馨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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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秋人被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他参加上海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帮助国民党改组，协助王荷波领导工人运动。1924年1月，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6月，任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秘书（书记）。9月，补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并为上海、杭州的党、团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期间，曾两次到绍兴指导发展青年团的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领导成员，在上海《民国日报》和《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声讨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文章，为上海及江浙一带反帝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6年3月，张秋人到广州，继毛泽东和沈雁冰之后，接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编辑。共编辑了《政治周报》第八期到第十三期，每期都有亲自撰写的重要政论文章，有两期都是他的文章。 这些文章不但发挥了革命宣传作用，而且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党史资料。《政治周报》停办后，他到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员。不久，调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与恽代英、萧楚女并誉为“广州三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武汉黄埔分校工作，与向警予等一起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在杭州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中共浙江省委遭到严重破坏。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张秋人回到上海。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央派他接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明知自己在浙江认识的人多，容易暴露而随时可能被捕，仍勇敢地接受任务。行前对友人风趣地说：“看来，我的头要砍在杭州了。”9月27日到杭州，当晚召开了会议，改组了省委，讨论了整顿组织和在农村举行秋收暴动等问题。9月29日，夫妇俩在西湖边突遇几个黄埔军校的反动学生，便拉着妻子跳上游船，用英语悄声说：“遇着危险了。你不要慌张，赶快想办法把旅馆里的文件销毁或转移。”便纵身跳入湖中，把随身带的文件踩入湖底。被捕后，面对死刑的威胁，依然谈笑风生，孜孜不倦地读书。有人问他：“你既然等着枪毙，为什么还爱读书呢？”回答说：“我们作，就要认真学习，岂能坐以待毙。”他的革命言行，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青年难友为革命努力学习，寻求真理的信心和勇气。遇害1928年2月8日，张秋人突遭提审，法官问他姓名、年龄，他便怒目圆睁，厉声喝道：“老子张秋人！”随即抓起砚台向法官掷去，并一脚踢翻案桌。当日，遇害年仅三十岁。1931年，毛泽东在瑞金回忆说：“张秋人是个好同志，好党员，很有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当年在狱中的失学青年薛暮桥，在张秋人的教育启发下，发愤学习，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以十分崇敬的心情，缅怀“监狱大学”的教师时说：“张秋人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但他为党勤奋学习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张秋人，男，汉族，浙江诸暨人，1898年出生，1928年2月8日牺牲。张秋人出生于佃中农家庭。1915年考入绍兴越才中学，1917年转入宁波崇信中学学习。1920年夏，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被剥夺免费保送上大学的资格，被迫赴上海求职。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投身于革命活动。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义务教员，并协助指导杭州等地的建团工作。同年夏，经陈独秀介绍往长沙会晤毛泽东后，应聘为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英语教员，以此为掩护，积极参与湘南地区中共领导的青年和学生运动。1923年5月因发动学潮被迫离湘返沪。8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4年1月，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候补委员。6月，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秘书（即书记）。9月，补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团中央局农工委员。在三省一市从事青年运动和国民革命，开展建团、建党工作。同时，领导江浙沪一带反对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非基督教大同盟”，此间多次回宁波、绍兴等地指导群众爱国运动，亲自撰写文章，带头游行和演讲。1924年9月25日，团中央派他任《中国青年》编辑，并为《团刊》和《平民之友》撰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广州的青年革命军》等十几篇文章。1925年1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从5月起，全力投入“五卅”惨案后的反帝爱国运动，组织发动沪、杭、甬、绍等地群众的声援斗争。同年秋，任芜湖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和团地委负责人，领导当地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加快了当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1926年3月，党组织调他去广州继毛泽东、沈雁冰之后接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编辑，主编了8―13期。他连续发表文章，分析、评论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鼓动人民进行革命，显示了杰出的宣传鼓动才能。5月，任教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不久，调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讲授各国革命史、国民革命概论和苏俄研究等课程。和恽代英等人一起，以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国民党反动派重金通缉，离广州经武汉，于7月初秘密到达上海。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为加强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力量，他遵照党中央决定，冒着极大的危险，于9月27日前往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到任后当天即召开在杭中共党员活动分子会议，改组了省委。9月29日，在西湖刘庄附近遭国民党特务逮捕。被捕前，他一面用英语嘱咐妻子赶快回旅馆转移党内文件；一面纵身跳入湖中，把藏在身边的党员名单踩入湖底泥中，保护了党的机密和组织的安全。1928年初，他被当作“要犯”转押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他置生死于度外，每天坚持读书五、六小时，还向难友们讲述各国革命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郑重勉励难友：“我们共产党人，活一天就要为革命工作一天。在监牢里既然不能为革命工作，就要认真学习，岂能坐以待毙！”直到牺牲前一天晚上，还讲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历史，给难友们上了最后一课。1928年2月8日，敌人传唤他开庭，他明白已到了最后时刻，遂将衣物送给难友，从容诀别。在狱中刑庭上，他趁敌人不备，抓起审判桌上一块砚石，猛力掷向法官，并掀翻了审判桌。在刑场上，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必然成功！”等口号，连中7弹，壮烈牺牲。遗体由其兄迁葬回家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修葺了烈士墓，并列为省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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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关注最底层人的经济学家
