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芬发表的论文

客家大本营在粤闽赣交界处，从这里迁出的人叫做“客家裔”，这里的古代居民叫做“客家先民”。从中原迁来，但尚未到达“客家大本营”的，只能称为“中原移民”，不是通常理解上的“客家先民”，最多只能算是“泛化”的客家先民“概念”。

公元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5月的一天，刚刚于上个月过完60岁生日的清圣祖康熙大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之上，开始临朝理事。他首先把主管田粮户册的户部尚书、四川遂宁人张鹏翮(he，音"和")宣进殿来，询问有关四川大移民的事情。原来，上个月康熙大帝在接见各省老人祝寿团时，已同一位来自四川的87岁长者、张鹏翮的父亲张娘有过接触。他从这次接触中了解到，当时各省移民响应朝廷的诏谕，源源不断地涌进四川，大事垦荒种地，使得"四川之荒田，已尽开垦"。由此，他决定就四大移民起因背景等问题，诏问张鹏翮。于是，一段关乎本课题研究内容的君臣诏对就这样开场了。康熙帝首先问："明末时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康熙接着说："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这段对话，虽然一问一答，只有寥寥数语，但却富于史料价值，故被收录在《清朝实录》里面。这次宠遇，使张氏家族满门生辉，同时此事也被保存在遂宁《张氏族谱》之中。不久，张鹏翮遵旨，根据其父张煨的口述，由他缮疏上闻，总算向康熙帝交了一份答卷。至于是否令皇上满意，不得而知。不过，他的父亲张娘却从这次人京觐见和诏对中受到了启发，是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这段大移民起因的背景，以填补这段历史空白的时候了。后来，他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果然写出了一本名叫《烬余录》的书。该书以他的生平见闻为依据，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一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记述了明末清初80余年自己在四川的所见所闻。其中，对康熙皇帝所特别关心的张献忠据蜀时期的情况，记载得尤为详尽。．根据《烬余录》可以知道，张氏家族从明朝起，即由湖北麻城迁居遂宁，300年间，族姓繁盛，计十三房，人口凡万余人。但是经过明末四川大乱之后，该族仅存"三世一宅，童仆百余人"。及至清初，四又遭浩劫，居民死伤无数，于是，"蜀民至是殆尽矣"。《烬余录》还对清初人口殆尽的原因作了如实的分析："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指活跃于川东的农民军)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在他看来，真正死于张献忠之手的，仅占四川的30％，加上死于摇黄十三家农民军之手的，也仅占四川人口的一半。其余一半人口的死亡，则与张献忠和摇黄十三家无关，他们是被随之而来的战乱、天灾、饥荒和病魔夺去生命的。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占领四川，对全川人口再作统计时，在册的人口总数仅仅50万～60万。鉴于人少地多，田土大量荒芜，社会亟待恢复的实际，朝廷不得不决定从外省招募人民，自愿人川屯垦。于是，继元末明初之后，四川又一次掀起了移民运动的高潮，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徙运动的来历。"湖广"是省级行政区划的名称，起源于元，固定于明。清沿元明旧制，设湖广行省，辖境为今湖南、湖北二省范围。"湖广填四川"一词正式见诸文字，最早出自清道光进士、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1794～1857)的笔下。他在《湖广水利论》一文中写道："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人楚，楚人人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湖广填四川"原本是流行于明代民间的一句民谣，它生动记录了明初以来湖广人民大量移居四川的社会现象。魏源借用它来描写清代前期大量外省移民迁川的潮流，居然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同。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经他记下的这句民谣，竟然会在日后的四川、重庆，乃至于在全国学术界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研究清初四川大移民的热潮。自从张煨撰写《烬余录》开始，四川一些文化人抓住时机，陆续撰写、出版了有如《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等一系列书籍，填补了当初四川人"无有记其事"的空白。这些书虽然并非直接针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而写，但却也从历史背景上解释了造成这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的起因。不过，由于受时代和阶级偏见的限制，他们大多把责任推给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其结论无不在说这是由于"张献忠剿四"造成的。解放后，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针锋相对撰写了许多著述，为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率先撰写了《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的学术专著，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主持召开了"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并开辟专栏推进这一问题的讨论，对推进"湖广填四川"研究工作的起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其后，到了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之初，四学界又出版了许多地方史专著，有不少内容都涉及到这段历史。例如，孙晓芬的《清前期的移民填》一书，从选题上切入这一领域，并?[编了相关的资料。此外，还有《张献忠传论》、《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汇编》、《四川人口史》、《中国人口·四川分册》、《四川古代史稿》、《清代四川史》、《四川通史》、《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 《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等等，也都从不同侧面论述到这段历史的相关内容。