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发表论文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中西文化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显著存在，以及它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精神领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中的不争事实。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领域所进行科学认识的经验还不够成熟，人们似乎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能够如此突飞猛进，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了"中国传统儒学。在今天看来，这两种关于"取代"的说法，显然是对于本土历史和本土文化的主观忽略态度，也是一种以僵化的"道不变"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态度，而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所倡导的科学的文化史观和哲学史观。因为在具体的文化事实上，某一种本土文化并不是一种（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可以"取代"的；同时，某一种（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例如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主观上想"原封不动"地拿来，就可以"原封不动"拿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及"它在中国的传播"的问题上，存在着十分复杂的文化间关系。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思想精神领导地位的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中，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都存在着复杂的中西文化关系，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文化的具体语境来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德语文本（文本I）、俄语文本（文本II）与汉语文本（文本III）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上述三个文本与实际上存在于中国大地社会生活中、学术研究中、并仍然在起作用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认为，把这个关系作为已经被我们确认了的文化事实进行理论化、并在理论层面对它进行仔细研究，是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且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术任务，也是建构既具有民族主体性、又具有前沿的世界主义的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要前提。下面就分几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二，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的进步要素能够认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必然有一定的"文化根据"。任何一种外域文化要能够"以理论的方式"进入中国，必然要有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它"感兴趣"。要对它从思想上认同。这个认同必然是在本土文化的具体思想基础上发生的，同时，它必须具有能够解决本土文化问题的功能。也就是说，被引入的外域文化，同本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要有相似的内容或者问题的共同性，或者问题的接续性。如果本土文化中不具备这种基础，认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注意并积极引入中国，这种现象的中国本土基础到底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由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而开始较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新青年--为什么"会"（或者"能够"）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并不能仅仅以"革命热情"来加以解释。这个事实有其必然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进内容，发展到此时，它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要求它必须在思想精神层面上对于诸如形上方法、历史发展目标和社会行动方式等大问题，有新的理论阐释。对于这些问题的阐释，既要有传统的文化根基，又要有新的思想精神资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新青年接受，正是因为它被"新青年"看作既符合中国传统的进步大道，又能够救中国于时代的水深火热之中的崭新的思想精神资料。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认定，首先是时代精神形势所决定。在这一方面，有三点基本理由。其一，当时的革命青年不满腐朽的封建文化传统，从而激烈地认为中国文化过于古老，甚至腐朽、反动；认为传统文化资源已经"过时"，不能解决中国在当时新的时代形势下面临的迫切而尖锐的新问题，而必须从外国（基本上是指从西方）引进具有时代先进性的、有活力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从其根源上来说，是一种西方理论。它的这种"文化圈"地域属性，完全满足中国新青年的上述要求；其二，中国新青年面对内忧外患，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呼唤以革命方式缔造一个新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也是反对现状、主张以革命"批判"的方式改变现状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也能够满足中国新青年对当时社会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思想文化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但是，这种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相结合的首要条件是在各国广泛传播。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取代了形形色色非无产阶级思想流派而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欧洲，特别是德国、英国和法国，是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主要舞台，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泛传播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后半叶的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第一代继承者们的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是：德国的约瑟夫·狄慈根、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法国的保尔·拉法格；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以及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传播，除了来自反动政府的查禁、封锁，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歪曲、污蔑外，从马克思主义自身来看，这方面的障碍大致有：语言问题；通俗化问题以及具体化问题。只有克服这些障碍，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各国为无产阶级接受并在那里扎根发展。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各国翻译、编辑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中间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们还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鼓动力的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著作，起草和制定有关政党的纲领，进一步阐发和探索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理论。他们批判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重大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代学识渊博、个性鲜明的学生和继承者载入史册。与时代的特点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有关，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较多地注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他们善于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用于历史，善于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具体化、民族化，因而他们的著作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很容易为各国无产阶级接受。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自然观、认识论却研究不多，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狄慈根注重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其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吗？？写吧啊

天演论 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于是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成为朝野之共识。中国的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源、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郑观应等，为译介西书，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五十年过去了，甲午海战的惨败，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关头。此时，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属福州市）人。光绪三年（1877），严复作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学英法的学员，赴英国学习驾驶。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后改名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两年半中，“考课屡列优等”，成为该校的高材生。 《天演论》是严复最著名的译作。《天演论》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也是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天演论》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学术讲座上的讲稿，导言是1894年他在讲稿付印前添写的，较正文还长些。《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奠定的，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这一思想。 严复译述《天演论》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他将《天演论》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按语。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严复在按语中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不看实际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弹“夷夏轩轾”(轩轾xuan zhi本义：中国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老调，弄得不好，就会亡国灭种。《天演论》告诉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 《天演论》于1896年译成，……他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最要有二，一曰物竟，一日天择。此外，严复还把《天演论》译稿给梁启超等人看过。因此，《天演论》正式出版虽在1898年，但其物竞天择的理论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传开。 《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侍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 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 胡适回忆：(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 其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稳定，社会繁荣，自由主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的思想学说正风行英国。回顾落后贫困、思想封闭的祖国，严复深受震动，于是，他更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求中国富强之道。回国后，始在福州马江船政学堂任教习。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学堂总教习，后又出任总办（校长）之职。这些学历和经历，使严复具备了成为思想家的必备素养和参与政治的条件。甲午中日开战，国家危亡悬于旦夕，《马关条约》的签定更激起国人的无比愤怒。严复于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为世人瞩目。在《原强》一文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及其生物进化论观点，同时又介绍了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及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撮合二者，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解。而这一思想的深入论述，即是体现在《天演论》一书的翻译过程中。 《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 字，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 《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论文。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自此书出版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胡适在读书时，老师让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要学生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作文，他说：“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的小孩能发挥的。但说明读《天演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他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天演论》发表产生的冲击波不仅在当时，而是影响了几代人，并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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