阿马蒂亚·森简介
由于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 Kumar Sen ）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作出精辟论述，199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称为关注最底层人的经济学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将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上作出数项关键性的贡献阿马蒂亚·森简介，举凡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
阿马蒂亚·森的学术研究历程及成就贡献
阿马蒂亚·森于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桑蒂尼克坦。早年求学于加尔各答大学总统学院。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学的是自然科学，后转向了经济学。促使他选择学习经济学的原因之一，是在他9岁多的时候即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饿，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这件事对他以后生活道路选择和学术生涯有重要影响。不过他一接触经济学即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当然，作为一个学生，他对数学、自然科学、哲学也很感兴趣。在加尔各答大学，经济学教学仅仅限于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他最早接触的经济学著作包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并曾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尽管后来他对萨缪尔森的一些观点也提出了不少批评。当然，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古典主义经济学也是他的兴趣所在。此外阿马蒂亚·森简介，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肖伯纳的文学，马克思的政治主张都有强烈兴趣。
1953年大学毕业后，随即去了剑桥大学，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不少著名经济学大师。他常与这些著名经济学家讨论问题，并从中获得了很大教益。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皮埃罗·斯拉伐（Piero Sraffa）曾作过他的老师。他亦与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有不少交往。在剑桥大学的第二年，阿马蒂·森即开始在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指导下写作论文。他曾与多布一起讨论过阿罗（K．Arrow）的名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通过与多布的讨论，他发现了一些具有挑战的问题，并学会了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研究的方法。
1955年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曾一度回到印度并于1956－1958年担任加尔各答杰得弗帕（Jadavpur）大学教授。不久即回到英国，并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主要探讨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选择问题，即探讨了资本贫乏的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问题。该博士论文次年以《技术选择》（1960年）为题正式出版，这是他所发表的第一本著作。阿马蒂亚·森还从1957年起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直至1963年。1963年起又回到印度，担任德里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至1971年。期间先后以客座身份担任麻省工理学院助理教授（1960—1961年）和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1964—1965年）。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有关农业发展中劳动力剩余、机械化与农场规模生产之间关系的论文；两篇有关农民居民户经济行为的重要论文“合作性企业的劳动力配置”（1966）和“有无剩余劳动力的农民与二元性（1966）。两篇同样重要的有关外部性与集体储蓄决策方面的论文—“论优化储蓄率”（1961）和“不保险、保险与社会折扣率”（1967）也先后得以发表。时他开始发表有关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诸如“分配、转移与利特尔（Little）福利准则”（1963年）、“偏好、投票与多数决策的转移”（1964）、“多数决策的不可能性”（（1966年）、“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1970年）等论文。有关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1970年）这一代表性著作中达到了最高峰。此外，他还在《哲学》与《哲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社会与道德哲学方面的论文。
1971年回到了英国，于1971—1977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包括，1972年曾与达斯格普塔（P．Dasgupta）和马格林（S．Marglin）合作出版了《项目评价指南》一书，该书后来成为发展项目评估方法的标准范本。这一时期的其他贡献与他对福利经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兴趣有关，同时也包括他对不平等及贫困测度的统计理论等方面的贡献，其思想反映在他于1973年所出版的《论经济不平等》一书中。这一时期森对他早期有关技术选择与发展的贡献赋予了新的内容，尤其对不同工作组织方式之间的差异（如雇用劳动与家庭生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于1975年出版了《就业、技术与发展》一书。阿马蒂亚·森认为，不同的工作组织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的主观价值，雇用劳动的成本高于家庭劳动的成本。他据此解释了发展中国小型家庭农场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原因。因此他指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仅仅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最有效率的技术，而必须考虑不同的生产安排中的要素投入的比例或规模，考虑不同工作组织方式中劳动负效用的差异。尽管这一时期森继续对发展问题予以关注，但在整个70年代，阿马蒂亚·森对福利与社会选择理论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不平等与贫困测度方面的论文。他提出了低于贫困与穷人排序基础上的测度问题。这一测度方法与测度不平等的基尼（Gini）系数密切相关，并进一步促进了这一领域技术性较高的著作的出版。同时他还出版了有关资本理论与聚集理论、伦理与道德哲学方面的论文。1976年他被印度授予马哈拉诺比斯奖（MahalanobisPrize）。