至于这一时期发表在国内报刊上有关"湖广填四川"的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也有数十篇之多。综观这些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大致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1)从明末清初的社会背景人手，剖析了"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张献忠剿四川"的后果只是导致清初大移民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唯一的原因。(2)对清政府的移民实川政策的性质、特点、过程、阶段及其演变作了初步探讨，指出清初移民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政府移民政策的调控之下，移民浪潮随之跌宕起伏。(3)深人探讨了移民垦荒政策下四川人口、耕地、粮食及城乡经济发展的状况，肯定了移民运动在推进四川经济复苏与重建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4)对移民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对移民会馆的功能、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5)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影响下所产生的种种文化现象，如民间文艺、民俗文化、地方文献、民居建筑等，作了一定的搜集和整理。总之，解放以来四川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内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其贡献主要集中到一点，就是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从一句民谣和口碑传说层次，提升为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使之成为中国移民史和清代历史上不可缺少的篇章。尽管目前还有人怀疑"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否客观真实存在过，还有许多谜团等待人们去破解，但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作为清初四川一段重要历史，作为学术领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了。与此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过去有关这一问题的前期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是从总体上看，分量不够、质量不高、挖掘不深，则是共通的弊病。几年前，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其撰写的《中国移民史》第6卷中，对当时国内"湖广填四川"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评价。他指出："'湖广填四川'在清代前期移民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它的意义在于重建了一个泱泱大省四川的人口，由此而构成清代前期最大规模的区域移民；这不仅指其移民数量众多，而且指其移民来源广泛。可惜的是，有关这场大规模移民的史料挖掘，长期以来并未取得大的进展，故而以前的有关论文，仅仅局限于对这一移民运动作一些'举例子'的简单描述......有关清代四川移民史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对各个区域移民史作出更深一步的分析......"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在这期间，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也产生了几部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开始从不同侧面触及这一区域性移民的根本问题。其中重要的有：张国雄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刘正刚的《闽粤客家人在四川》、蓝勇的《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等等。曹树基评价说，这些学术论著一改以往"举例子"的研究方法，"不再用一些模糊的概念，如'许多'、'大量'、'广泛'等字眼对四川移民的数量规模进行笼统的描述，而是力图求解移民人口的规模和各籍人口的数量。"本书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在诸多学术论著已经作了初步探讨的情况下，进一步将"湖广填四川"作为一个大规模的移民迁徙运动来专门进行研究，并且通过"解读"的方式，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地加以表现。若问本著与上述论著或同类主题的论著究竟有何区别?本书究竟有哪些心得可以贡献于读者与学界?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1)把"湖广填四川"作为一个独立的移民迁徙运动来研究，是本书的首要特点。此前的学术论著虽然认识到"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中国移民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重视程度毋庸置疑，但在具体涉及这一问题时，大多仅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作为一般性的历史事件，还没有把它归结到一个独立的移民迁徙运动来研究，因此，论述过于笼统、分散，缺乏详细准确的分析。其情形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在某些学术论著中，仅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作为清前期的四川的一段历史来对待，其内容不外是对背景、动机、经过、后果等一般历史过程的浮光掠影似的扫描而已。其二是在某些专题性质的学术论著中，仅取其中某一内容切入"湖广填四川"，或许在其所论述的人口、耕地、经济发展、移民政策、社会影响等方面有所建树，但对这场移民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与所论内容之间的连带关系则疏于探讨。