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匹论文发表

其实，三国时最出色的科学家还不是研究出木牛流马的诸葛亮，而是曹魏的马钧，就是改进诸葛亮连弩的那个人，被誉为“绝世巧思”。他出身贫寒低微，却聪明好学，肯于钻研，发明改进了很多东西。

一提到三国时期的科学技术，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恐怕就是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了，因为小说赋于它神秘的色彩，好象是一种无动力的自行机械，这在科学上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刘仙洲教授，在几十年前发表论文，认为它们就是人力推动的独轮车和四轮车，现在还能在川陕一带见到的这类独轮车。现代科学家大都倾向于此种说法。

但是也有不同意见，新疆一位教授王湔就花费了多年功夫，研制这种神奇的机械。笔者曾经观看过他的模型，木制马形的关节是活动的，以轮轴推动前进，木马也似乎奋蹄前行。它的特点无非象四轮推车，木马起到稳定前辕的功能。

我曾经到过当年诸葛亮北伐的指挥中心之一，现为四川广元市的筹笔驿（现在这一带恢复了部分蜀汉栈道，以供旅游者凭吊），万山环绕，一江蜿蜒，交通条件是相当艰难的。所以四百年后的李白，犹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设想如果仍然依靠人力推拉，躜行在蜀道崎岖山路之间，恐怕并不省时省力。须知诸葛亮所以要造“木牛流马”，主要是需要在蜀 *** 力资源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解决“恢复中原”的前线后勤供应问题。原其初衷，其实与一次大战中欧洲战区大量使用汽车差不多。但汽车因此经过这次大战的严酷检验，成为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交通运输工具，却是当初人们始料不及的。

实际上，三国时期虽然不过百年，但它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在中华民族科技文化史上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和三国竞争的局面大有关系，竞争才出成果。

和现在的军备竞赛一样。三国时期的很多科技成果，也是首先运用于军事目的，不光木牛流马。诸葛亮曾经改进了汉代的一种强力弓箭形式的兵器弩机，使之从单发变为十连发，称为“连弩”，又叫“元戎”，就象现在的连发枪似的。这种新式武器曾为蜀兵赢得过胜利，据说曹魏大将张A就是被这种新式武器击毙的。曹魏获得实物后都很惊讶，但巧匠马钧的细心研究，用心揣摸，指出如果再改进一下，效力还可以提高五倍。

东吴境内河湖交错，又临大海，在制造、使用船只方面很有经验，赤壁一战，就是发扬了这一优势。当时东吴造船业一度领先于刘、曹，发展到新的历史水平，所造船舰“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南州异物志》）远航北至辽东、高丽，南至东南亚、天竺（印度）等地，是一支真正的海军和远洋船队。但魏晋也不甘落后，刻意发展造船技术，到灭吴时，晋国大将王浚制造的船又比东吴的大出两三倍，“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结果“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舰队顺流而东，势如破竹，东吴五千战船也成了俘虏。竞争中发展起来的造船术，对南北朝以至唐宋的海上交通和贸易都有很大影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军工转民用了。

行军布阵，离不开对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的充分了解，所以地图是军事指挥员的囊中必备之物。熟悉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张松献地图”的事。张松是刘璋部下的官员，因为刘璋谙弱不能自保，主动把西川的地形路径绘制成图，交给了诸葛亮。张松后来为这张地图丢了一条命，可刘备的军队就是凭着这张地图，顺利地攻下了素称天险的四川。《三国演义》中有关地图的故事还有一些，《失街亭》的故事就是一例。马谡一意孤行，屯兵于山顶，副将王平劝说无效，将形势画成地图派专人火速送给诸葛亮，诸葛亮一看地图，就知道马谡必败无疑了。刘备攻东吴时，因为天热，在彝陵的密林中结营八百里，也是给诸葛亮送去了地图，诸葛亮在成都看到，就知道大事不妙了。看来当时绘制地图的技术还真不简单呢！

中国的制图术很早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大约也是征战的需要，已经有相当水平。还记得荆轲刺秦王的事吗？荆轲就是以向秦王嬴政献地图为名，在地图中暗藏匕首，躲过卫士的盘察，留下了“图穷匕首现”的成语。长沙马王堆出土过西汉用帛画的地图，近年还发现西汉的纸地图，可能推翻东汉蔡伦造纸的传统认识。事实上，三国时期制图术的确有一个新的大发展，不仅是绘图技术的提高，还提出了最早的制图学理论，这就是历仕魏晋的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和“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个基本原则，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图理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与古希腊的托勒密交相辉映。著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制图学，要比西方领先一千年左右，现存西安碑林里的两方宋代地图碑刻描绘中国地形之细致准确，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