从1977年起，阿马蒂亚·森担任了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德拉蒙德（Drummond）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一教授职位此前只有西尼尔（N．Senior）、希克斯（J．Hicks）、埃奇沃思（F．Edgeworth）等杰出经济学家担任过。这一职位可以反映出他在牛津大学经济学团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时期他发表了有关福利经济学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著作。他在担任这职位期间，热心地投入到饥饿、贫困以及其他发展问题的研究，包括性别分工与不平等等问题，有关贫困与饥饿方面的论文先后发表于《经济与政治周刊》与《剑桥经济学杂志》等刊物中，同时他对哲学与伦理学问题有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对人性假设的新古典模式进行了批判。因为传统模式只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人的价值、权利与动机之间的关系。
阿马蒂亚·森担任过的团体职位
随着阿马蒂亚·森学术地位的上升，他被先后推举担任一些重要经济学学术团体职位。其中包括：
当选为1982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外籍荣誉院士
担任1984届经济计量学会会长
1986—1989届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学术职位。
1988年起森担任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
1989年担任了印度经济学会会长
1994年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不过他仍为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值得一提的是，森尽管长时间在英美国家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但他仍保留了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订工作。因而，他也就成为了自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
阿马球蒂亚·森的主要学术贡献
一、解决"投票悖论”
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是解决了名为"投票悖论"的问题。这问题可以用包括三个人物和三项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人物1选择是a，其次是b，最后是c；人物2的选择顺序是b、c、a；人物三是c、a、b。他们的选择可以表示为：就人物1和3的组合而言，a的选票多余b；但在人物1和2之间，b的选票多于c；在人物2和3之间，c的选票多余a。这里出现一种投票悖论，破坏得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问题显然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1的选择中a和b的项目互掉如下：3－cab，2－bca，1－bac。现在b胜过c（人物1和2），c胜过a（人物2和3），而b也胜过a（人物1和2），投票悖论已告消失，惟有b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a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选择模式：（1）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2）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或（3）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 *** 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二、引入“个人选择”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 *** 的税收政策），他印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三、挑战“不可能定理”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
以前的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而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具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定出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和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可具备更多的信息，实在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
阿马蒂亚•森的主要代表著作：
《技术选择》（Choiceofchniques，1960）
《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ChoiceandSocialWelfare，1970）
《论经济不公平》（OnEconomicIneguality，1973）
《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TechnologyandDevelopment，1975）
《贫困的水平》（1980年）
《贫穷和饥荒》（PovertyandFamines，1981）
《选择、福利和量度》（ChoiceWelfareandMeasurement，1982）
《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ValueandDevelopment，1984）
《商品与能力》（1985年）
《伦理学与经济学》（1987年）
《饥饿与公共行为》（与让•德雷兹合作著，1989年）
《生活标准》（1987年）
《不平等的再考察》（1992年）
《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年）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2004．
Inequality Reexamined， 2004．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2005．
他的两本论文集：
《选择、福利和测度》（1982年）
《资源、价值和发展》（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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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首次使用“政治文化”一词。当代政治文化研究起始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almond）。1956年，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比较政治体系”，首次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逐渐向研究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为过度 ,而人类的行为一定会受思想意识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动因的指导 ,所以必须深入研究 ,找到隐藏在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 ,他将之称为导向(orientation) 。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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