其三是不少移民后裔(包括客家后裔)以记叙性著作描述"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或移民运动，往往仅凭一时的记忆、传说、直觉与灵感，抓住点滴资料就空发议论，缺乏深入细致的比较、考证，难免肤浅偏颇。正如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所点评的："客家学子之论客家源流者，又往往仅凭一时记忆或直觉，发其空论，而不能博采群书，及各种有关系的材料，用科学方法，客观态度，以相考聂，故于客家南徙的实际景况和途径，亦不能有深刻的认识；其尤可怪者，则往往立言矛盾"。本书与此前的学术论著的显著区别，就在于把"湖广填四"当作为一个完整的移民迁徙运动过程来研究，由此建立了一个原乡一迁徙一定居创业的观察架构，并第一次深入移民原乡，对移民在原乡的生存环境及其与迁徙的关系，以及对移民迁川前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摸底准备、精神准备、路牌准备、盘费准备)、整治行装、择吉上路、迁移方式、迁移路线、路上遭遇等等，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与叙述，从而完整再现了清初外省移民"填四川"的生动场景。(2)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出发，从微观细节人手，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下层社会和平民主体给予关照和论述，是本书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从本质上讲是一场典型的经济类型的移民运动。与历史上那些因为逃荒、流放、宦游、戍边、行商而客居四川的人们不同，这一次卷入到移民潮流的主体，大多是平民百姓。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移民史，按理说应该是展示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形态的舞台。下层社会生活的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生态、家庭、宗族等等方面。举凡与下层民众有关的社会生活事象，无一不与这场运动有关。前此不少的学术论著，在"湖广填四川"的题目下，往往偏重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观察问题，研究领域大多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集中在封建王朝和上层人物活动上。至于在这些政策演变背后平民百姓的活动，以及下层社会所发生的变迁，则往往难以进入研究视野。各类移民史著述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多为移民史的概况，以及建立在移民史基础上的综合研究。而移民史概况的研究，则又偏重于勾画移民活动的基本轮廓，即概述每一次移民活动"当时的历史背景、移民出发地和迁入地的概况、移民迁移的原因、方式、路线、数量以及他们对出发地和迁入地的影响"。相对说来，微观研究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梁启超先生在定义"史者何?"的问题时，曾经指出："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在他看来，只有善于"摹体"、"描态"的"真史"，才堪称"能尽史之神理"。否则，即使是"纪事纵极精善"，也只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史"，应该是有血有肉、有骨有髓的。而要产生这样的"真史"，必须将宏观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本书在把"湖广填四川"作为一个完整的移民迁徙运动来研究的前提下，以移民迁徙为主线，将迁徙过程中移民自身的生活状态，以及移民在作跨地域迁移过程中的具体情态问题作为陈述重点，并用若干生动的、微小的细节来加以表现，具体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广大下层百姓是怎样 "填"四川的?填川过程中移民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历经了何种艰辛与磨难?等等。由于在官方史书里没有我们所需要的现成史料细节，而民间史料又散见于各类地方文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如果没有从生活情态上深化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不深入基层、深人生活，很难想象那些足以展现移民社会鲜活状态的、有价值的史料细节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本书尽其所能，在这方面作了一定的尝试与探索。(3)大量运用文献资料并结合田野调查所得，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迁徙历程及其所涉及的重大问题，不是采用过去传统的全景式叙述方式，而是采用"解释性"史学的表述方法进行解说和解读，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湖广填四川"作为清前期规模最大的区域移民运动，涉及到大量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生态和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等问题。仅仅依靠传统史学全景式叙述方式，是难以把这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发展现象和趋势解释清楚的。因为，以"叙述式"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史学，同以"解释性"为基本特征的新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在20世纪的西方，曾经在史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标志是出现了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取代了过去的传统史学，其结果是"叙述式"史学被"解释性"史学所取代。所谓"解释性"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跨学科史学。这种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注重的是发挥研究者本身的认识功能，要求研究者必须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理论模式与研究技术，如运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多学科的分析方法、模式和概念，以丰富自己，构建历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鉴人类学长于解构生活的优势和田野调查手段，充分发挥研究者本身的认识功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的考察与感悟。