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作为美国新一届总统,拜登的个性特质与行为决策特点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美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本文分析了拜登的人格特征,发现亲和宜人和积极外向是拜登的两项核心特质,顺势而为、执着不弃和激励渴求为其三项重要特质。由于核心特质对于行为决策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因此与亲和宜人特质相关的人际导向和低主导性,以及与积极外向特质相关的谈判导向,拜登决策的三项核心特点。其余两项重要的决策特点为约束适应和短期导向。基于这些发现,需要进一步探索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积极性格特质并不必然意味着高效的政策设计和合作的政治姿态。拜登在大五人格维度上的表现大多比较正向,更符合人们对美国传统政客 形象的心理预期。然而,在政治情境中,“积极”特质并不必然意味着高效的政策设计。比如,人际导向可能意味着拜登过于在意外界对政策效果的评价,进而难以推行一种变革性的政策;低主导性也可能意味着拜登缺乏对全局的把控,进而难以协调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另外,“积极”特质并不意味着拜登在冲突性议题上的解决方式趋向温和。比如,谈判导向的拜登可能在维持沟通渠道的同时,加强对对手的施压行为,进而出现一种竞争激化与开放谈判共存的局面。第二,拜登的执政风格及其延续性。就任总统之后,拜登表现出了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可从拜登的人格特质和决策特点中探索其起源及其 延续性。首先,积极外向与渴求激励的性格特质,说明拜登对于公开且实质性的社会辩论持更为开放 的态度。具体而言,拜登呈现了一种务实的沟通风格,倾向于相信促进政策议程的公开讨论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拜登愿意公开谈论美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在 疫情等挑战性议题上较少表现出拒不承认或者隐瞒信息的态度。拜登政策团队公开承认美国处于新冠疫情、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种族平等“四个彼此 交叉重叠的危机”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其次,约束适应的决策风格决定了拜登对待外在约束的态度,在面临外在挑战时他倾向于尊重外在挑战并借鉴被证明是成功的政策方案。拜登执政初期大力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执政方案和公众 沟通风格,借助其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正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拜登上任后就提出了“百日新政”和“十日计划”,推动出台 1.9 万亿美元刺激计划 以应对经济萧条,说明其试图在政府主导之下,团结并发动社会社会力量以应对危机;另一方面,拜登模仿了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希望以此塑造亲 和的公众形象。从拜登的性格特质出发,可以预期,拜登这种务实且亲民的执政风格将有较大的延续性。第三,拜登心理特质如何影响美国未来战略设计。拜登政府的战略设计已有初步显现,从其心理特质出发,可以更为系统的认识其战略设计的内在驱力。其一,对弱势群体的高同情心与拜登上台初期的施政重点。同情弱者是拜登亲和宜人特质的重 要方面,这一特质塑造了拜登关于政府功能的观念。拜登主张政府应充分承担社会责任,救济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上台初期,面对新冠疫情导致 的经济衰退,拜登致力于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并提出了一揽子的救济方案和促进底层民众就业的计划。其二,自我升华式的防御机制与国内发展优先。自我升华是拜登执着不弃特质的重要方面,即当遇 到困境时,拜登倾向于自省的、非攻击性的应对方式。这种内在特质意味着拜登将自我改良视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进而较大地影响了拜登关于内政与外交关系的看法,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外交政策要服 务于内政。聚焦于美国自身的发展是拜登政府的鲜明特点,新冠疫情、气候、种族平等、经济、医疗、移民以及恢复美国的全球地位是白宫网站上列出的 七项优先议题,其中前六项主要是内政问题。其三,人际地位与国际地位类比。拜登亲和宜人、积极外向的性格特质以及人际导向的决策特点都体现了其对友好的人际关系地位及人际奖励的强烈需求,进而影响了拜登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设置。拜登上台初期将提高美国的国际地位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异常强调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在就任后的第一次对外政策演讲以及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中,拜登都强调“美国回来了”,并将对西方盟友负起应有的义务和参与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