福”，而且也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京大学薛江谋分析了佛教的幸福观，认为佛教的幸福观通过生活之改善、德行之改进、定心之改进、净慧之改进以及净善之圆满五个阶段的不同体现，展现了人间佛教幸福观的核心理念，既净化和提升了世俗生活的境界和意义，又具有对永超苦海的极乐世界的向往和对超越性的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

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1938年成立之时，“各国航空事业突飞猛进”，而此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妄图亡我中华。航空工程系的成立，对发展我国航空事业、培养航空人才，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早在1934年，清华大学即在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设立三组：原动力工程组、机械制造工程组和航空工程组。航空工程组是我国最早创办的航空工程专业，“注重于飞机之制造，发动机之装卸、试验及比较等，均施与充分之训练”。当时，学校第一次接受外界资助，建造了风洞实验室、发动机实验室；并在四年级学生中挑选有志学习航空工程的成绩优良生。1935年冬由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推荐，聘请了美国教授华腾多夫（F.L.Wattendorf）博士担任航空讲座，同时筹备推进航空研究事业，开始了教学和研究工作。1934至1935年间，由王士倬教授主持设计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航空风洞，其试验段风洞直径最小为5英尺、最大约10英尺、长50余英尺。1936年，又由华腾多夫、王士倬等教授主持和当时的助教以及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十余人参加，设计了试验段直径为15英尺（必要时可扩大至20英尺）的大型航空风洞。该风洞的设计得到了当时欧美航空界的赞许，曾登载于英国第一流的飞机工程杂志及国际应用力学报告内。1936年，学校在旧电机馆东面专门建成航空馆；年底“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成立，由顾毓琇任所长、庄前鼎任副所长。其间，由冯桂连、张捷迁设计及制造了中国第一架滑翔机，殷文友、张捷迁设计了单翼教练机。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成立后，其首要工作即派员去江西南昌选定地点，兴建15英尺口径的风洞，当时的国家航空委员会曾先后补助设备经费23万元。此号称远东最大的风洞于1937年初动工建造，美籍教授华腾多夫博士及教员张捷迁受托驻留南昌负责督造。其间，冯?卡门教授应邀访问清华大学进行公开演讲两次，还专机飞往江西亲自检查风洞的建设。风洞的钢筋混凝土薄壳结构由南昌复兴建筑公司承包，钢结构工程由上海兴中公司承包，风洞马达系向万泰公司订购英国汤逊电机制造厂500马力电动机，试验天平向美国定制。1937年12月初全部土木建筑工程大体完成，马达亦已运抵香港。惟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昌频遭空袭，安装马达等项工作无法进行，乃不得不放弃垂成之功。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于1938年4月迁至成都，即借四川大学部分房屋开展研究工作。曾制造滑翔机一架赠送教育部，另曾拟重建一座小型风洞，后因迁移而作罢。1938年，清华大学在西南联大成立航空工程系，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也于1939年春奉教育部之命迁到昆明；首任系主任为庄前鼎，后由冯桂连、王德荣分别继任。在战争的环境中，虽然频繁辗转迁移，面临研究经费不足、设备简陋缺少、参考资料匮乏、生活待遇菲薄等艰苦的条件，但师生们以高昂的热情进行教学与研究。航空工程系成立前后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许多人在国内外航空航天科技界和教育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系前，航空工程组先后有3届毕业生共30人；建系后，1939年至1946年有8届毕业生共126人。当时的课程设置是参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编制的，开设有21门课程，又分为飞机工程、发动机工程两个组（专业）。教师从严教学，编译国外先进空气动力学教材及其它书籍有十余种。教学实验室仅有发动机、风洞及飞机模型实验室，设备有试验段直径3英尺的直流式木质风洞1座（可惜未能安装完成善加利用），德制双座单翼飞机和双翼飞机各1架，自行设计制造的滑翔机1架。其间于1940年，由时任空军军官学校总顾问、前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建议，还承办了试飞员训练班，学习为期1年。“学员必须具备精练的飞行技术，在熟习航空工程学识后，方可胜任试飞的职务。”第一期录取学员8人，均系航校的高材生，其中有在昆明击落第一架日机的“飞将军”。翌年第二期，“后因敌人侵入越南，昆明空袭频仍，故未继续举办。”清华航空研究所是航空工程系的重要教学基地。1939年航空研究所迁至昆明后，即着手建造试验段直径5英尺的钢制回流式风洞，于1940夏建成；还与清华无线电研究所等合作研制了测试仪器。这是当时国内惟一可供试验研究用的风洞，承担了航空工程系空气动力学的教学实验和国家多项抗日战争急需的专题研究任务。自1939年至1945年，在师生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大量卓越的研究成果：在空气动力学的专题试验研究方面和理论研究方面总共发表论文108篇，其中多数为英、美第一流航空工程杂志及国际应用力学杂志刊载；1939年建立高空气象台，在高空气象方面的研究取得大量实测资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并研制了多种气象仪器供各地气象台使用；研制了初级滑翔机2架、中级滑翔机1架，还于1943年协办昆明航空滑翔展览会，参观民众10余万人。1940年直升飞机在美国首次试飞成功后，不久清华航空研究所就在国内首次开展了直升机的研究设计工作；另外，还进行了飞机结构材料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尤其要提到的是周培源教授在湍流研究中做出的举世闻名的工作。周培源教授自1939年至1952年执教于清华大学（含西南联大时期），其间1943年至1947年利用休假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工作。他1940年发表于《中国物理学报》第4卷第1期以及1945年发表于《应用数学季刊》第111卷第1期的两篇论文，为现代高阶湍流计算模式奠定了严密的理论基础，至今仍为被国际湍流研究者广泛引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于1946年回迁北京复校，原航空工程系建于昆明的风洞及所属房舍由云南大学接管使用。在北京重建后的航空工程系由王德荣教授任系主任，并聘任钱学森、顾培慕、宁幌、陆士嘉、沈元、屠守锷、丁履德、王宏基等为专职教授（钱学森教授因在国外未能应聘到校）。开设的课程有“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动力学”和“飞机设计”等，建有流体力学实验室，有新建造的烟风洞和风速每小时200英里的风洞，美制、德制和日制的航空发动机8台等新设备。新中国成立后，在1951年5月全国第一次高校院系调整时，将厦门大学、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的航空系并入，成立了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院长为沈元；同时，学校又建成新航空馆。后来根据中央关于加快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办专业航空院校的指示，在1952年全国第二次高校院系调整时，中央决定将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调出，与四川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的航空系合并，新组建成立北京航空学院（即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此后，清华大学的很多院系仍继续开展着许多有关航天航空方面的研究。根据1956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1957年初在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倡导下，成立了由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合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编制隶属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为首任班主任，郭永怀教授和杜庆华教授为副主任。从1957年至1962年，工程力学研究班共办了3届，其中流体力学专业两年制研究生有105人，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力学骨干人才。1958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工程力学数学系，在电子系、精密仪器系、自动化系和计算机系等许多院系，以及1998年成立的清华大学宇航研究中心等，多年来都在航天航空的研究方面获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计算机科学发论文最多高校揭晓，清华、浙大、上交大前三