三国的军事医学也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最有名的，自然是华陀的故事了，他为关羽“刮骨疗毒”，要用开颅手术为曹操治疗“头痛风”，这在传说中都被带上一层神奇色彩。史书记载，华陀是用一种叫“麻沸散”的药作为麻醉剂，来进行外科手术的，《三国志》的有关记载，是人类文化史上关于全身麻醉术和腹部手术的最早记录。这种神奇的麻沸散究竟是如何配制的，至今也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有的人认为是以鸦片为主要原料，有的人认为是曼陀罗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战争的环境，外科手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

华陀还创立了最早的健身体操“五禽戏”，摹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用来怯病强身。今天武术里的形意拳，什么猴拳，蛇拳，鹰拳等等，很可能就是由此发展变化来的。还有现在风行的健美操，道理也是一样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在小说中也说是华陀做的，史实上曹操杀华陀在前，关羽负伤事在后，“刮骨疗毒”是另一位不知名的医生做的，可见当时有本事的军医还不少。因为华陀有名气，情节上又能前后照应，所以后世小说家就把故事移花接木，安在他头上了。

此外，被后人尊奉为“医圣”的张仲景也是和华陀同时代的人，不过他的名字在《汉书》而不是《三国志》里，因此一般以他为东 *** 了。张仲景是内科专家，当时战乱频繁，疫病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对军队也有很大影响，曹操兵败赤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感染时疫的人太多，战斗力大受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辨证诊治的临症理论，至今仍被中医视为法则。据说华陀看到这部书曾拍案叫绝，说：“此真活人书也。”是一部真正可以救活人的书。医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但是每一个重大进展，又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说到三国科技，人们总是推崇诸葛亮，史书也确实记述他非常重视科技，还亲自发明创造，“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一位一专多能的T型人才。从这一点看，他和两汉以名物训诂的见称后世“汉学”大儒有着带有根本性的差别。文革中有人以他为“法家”代表，实际上“儒法兼用”才是后世能员干吏的特点。

其实，那时候最巧的还不是诸葛亮，而是曹魏的马钧，就是改进诸葛亮连弩的那个人，被誉为“绝世巧思”。他出身贫寒低微，却聪明好学，肯于钻研，发明改进了很多东西。有一次听见人们议论说，古时候有一种指南车，失传已久，恐怕不是真的，他却认为原理是对的，也应该能造得出来，别人都不相信，经过几天研究，他果然制造了一种制作出以齿轮传动的一种指南车，这在行军时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农业上使用的提水工具“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晋书・杜夔传》）这在浇灌耕地上非常实用，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方能够看见的龙骨水车，恐怕就是翻车的后代。马钧还改进了织绫机，提高功效五六倍，使古代纺织技术有了一个突破性发展，这类机械直到解放前还可在一些偏僻的农村看到。还有水力推动的齿轮传动玩具“百戏”。他的发明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真可谓三国时代的爱迪生了。说来他也是曹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受益者。这说明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还是会用人，而不一定事必躬亲，这一点上，似乎还是曹操更高明些。

当然，曹操用人才，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华陀给曹操医治头痛，他想让这位名医老乡作他的私人医生，只为他一个人服务，华陀不愿意，他就就宁可杀害华陀。这还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霸道作风。马钧的很多项发明都失传或无钱制造，如发石车，就是可以把石块抛掷几百步远，以击伤敌人的，是火炮的前身，也是掌管的官吏不拨给经费，不能投入实际应用，成为我国科技史上的憾事。

竞争促进发展，战争更是一种特殊的，紧迫的竞争，关系着生死存亡的竞争，科技在这里就是特殊的战斗力。一项新的科技成就，关系着数万，数十万以至数百万，数千万人的生命，所以必然要集中最优秀的人才，调动最先进的设备和充足的资金，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来，投入应用。战争中或战争后，凡是能够有利于生产、经济发展的技术，设备，自然而然地会转入民用途径，继续完善、改进。综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不如此。三国科技给我们的启示，恐怕就在此吧。