只有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让历史研究具有人类学视角，让人类学研究注重历史深度，这样才可能从新的角度理解这场移民运动，从而建立起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模式。这方面，以研究下层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著称的法国年鉴学派大师伊曼纽埃尔·格鲁瓦·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 rie)，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他许多讲演和著述中，就开辟了"过去不被重视或不曾充分利用史料的新领域，有助于认识普通民众的生活经历与他们的态度和感情"。"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一段已经消失，但是至今仍活在民间的平民生活史、生命史。它曾经造就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移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早已经消融，但在四川现实生活中却随处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对于这样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仅仅依靠传统历史学的"话语表达"方式，是难以把它复原出来的。这是因为，传统史学习惯于采用"盖棺定论"的话语方式为过去写历史。这种"主持'追悼'的国家话语和权力"的表达方式，在以平民为主体的移民运动面前，势必难以将移民运动鲜活生动的特点与精髓表现出来。而史学家的责任正在于"让历史'活'过来"。所谓"让历史'活，过来"，正如有位学者所指出的，就是应该"让平民世界的日常生活、连续的过程脉络和当事人的想法活过来；让悼词，的权力话语变成心气平和的历史交谈"。学习和借鉴这些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本书在研究思路和表述方法上，作了这样的探索：(1)根据移民史的发展线索，首先将"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分解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划分为若干片段，然后逐一展开，逐个将它们提出来加以讨论，进行必要的探索、阐释与解读。所谓的解读，主要是对地方志、族谱上以及民间口碑传闻等地方文献所提供的相关史料，进行必要的鉴别、考证，然后把它放在移民运动特定的发展过程阶段中去进行观察，并结合一定自然、历史与社会背景给予合理的解释。过去地方文献上有关"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史料也不算少，但由于过于零碎分散，后世许多著述在利用这些史料时，流于就事论事，见子打子，缺乏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少有把这些史料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中，结合当时、当地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环境给以合理的解释，因此，很难使之成为可以理解、识别的历史记忆。为此，本书注重从两个层面上来展开解读：一是从个别到一般。即尽量把相关个案资料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解剖，使之成为历史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不是孤立事件和个别现象。二是从一般到个别。即根据移民运动的发展历程，对一定阶段上可能出现的趋势，以若干生动的个案实例来加以补充、印证，从而使历史过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血有肉。(2)强调从家族角度人手，深入开展对"湖广填四川"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组织是社会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家族的发展演变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家族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当今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家族角度切入"湖广填四川"运动，可以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改变过去重上层轻下层的研究倾向，从而把研究引向深入。清代四川移民社会就是建立在一个个移民家庭的基础之上的。清朝官方虽然留下了丰富的人口数字资料，但其质量、统计口径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对于这些人口数字，研究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目前在对四川移民人口数量的统计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如果我们能在大的范围内、从更多的氏族、家庭中发掘出更多更有用的人口数据样本资料，相信就可以使学者们对于清代四川人口数据的推测得到更加符合实际的检验与修正，从而能使现有的推测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由于"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有数以万计的家庭从外省迁至四川，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所有家庭的迁徙状况和移民过程弄清楚，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而选择适当的对象作为典型代表，则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有鉴于此，本书选定了一个由福建迁川的普通移民家庭--陈时安兄弟一家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3)按照一般移民家族和移民社会发展的轨迹，本书将"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的解读框架划分为三个阶段，由此演绎为本书的三个篇的写作结构：第一篇《原乡篇》，主要是以个案研究的家族对象为线索，深入探讨移民在福建原乡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第二篇《迁移篇》，主要追溯和复原外省移民迁川的历史过程；第三篇《创业篇》，主要讲述移民抵达四川后的环境、遭遇与艰苦创业经历。