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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由内战转向和平的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意义来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对蒋介石国民党，尤其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利，促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举国一致抗日的发动和最后胜利，也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铺垫了道路。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现实启示，李教授指出三点，一要弘扬和提倡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任何人、团体、政党、阶级的利益相比，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和本质特征。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全人类的利益具有更高的价值，我们应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树立大国风范，实现激情和理智的共振。第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都是一个好的机遇，但中国共产党抓住了机遇，国民党没有抓好。可见，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能力，要把握好客观形势和机遇。最后，我们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力戒盛世意识。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张学良和杨虎城事件背景编辑国际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国内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4-5]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两广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剿共”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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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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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中西安事变的过程及其意义,在第十二篇,每本书的版本不一样。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当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蒋介石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为此，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 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 区。他又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许多高级军政要员召集到西安，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个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不再打内战的决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张、杨部队的生 存。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
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 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 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
一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
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庆七一朗诵诗歌:<<<<<<党旗飘扬在 21 世纪的春天党旗，前赴后继，穿过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党旗，高歌挺进，跨越建设征途的漫道雄关；党旗，载歌载舞，接受 13亿人民欢庆 84周年华诞的光辉灿烂；党旗，昂扬屹立地球东半，飘扬在 21 世纪的春天。党旗飘扬在春天，你们的儿女们没有辜负大地的渴盼。她们辛勤劳作，将多少富有想象力的种子播撒在大河上下，塞北江南 ! 在党的旗帜上金色的铁锤镰刀交叉联合，象征着劳动创造光明幸福。今天，这一图案的精神感召已化作物质力量，振兴空白的田垅，开拓发展的空间，以科技腾飞那些高耗低效的企业，用富裕转换贫困的山区和荒原。于是，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思想的绿树蓓蕾争绽，智慧的园林群芳竞妍；经济的根须延伸无穷的活力，幸福的硕果缀满生活的枝干……党旗下的儿女们没有在成功的喜悦中陶醉。她甚至顾不得抖落一肩风尘，来不及擦一把额头上热汗，刚把示范的标牌竖在沿海地区的 " 试验田 " ，又铺展开 " 西部大开发 " 的宏伟画卷。党旗飘扬在春天，你们的儿女们没有停下耕耘的脚步，她们深知开垦板结的地块需要闪光的犁尖。演绎出春天的故事的那位老人，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南方，走向中国人民久久的期盼。他以睿智和远虑审视全局，挥笔写下气壮山河的新美的诗篇。一切美好的、向上的、进取的萌芽，都从他的沉稳的气度中，感知到春天爱抚的淳厚和温暖。于是，诗情画意的中国南方，伴随着杏花春雨长出了经济特区，长出了举世惊羡的城乡风景线。思想的春潮冲破了僵化观念的禁锢，改革开放的实践验证了 " 发展是硬道理 " 的科学论断。东风吹来满眼春。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开始重新勾画自己的风貌，在中华大地上发表告别贫穷的宣言。党旗飘扬在春天，你的儿女们站在希望的田野上，不仅让每一片心灵的沃土都绿苗拔节，向往丰饶的收获与成熟的信念，还在毫不留情地消灭毒菌害虫，不准腐败之徒窃取人民的果实去摆设纸醉金迷的酒宴。她们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以足够的勇气锐意进取，统领六千万先进分子，与十二亿英雄儿女组成了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兵团。置身于这壮丽、崭新的阵容之中，感受气势恢宏的进军场面，我们久经沙场的士兵、业绩辉煌的新、老劳动模范、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师、苦立战功的 " 科研狂 " 呀……每一个为共和国成长付出聪明才智和艰辛劳动的老、中、青同志，怎能不沸腾青春的热血，将青春的热血，将万千思绪化作激情的喷泉！因为我们重任在肩，始终为实现崇高理想殚精竭虑；因为我们壮志未酬，愿为振兴中华挥洒更多的热汗！啊，党旗，你带着自信的微笑，行进在 21 世纪的春天。在新世纪的万里晴空，火红的党旗在指引，火红的党旗在召唤，火红的党旗更闪耀，火红的党旗更灿烂！<<<<<<<<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在阳光里穿梭；有一首歌，在脉管里流淌，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歌词铿锵有力，旋律气势磅礴；这首歌，是照亮心灵的灯，是点燃信念的火；这首歌，是吹沸热血的风，是酿造蜜汁的果；这首歌，曾被大风搓揉，曾被暴雨打磨；这首歌，愈搓愈加光亮；愈磨愈是闪烁；这首歌，唱了半个世纪，愈唱愈加鲜活；这首歌，植根几代人的心灵，在代代人心上蓬勃……这首歌在我们心上活着；它融入我们的生命，融入我们的血液；有了它，生活就会充满色彩；有了它，生命就会充满蓬勃……这首歌，内涵极其丰富；值得一生咀嚼；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是党，推翻三座大山，人民才尝到翻身的喜悦，是党，领导改革开放，富裕才走进百姓生活；是党，倡导西部开发，戈壁才崛起新城座座；唱着这支歌，我们又听到祖国的吩咐；唱着这支歌，耳畔又响起党的嘱托；我们会接过革命的红旗，我们会挑起父辈的大业；我们会让未来的世界，充满鸟语花香；我们会把一个个日子，烹制成香甜可口的音乐……有一首歌，照亮我们的岁月；芬芳我们的生活；有一首歌，鼓起理想的风帆；填平征途的沟壑；有一首歌，越唱眼睛越亮；越唱心胸越阔；它是前进时的火炬它是焦渴时的清波；它是沉闷时的惊雷，它是迷路时的星座；它是心上的一轮明月，它是生命之树的一片绿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在我心中诞生于南湖游船，犹如天际升起的朝阳。历经沧桑的祖国，如同沉睡的雄狮，在您耀眼的光芒下，猛然睁开了双眼。秋收暴动的长缨，八一起义的枪声，井岗山头的号角，万里长征的战歌，党啊我亲爱的母亲，您高擎镰刀斧头的旗帜，率领中华儿女奋勇向前。遵义会议的曙光，抗击日寇的胜利，西安事变的调和……党啊，我的母亲，您用超常的智慧，挽狂澜，拯万民，定国运……国共的几度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工农红军的改编……党啊，我的母亲，处处显示您：博大坦荡的胸襟，酷爱和平的真诚。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党啊，我的母亲，您以非凡的魄力，率领百万雄师，过大江，追穷寇，缚苍龙，把五星红旗升起在祖国的上空。党啊，我的母亲，您生命旅途的每分每秒，都凝聚着蓬勃生机。您沾满尘土的汗水，浸透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您披荆斩棘，从希望走向新的希望。建三峡，抗洪魔，收港澳，党啊，我亲爱的母亲，您用慈母般的情怀，温暖着普天中华儿女的心田。党啊，我亲爱的母亲，您用坚强的臂膀，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尊严。而今，您依然精力充沛，雄风犹在，率领着亿万中国人民，演奏着改革开放的交响曲。从东海到西藏，从南沙到北疆。党啊，我的母亲，在您英明正确的指引下，我们正唱着春天的故事，昂首跨越新的世纪。党啊，我的母亲，今天是你的生日。作为您的儿女，我们向您表示——最热烈最诚挚的祝贺。无论何时何地，您永远是儿女心中——最慈祥，最伟大，最圣洁的母亲。党啊，我的母亲，您永远在我们心中。