生产力的象征 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马的驯化，始自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考古发现中有马的骸骨，这证明4000多年前的先民已有意识地养马驯马，与古籍中“相土作乘马”记载的时间差不多。4000多年前，相土已懂得用四匹马驾车作为运载工具，说明活动于黄河流域的商部落彼时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不过，活动于西伯利亚的北方游牧民族驯化马的历史更为久远，他们大约在5000年前已经将野马驯服，并套上笼头拉车负重了。“相土作乘马”十之八九还是受了西伯利亚人的影响呐。 马之所以居六畜（马、牛、羊、鸡、犬、猪）之首。马的驯化，是因为从上古时代起，无论在游牧文明还是农耕文明中，马都是先民不可缺少的帮手，或者说马就是生产力的象征。一直到近代社会农业生产尚未普及机械化之前，马几乎包办农村的一切繁重工作。时至今日，在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的一些落后地区，马仍然是主要的生产力量，因而被农民视为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在冷兵器时代，马所组成的车骑部队是最具威慑力的军事力量。战国时期，马拉战车的多寡标志着国力的强弱，“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常用以形容一个国家是二等还是一等军事强国。当人们发现人与马直接结合的骑兵部队更快速灵活、更具威慑力时，世界战争史便掀开了更新的一页。几千年的刀光剑影中，无数匹马和人一起创造历史。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两大洲时，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任何动物像马这样深入地影响着人类历史。而且，骑兵的威慑力一直延续到热兵器时代。 人对马的依赖，使人对马的关注胜过一切动物，甚至有时超过对人的关注。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为获取西域的名马，甚至不惜发动一场战争。他派李广利将军远征击大宛，所得的战利品只是十几匹的“汗血马”。此马毛色发红，出的汗在阳光下看似流血，日行千里，因其名贵也称“天马”。但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代价获取此马，也太过分。 一些名马甚至与名将一样载入史册，这在冷兵器时代屡见不鲜。西楚霸王项羽（前232—前202）兵败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不肯过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自杀前却将爱马乌骓托咐给亭长：“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常一日千里，不忍杀，以赐公。”英雄一世，临终时为伴自己攻城拔寨的爱马安排生路，此马因此而名扬千古。三国时代，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说，吕布“飞将”之名实赖赤兔之快。赤兔归关羽之后，又助关羽屡立战功。张飞的坐骑也十分了得，“人中张飞，马中玉追”是另一种说法。刘备的“的卢”危急时刻跃过檀溪，使追兵瞠目结舌。《三国演义》出神入化的描写，使这些马威名长存。 民俗文化的载体 马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使人类文化中许多地方留有马的印迹。至今，大型文字工具书《辞源》还收有“马”和以“马”为偏旁部首的字151个。古人造字时，对各种体态、毛色区分极细，任意一种形态的马都有相应的方块字。比如骊为黑马，骐为青黑马，骓为黑白相间之马，骃为浅黑杂白之马，骠为黄马而有白斑，骝为红马而黑鬃黑尾，等等。古人未见过斑马和角马，因此没有造出相应的字，但如此丰富多采的与马有关的字，已足以说明马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但仍然是中国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的载体。 中国自古有祭马的民间风俗，流行全国。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马祖为天驷，是马在天上的星宿；先牧是教人牧马的神；马社是马厩中的土地神；马步是危害马群的灾神。 汉族民间信仰马王爷，即司马之神。传说是西汉大臣金日单（加石旁），原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时从昆邪王归汉，任马监。神化后四臂三目，相貌狰狞。旧时民间争执，人常以“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相威胁。马王爷大概也没想到，他除了管马事，还要负责民间纠纷。 蒙古族传统节日中有马奶节和赛马节，每年农历八月末举行，为期一天。马背上的民族的节日，最具马的特色。清晨，他们穿上节日盛装，骑着马带着马奶酒，汇集到草原上，杀牛宰羊。备好奶食，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赛马。赛马之后，大家宴饮、祝酒，在马头琴的伴奏下纵情歌唱，直到深夜。草原上的节日吸引了其他民族甚至外国的游客，每到佳节，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把草原变成欢乐的海洋。 其他民族与马有关联的节日也不少，虽然有的民族与马的关系没有蒙古族那么密切，但对人类最亲密的朋友同样感情颇深。人与马几千年的感情已沉淀在民俗之中，即使是后工业社会的文明也不能消解。 151个与马有关的字，大部分不大使用了，说明马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削减。但是，由马而生发的成语和熟语还顽强地活在人们的口头上和文章中。