为了深人解剖"湖广填四川"中大量外省移民迁川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在第一篇中，作者采用文化寻根的方式，深入到个案研究对象家族生活的原乡--福建闽西地区，通过对移民祖先在迁川前原乡生活状况的发掘、探索与复原，进一步揭示了闽西地区何以会成为清初迁川人口的一个输出地的奥秘。鉴于四川移民史料的零星分散，复原再现难度较大，在本书各篇中，作者针对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将众多的移民家族迁川实例中的精彩片段--"历史碎片"，加以集锦式的组合拼凑，以便为再现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传奇经历和动人场景，提供一个可以触摸的蓝本。迁川的主人公原本为陈辉胤、陈时安兄弟。由于陈辉胤无后，加之在抵川后不久即病逝，因此，本书下文在提及这一移民家庭时，概以"陈时安兄弟"或"陈时安一家"代称。至于移民迁川后，在定居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家庭人口的繁衍、宗族的重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及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融合，逐步土著化(在地化)的演变趋势等等，本应是"湖广填四川"专题研究的对象，毫无疑问应该包括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目前研究不够，有待深入，因此，本书只在结尾部分提出问题，阐明自己观察这一问题的思路，具体内容的展开，则只好留待我目前正在主持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编号：04xzs004)来解决。最后，关于叙述方式的问题。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人们感兴趣的家族迁徙问题，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体，这就决定了本书行文应该尽可能通俗，贴近大众。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本书所考察的问题，涉及到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不可避免地要对有关史料进行梳理和引证，这就不得不增加大众的阅读难度。加之，这种"历史人类学的考察"，本身就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其行文必然要讲究一定的学术规范，因此，少不了要参考献的出处作必要的注释。这些都决定了本书在行文风格上，必然与我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书--《天下四川人》不同。1999年，我在《天下四川人》一书中，围绕四川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选取了性格情貌、外在表现、内心世界、处事之道、为人之道、价值追求、精神气度、人生哲学等几个侧面，对古往今来的四川人进行了解剖和论述。未曾料到的是，该书印数2万册，正式发行两周后，即发现盗版无数。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竟然引起省内外许多读者的关注，连续几周登上省市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以至成为当时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热点。《天下四川人》在激起强烈社会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我内心的深刻反思。以前不是有一种议论，说历史研究离现实太远，没有多大用处，因而不受大众欢迎吗?但从《天下四川人》的出版发行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广大读者对于历史还是很有兴趣的，他们不是不需要历史研究，关键在于历史学家能否拿得出内容与形式都为读者所关注、所喜好的著作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就此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深刻地指出，正因为人类对历史的关心，通常都出于对今人及现实的关怀，因此，"历史研究有用没用，用处大用处小"，自然与历史研究的题材内容作用于今人和现实的程度，以及成果的表现形式能否易于为今人和现实所接受密切相关。他并从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总结出学术研究内容与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的经验，指出黄仁宇的书之所以在大陆、台湾拥有大量读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两点："一是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表现出相当的现实关怀，能够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读了会有一定的启示；二是他的著作的表述形式比较通俗直白，容易为有知识的普通读者所接受。"如果说，几年前我是在不自觉中找到一点与历史对话的感觉，对现实寄托人文关怀的情愫，那么，在今天，当《天下四川人》作为一段经历已经成为过去，并着手撰写新著时，自当进一步坚持这个方向，而不能从现有的起点倒退。尽管本书在许多方面与前者有所区别，但是，作为作者，必须努力解决好个人兴趣与历史责任感相结合，学术研究内容与生动的表达形式相结合的问题，则是共通的。只有做到这两个"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思想、有创见地叙说历史，总结经验，给普通大众以启迪，为今世和未来提供借鉴。为此，本书行文试图在学术与大众读者需要的结合点上，兼顾知识性与通俗性，具体做法是：在基本保持学术体例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行文尽量照顾一般读者的需要，但在正文的陈述分析中，不作过分的夸张性的文学描写，以保证基本忠于历史；仅在篇、章导语中则适当放开，加入一些联想和比喻，以加强章节之间的衔接，同时活跃一下阅读气氛。这样做是否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有待进一步检验，尚请读者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