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夏之交，归国学者李玲拖着箱子走进北京大学西门。这里是她接下来十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但开端显得很冷清：无论街上还是学校里，都是空荡荡的，大白天也人影稀少，车辆严禁进入校园。在“非典”带来的高度戒备和恐慌气氛中，这个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国家的心脏一度近乎停跳。在李玲眼中，“到处都封着，所有门都关着，所有聚会都取消，整个城市的经济几乎骤然就停下来了”。在美国生活17年，已经取得马里兰州立大学的经济学终身教职之后，李玲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邀请回国，填补这个教研团队在医疗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空白。离开美国之前，中国发生疫情的消息已经传遍世界，但情况究竟有多严重，控制到何种程度，只能凭想象。马里兰州政府向居民发出通知，告诫每个人“不许到中国去，去了一切责任自负”。当时在中国之外的许多人还不知道疫情流行已近尾声。而在回国不久的李玲眼里，最终留下印象的仅仅是：中国政府力量非常强大，“又是一场举国上下的严防死守”，很快就把这场危机给化解了。危机意味着什么，又改变了什么，她是后来才体会到。因为“非典”，原医改方案“悬崖勒马”回国后，除了担任教职，李玲开始承接学校和国家的科研任务。下基层调研时，她才发现，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国家的统计簿上，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问一个地方领导，特别是县委书记、县长，报起所有的经济数据来如数家珍——多少GDP，多少产值，甚至多少牛多少羊，恨不得多少鸡都能给你报出来。但是你问跟人相关的数据，比如婴儿死亡率多少，孕产妇死亡率多少，人均预期寿命多长，他们不知道。我就觉得挺纳闷的，然后一想：喔，它们跟GDP没关系，因为GDP不算人哪。”更进一步了解基层情况之后，她意识到，在“非典”面前的中国其实曾经是很幸运的。如果疫情不是仅仅在几个体系健全、动员能力强的大城市蔓延，而是深入了乡村，情况会不堪设想，因为基层服务体系“已经完全垮掉了”。“2003年回国时，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是一大抱怨，当时发改委已经几乎要出台一个文件，参照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留几所医院，然后其他的全部给卖掉。”基本医疗服务并不挣钱，甚至赔钱。如果比照国企改革，医疗资源将在市场的自然配置下，大幅度向城市倾斜，基层将逐渐变成一个空壳，面对“非典”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将不堪一击。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自发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但看到它的风险的人并不太多。在那份文件一锤定音之前，“非典”来了。“非典”之后，医改悬崖勒马，内部争议声四起。“当时吵的，哇——”李玲回忆，“整个就开始讨论医改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更深刻地反思：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能不能照搬经济领域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做？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和边界是什么？”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3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随后在党的十七大写入党章，成为新的国家发展指导思想。核心就是从过去的全面集中发展经济，转变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兼顾。“‘非典’其实是推动了新时期国家发展理念和方向的转型。我觉得，这个影响是了不得的。”李玲说 。
木图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