最近，《2017中国高校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报告》发布，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的论文发表数量、创新人才数量双双排名全国第一，华中科技大学高被引数量第一。

国际成果规模（论文发文数量）：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排前三。十年来高被引论文数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排前三。创新人才（主导科学家数量）：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排前三。优势学科（进入ESI前1%学科数量）：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排前三。

具体到计算机科学：

国际成果规模（论文发文数量）：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排前三。十年来高被引论文数量：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排前三。创新人才（主导科学家数量）：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排前三。

这份报告是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发展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网、中国教育在线、学术桥联合发布。

数据来源与评价指标

本报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数据库，数据时间段为2007.01.01-2017.2.28（十年）。

为了更好地识别高被引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报告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下载了高被引论文的题录数据。

第一作者的依据是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论文题录数据中 AF 字段中的第一位。第一作者机构是 C1 字段中第一作者姓名对应的机构。

通讯作者的依据是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题录数据中RP字段的作者。通讯作者机构是RP字段中作 者姓名对应的机构。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机构可能有多个，数据处理中，报告按照顺序只采用第一机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因在一项研究中的主导作用而被视为主导科学家。对于主导科学家的重名问题的处理依赖于一项发明专利技术“一种面向英文文献中中国作者的姓名消歧方法”。

截至 2017年2月28日，中国大陆共有209 所高校至少有一个学科入选 ESI 前1%高被引学科。本报告对于中国高校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分析仅限于这 209 所高校。

报告内容分为“中国大学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和“中国学科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两部分。中国大学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主要使用表1中的评价指标。

“中国学科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主要使用表2中的评价指标。

中国高校国际学术影响力总体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成立于 2012 年，2012 年之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未计入其中。另外，因大量署名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高被引论文的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的第一机构并非中国科学院大学，因此，主导论文数量较少。

2、十年来高被引论文数量：排名前三的高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进入前十。

3、创新人才（主导科学家数量）：排名前三的高校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进入高校前十。

4、优势学科（进入ESI前1%学科数量）：排名前三的高校是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进入高校前十。

计算机科学国际学术影响力：清华发论文最多，华中科大高被引最多

中国学科国际学术影响力中，计算机科学在国际成果规模、高被引论文、创新人才数量三个维度进行的评价。

1、国际成果规模（论文发文数量）：排名前三的高校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2、十年来高被引论文数量：排名前三的高校是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

3、创新人才（主导科学家数量）：排名前三的高校是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报告的课题组负责人李江教授介绍，此次《报告》的发布除了作为国家有关部门、各高校、社会组织参考的同时，也能够激励高校从高水平成果、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三个维度考虑发展方向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