<<<<<世纪抒怀我与晶莹为邻常去戏弄那万般风采也笑力工 扛走凝聚的浪千重跨跃成世纪风水绿了昨夜的新枝红了少女的睡态不屑诗海扬帆的我也闯入意境检阅晨光中的雾松那壮美的胸怀莫道雪季的日复一日有凌晨星斗看落南国葡旗四百年风云，欢送了他们表演的那个时代接连着三百六十万个日升潮落的演绎民族精神涂红的南湖红船的航线和它载着的未来这是那个世纪里真实的故事每一片波纹 都融入血火每一朵浪花 都印有兴衰伟人们留下农奴戟走了他们完成的历史在供后人剪裁我们共产党人的后裔延续着真理让天良之火 将朴素彩排大泽乡在回归的苍凉中热烈着农民起义的首次成功一切都得到了改变不变的是镰刀斧头号召起来殊路同归的热爱李自成也在九泉之下呻吟着他们的贡献只是没有料到二 OOO 的日子里怎么还能有道道纤维红透了白雪皑皑是世纪幽灵让一切生命 都结束徘徊使九州大同的序幕让责任拉开岁月推陈 新生赶路细节感人 真实难耐不同的心境酿造不同的表情浩浩中华 --好大一座舞台内忧外患 就这样地走了在狮子滚动绣球民风的吹拂之下在巨龙翻转腰姿民俗的重复之中令理想纵情将公众的不幸 让公众掩埋纵有飞船游天 与红旗倒地舆论着社会主义的成败我们还是认定十月革命的故乡那炮火呼啸的价值用灵魂铭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个世纪的特征无产者开始执行颠倒着历史政权属于苏维埃而后的而后又有南昌城的大刀又有雪山草地的足印交织成 1949 的数字半个世纪激烈着红军延续的豪迈啊 ，旗卷去舒血解峥嵘 慈航苦海又有 " 东风压倒西风 "是信念铸造狂妄还是自信横扫阴霾反正，反正，没有的一切可以有中国的雷鸣奇迹着联合国的讲台我们就是这样地从五千年的洗礼中走过这百年瞬间用 " 东方红 " 的陕音用邓公的南巡坚定着曾经的摇摆至到本诗的开头善良着中国心从葡旗退下的时刻豪性煮沸北国南疆沧桑回首旧雨新柴···啊 ，福降中华连历史都这般慷慨整个人类谁能用 " 还我统一 " 的接受推醒世纪黎明神州正在整冠更衣去巡视儿女的爱戴是从古训中更迭是从崭新中磅礴是从传统中成才我们用骄傲 惩罚过气馁也曾用谦虚 制止过失败当世纪晨辉 撒向我们民族的激情泪水中的东方 在模糊着血野完成了一次思念收回了多少不该善于总结的政党也在将一切成功注册人民的憧憬 就是商标在怀亿万载日月滴成溶岩一百年太短 五十年太急展望是我们的品质没功夫为往昔默哀带领你的执著上路吧需要的应该继续合理说明着存在万千臣民正从思维中提炼这亘古不变的精华民族之林繁茂参天鼎盛着世纪光彩在历史中穿行的炎黄子孙用拔地腾空的气魄书写着我们的热情书写着我们的坚贞祖国呀，一切都可以变换只有儿女的初衷不改所以，我们把往昔叫作热爱所以，我们把今朝叫作澎湃所以，我们将前进的方式叫作继往开来<<<<<<党旗下.....有一页历史，照亮了黑暗的岁月；有一页历史，在我们心上铭刻。这一天，镰刀和铁锤，组成图案的旗帜在迎风飘拂；这一天，呻吟在水火中的灵魂，有了太阳的照射。从此，这一把镰刀呼啸着，要割断旧世界的一切枷锁；从此，这一把铁锤呐喊着，要砸碎一个旧的岁月！于是，南方的甘蔗林，变成刀枪，抵御外敌侵略；于是，北方的青纱帐，变成墓穴，埋葬旧世界的罪孽！中国，有了这面旗帜的指引，从此走出了漫漫长夜；人民，有了这面旗帜的指引，从此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从此，我们的祖国，不再四分五裂；从此，我们的民族，不再任人掳掠……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声音响彻大江南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声音响彻三山五岳……是党的旗帜指引，我们才战胜风浪，驶过漩涡；是党的旗帜指引，我们才走进丽日蓝天、满园春色……在党的旗帜下，我们紧密团结：如钢似铁；在党的旗帜下，我们昂首挺胸：如松似柏。难忘文革那些岁月，中国遭受十年浩劫，是党举起党旗拨乱反正，填平路上沟壑，砍断绊脚藤葛……中国敞开明亮的窗户，让世界走进我们的视野；祖国欢呼一个春天的来临，让拂面的春风吹沸我们的热血。我们是祖国新的一代，我们有喷薄的青春和热血。立于三尺讲台无怨无悔，演绎人生的辉煌伟业。我们会缅怀过去，牢记先辈沉甸甸的嘱托；我们会面向未来，为党旗续写新的一页。我们不会浑浑噩噩，在皮转椅上打发岁月；我们会把心的琴键擦得锃亮，把生命的音符弹得更富声色……号声嘹亮，鼓声激越，看！一代新人将在党旗下集结；放心吧，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一代新人在接受你们庄严的检阅！放心吧，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一代新人在接受你们庄严的检阅！<<<<<我们不会忘记太阳升起，霞光犹如奔突的洪流从倾覆的黑暗之上汹涌而至这是被照彻的诞生史诗的扉页歌声已挣脱锁链喷薄而出我们目睹这力的苍遒潮落潮起多少执着沉浮于五千年的缄默里与崛起的梦想锈成一片历史辽阔而沉寂这一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840 年珠江口沉闷的枪声一队蓝眼睛的火枪手涌进了东方的土地本来就枷锁沉重的民族又一次跌入命运的低谷我们不会忘记1921 年这个神圣的年代在一个清波荡漾的湖面在一个普通的游船里相聚着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于是，铁锤镰刀就铸进中国的历史84 年了历史的每一年，都闪耀着她的光辉我们不会忘记秋收暴动的长缨八一起义的枪声井冈山头的号角长征路上的足迹指引着中华儿女奋勇向前我们不会忘记1935 年，一个伟大的舵手掌握了革命的航船从此，就胜利连着胜利从延安的灯塔到北京的酒杯你用超常的智慧，博大的胸襟挽狂澜，定国运，救万民！用了多少钢铁，生命爱情和仇恨用了多少忧思，企盼挣扎和憧憬时光终于浇铸出一个盛大的庆典：1949 年 10 月 1 日我们不会忘记祖国在花间前行人民吹着铜号敲响锣鼓乡村披上绿的盛装城市一天一天拔节拓宽的视野超越一切被封闭的劫难发展才是硬道理春风在思想解放的弦上前行，比空气还要自由的思想吹拂着理论的旗帜沧桑之后，一个沉默的人说出内心炙烈的信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这是市场经济的祖国这是一国两制的祖国这是在负重中狂飚突进的祖国呵我们不会忘记新的机遇，新的挑战这日新月异的时代这承前启后的时代继往开来的世纪之钟再次调开民族复兴的大门再次祈盼一种奇迹让“三个代表”成为我们心中最高的星辰山河依旧，世纪之风再起于青苹之末被旗帜和道路所继承树木葱茏，花香遍地而我们的歌声又无声地——爆出新叶祖国呵我拿什么来献给你巍峨昆仑固守着你的尊严壮美泰山挥洒着你的豪迈喜马拉雅是你的脊梁秦岭太行是你的手臂你的骨骼铸就我们的坚韧我们的坚韧连接着你的疼痛这上下五千年的悠悠记忆这怅然天地间的漫漫愁思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上航行我们不会忘记历史的罗盘指定歌声中的光明我听见号角已唤醒酣睡的星星这歌声在星星上旋转在长空飘向大地我听见这歌声被亿万人唱起重叠成一颗永恒的音符从历史的隧道中穿越成为人类歌颂和平的韵脚