如“老马识途”比喻有经验的人办事稳妥，“老骥伏枥”激发了多少老年人的豪情，“害群之马”贬意贴切，“千里驹”则是褒奖有加，“青梅竹马”诗化了男女儿童间纯真的友情，“塞翁失马”揭示了生活中的辩证法，“白马非马”更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诸如此类的话语不下几十条，有的比喻精当，有的富于哲理，丰富了汉语言文字，也丰富了中国的哲学思想。 中国人对马的偏爱，从考古发现可以得到大量的例证。从秦兵马俑、汉铜马俑到唐三彩马，各个时代各种质地各种形态的马都栩栩如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对马的深情。1975年，甘肃省武威县雷台汉代张将军墓发掘出一匹铜奔马。这匹马造型别致，工艺精良，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马作飞奔状，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只鸟身上，鸟惊恐地回望，整个马的重心就放在这只鸟身上，精准的平衡体现了古人高超的技艺，分明是凝固的雕塑却展现了天马行空的迅捷。 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猜测古人设计的初衷，试图为此马寻找一个贴切的名字。于是大量的论文发表，“天马”、“铜奔马”、“马超龙雀”、“马神—天驷”、“马踏飞燕”等，马蹄所踏的飞鸟也有龙雀、雷神、燕子诸说法。学者众说纷纭，但老百姓似乎更习惯称之为“马踏飞燕”。 国家旅游局将这匹铜奔马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实在是高明之举。古人旅游常骑马出行，春风得意马蹄疾。今人有车代步，有飞机往来，更能体验“天马行空”的快感。 华夏自古有祭马的民间风俗。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马祖是天驷，是马在天上的星宿；先牧是开始教人牧马的神灵；马社是马厩中的土地神；而马步为马灾害的神灵。汉族民间信仰马王爷，农家于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祭祀，祭品为全羊一只。 蒙古族有马奶节和赛马节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八月末举行，为期一天。这天，牧民们穿上节日服装，分别骑着马并带着马奶酒，赶到指定地点，然后准备节日食品。太阳升起时开始赛马，参赛的马匹为两岁小马。比赛结束后，人们分别入席，在马头琴的伴奏下，纵情歌唱，开怀畅饮，一直到夜色降临，人们才载着余兴纷纷散去。佤族过春节时要喂马吃糯米饭，并观察马在厩中的姿态以占吉凶，以为头朝东方为幸运年，朝向西方是不吉利的兆头。 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考古发现证明，自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限，人们就开始驯化马。许多古籍中有“相土作马乘马”的记载，作乘马就是用四匹马驾车，作为运载的工具。 在湖北，传说新娘出嫁时，本家历代亡灵都会跟从前往，途中可能会撞着各种煞神附身，会给男家带来不利。所以，迎亲的这一天，男方会请方士一人，在门外设一香案祭告天地和车马神，并杀鸡以驱鬼。祭毕，抓米撒在新娘的彩轿上，表示打掉煞神。新郎也同时向花轿四周行礼，礼毕方可入内。 在东北地区，有汉、满族踏马杌的婚俗，新娘下车后，足踏马杌，脚不沾地，以避邪祟之扰。贵州苗族有“背马刀提亲”的婚俗。青年男女相爱，经男女双方家中议婚三次之后，就要背马刀前往正式提亲。 人才的隐喻 《说文解字》曰：“马，怒也，武也。”怒、武，正体现马的刚健伟岸，仰天长啸时威风凛凛，掘地奔腾如电闪雷鸣。好马日行千里，然而千里马十分难得。因此，古人常以千里马比喻杰出人才。2400多年前的郭隗对燕昭王论述人才问题时，就用了千里马的比喻。不惜为马发动战争的汉武帝在求贤诏里，也在渴求千里马式的“非常之人”。 从马群中选出出类拔萃的好马，是一项高深的技术；从芸芸众生中选出非凡人才，也绝非易事。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有职业的相马人。其中的佼佼者，被人誉为伯乐。伯乐本是星名，古人认为此星主管天马，所以将擅长相马术的人也称为伯乐。久而久之，伯乐被人格化，并出现了许多有关他的传说。人们把俊杰之士比为千里马，自然就把慧眼识俊杰的人比作伯乐。 在封建社会里，有许多杰出人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而蹉跎一生。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为此浩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不是人人具备伯乐的眼光，所以世多有千里马和杰出人才被埋没。传说伯乐的儿子就不懂相马，只知道拿着伯乐的相马经去选马，结果看中一只蟾蜍。伯乐被气乐了：“此物善于跳跃，但无法驾驭。”伯乐最推崇九方皋，九方皋为秦穆公求千里马，不辨颜色和雌雄，但选必良马。伯乐儿子相马的笑话为后人留下了“按图所骥”的成语，常被引用来讥讽只会按书本办事的人。 还有的故事说：伯乐在路上看见一匹千里马在拉着沉重的盐车，不禁大哭。马见伯乐也悲鸣不已。日行千里的良马不能扬其所长，确实令人神伤。这是马的悲哀，实际上隐喻人才的悲哀。中国几千年的选才制度不知道埋没了多少人才，以至韩愈的叹息被人们无数次地重复。 中国北方有一句俗语：“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也就是说，用赛马的方式来选拔人才，那么没有伯乐也能找到千里马。选拔人才的制度不断完善，才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清代诗人龚自珍（1792—1841）在诗中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呼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现在，中国终于迎来了万马奔腾、人才辈出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