在西安事变前，蒋一直坚决剿共，共刚结束长征，人员已大部分溃败逃散不足3万人，且处战略区位与形势不利于发展，如果当时西安事变没有促成国共合作，蒋的先“安内”后“攘外”之策略很可能即将成功，亦即为共可被剿灭。但西安事变逼蒋促成了国共合作，给了共喘息和发展的时间，国共合作后共可以光明正大的进行自己的政治宣传，并急速扩军，从国角度看来此即为"养虎为患"。西安事变并不会改变抗日结果，如今各方均已承认是国军在抗战中担当主力，在正面战场拖延日军，而蒋也一直在向国际争取抗日外援，也就是说，西安事变改变的，是即本将灭亡的共的命运。现在骂张扬二人的多是参照台湾现状，钦羡和设想认为如果由国党统治大陆会更好的人。另外，当年西安事变，有某些资料和回忆披露是杨虎城裹挟张学良进行的，当时蒋扬存在矛盾，蒋一直在削夺扬的兵权，当时蒋若离开西安，扬将彻底失势，于是杨想利用抗日大义拉张一起发动事变，张当时的态度模糊，且当时张仅带了一个团的兵力驻在外围，而扬三个团的兵力在附近，于是被裹挟默认参与了。西安事变中，扬曾想对蒋不利，张寻找机会把蒋带离了扬所部控制区域由自己部队保护才使扬没能得逞。张后来对西安事变的结果似乎也很自责，扬后来躲去了欧洲，后又被诱变回大陆除掉了
西安事变的经过：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1936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死蒋介石。南京中央于1936年12月12日23时30分，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1936年12月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1936年12月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1936年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但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1936年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 、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1936年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1936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1936年12月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1936年12月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成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介石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参考资料：西安事变百科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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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中西安事变的过程及其意义,在第十二篇,每本书的版本不一样。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当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蒋介石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为此，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 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 区。他又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许多高级军政要员召集到西安，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个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不再打内战的决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张、杨部队的生 存。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
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 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 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
一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
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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